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之「新」，在春秋戰國時代來看，既是其一方面迎合了諸侯國君們期圖以禮制來約束日益膨脹的卿大夫和地方權力，另一方面又是在亂世中能夠苟且生存的重要法則，因為儒家大抵還是以「尊尊親親」為原則的，就是要絕對服從於周天子。正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用在孔子的思想上依然得理。孔子的思想在春秋戰國的上層建築中很有市場，但在紛亂的時代裡這種思想又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發生裂變，當人們所想要改變的事情不斷囤積，超出了人們的控制能力時，新的思想便會出現在新的領域裡。
墨家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更替中出現，而且很快便在諸侯列國中發生巨大影響力。孔子所生活的時代大約是在春秋末期，禮樂制度隨著周天子對諸侯列國控制力的削弱而逐漸瓦解，當年孔子所倡導的「貴族」本義，在這個時期被逐漸瓦解，原有的貴族世襲制度和等級之分出現崩塌，新晉的卿大夫和士子們陸續進入朝堂和戰場，成為諸侯列國們賴以仰仗的重要智謀團。而孔子打破官方教育的壟斷制度，推崇社會大眾教育的模式，恰好正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導火索，很多有才有能之人，即通過對先賢文化的深耕和兼容並蓄，逐漸開發出新的觀念和理念，墨子正好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裡。
墨子曾說自己「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衣之難」，這即說明墨子的來源並非是什麼高層貴族，當然也不是受制於土地的貧下中農。墨子的身份更傾向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手工業者，即可能是從事某種技術型工種的人群。傳說中墨子本人就是擅長製造各類器具的人物，也便對此猜測有所應證。典籍中有「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說的就是墨子曾經也是拜師於儒家，就是從儒家學問中入門，最後從儒家中剝離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認識。事實上墨子對孔子最大的反對聲音，就是來自儒學中所推崇的「繁文縟節」。
墨子極端的認為儒家的 「繁文縟節」非常不利於社會的發展，甚至身先士卒的「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大多不像儒家那樣注重禮儀，生活當中更為隨性和自由，行走於江湖，「以裘褐為衣，以跋驕為服」，倡導諸侯貴族們也要像民眾那樣穿粗布麻衣，行春秋勞作，才能更深刻的體會民眾疾苦，才能更好的管理國家。如果用儒家適用於朝堂，而墨家則適用於江湖，或許更加貼切墨子的理念。在孔子收徒傳授學問而後，到孔子的後人也多在傳道授惑，但真正能夠在諸侯列國中有所成就的人物並不太多，很多儒門的學子有很多都持續的升級孔子學問，比如說儒家的荀子最後就開陳出新，從儒家學說中剝離出法家學派來。
墨子其實是繼孔子而後有著更大成就的宗師級人物，跟孔子的儒家想比墨子的宗派思想建立得更早，也更為系統。即便在春秋戰國時代，墨子的門徒們便都有著共同的稱呼，即為「墨者」，其歷代掌門人即為「巨子」，要說孔子的祖師爺身份則是在漢唐時代才真正出現。墨子在春秋戰國時代，既不講究禮儀規則，又推崇流浪江湖，還有著共同的生活準則，形成固定的團隊，還說「兼愛」「非攻」，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說「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墨家思想跟孔子所說的「貴族世襲」體系就截然不同，更容易受到普羅大眾的擁護，於是墨家思想自出現而後就迅速聚集了大量信徒，甚至在諸侯列國中也形成巨大的思想風暴。很多諸侯國君都願意邀請墨子到其國內進行宣傳，楚國人說「墨子，北方賢聖人。」 《魯問篇》雲:「越王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貴義篇》有雲:「墨子自魯即齊」，墨子的身影可謂遍布當時的諸侯，且皆受到相當的擁戴。墨家巨子甚至有「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 死不旋踵」，這樣的墨家當然比孔子的學說更為可怕。
當然墨子作為具有相當宗教前瞻性的人物，在迎合當時的諸侯列國上，還是有著獨特的觀點，跟大多數諸侯列國所推崇的執政理念相同，墨子也推崇「任用賢才」，更是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只有這樣國家才能穩定，才可能實現社會富裕和生活穩定。這從另外一個方面又再次駁斥了孔子的「繁文縟節」。
墨子雖師出孔子，但對孔子卻沒有任何尊敬之意，所謂「孔丘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說「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而儒家的另外一個大家孟子，對墨子評價則非常之高，說墨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認為墨子的思想是大利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