「明哲保身」的意思大致是：明智的人善於保全自己。現時多指因怕連累自身而做出逃避或改變原則的庸俗的處世態度，多少有點貶義罷。例如：面對道德公義上的事情，明白到於事無補的道理；唯有忍氣吞聲，退避三舍，為的只求生活得到最起碼的保障。
然而，「明哲保身」的原意真的是貶義嗎？
「明哲保身」一詞出於《詩經·大雅·蒸民》，第四章說：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說：仲山甫是周宣王的輔臣，對宣王的命令認真處理又能看透世態應對，此即所謂「既明且哲」的形容，至於所謂「以保其身」則可以從後兩句所說，願意晝夜操勞不懈怠而竭力輔助周宣王，即表示能夠應對日夜辛勞仍能保存自身以盡忠效力。從整首《蒸民》來說，主要是稱頌仲山甫的賢能才德，「明哲保身」更是稱讚他既具有智慧（明哲）更能夠保全自己（保身），兩者皆是為了盡忠輔助周宣王。明顯地，「明哲保身」的原意是褒義。
後來，「明哲保身」經《中庸》詮釋成為儒家傳統中所稱頌的處事態度，《中庸》廿七章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此而能致「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即能夠達到《詩經》所言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換言之，《中庸》把「明哲保身」的可能性繫於君子具有明智踐德所得的回報，「保身」並不單止身體的存養，更具有頤養天年的意思。朱熹說：「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中庸章句集注》）
「明哲保身」的原意為褒義，何以後來卻成為貶義呢？
相信這和宋明儒學特別強調氣節、重視踐仁而輕看及身福樂有關，尤其是《論語》與《孟子》都有特別強調為仁義而可以捨棄身體生命的說法，《論語衛靈公》說「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就講「捨生而取義」。宋明儒學的發展在經典詮釋的部分正好有由《中庸》、《易傳》的重視過度至《孟子》、《論語》的趨勢，生活的外在氛圍又處於高舉知識仁義而政治卻疲弱的處境，遂形成對於高舉仁義而輕於生死的價值取向。朱熹又說：「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論語章句集注》）
扼要地說，「明哲保身」在儒學傳統上是從《詩經》對仲山甫的稱讚而來，在《中庸》即成為明智踐德（道德實踐）而在現實中得到的具體回報（保存身體或頤養天年），及至宋明儒學的發展中高舉仁義而輕於生死的價值取態，「明哲保身」即轉換成偏向於貶義。當然，這種說法仍可以進一步地釐清，「明哲保身」一方面是由道德實踐而得到存養生命的可能回報，即「有德才有福」；另一方面卻不能從現實中的存養生命而捨棄道德實踐，即「有福而失德」。兩者的差異僅在於道德理想與道德抉擇的不同層面，卻不在偏向於對身體生命的重視與否。「明哲保身」的原意為褒義，何以後來卻成為貶義呢？這和宋明儒學特別強調氣節、重視踐仁而輕看及身福樂有關，尤其是《論語》與《孟子》都有特別強調為仁義而可以捨棄身體生命的說法，《論語·衛靈公》說「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就講「捨生而取義」。
到了明代陽明心學的傳承者王心齋那裡，為何會在流行言說「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時代重提「明哲保身」呢？這固然相關於明代的朝廷環境有關，閹黨橫行亂政使敢於進諫，正直不阿的知識分子都處於忠義難全的境況，王心齋提出「明哲保身」即有此歷史背景。王心齋重提「明哲保身」的說法，至少並不是黃宗羲所言的「苟且偷安」，而是強調「身體」作為道德實踐的最基本部分，在不得已情況之下才能夠作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抉擇，而這項抉擇的條件是「安心」或「心安」。
關於「安心」或「心安」的說法，其實可以回到孔子的儒學傳統。在《論語·陽貨》中，宰我曾問孔子持守三年之喪是否過久的問題，孔子的回答是「汝安則為之」，「心安」與否正是儒家的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準則。當然，「心安」固然是重要個人的道德感呈現的重要準則，但從客觀地看，「心安」與否正反映出個人的道德感之呈現與否，宰我回答孔子不守三年之喪仍然能「心安」，孔子在稍後便狠狠批評宰我：「予之不仁也。」換言之，在面對價值抉擇時，從個人主觀的道德感之呈現而說「安心」或「心安」，正是抉擇的基本條件；從社群互為主觀的客觀性而言，則個人所表現的「安心」或「心安」卻也反映了其道德感之呈現與否。這樣，「安心」與否正好保持「明哲保身」與「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之間的平衡，既不輕言犧牲也不淪為苟且。
依此來說，王心齋重提「明哲保身」的說法，至少並不如黃宗羲所言是「苟且偷安」，而是強調「身體」作為道德實踐的最基本部分，在不得已情況之下才能夠作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抉擇，而這項抉擇的條件是「安心」或「心安」。
「明哲保身」是一種庸俗的處世態度嗎？
回到現代的處境，我們有不少人可能也落在「為義受逼迫」的景況，在「行業潛規則」之下去爭取公正公義。有人說：「出來混的,早晚都要還的。」好像「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就是理所當然的代價；也有人說：「明知道牆硬，是否一定要向牆撞頭？」彷彿「明哲保身」才是上上之策。
究竟儒家思想在這種狀況之中有沒有話可說呢？從王心齋對「明哲保身」的論析來看，「安心」或「心安」就是一項最根本的討論條件。個人由於「安心」或「心安」而作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抉擇是逼不得已，其實也不被鼓勵，能夠「安其身而安其心」當然是最好。至於旁人在於「安心」或「心安」而說出以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就是理所當然，或自以為「安心」或「心安」而做出以為是「明哲保身」的舉措，其實正反映出個道德感之呈現與否問題，用孔子的講法就是「不仁也」。
換言之，個人作出為道德公義而犧牲的做法，最要緊的是緣於「心安」而「理得」；旁人作出種種指點，某程度上正好反映他們的道德感的呈現與否，尤其是彷彿「心安」地說出某些以效益或功利為要的話語，就更能顯出他們的價值觀取態。或者，儒家思想未必能夠為現代的種種世態提出明確的方向或應用原則，但它至少為現代人提供一個思考角度，「心安」與否既是個人抉擇，更是一面反照人心的鏡子。當然，能夠做到王心齋講的「明哲保身」就是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