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交通大學整體西遷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對交大、對西北乃至對整個新中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一項工程，是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光輝的篇章。由西遷孕育而出的「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既是對這段歷史精神價值的凝練，更是對未來開創新局的動力之源。將西遷精神與儒學的「人格主義」進行比較分析，在新的視角下得出「胸懷大局、無私奉獻」是前提，「弘揚傳統」是關鍵，「艱苦創業」是目標的結論；並希望挖掘兩者相契合的地方，達成以儒學滋西遷，助力西遷之樹結出更多更豐碩的果實。
關鍵詞：儒學；人格主義；西遷精神
回顧過往對於儒學的研究歷史，歷代中西方學者對於儒學的自我觀普遍有一個觀點，即認為儒學強調個人對於群體的服從，是社會多數社群對於少數社群的宰制，並且這一觀點看似從歷代儒學為統治者辯護的歷史中得到了證實。但是回溯儒學發展歷史及經典，就發現，儒學具有強調個體處於群體之中並關懷此在的「入世」性格的同時，也兼具重視「個體尊嚴」的學術性格，儒學並非將個體消融於群體之中，而是力求在二者之中達成一個均衡。因此，餘英時先生[1]與狄百瑞先生[2]獨具慧眼地用「人格主義」（personalism）取代更具西方意義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以指稱儒學的自我觀。
目前，對於西遷精神的研究，也存在這個問題，即只片面強調了西遷精神的犧牲與奉獻意義，而忽略了西遷精神內涵對於個體人格的尊重。集體是由若干互相之間有聯繫的個體有機構成的，集體行動的正義性源於對於個體價值的尊重和共同利益訴求的追求，而個體又必須在其所從屬的集體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承擔相應的義務與責任。一套理論只有統攝群、己，才能真正實現它的理論價值。本文按照群己的維度，將西遷精神的內涵分成三部分，結合儒學「人格主義」進行解讀，以揭示其兼具集體奉獻與個體尊重的理論性格，並進一步指出西遷精神的現實意義。
人的群體價值的強調
儒學對於人的群體性的強調，根植於中國獨特的現實社會背景，不同於西方原子式的社會模式，中國的社會是處於一個差序格局，「如同水面上泛開的漣暈一般，由自己延伸開去，一圈一圈，按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親疏。」[3]費孝通先生對於中國社會這一狀態的準確把握得到了國際學界的廣泛認同。正是這樣的社會現實，使得儒家提出了「仁」「禮」這一對範疇，並根據這一對範疇建構了一套套政治秩序、倫理秩序、制度秩序……這些秩序強調的價值內涵穩定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其中能夠與西遷精神的內涵「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對照的是儒學「人格主義」中強調社群性的一面。
西方社會由於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孕育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並由此形成了自由民主等政治制度，但也導致了「個體主義」大行其道。西方社會對於個體的過度尊重，造成社會失序、政府低效，由此引發的諸如市場失靈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將「個體主義」的弊病暴露出來。西方學界也對「個體主義」展開了批判，尤其以美國的桑德爾、英國的麥金泰爾、加拿大的泰勒等人為代表的社群主義的批判最為激烈。儒學與社群主義的觀點有接榫之處，並可以成為當代社會發展的又一項寶貴的思想資源，我們首先對儒學中的集體主義進行分析。
1.儒家的家國情懷
不同於西方對於「個人」的偏重，儒學重視人的社會性的一面，注重激發人的社會責任與擔當，並以之發展出了以「三綱」為基礎的「義務性倫理」規範。《大學》「八條目」從個體修為開始，逐步由己過渡到家，再過渡到國，最後終極目標是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的就是儒家的責任與使命感，也就是儒家的家國情懷，個體需要在群體中有所作為，自我實現。這種使命感不僅是對於儒家，而是對上至統治者、下到庶民階層的廣泛要求，這就構成了儒學「人格主義」的第一個維度「家國情懷」這一帶有社群主義色彩的理論性格。
在中國這個以「家」為基礎的血親關係社會中，家的概念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統治階級以血緣為紐帶，兄終弟及，父死子繼，儼然將天下家族化，平民家庭也是如此，夫妻、父子、兄弟之間都有著一套規制。獨具特色的是儒家的這套義務性倫理，強調了義務的相互性，而非上對下的絕對宰制，所謂君臣有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使得儒學區別於「極權主義」。儒家強調的這套義務性倫理，不僅僅是對儒學普遍理解的那樣—即維護封建秩序自上對下的宰制，君臣之間，先秦儒家並沒有去過多談忠，而是從君臣大義出發，如果君主沒有做好其所處位置的職責，儒者可以選擇「諫諍輔拂」[4]，儒者擁有「去」也就是離開不再輔佐不義君王的權利。只是後來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天下定於一尊，儒家沒有第二條道路的選擇，只有去為一家而服務，但即便如此，儒家依然最大限度地通過規勸君主努力做到「以德配天」。
由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儒家往往不能夠達成其「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沒有外王的情況下，儒家也不同於佛教那樣否決現世而出世，而是退而進行「覺民行道」的實踐，也即行師道。或著書、或從事理論教化，從而將自己的主張傳承給後來人，這就使得學校這一場所成為古代中國社會溝通群、己的橋梁，甚至儒家在某些特定的時代還能夠通過在學校這一場所的議政影響廟堂之上的決策者群體。例如：明朝的「東林黨」這一「道德十字軍」式的官僚集團，對明朝遏制閹黨勢力，清正政風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以至於時有「眾正盈朝」一說。至於後來東林黨加劇黨爭，成為明末一大政治「頑疾」，那也是學堂中的儒者們始料未及的了。縱使如此，明末之際，這種內心的道德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激勵了儒者挺身而出或殉明、或殉道。
這種為天下勇於擔當的家國情懷讓儒家付出慘重的代價，但是儒家依然恪盡天道，像梁漱溟所說：「吾曹不出蒼生何」，正是這種使命感讓儒學撐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2.解讀「胸懷大局、無私奉獻」
西遷精神和儒學一樣，是根植於中國具體社會現實而孕育出的寶貴精神，包含了我們中國優秀的傳統，「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強調的就是深懷理想信念，顧全大局服從集體，這是弘揚西遷精神的前提要求。
第一，「胸懷大局，無私奉獻」指的是西遷精神要有大局觀、核心觀。這種核心觀超越西遷精神的自身，其引領作用只能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思想承擔。如同儒學一樣，在當今中國，沒有一種理論可以超越馬列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而是要不斷地反向自求，挖掘新內涵，使得自身與馬列主義，與中國現代性相適應。1956年開始的西遷，如果從交大當時的狀況來講，無疑留在上海是最佳選擇，優渥的生活條件、體系的產學研結構、寬闊的經濟腹地都是當年的西安所無法比擬的。但是「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胸懷大局」的精神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儘管對於遷校有過爭議，但是在時任彭康校長的率領下，交大人還是克服了這種情緒，以高度的責任感將交大帶到了西安，為祖國的區域平衡發展作出了貢獻。
第二，「無私奉獻」，強調的是在個人與集體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需要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這種精神在如今高度現代化的時代，更加熠熠生輝。科技的迅猛發展，使得舊有社會結構不斷瓦解，舊有倫理規範也隨之崩塌，而新的倫理秩序也沒有建立，物慾橫流造成了人們外向逐利不擇手段，由此產生市場的負外部性、策略性行為、信息不對稱等造成市場失靈，對於客觀環境的宰制，生態問題困擾全人類。中國儒學的個人責任感可以為解決這種亂象提供一條新思路。
儒家主張「天人合一」的境界，人與天具有聯繫性，將人視為存有連續體中的一部分，人與其他存有者是非對立的。《易經》有「天地人三才」，《中庸》有「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錢穆在其人生最後一篇文章中直接指出中國文明對於世界最大的貢獻就是「天人合一」。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良性的競爭可以促進社會進步，但是惡性的競爭則會導致社會的無序，倫理道德的瓦解，父子兄弟、昔日好友都有可能在面臨利益衝突時，同室操戈，關係破裂。所有人處在這樣一個冰冷的社會中，無不戰戰兢兢，唯利益強權是從。儒學同樣也強調競爭，鼓勵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但是儒學的這種競爭是「君子之爭」，《論語·八佾》：「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5]這就避免了人淪為外在利益的附庸。唯金錢論，唯地位論，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得人類社會又有倒退到叢林原始社會的隱憂，所有人都在這樣一個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社會被異化，從而失去自我。
交大人正是在「胸懷大局，無私奉獻」的精神指導下，以宏大的格局審視祖國發展需要，堅定理想信念，不忘西遷來時的初心。西安交通大學（以下簡稱西安交大）懷著合作、競爭、共贏的精神，於2015年發起成立了「新絲綢之路大學聯盟」，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大學之間在校際交流、人才培養、科研合作、文化溝通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增進青年之間的了解和友誼，為祖國、為世界培養了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素質、複合型人才。[6]
西安交大如果閉門造車，是絕對不會孕育出「西遷精神」這一獨一無二的大學精神的。如同歷史上的秦文化來自東方，本身是海洋文明，但在紮根西北邊陲，與戎狄為伍爭鋒之後，磨鍊出來了頑強不屈、艱苦奮鬥的精神意志，並最終促成了三秦文化的誕生一樣。[7]西安交大正是積極融入了陝西這片熱土，加上黨中央、陝西省人民對於交大的大力支持，並且交大人憑藉自己的努力在陝西紮根，才孕育出了「足以共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成為中華民族精神脊梁中光芒萬丈的一段」[8]的偉大西遷精神！這也正是儒學「人格主義」中社群性這一維度所具有的高度理論價值在西遷精神中的體現。
個體人格的尊重
如果單單強調人的群體價值，那麼儒學和西遷精神，都是缺少人文關懷的理論。使這套理論產生溫度，並發揮更大作用的是蘊含於其中的對於個體人格的尊重。一切的理論，最終的目的都是立足於人，旨在增進所有人的福祉，這與中國共產黨強調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一個道理。
1.「仁」以成人
孔子的「仁」、孟子「心性天」關係的探討以及王陽明所講的「良知」，都反映出儒學對於個體尊嚴的重視。西方宗教通過構建一個超越性的「上帝」以穩定世俗生活秩序，實則是將人類的命運前途訴諸於「神」的能力。儒學不言此種宗教超越，正如「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儒家主張「重人事，遠鬼神」，這導致了中國社會缺少宗教。但是，儒家又通過建構了一個既超越又關懷此在的「道德本體」，對世俗社會同樣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但這「道德本體」卻使「人」的價值得到了彰顯。
康德所講的「為自己立法」，羅爾斯繼承康德的理念論，在《正義論》中提出的「正確優先於善」（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9]都與儒學這一觀點契合。這是一種重視道德主體動機的倫理學，是一種「存心倫理學」。[10]與「責任倫理學」不同，「存心倫理學」注重道德意義的善對非道德意義的善的優先性，這與儒家思想有可接榫之處。孟子著名的「義利之辯」：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矣，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11]孟子規勸梁惠王，不能以「利」蔽「義」，而是要遵循自己內心的道德法則。但是，孟子又不是迂腐地用道德去約束對於外部利益的求取，孟子「先義而後利」，強調的是「義」對於「利」的優先性。孟子並不排斥逐「利」的正當性，只是將「外向」的逐利行為與「內向」的自省相結合，避免了利令智昏的極端行為。孔子雖然沒有直接講到「義利之辯」，但《論語·裡仁》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自然也隱含了孔子「重義輕利」的思想主張。西方自由主義導致的個體主義的泛濫，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失序、道德滑坡，就像莊子所講的「曳尾於塗」中的那隻烏龜一樣，只是動物本能式地對於外部環境的被動適應。「列子御風而行」看似逍遙，終歸需要「風」這一外物的憑藉，他才能扶搖而上，這都不是自由人格的最高境界。相比於動物性的消極自由，儒學這種積極自由格局更高。人都不是獨立的個體，誠如馬克思所講「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不可能獨立存在，人的行為是要考慮現實的社會關係，這種對於道德本心的強調非但是群體對於個體的消解，反而是個體「為自己立法」的更高價值訴求，這種積極自由行為就是孔子所講的「從心所欲不逾矩」。
2.解讀「艱苦」和「創業」
西遷精神所講的「艱苦創業」是在對西遷歷史回顧的基礎上凝練出的價值。1956年，交大師生面對著繁華上海相較於西安更加優渥物質生活的誘惑，依然義無反顧地選擇踏上西遷的列車，並在遷校後的不利環境下，憑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克服各種不利條件，在三秦大地上續寫了輝煌的篇章。
「艱苦奮鬥」的「艱苦」固然是在外部不利客觀條件下的砥礪奮進，如同「孔顏之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但我在這裡想追問：這種對於外部世界的達觀態度是如何產生的？我想這正是西遷精神中「艱苦」二字所強調的另外一面—內心操守的艱苦修煉。《大學》「八條目」中，前五條「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都是強調個人內心的修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個「幾」字，就在於人之所以為人，乃是懂得為自己立法的覺悟，也即儒學講的「仁」「本心」「良知」。這種內心的良知在儒家看來，是人所固有的，是先驗的，誠如「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之固有的。但是這種先驗的道德本心，如果不加以不斷的艱苦砥礪，則會為外物所蔽，而「艱苦」強調的就是對於本心的護持。孟子所講的：「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儘管這一道德本心是先驗的，人所固有的，但依然需要在與社會的接觸中，在現實狀況的改變中不斷「格致誠正修」。現代社會，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個人在外向「逐利」（創業）之時往往有一種「拜金主義」的傾向，物慾的指揮下，個體被異化，個體往往為逐利而丟棄了自我的本心，社會秩序的重建、對於道德的呼喚都有賴於這種對於最高道德實體的敬畏。
艱苦創業的「艱苦」的精神內涵，對於我們在新時代牢記使命、永葆初心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誠如馬克思所講「哲學家的任務在於改變世界」，儒學與西遷精神都注重現實世界的實踐，這種入世精神的體現就在於「創業」二字。西遷精神所講的創業既包含對於客觀物質基礎的建設，也包含著對於上層建築的設計。
儒家並不反對在物質世界的進取。歷代儒者都渴望積極入世，朱熹所講的「得君行道」就是勉勵讀書人在治世中積極進取，以生平所學有所擔當。孟子所講的「先義後利」也是對於義利的有機統一，就像餘英時先生提出的「士魂商才」，[12]有了「魂」的指引之後，士當然「不可以不弘毅」，因為需要將任重而道遠落實於對於物質基礎的建設上。西遷精神的提出，正契合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新時代」的時代需求，就是把握住歷史賦予我們的機遇與使命，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積極進取態度，為了自我的實現、國家的發展而有所作為。作為交大人，我們的「創業」目標具體在為交大的教學、科研、科技產業與科技園區向更高層次和目標發展，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實現當初周恩來總理寄交大以「支援西北建設」「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殷切期望。如今的西安交大，確實也在踐行著這一使命，西安交大以自身的發展不僅帶動陝西發展，更是開始反哺東部。西安交大在東部建立了包括蘇州研究院在內的一系列科技產業園區，帶動了當地的產學結合，打造區域性人才高地。
「創業」的意義，還在於對上層建築的建設，最高道德實體不容變化。西遷精神中愛國、奉獻、尊重個體價值等具有其普世性，永世性；但誠如孔子所講「禮有損益」，具體的精神體現、制度設計等應該應時代的變化而做到與時俱進。西遷精神的內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交大的制度設計也並非萬事之固制，正如中國歷史上，儘管歷代王朝都有著對於「祖制」的堅守，但實際操作卻都是因時因地制宜，如果陷入教條，墨守成規，那必然不會取得新進展。毛澤東主席堅決反對「本本主義」，中國無論對於馬列主義還是傳統文化的弘揚都是根據具體國情而進行創造性的吸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徵路」，賦予西遷精神新內涵又何嘗不是我們這一個世代的特殊而偉大的使命呢？艱苦創業正是西遷精神的目標要求。
「弘揚傳統」統攝兩端
西遷精神內涵中「弘揚傳統」這四個字是西遷精神統攝個體與群體，使兩者達到均衡的關鍵，因此在這裡單獨做一解讀。
「傳統」二字強調的是對於優秀傳統文化與學校歷史財富的繼承，「弘揚」則在於對這些傳統的新發展。繼承強調的是對於歷史的尊重，弘揚則側重於未來新局的拓展，尊重歷史是對往者尊嚴的尊重，所謂「慎終追遠」，開創新局是對來者的關懷，所謂「澤被萬世」。個體不僅僅包含前文論述的此在的個體，廣義上還包括歷史中的個體與下一個世代的個體，對於這三個維度的個體的尊重，是儒家，也是西遷精神對於「人」的更大的終極關懷，這將對於個體價值的尊重又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而如何統攝這三個維度的個體，靠的則是歷史的邏輯，是傳承與發展，而單個的個體在不接觸社會的隔絕狀態下是無法完成傳承與發展的，這就又包含了儒學以及西遷精神對於人的群體價值的強調。因此，「弘揚傳統」這一內涵，是西遷精神的關鍵一環，它將個體與群體，歷史與未來相接洽，是消融古今，發揮西遷精神現實意義的重要一環。
對於傳統的繼承，不是像「仁」那樣是生來具有的，而是通過主體不斷地實踐所達成的。實踐的第一步，就是儒家重視的「學」，只有通過「學」才能古今交融。《論語》中探討了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學習目標以及學習態度四大問題，這對於弘揚西遷精神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明確指明，學習是學《易經》《詩經》這些經典，只有通過對經典的學習，不斷地與古人進行神交，才能進行修身齊家。「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講出了學習的方法，就是思學並重，就像對於西遷精神的學習，如果一味地去背誦它的內涵、目標，而不知道反思運用，則永遠不會領悟西遷精神真正的內涵，從而陷入「本本主義」的困境。「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告訴我們，相比於思，學終歸是基礎，如果沒有學這項實踐活動，所有的反思都會缺乏深度與厚度，無法達到反思真正的目的。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學習終歸是需要獲得感與滿足感的，而這個快樂的獲得，則來自於與「學」相對應的一項實踐「教」，相比於「學」可以通過個人閱讀經典而獨立完成的「個體主義」，「教」則必須融入社會之中，這就是儒學「人格主義」社群性一面的發揮。所有的學習，如果不去將它傳承弘揚，都是徒勞。「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西遷精神的弘揚也需要西遷精神的工作者不斷進行宣傳，才能讓西遷精神代代相傳，發揚光大。施教的一方與接受教育的一方，沒有人格尊嚴上的差異，只不過是聞道有先後的次序差別，學生尊師重道，教師又懷有「誨人不倦」的態度去施教，縱使學生一時駑鈍，那也要發揚「人不知，而不慍」的包容之心，那自然會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
結語
觀念的碎片不足以建構起理論的大廈，儒學與西遷精神的研究都不能偏執於一端，執著於一些碎片化的理論，而是要高屋建瓴地從群、己兩個維度挖掘出它們的理論內涵。處於「新時代」的中國，發展依然是重中之重，儒學作為優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必然要承擔起它的歷史新任務。許紀霖說：「使命感，這是儒家精英主義的根本所系」，[13]我們應該從儒學「人格主義」的個體修為出發，發揮其「社群主義」的精神，以強烈的使命感，重構儒學，在道德層面關懷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於歷史、價值、文化有所擔當，最終將「民胞物與」的精神落實到每一個生命個體之上，實現儒學「人格主義」的第二個維度—對於個體價值的尊重。
「風雲兩甲子，弦歌三世紀」。西遷精神凝練於交大西遷的歷史，是對我們所處「新時代」需要的回應。改革開放40年，中國積極地融入世界，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地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西安交通大學處於西安—這座路上古絲綢之路起點的城市，必定將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大力弘揚西遷精神。釐清「胸懷大局、無私奉獻」是前提、「弘揚傳統」是關鍵、「艱苦創業」是目標，運用好這一交大人所獨有的寶貴財富，指導我們的教育事業，為實現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而矢志奮鬥！（作者：韓鵬傑 孫競益，單位：西安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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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