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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６．２１｜Ｎｏ．２９１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也就是蘇軾在世的最後一年，他從貶謫之地海南島獲赦北歸，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蘇南京)，遇見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裡不相逢。
作此詩後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逝於常州。所以，詩裡以「歸鴻」自喻，讀起來令我們有些傷感。但蘇軾寫下「何處不歸鴻」的時候，似乎是喜悅的。當然除了「鴻」以外，接下來還有「牛」、「月」兩個比喻。四句詩寫了三個比喻，大抵直呈喻體，對喻義沒有明確的闡說，這是因為蘇軾相信對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夠看明白的。所以，在探討喻義之前，我們先得搞清楚這位法芝是誰。
一、關於法芝
《蘇軾詩集》注法芝「名曇秀」，這個注釋不是太準確。當時確實有一位名為曇秀的和尚，而且曾在蘇軾筆下出現，那是一位禪僧，即虔州廉泉曇秀，臨濟宗黃龍慧南禪師的法嗣。但我們讀蘇軾《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文可知，此僧在蘇軾北歸之前已經去世。所以這裡的法芝不可能是廉泉曇秀。不過，有時候蘇軾也確實把這位法芝稱呼為「曇秀」，有時又稱為「芝上人」，這樣看來，他應當是名法芝、字曇秀。同時人賀鑄的《慶湖遺老詩集》卷七，有一首《寄別僧芝》，自序云：
吳僧法芝，字曇秀，姓錢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於烏江湯泉佛祠，將為京都之遊，既相別，馬上賦此以寄。
賀鑄介紹的這一位法芝，才是《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的寫贈對象，其俗姓錢氏，可能是五代十國時吳越錢王的後代，蘇軾在杭州時，與錢王的後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誼。
孔凡禮先生編訂《蘇軾詩集》時，參校各種版本，把詩中「真似月」一語校改為「心似月」。今按蘇軾《書過送曇秀詩後》云：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嶽，猶能繭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來惠州見餘，餘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為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丁丑是紹聖四年(1097)，蘇軾貶居惠州，法芝前來看望，軾子蘇過寫了一首律詩送給法芝，裡面有「從此期師真似月」一句。按蘇軾的說明，這是因為蘇軾從前送法芝的詩裡已經把對方比喻為「月」。檢「老芝如雲月」之句，在蘇軾《送芝上人遊廬山》詩，作於元祐七年(1092)，過了五年，蘇過繼續用這個比喻稱許法芝。這樣，再過四年後，蘇軾又轉用蘇過的詩句贈予法芝，所以，文本上應該以「真似月」為是。
「真似月」與「心似月」有什麼差別呢？都是把對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這樣的比喻，而「真似月」則表明已不是第一次，這是很重要的差別。在蘇軾父子與法芝之間，這個比喻被反覆使用，其喻義為雙方所知曉，且不斷地加深領會和溝通，藉助於這個簡單的意象，可以達成更為複雜曲折的交流。這一點值得強調，因為詩中另一個比喻「牛」，也曾出現在蘇軾贈予法芝的《送芝上人遊廬山》中，也是反覆使用；至於「鴻」，在蘇軾的作品中出現得更頻繁，其含義亦必為法芝所了解。作為贈詩的接受者，這位方外友人能夠明白「鴻」、「牛」、「月」三個比喻的意思，進一步說，它們連貫地呈現在一首詩裡，則除各自的喻義外，其間也必能形成一條意脈。下文的目標就是依蘇軾的生平和詩歌，來追索這條意脈。
二、蘇軾詩詞對「鴻」的書寫
蘇軾字子瞻，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回家鄉眉州為母親守孝後，嘉祐六年(1061)再到京城開封府，參加了該年舉行的制科考試，考中三等，授籤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他告別父親蘇洵(字明允)、弟弟蘇轍(字子由)，獨自去鳳翔上任，途中有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開始了蘇詩對「鴻」的書寫：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自註：「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這可以視為蘇軾生平中第一首影響深遠的詩作，雪泥鴻爪一喻，至今膾炙人口。
然而，這雪泥鴻爪的喻義究竟為何，卻費人尋思。簡單地說，就是太渺小的個體不由自主地飄蕩在太巨大的空間之中，所到之處都屬偶然。古人注釋蘇詩，多引北宋天衣義懷禪師(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來注釋此句，認為蘇軾的比喻是受了這禪語的啟發。從時間上看，義懷比蘇軾年長數十歲，蘇軾受他的影響不無可能，但嘉祐年間的蘇軾是否知道義懷的這段禪語，卻也不能確定。我們且不管兩者之間有否淵源關係，比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鴻爪更為空靈無實，不落痕跡，自然更具萬緣皆屬偶然、本質都為空幻的禪意。不過，從蘇軾全詩的意思來看，恐怕不是要無視這痕跡，相反，他是在尋覓痕跡。雖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跡，雖然留下痕跡的主體(鴻)已經不知去向，雖然連痕跡本身也將在時間的流逝中漸漸失去其物質性的依託(僧死壁壞，題詩不見)，但蘇軾卻能由痕跡引起關於往事的鮮明記憶，在詩的最後還提醒弟弟來共享這記憶。所以，義懷和蘇軾的兩個比喻雖然相似，但禪意自禪意，詩意自詩意，並不相同。禪意是說空幻、說無常；詩意卻正好相反，說雖然人生無常，在這世上的行蹤也偶然無定，留下的痕跡也不可長保，但只要有共享回憶的人，便擁有了人世間的溫馨。這也許受了禪意的啟發，但並不是禪，而是人生之歌。
當然，「鴻飛那復計東西」，此時的蘇軾對於人生的感受，確是不由自主，充滿偶然性的。從仕宦的實況來說，這樣的感受將會延續一生，所以這個「鴻」的意象在他以後的詩詞中也不斷重現。直到他去世，蘇轍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鴻」來比喻兄長的身世：「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我們用這幾句來移注雪泥鴻爪一喻，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因為身世飄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為偶值，無處可以長守，不能安定。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隨朝廷差遣而轉徙，竟不知將來之於何地，則此身猶如寄於天地間，隨風飄蕩，而前途也如夢境一般不可預計。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預計的，蘇軾還在鳳翔的時候，對他非常欣賞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繼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親蘇洵卒，蘇軾、蘇轍回鄉守孝，其間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繼位，改元熙寧；到熙寧二年(1069)，守完孝的蘇軾回到京城，迎面就撞見一件大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把北宋的政界撕裂為兩半：支持變法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有許多原因使蘇軾選擇了反對立場，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黨」在「新舊黨爭」中佔據了優勢，這就使蘇軾被迫離開朝廷，熙寧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寧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寧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長期在地方上工作。由於作為地方官的他必須執行自己所反對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當時所作的詩文中難免有些宣洩。這些宣洩引起了「新黨」的注意，他們認為是惡意的譏諷，加以彈劾。正好王安石罷相，宋神宗改元元豐，親自主持政局，使原本反對王安石的話語讀起來都像在反對皇帝了。語境的改變引起有意無意的解讀錯位，給蘇軾帶來一場牢獄之災，就是轟動朝野的「烏臺詩案」。元豐二年(1079)蘇軾轉任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在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於御史臺，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結案出獄。其間，負責審訊的御史臺對他嚴厲拷問，意圖置之死刑，但負責法律裁斷的大理寺、審刑院卻認為蘇軾所犯的「罪」可據朝廷歷年頒發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剝奪他兩項官職就可以抵消。最後，由皇帝聖裁，加以「特責」，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其連累的蘇轍也貶為監筠州鹽酒稅。
於是，元豐三年(1080)至七年(1084)間，蘇軾貶居黃州。他在黃州所作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詞，再次以「孤鴻」自比：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以「鴻」自喻，本是因為必須隨朝廷差遣而轉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動不安；但此時被朝廷拋棄，不再轉徙了，卻又覺孤懷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這孤鴻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過，「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鴻，似乎已經有了對於主體的意識，與完全被動的隨風飄蕩之鴻有所不同了。——那不能不說是貶謫的打擊喚醒了蘇軾對主體性的自覺，大抵貶居的時候對「自我」的關心總比身任要職時期更多。
蘇軾在黃州所作的詩歌中，還有一聯寫「鴻」的名句，曰「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作為候鳥的鴻，春去秋來其實是有規律的，其境遇並非全屬偶然。或者說，偶然性並不來自鴻本身，而是來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與喜愛的環境反覆溫存，聽命於朝廷的仕宦生涯才會四處漂泊。這個時候的蘇軾年近五十，而堅持「新法」、親自主政的宋神宗只有三十幾歲，蘇軾當然不能也不敢因為政見不同，就預想皇帝會英年早逝，他只能為仕宦生涯就此結束做好心理準備，調整心態去適應長期貶居的生活，而從中體會到獲得自由之身的喜悅。
不過蘇軾的仕宦生涯並沒有在黃州結束。元豐七年(1084)宋神宗下詔讓他離開黃州，改去汝州居住，不久又同意他改居常州。然後，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官員。蘇軾也在十一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回京城。元祐元年(1086)任翰林學士，成了「元祐大臣」。就仕途而言，這是佳境，但也意味著自由之身已經失去，他又必須聽命於朝廷的差遣而到處轉徙，重新陷入雪泥鴻爪般的人生境遇。
元祐四年(1089)，蘇軾再次來到杭州，擔任知州。這一回舊地重遊的經歷，似乎令他的人生被動、所至偶然之感有所紓解，以詩為證：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首句實際上就是「雪泥鴻爪」喻義的直寫，太渺小的生命個體在太巨大的空間裡不由自主地飄蕩，所到所遇無不充滿偶然性，同夢境沒有根本區別。但在此過程中，人生最珍貴的東西——時間，卻悄無聲息而冷酷無情地流逝，當老朋友重逢而彼此看到的都是滿頭白髮時，感慨之餘，是否為生命的空虛而悲哀呢？在這裡，蘇軾雖然沒有悲嘆，可讀者分明能感到一種人生空漠的意識撲面而來。
不過，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如此渺小的個體在如此巨大的時空中飄蕩，而居然能夠重逢，那簡直是個奇蹟，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詩的後兩句扭轉了悲觀的意思，等於是在提議為「重逢」而欣喜，因了這重逢的喜悅，「雪泥鴻爪」般的人生也瀰漫出溫馨的氣氛，驅走了空漠意識。十五年前，蘇軾曾以「白雨跳珠亂入船」形容西湖之雨，同樣的情景如今再一次出現在眼前，仿佛一段悠揚樂曲中的主題重現，令人陶醉其中。如果說「重逢」是個奇蹟，那麼即便如何平凡的人生，原也不乏這樣的奇蹟，使生命具有詩意。
蘇軾離杭歸朝，是在元祐六年(1091)，此時他的弟弟蘇轍已經獲得更高的官職，進入了執政的行列。所以，為了避嫌，蘇軾經常申請到外地任官，先後在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擔任知州，中間也曾有幾度在朝，所獲得的最高官職是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這離執政的宰相只有一步之遙，所以《宋史》的《蘇軾傳》還為他沒能當上宰相而感到遺憾。
三、「磨牛」與「黃犢」
「重逢」的喜悅固然可以遣散到處偶然的痛苦，但這樣的喜悅馬上被另一種痛苦所打消。在蘇軾元祐七年(1092)所作《送芝上人遊廬山》中，出現了另一個比喻，就是「牛」：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
所謂「二年閱三州」，就指元祐六、七年間，從杭州知州被召回，又出知潁州，移揚州。此時蘇軾五十六、七歲，過了中年，漸入老境。數州皆其早年遊宦經歷之地，臨老出守復又至此，初時雖有「重見」的喜悅，但「重見」得多了，卻猶如轉磨之牛，「步步踏陳跡」了。
錢鍾書先生對這個「磨牛」之喻有一番分析，他引了古詩中所詠的盆中之蟲、拉磨之驢、磨上之蟻，及西方文學中的有關比喻，參考闡釋，謂：「生涯落套刻板，沿而不革，因而長循，亦被圓轉之目。」「守故蹈常，依樣照例，陳陳相襲，沉沉欲死，心生厭怠，擺脫無從。圓之可惡，本緣善於變易，此則反惡其不可變易焉。」這個分析甚為透徹精闢。與雪泥鴻爪之喻相比，磨牛之喻的喻義可以說正好相反：前者苦於到處偶然，後者則苦於人生的重複無趣。若將兩者相聯來看，則更覺意味深厚：從少年時感嘆人境相值的偶然性，到中年後歷經宦途的轉徙，改為感嘆人境相值的重複性，這一轉變中，積累著厚重的人生閱歷和久長的人生思考。雪泥鴻爪之喻中暗示的那個太大的空間，在磨牛之喻中變得太小，就此而言，即將再次降臨到蘇軾頭上的貶謫命運，卻會把他帶向前所未至的嶺南大地，乃至天涯海角，毋寧說是值得歡慶的。
元祐之政隨著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而走向尾聲，哲宗皇帝親政，意圖起用「新黨」，恢復他父親神宗的政策。蘇軾在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次年改元紹聖，「新黨」掌控政局，大規模貶謫「元祐黨人」，蘇軾得到落兩職(剝奪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稱號)、追一官(官品降低一級)、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責知英州(今廣東英德)的嚴懲，而在他趕赴英州的路上，又繼續降官為左承議郎(正六品下)，追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被懲罰的還有其他元祐大臣，已經死去的司馬光被追奪贈官、諡號，連墓碑都被磨毀，活著的均被貶謫遠州，蘇轍也在連續遭貶後，又回到他元豐時的謫居地筠州居住，真像做了一場大夢。
萬裡南遷的蘇軾，在途中跟蘇轍見了一面，於紹聖元年(1094)秋天翻過了大庾嶺，作詩云：「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進入嶺南意味著告別了「步步踏陳跡」的被動重複之生涯，來到海闊天空之處，再次獲得黃州時期那樣對自我的關注。十月二日到達惠州，正值孟冬之際，他卻感到「嶺南萬戶皆春色」。後來因為吃到了荔枝，還肯定自己「南來萬裡真良圖」。準備終老於惠州的他用了幾乎全部的積蓄，在白鶴峰下修築新居，還讓長子蘇邁帶領原先寄住在宜興的家人前來團聚。
然而，紹聖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規模貶竄「元祐黨人」，蘇轍被貶到雷州，過了一月，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即儋州)安置。於是，蘇軾只好把家人留在惠州，在幼子蘇過的陪伴下趕赴貶所。五月十一日，他在廣西藤州追上了蘇轍，兄弟同行到達雷州，至六月十一日告別，渡過瓊州海峽，登上海南島。這一次浪跡天涯旅途中的兄弟會聚，正好一個月，此後再未相見。
不過，朝廷的這一番折騰，也帶來一個奇妙的結果，貶謫「元祐黨人」的政策使嶺海之間充滿了逐臣，讓嶺南地區擁有了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史學家範祖禹，詩、詞、文三種文學體裁的頂尖高手蘇軾、秦觀、蘇轍，以及政治家劉摯、梁燾、劉安世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高水平的「貶謫文化」。嶺南地區從來不曾、也再不可能擁有如此豪華的精英隊伍，這使我們不能不把宋哲宗時期看作嶺南文化史的一個高峰。就蘇氏一家來說，軾轍兄弟都帶了幼子(蘇過、蘇遠)相伴，加上此前來到惠州的蘇邁，有五蘇聚集在嶺海之間。有一次，蘇邁寫了詩，通過渡海的船舶寄給蘇過，經過雷州時，蘇遠先唱和了一首，蘇轍看到子侄們寫得都不錯，就寄書蘇軾，表示慶賀，於是蘇軾也次韻一首以資鼓勵。在這首詩的開頭，又出現了「牛」的比喻：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卻來，海闊山高百程送。
雖然因為年紀大了，蘇軾把自己比喻為路途艱難中的老牛，但這與磨牛已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把兒子比作步履輕健的黃犢，跨越「海闊山高」，可見其精神上的歡快。如果不是因為身體衰老，他也能夠像黃犢般不懼「雨滑泥深」的，他的精神已經是黃牘，不是磨牛了。在此詩的末尾，他提出了對子侄的期許：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只要孩子們能夠繼承學問和詩筆，令世人還能欣賞到蘇氏的創作，則兩位老人就算埋骨南荒，也無甚遺憾了。
當然，蘇軾、蘇轍並沒有埋骨南荒。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暴崩。由於哲宗沒有兒子，須從他的弟弟中挑選一位繼承人。為了有利於哲宗所行政策的延續，宰相章惇主張由哲宗的母弟，即其生母朱太妃的另一個兒子來繼承。但這個主張卻遭到向太后的反對。原來，哲宗雖然是神宗的長子，卻並非神宗正宮皇后向氏所生。這向氏雖無子，其正後的身份並不動搖，在哲宗朝也依然高居太后之位。如果再選一位朱太妃的兒子來做皇帝，則朱太妃的地位就太不一般，有可能威脅到向太后。所以向太后堅持認為，朱太妃的兒子與神宗其他的兒子沒有身份上的區別，應該按照年齡的順序，由端王趙佶來繼承皇位。趙佶的生母已經去世，他顯然是向太后眼裡的最佳人選。此時章惇說了一句冒失的話：「端王浪子耳。」他說這位趙佶是個「浪子」，怎麼可以做皇帝？然而，「新黨」中比較溫和的一派首領曾布(曾鞏的弟弟)在爭執中支持了向太后，導致章惇失敗。這樣趙佶順利繼位，就是著名的「浪子」皇帝宋徽宗。他一繼位，馬上就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批判章惇的政治運動。為了打擊章惇所領導的政治力量，被章惇迫害的「元祐黨人」便漸獲起用，政局於是又一次發生逆轉。蘇軾、蘇轍也因此得以離開貶地，啟程北歸。
靜如處子的蘇轍表現出他動如脫兔的一面，此年二月朝廷將他移置永州(今屬湖南)，他馬上動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嶽州(今湖南岳陽)，他接到命令時已經身在虔州(今江西贛州)，到十一月，更許他任便居住，於是他在年底之前便到達京城附近的潁昌府(今河南許昌)。其行動如此迅速，當然是要尋機歸朝。相比之下，蘇軾卻沒有那麼急迫，二月份詔移廉州(今廣西合浦)安置，四月份又移永州居住，而他六月份才離開海南島。十一月朝廷許其任便居住，他接到命令時尚在廣東境內的英州(今廣東英德)，直到此年的年底，他還沒有越過南嶺。兄弟二人北歸的遲速不同，也許反映出他們對於政治局勢的不同判斷，或者對於重新捲入黨爭的不同態度。但這竟使他們失去再次見面的機會。而在離開海南島時，蘇軾對於這幾年南國經歷的表述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正是這嶺海之遊，幫助他擺脫了「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的生涯，使年高體衰的「老牛」卻具有「黃犢」般的精神氣象。
四、「月」喻
上面說了「鴻」與「牛」，最後說到「月」喻。早在元祐七年的《送芝上人遊廬山》詩中，蘇軾就把法芝比作「月」，此後蘇軾貶居惠州時，法芝來探望，蘇過送法芝的詩裡，也有「從此期師真似月」之句，這些都已在前文說過。大體而言，用「月」喻來形容一位僧人因悟道而澄澈的心境，本身並沒有太多新意。生活在宋初的臨濟宗善昭禪師(947—1024)早有一段名言：「一切眾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只為浮雲翳障，不得顯現。」此後「朗月當空」常被禪家問答時取為「話頭」，而蘇軾與許多禪僧交往密切，對此應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蘇氏父子與法芝之間反覆使用同一個比喻的方式，讓我們領會到此喻既是稱讚對方，也是在人生境界上對自我的期許。換言之，對話的雙方都希望達到這樣的境界。如果說，作為僧人的法芝本來就應該如此，那麼身在仕途，經歷了幾番起伏的蘇軾，是要在體會了人生的各種困境後，一步步追求精神的解脫。
精神的解脫指向對生命意義的覺悟，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裡渡海北歸的蘇軾，正是在宣稱「茲遊奇絕冠平生」的同時，把自己的心境也與「月」喻相聯結：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我們可以充分體會此詩開頭四句「快板」一樣的節奏所流露的歡喜。與通常律詩的寫法不同，這四句幾乎是同樣的句式，「參橫鬥轉」、「苦雨終風」、「雲散月明」、「天容海色」，排比對偶而下，一氣呵成。這是語詞的舞蹈，是心靈隨著活潑歡快的節奏而律動，唱出的是生命澄澈的歡歌。一次一次悲喜交迭的遭逢，仿佛是對靈魂的洗禮，終於呈現一塵不染的本來面目。生命到達澄澈之境時湧自心底的歡喜，瀰漫在朗月繁星之下，無邊大海之上。
自從紹聖四年(1097)被貶出海以來，蘇軾屢次以「乘桴浮於海」的孔子自比，以堅持人格上、政見上的自我肯定，如元符二年(1099)所作《千秋歲·次韻少遊》詞結尾：「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他以這樣的道德守持，來對抗朝廷的迫害，立柱天南，巍然不屈。但在此時，模仿儒學聖人的這份道德守持也被超越，蘇軾在大海上聽到的，是中華民族的始祖軒轅黃帝的奏樂之聲。來自太古幽深之處的這種樂聲，是渾沌未分、天人合一的音響，是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本身的完滿和諧，它使東坡老人從道德境界邁向了天地境界。因此，詩的結尾說，回顧這海南一遊，乃是生命中最壯麗的奇遇，雖九死而不恨。這不僅僅是表達了一份倔強而已，心靈上真正得到了成長的人，是會真誠感謝他所遭遇的逆境的。如果沒有遭受貶謫，他就不能到達「魯叟」的道德境界，如果貶地不是這遙離中原的南荒，他也沒有機會聽見「軒轅」的奏樂，領略到天地境界。海南一遊，確實造就了一個心靈澄澈的詩人，造就了一個海天朗月般的生命。政治上的自我平反，人格上的壁立千仞，這些已都不在話下，詩人的生命之歌唱到這裡，將要融入天地自然之樂章，而成為遍徹時空的交響。
蘇軾渡海後，在廣東盤桓了約有半年，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才翻過南嶺，進入今江西境內。行至虔州時，又有一詩明確地將自己的心境比喻為「月」：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獲得了解脫和覺悟的心靈，就像浮雲散盡以後顯露的明月，無論時事如何變化，都可以等閒視之。宋代的批評家胡仔對此詩頗加讚賞：「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其實，這「月」喻不單是寫出他「參禪悟道」的覺悟，也被他自己看作人生的圓滿的完成。所以，當他繼續北行，在金陵重遇法芝和尚時，就作了本文開頭揭出的《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再現這個「月」喻。
五、《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最後，讓我們回到《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將「鴻」、「牛」、「月」三個比喻聯結起來看：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裡不相逢。
這是東坡留下的最後幾首詩之一，其詩意頗堪看作他對人生思考的總結。首句歸鴻，是早年雪泥鴻爪之喻的再現，但喻義已大不相同，因為這次不是隨風飄零的「鴻」，而是「歸鴻」，雖經飄零，畢竟總會歸來。在蘇軾北歸，經過海康時，他與貶謫在那裡的秦觀見了最後一面，分別時，秦作《江城子》一詞相送，首句就是「南來飛燕北歸鴻」。秦觀想必了解蘇軾詩詞對於「鴻」的書寫，所以用「歸鴻」喻蘇軾，而蘇軾此詩中的「歸鴻」肯定也有自喻之意，近承秦觀詞句，遠翻早年雪泥鴻爪之案，身世的飄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這「歸」字解去了。次句「羸牛踏舊蹤」，又是復現磨牛之喻，但這次經了「奇絕冠平生」的海外一遊，便在這個比喻的前面加了「非復」二字，意謂已擺脫「步步踏陳跡」之痛苦，空間的侷促和身世遷徙的重複循環也被超越了。後二句既是對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謂人生的真實、本來之面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恆存在，並且能為人人所理解，因為那原是一切人類的共同底蘊。與「孤月此心明」相比，這個「誰家甕裡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層普遍性的含義。人生的最終的意義，歸結到此「月」喻。鴻、牛、月，這三個比喻寫出了蘇軾人生思考的歷程，而在這首詩中完全重現，仿佛生命就是這樣一首詩。
這樣一首詩，曾經寫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史上，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的作者雖已死去很久，但詩卻永生。
《蘇軾蘇轍研究》，朱剛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