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豬期貨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冷凍豬腩期貨(Frozen Pork Belly Futures)
上世紀60年代之前，美國生豬養殖行業仍以散戶為主，受豬周期影響較大，價格波動劇烈，市場急需一種風險管理工具幫助他們應對變化無常的豬價和庫存中加工成品的價格風險。同時，美式飲食對於培根即豬腩部位有較大需求，疊加現代化冷凍設備的發展及物流水平的顯著提高，市場具備了推出期貨的基礎。因此，芝商所(CME)於1961年推出冷凍豬腩期貨合約，以實物形式交割。
冷凍豬腩參照現貨市場的季節性，合約設置為2—8月，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培根逐漸成為全年食品，消費者對於新鮮豬腩的需求提升，豬腩價格的季節性逐漸平滑，冷凍豬腩期貨合約的對衝功能被大幅削弱。2011年，CME宣布由於長期缺乏交易量，冷凍豬腩期貨退市。
第二階段：活豬期貨合約(Live Hog Futures)
1966年，CME推出了活豬期貨合約，主要為了彌補牲畜類商品不耐長時間儲藏的問題。其交易單位為20000磅，方式為實物交割，標準為USDA公布的一號、二號和三號閹豬和小母豬，隨著市場需求提升，至1991年交易單位定為40000磅，和其他活牲畜期貨交易單位一致。進入20世紀80、90年代，生產商和包裝商常因生豬標準產生分歧，當使用生豬體重交易時，生產商可能需要提高價格以彌補市場遠、運輸過程長或交易時間長導致的生豬體重下降的問題。在此過程中，生豬市場由現金交易逐漸過渡為合同交易，而交易對象也逐漸由活豬過渡為生豬胴體。1980年，僅8%的生豬是根據胴體重量出售，但到1999年，已經有75%交易是基於胴體標準。對應的市場對於生豬胴體期貨的需求增加，對活豬期貨需求減少。
表為CME瘦肉豬期貨合約
第三階段：瘦肉豬期貨合約(Lean Hog Futures)
為了適應現貨市場的發展，1996年，CME將活豬期貨改為了交易標準為生豬胴體的瘦肉豬期貨，期貨價格基於瘦肉豬指數。大部分包裝商會根據生豬胴體提供一份標準更加詳細的生豬數據報告，生產商可以進一步了解市場要求，並根據報告挑選配種更合適的豬，而包裝商可以更直觀地了解到不同農場豬肉的質量特點。生豬胴體基礎價由市場供給關係決定，然後再根據豬的肥瘦度和交易合同要求的重量調整價格。同時，1999年頒布的牲畜報告法案(Livestock Mandatory Reporting Act)要求主要包裝商每天向USDA報告兩次公司購入的生豬價格數據，也讓生豬胴體市場定價更加規範。
進入21世紀，隨著CME對瘦肉期貨合約不斷改進，其交易量不斷上升，目前CME的瘦肉豬期貨成交量排在CME上市交易的畜產品中第二位，僅次於活牛。
美國瘦肉豬價格指數計算方式
期貨合約交割方式為基於CME瘦肉豬指數的現金交割。CME瘦肉豬價格指數計算使用連續兩個工作日的USDA數據，過程如下：
按協商出售的每日頭數×對應的每日平均胴體重量=協商出售的每日總重量。
按生豬-豬肉市場準則出售的每日頭數×對應的每日平均胴體重量=生豬-豬肉市場準則每日總重量。
按協商準則出售的每日頭數×對應的每日平均胴體數量=協商準則每日總數量。
協商出售的每日總重量+(生豬-豬肉市場準則出售的每日總重量)+協商準則出售的每日總重量=每日總重量。
連續兩日的每日總重量相加得到兩日總重量。
按協商出售的每日總重量×對應的每日平均淨價=協商出售每日總價。
按(生豬-豬肉市場準則出售的每日總重量)×對應的每日平均淨價=生豬-豬肉市場準則出售每日總價。
按協商準則出售的每日總重量×對應的每日平均淨價=協商準則出售每日總價。
按協商出售的每日總價+(按生豬-豬肉市場準則出售的每日總價)+按協商準則出售的每日總價=每日總價。
連續兩個報告日的每日總價相加獲得兩日總價。
兩日總價/兩日總重量=CME瘦肉豬價格指數。
CME瘦肉豬指數是基於美國生豬市場交易方式規定的，可以從計算過程中看出其主要方式為協商出售、生豬-豬肉市場準則出售和生產商協商準則出售。如同生豬期貨的規則，生豬價格的規定也在不斷變化。目前現貨市場趨勢是豬肉產業縱向一體化，意味著豬肉生產商和包裝商的合作更加密切，甚至有些生產商直接成了包裝商，這種結合把價格風險轉移給了供應鏈下遊;而其他獨立生產商則需要將豬肉合同和豬肉缺口捆綁以規避價格風險，因此越來越多按生豬-豬肉市場準則的交易價會考慮豬肉缺口的價值，同時，雖然協商出售是最基礎的交易準則，但是使用這種方式的人越來越少，目前只佔交易的3%。對此，CME也提供豬肉缺口指數作為定價參考，同樣使用USDA數據，用每日裝載數乘以每日胴體價格算出每日總價值，然後計算5個連續工作日的加權平均值。
美國生豬現貨市場
美國是全球第二大豬肉出口國、第三大豬肉生產國，主產區位於中西部地區，如愛荷華、明尼蘇達、北卡羅萊納、伊利諾伊和印第安納州。2019年，美國豬肉總產量達276.51億磅，其生豬產業繁榮發展的背後是不斷完善的養殖體系。1990年以來，美國的生豬養殖場數量大幅下降，大型養殖企業憑藉更有效的生產養殖模式使規模不斷擴大。另外，越來越多大型企業專注於生產過程中某一階段的深耕細作，替代了原來小型養殖場從出生到屠宰的「一站式」傳統養殖方式。特別是在20世紀末期，小型養殖場數量急劇減少，每年運營小於1000頭的養殖場，1988年產出佔全美生豬產出的32%，2000年已縮減到2%;而每年運營大於50000頭的養殖場的產出，則從過去的7%增加到51%，背後主要邏輯就是養殖場規模對利潤的影響。
生豬生產繁育產業情況
美國生豬生產主要分為4個階段：受精分娩、斷奶、哺育、育肥。一頭小母豬大概需要成長32周才可以進行第一次繁殖，小母豬性成熟後第一步是受精，可以通過與公豬交配或人工受精。受精成功後會在16周內產出至少10隻豬崽。在傳統出生—出欄生產方式中，一頭小豬一般需要22到26周成長到屠宰標準，平均需要3周斷奶，斷奶後重量達到10磅時，小豬會被轉移到斷奶—飼養階段或直接賣給育肥商。在這一階段，小豬需要攝入蛋白質含量不同的食物直到體重達到40磅，隨後進入育肥階段，直到達到屠宰重量，約280磅。
然而，出生—出欄並不是唯一的生產方式。據USDA稱，目前美國生豬生產領域主要有三種企業類型：出生—出欄， 即生育小豬，小豬養成肥豬至240—270磅;生豬生產商，即生育小豬並養到10—60磅賣給育肥商;生豬育肥商：從生產商處購買小豬，養成肥豬至屠宰標準(250磅)。
從1992到2009年，行業中使用出生—出欄操作的不斷減少，而使用分階段養殖的不斷提高。分階段養殖生產合同的使用越來越普遍，使得大型養殖場母豬PSY明顯高於小養殖戶，生豬出欄量更高。由於專注於某一階段，大型養殖具備明顯的生產優勢，以及新的生產技術，如人工授精、分性別餵養、多地點生產等。尤其是人工授精技術發展迅速並普及，在提高生豬產量和質量上提供了幫助。這些產業結構上的轉變和技術的革新使得美國生豬生產商成功通過更低的成本達成了更高的產出。
生豬屠宰產業情況
除了生產繁殖，屠宰也是生豬產業裡的重要一環。隨著養豬場的規模擴大，許多生產企業和屠宰企業進行縱向合併，生產商同時也成為豬肉屠宰商和包裝商。截至到2019年，美國最大的生豬生產企業中，有很多同時也是全國主要的包裝商，如Smithfield食品、優質標準農場(Premium Standard Farms)、海岸(Seaboard)等。生產和屠宰的合併對於包裝商來說可以更好地跟蹤把控最後產出的豬肉質量。2003年，約21%被屠宰的豬是由豬肉包裝公司養殖的，65.79%是通過包裝合同提供，只有13.28%是包裝商在交易市場買的。
美國農業部對閹豬、小母豬和成熟母豬有不同的屠宰標準。閹豬和小母豬分為五個屠宰等級，從一號到四號對瘦肉收成率要求遞減，分別是大於等於60.4%、57.4%—60.3%、54.4%—57.3%和小於54.4%，對後背脂肪厚度要求則遞增，第五類則是剩下的所有生豬。成熟母豬則主要分為三個屠宰等級，主要依據為體型、後背部、腿部肉質情況等。
美國豬肉進出口情況
出口市場
美國進入國際豬肉市場的時間相對較晚，1995年成為豬肉淨出口國，2000年後成為主要豬肉出口國，位列全球前五。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後，美國大量小型養殖場被合併或不敵風險退出市場，行業逐漸由大型養殖場主導。這種結構上的改變使得全年加工量更能適應市場的周期性及價格變化，抗風險能力增強，進而有能力提高產量。生產力的提升促使美國豬肉出口在全球份額不斷提高，從1990年的2%提升到2016年的21%，2010年起，美國每年平均向國外市場出口超過50億磅(胴體體重)的鮮豬肉和凍豬肉。
美國商品豬肉的主要出口市場是墨西哥(佔美國出口量三分之一)、日本、中國(包括香港地區)和加拿大，這四個國家佔美國豬肉出口的75%。而國外市場主要競爭來自歐盟，加拿大和巴西。
墨西哥於2015年成為美國出口量最大的外國目的地，2016年，墨西哥佔美國豬肉出口的31%。
日本同時從美國進口新鮮冷藏豬肉和凍豬肉，其國內新鮮豬肉主要由美國提供。日本凍豬肉主要供應來自歐盟，其次是美國和加拿大。進口新鮮豬肉(高價部位如豬腰肉)一般通過日本零售渠道銷售，而凍豬肉塊(無骨五花肉和豬肩肉)則作為深加工豬肉產品原料使用。
近些年中國成為美國重要的豬肉進口國。自2010年起，中國一直都是美國第三或第四大豬肉買家。環境政策上的限制、產業發展現狀、中美貿易格局以及疫情影響刺激中國從美國進口更多豬肉。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合作夥伴加拿大是美國商品豬肉的重要買家。近年來，加拿大得益於與美國豬肉產業靠近，且邊境限制很少，同樣是美國豬肉的第三或第四大進口國。
進口市場
隨著全球豬肉貿易額放大，而美國進口量下降，美國在全球豬肉進口量中所佔的份額也出現下滑，目前佔比少於10%。大部分美國進口豬肉來自加拿大和歐盟，近年來加拿大更是成為美國主要供應商，佔比達到80%，而歐盟對於美國的出口則明顯下滑。究其原因，一方面，加拿大產業的發展和擴張能夠提供足夠的供給，另一方面，各種因素，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運費等使得加拿大豬肉到美國的成本更低。但是，由於歐盟是排骨和其他特殊豬肉塊的低價供應商，因此仍在美國進口豬肉市場有一定地位。
近年來，美國從加拿大進口越來越多的生豬(仔豬和大豬)，主要原因在於加拿大政府取消了一系列補貼，而下降的補貼導致美國對加拿大進口生豬的反補貼稅減少，為加拿大豬肉產業擴張創造了很強的動力。而在美國「玉米帶」，諸如屠宰能力、糧食供應，以及有利的環境法規等等都為加拿大小豬的到來和育肥提供了條件，因此產生了美國對加拿大飼豬的重要需求，而這個趨勢預計還會繼續下去。
產業相關政策
聯邦政府對生豬產業的管理和對其他農作物有很大不同，相關機構會向農民提供緊急飼料、豬肉收購、疾病管理、乾旱援助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服務。
當養殖企業遭遇財務壓力時，USDA的農業市場服務部(AMS)會通過相關的政府項目去收購豬肉來強化市場價格。USDA的動植物健康衛生檢驗局(APHIS)會監督疫病發展，並通過相關的政府項目對疾病進行管控，如偽狂犬病等各類豬病。USDA的農業服務局(FSA)會為因乾旱、洪水、火災、冰災、龍捲風、害蟲或其他自然災害而承擔損失的生產者提供幫助。
其他牲畜生產相關的項目包括環境質量激勵項目(EQIP)主要向符合條件的農民和農場主提供技術、教育和財務支持，在保證對環境有利和成本可控的前提下，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土壤、水源和其他相關自然資源問題。
生豬企業數量逐漸減少，但規模越來越大，這種集中度的體現使得環境問題成為公共政策的關注重點。隨著動物密度增加，政策上對空氣、水質、從業人員健康和垃圾管理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在生豬生產密度最大的地方，人口密度也在上升，這些趨勢預示附近居民和生豬養殖場之間對於空氣、水汙染和其它有關的環境問題上會有越來越多的衝突。
環境保護局(EPA)提供國家有關動物養殖(包括魚和其他水產)的相關要求。EPA頒布和執行的牲畜汙染的相關規定，如畜禽高密度養殖場的操作規定。很多州和地區都有對畜禽養殖場相關的操作要求，以及對空氣汙染、垃圾處理和水質方面的規定。
農業政策已逐漸延伸到了貿易領域，農業是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協商的重點之一，除了市場自身力量，衛生和農產品檢疫規定，關稅配額和其他政策也會影響畜禽商品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