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隨著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籤訂，清朝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之所以大清朝還能夠苟延殘喘直到1912年，晚清的四大名臣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這四個人支撐了清朝的最後幾十年。
其中有兩個人的名字非常衝突，那就是李鴻章和左宗棠。他們兩個人同是當時大清朝廷的倚仗，地位旗鼓相當，名聲也平分秋色。然而，在現代人眼裡，他們兩人的聲名卻是千差萬別，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正確看待李鴻章的文章，結果評論裡滿是對李鴻章的批判，整篇文章沒有提到隻言片語的左宗棠，卻有不少懷念「左公」的言語。可見左宗棠和李鴻章在人們眼中的差距，那麼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可從三大方面加以論述比較，即「名」、「利」、「為」。
先說「名」。
曾國藩為什麼會享有盛譽？因為他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曾國藩一生對於「留名」一事，確實是在極力避諱，經常是做好事兒不留名，自己也不做記錄，更不在信札中提及，屬於「雷鋒式」大公無私。
而左宗棠照比曾國藩就會在乎一些自己的名聲，左與曾一樣經常做一些資助之類的好事兒，但是左就更喜歡「宣揚」自己的憂國憂民。而且還有一事兒也可以看出曾、左二人對於個人聲譽的在乎程度。眾所周知，曾、左二人都寫過很多家書、家訓之類的信札，可以說裡面匯聚了太多二人為人處世的智慧，如今都是我們了解史實和自我修為提升的源泉寶典。但在當時，曾國藩就明確表示，自己的信札等文字不要刊印，而左宗棠卻明確對兒子說要將其書信刊印流傳。雖說左宗棠是因為教育子孫後代而刊印自己書信，但其實也難免有博取名聲之嫌。
至於李鴻章對待名譽，從認知上與曾、左二人就是背道而馳。李鴻章這個人做事十分現實，名聲在他看來是虛頭巴腦的事情，並不十分看重。可能也正因如此，李鴻章才能為其他兩位不可為之事。
說完「名」，再說「利」。
所謂「利」，既金錢耳。曾、左二人都是典型的禁欲主義者，尤其是曾國藩更是做到極致。曾、左二人的共同觀點，金錢維持日常用度即可，並且終身恪守「不為官發財」的誓言。
此外，二人更是不願意給子孫後代留下金錢資產。二人的人生觀是，子孫如果是塊料，不用留下家資遺產，一樣能夠吃飽飯，反之，則留有萬貫家資也經不起敗家。而且二人認為，家資越豐厚，越容易出紈絝子弟和敗家子，這比較符合「窮苦孩子早當家」的國人信條。
李鴻章的利益觀與曾、左二人截然相反，金錢的欲望那是相當之重了。與曾、左二人「不為官發財」不同，李鴻章利用自己位高權重，為自己及其家族攫取大量財富。在晚清時期，清王朝轟轟烈烈地大搞「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發展「洋務」的主要推手之一，在眾多興辦的企業中，大多是有李鴻章的股份，而且不少還是「乾股」。
李鴻章本人也更是經商理財高手，典當、金融這類來錢快的暴利行業，李更是無不染指。除此之外，一些不可告人的黑色收入也不是沒有，據說李鴻章還收受過俄國人的賄賂，雖說這事兒沒有鐵證，但也未必是空穴來風。因此，李鴻章不但比曾、左二人富有得多，而且更是當時全國一等一的富豪。
最後咱們再聊聊這個「為」。
孔子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說實在的，克己人慾能做到的古來沒有多少人，所以個人注重些名譽，愛惜一些錢財，這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品行不端，那被後人詬病也就不冤枉了。在筆者看來，李鴻章的個人品行，不但照比曾、左差距極大，甚至可以用「卑劣」這類鄙夷之詞形容之。
筆者之所以對李鴻章的個人品行評價如此之低，並非因為李鴻章對待個人恩怨的睚眥必報，而是在國家大義是非面前，李卻置之不顧而洩私憤、報私仇。
很多朋友都知道，曾、左二人關係並非融洽，左宗棠經常對曾國藩出言不遜。但是，曾國藩每次聽到這類流言都一笑而泯之。當左宗棠徵戰西北之時，身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後勤方面支持左宗棠那真是不遺餘力，連傲慢一生的左宗棠，這次都不得不承認自愧不如。以國家之大義而將個人恩怨置之度外，這就是大丈夫之所為。
反觀李鴻章，為達個人目的而置國家大義於不顧的卑鄙行徑並不在少數。前文提及的收受俄國人賄賂之事，雖非確定，但是俄國人將日本人取而代之，攫取南滿利益，李鴻章確實是從中斡旋出了不少力。也許這個事兒可以辯解為「不損失清王朝利益」，反正不論是日還是俄，沒清王朝什麼事兒，儘管地盤是清王朝的。那麼，置胡雪巖於死地，進而搬倒左宗棠（所謂：倒左先倒胡），那就絕對是赤裸裸的陰險。
清法戰爭爆發之際，左宗棠以老邁之身親赴沙場而不在朝中。而此時胡雪巖更是為了與洋人展開絲綢商戰而賭上全部身家。李鴻章利用這一契機，勾結給胡雪巖貸款的滙豐銀行（就是那個支持毒瘤的銀行），從商政兩肋插刀，硬生生地將胡雪巖逼迫到傾家蕩產。失去了「錢袋子」的左宗棠，自然不能全力應戰，這也成為決定清法戰爭最終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最終，左宗棠與胡雪巖兩人先後憂憤而死。
李鴻章為了個人政治企圖，不惜幫助外國銀行，來損害自己國家的商業利益，不論怎麼說，李鴻章這一行徑都非常的卑劣。
所以說，「左宗棠不如曾國藩，而李鴻章不如左宗棠」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