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球擴張是近代歷史的兩個重要主題。對於前者而言，它主要是從西歐的歷史經驗中生長出來的，它的擴散帶來的是民族主義的思潮和運動此起彼伏、蓬勃發展，並直接導致傳統帝國的紛紛崩潰與解體。然而，一族一國這樣的民族主義邏輯並沒有隨著傳統帝國的消失而失聲。內在地看，它的邏輯就是要不斷地細化分裂下去，世界上只有兩百個左右的主權國家，而能夠被稱為民族或族群的人民團體又何止以千萬計！冷戰期間的兩大陣營對峙格局暫時淹沒了民族主義這個「病毒」的擴散，但在過去二十餘年裡，以民族-宗教為載體的認同政治又在世界各地崛起了。從之前傳說中的美國某州鬧獨立，到不久前的蘇格蘭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持續的獨立衝動，更不用說世界上其他地區存在的民族分裂主義現實，我們都能夠看出，民族主義給世界帶來的更多是挑戰、動蕩與失序。也說明，既有的民族國家體系消化民族問題面臨著根深蒂固的困境。
當下的「庫德斯坦」2014年11月7日，敘利亞土耳其交界處，一位參加葬禮的哀悼者舉起庫德旗色彩的圍巾，擺出勝利的手勢。她正參加一位19歲的敘利亞庫德女戰士的葬禮。 東方IC 圖當前國際局勢中，圍繞打擊伊斯蘭國（ISIS）出現了很多政治派系的纏鬥。其中土耳其的角色，尤其是它的庫德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裡暫且不提背後複雜的歷史背景，單就這幾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我們幾乎可以說，它是「阿拉伯之冬」，是「庫德之春」。
最近在打擊ISIS（伊斯蘭國）的問題上，土耳其表態很曖昧，讓一些人琢磨不透，土耳其到底為什麼會這個樣子？畢竟它是個北約成員國，按理好像應該緊密配合西方的行動。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土耳其對ISIS的態度主要是跟它認定的恐怖主義組織——庫德工人黨（PKK）——有關。PKK早已被定性為恐怖組織。作為分布在四個相鄰國家中的跨境民族，庫德人口有三千多萬，是中東地區的第四大民族。伊拉克北部的庫德自治政府得益於當年美國打擊薩達姆的地區形勢，逐漸獲得了更大的自治權力和地方實力。最近幾年它跟土耳其政府關係不錯，在打擊它同族的PKK的問題上也能夠給予理解和配合。
土耳其埃爾多安的正發黨（AKP）政府這幾年正著力於解決庫德問題，甚至準備與PKK實現和解。但這個所謂的和解進程遭到了多方壓力，久拖不決，雙方都失去了耐心。隨著敘利亞局勢的變化，PKK的重要部分轉移到了敘利亞。庫德人一向在地區衝突中是被不同方面所利用的對象。隨著土耳其政府與阿薩德政權交惡，雙方的庫德問題又變得更加敏感了。
在這個時候，出現了ISIS的「逆襲」。ISIS之所以能夠出現，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之外，還有兩個因素值得注意，一個是久拖未決的反阿薩德行動中，敘利亞自由軍（FSA）的削弱；二是之前什葉派的伊拉克馬利基政府對遜尼派的糟糕政策，引起了遜尼派穆斯林的不滿，遜尼派的極端組織ISIS利用了這個形勢。
最近ISIS正在攻打一個敘利亞的庫德人的聚居地——Kobani。在Kobani的情況是，敘利亞當地的庫德人組織民主聯合黨（PYD）與來到這裡的PKK關係密切，讓土耳其政府非常不滿。這也是土耳其政府最初不願意來援助Kobani的原因。這讓土耳其政府面臨著國內庫德人的指責壓力。而來自伊拉克庫德自治區的「自由戰士」想通過土耳其來援助Kobani。幾方正在磋商，但各有打算。對於PYD來說，它希望能夠儘量拒絕來自伊拉克庫德人自治區（背後是土耳其的支持）的幫助，因為它害怕失去對當地的控制力，土耳其是希望藉助與自己關係良好的伊拉克庫德人的介入削弱PKK在Kobani的勢力。
另外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土耳其蒙受了很多西方媒體的指責，說它「抗戰不力」。除了前述庫德問題，土耳其對ISIS的威脅也有自己的評估，一方面它主要是在威脅伊拉克和敘利亞；另一方面它也害怕恐怖主義報復自己。實際上，土耳其在Kobani做了很多人道主義的工作，尤其是在ISIS的攻擊之前，使當地避免了出現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說土耳其政府漠視或冷眼旁觀，也是不夠客觀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土耳其需要做出最有利於自身國家利益的戰術選擇，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跟著西方跑。
庫德問題之源2014年11月3日，土耳其Caykara村，庫德民權組織「和平之母」的一名成員擺勝利手勢拍照。 東方IC 圖庫德問題是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至少要追溯到土耳其的獨立革命。庫德人本身在「一戰」以後確實是在《色佛爾條約》裡面規定了他們的權利，但後來凱末爾領導土耳其人打敗了協約國，所以條約就要重新籤，《色佛爾條約》被廢除，新籤的是《洛桑條約》。庫德人的民族權利就被犧牲掉了。
庫德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它主要是分散在四個國家裡面，在土耳其的庫德人口是最多的。庫德人在凱末爾時代，連他們的存在都沒有得到官方肯定，他們的identity是被抹殺和壓制的。但這個問題並不能永遠地擱置下去，土耳其也沒有能力同化庫德人。土耳其在民主化之後必然要面對庫德問題，因為民主意味著多元，意味著以往被淹沒的要浮出來，被打壓的要站起來，被忽視的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庫德人在土耳其不是絕對意義的少數民族，它佔了土耳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有一千四五百萬人。
1960、1970年代左翼運動的發展對庫德人有很強的影響，那時成立的庫德工人黨，今天被定性為恐怖組織，實際上這個黨在意識形態上屬於左翼政黨。1999年，它的領導人奧賈蘭被抓以後，庫德人的反抗運動轉入了低谷。後來，庫德工人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襲擊，尤其是針對土耳其官方、軍方。現在AKP特別想處理好這個問題。這是今天土耳其的頭等大事。
歷史地看，土耳其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先是強硬的，後來是走民主和發展的路線。它在國內針對庫德地區的東南大開發，就像我們的西部大開發，投了很多錢，搞基礎建設，改善當地境況。AKP尤其強調用民主的手段，口號是用更多的民主解決民族問題。現在看起來還是挺難的，一方面要涉及權力重新分配、資源重新分配，還要觸動主體民族不能接受的問題，這些都不是一步兩步能解決的。
目前來看，土耳其的庫德人也存在走向自治的可能。這讓人想起土耳其南部近鄰伊拉克，2003年以後伊拉克實現了向民主的大跨越。伊拉克北部庫德區的高度自治得到了認可，當地人還控制了大量石油資源，但它並沒有謀求獨立。這個情況對很多土耳其的庫德人是一種刺激。
就歷史的經驗來看，民族問題一旦出現了，就很難解決。在近代以來的歐洲也是這個樣子。民族問題是近代民族國家歷史的產物，至今我們還在這個歷史過程裡面，所以很難說會有一個完美的方案來處理，只要民族國家還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民族問題就會以這樣那樣的形式而存在。民族主義是一種與identity有關的激情，是一種衝動，它需要制度的安置，也需要情感的釋放，這是一個理性與激情同在的問題。首先需要一個大環境來處理這個問題。這就是要有一個民主的、尊重少數民族權利的體制，這一點中外皆然。比如現在的土耳其，大環境已經有了，少數民族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庫德人也經過那麼多年的鬥爭，已經得到了很多自己的權利。
土耳其庫德問題的特殊性土耳其這個國家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初做了一些很特殊的原則性規定。凱末爾政府自建國之初即蠻橫地自我界定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不承認庫德人的民族地位。
凱末爾黨人能夠把庫德人的民族身份長期抹殺，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在土耳其所有穆斯林是一個民族，庫德人本身就是遜尼派穆斯林，由此，庫德人的民族身份就被抹殺了。這個抹殺還體現為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對庫德人進行系統的同化，堅決限制庫德語的使用，不許出現庫德字樣，不許辯論民族政策，等等。在過去，公開場合說庫德語要被罰款，如果是政治家將受到更加嚴厲的懲罰。
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土耳其國內中小資產階級代表的上臺，土耳其開始逐漸地放鬆對庫德問題的政治限制。尤其是在厄扎爾做總統的時代（1989-1993），庫德問題和土耳其的民族認同問題開始獲得更大的自由討論空間。尤其是在這一時期開啟了對土耳其民族身份的一種公開辯論。土耳其的國名是Turkiye，國民必須自稱Turk。這一點對於庫德人來說難以接受。因為Turk就是突厥，就是一個特定的族群，庫德人不是Turk。包括庫德人在內的小學生，每天上課前都要喊「Turkum, Dogruyum, Caliskanim」，意思是我是土耳其人，我正直，我勤奮。但我的庫德朋友告訴我說，他們小的時候已經可以在心裡說「Kurdum」（我是庫德人）。在厄扎爾時代，他開啟了一個新的國民身份的方向，即不再將國民稱為Turk，而是Turkiyeli，就是說，在國名的基礎上，把土耳其的公民和國民身份定為「來自土耳其的人」。這才是真正公民或國民意義上的土耳其人（還一種意見是乾脆把土耳其國名改為「安納託利亞」）。當然，這種界定仍然只是處於論辯之中，受到了來自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挑戰，說這是要分裂土耳其國家。
土耳其建立的時候本身就是土耳其民族運動的產物，土耳其民族運動跟泛突厥主義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個國家取名叫土耳其，既符合當時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訴求，也符合西方人在歷史上的叫法，因為西方人一直叫奧斯曼就叫土耳其，這幾乎就等於是說穆斯林，而它不怎麼區分阿拉伯、突厥或土耳其。
新國民身份和新民族政策的論辯持續到今天。在2005年11月初，土耳其總理艾爾多安在土東南部庫德人聚居的塞姆丁立（ｓemdinli）發表了一篇演說，從而在土耳其引發了一場土媒介所謂的「關於認同的戰爭」（「war over identity」）。2006年是土耳其的選舉年，因此，這場有關認同問題的大辯論就顯得火藥味實足。在演講中，艾爾多安說：「在土耳其共和國，公民身份是基本的和最高的認同。」艾爾多安向土耳其的庫德人保證，在他所謂的「土耳其共和國公民身份」之下，庫德人可以自由地界定其作為不同族群的認同，他說：「在那個最高的認同下，我們都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公民。除了這個身份，我們也都有亞身份……沒有人應該因此而被冒犯。一個庫德人可以說『我是庫德人』……我們不應該根據人們的身份來區別對待他們。」
可見，庫德人在土耳其爭得民族身份的問題還是一個新現象。現在開始提的Turkiyeli（土耳其國民）可能更好一點。這樣的話就可以淡化主體民族的強勢，把Turk下降為族群認同，而不是繼續把它同時作為一個公民認同。這就像咱們中國說中國人，漢族，我們是區分得很清楚，漢族是一個族群，我們的國家不叫漢國，我們的國民也不叫漢人，而是叫中國人，這就是一個公民和國民的身份。
回到帝國：大清與奧斯曼中國和土耳其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好幾次革命卻沒有崩潰，但是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轉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過程當中崩潰了，喪失了絕大部分的領土，而中國只是喪失了一部分。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
帝國和帝國當然是不一樣的。奧斯曼帝國的主導民族是突厥人，但它並不是帝國裡面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民族，而且這個帝國的多元性比較強，呈現碎片化，阿拉伯、突厥、東正教諸民族、亞美尼亞等等，這些都是分立的。可以說，奧斯曼帝國的中心和邊緣之間是一種很鬆散的聯繫。這一點跟中國比起來就很不一樣。一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王朝更替中的延續性，歷代王朝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也都認同於中國。奧斯曼帝國沒有這麼一個「統」，它與之前的王朝並沒有這樣的承繼關係。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單從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來說，它的中央集權化也要比奧斯曼帝國強，這是由它統治的核心區域所決定的。就算像新清史說的那樣，清是一個徵服帝國，強調它的滿族特性，但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即它的「中國化」才是主流，滿清的結果就是最後同化於中華。當然，我這裡並不是要否定清的多元性，而且這個多元性對於清帝國的成功和維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仍需要看到主流。
突厥人從中亞來到小亞細亞，最後建立了奧斯曼這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突厥人佔主體的地方，到最後還是小亞細亞，在帝國的其他廣大領土上，則是各地原本的民族。比較來說，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核心區域比較小，向心力也比較弱。這是它內部的一個情況。
另外，帝國的崩潰實際上就是解體，相對來說奧斯曼被肢解得更徹底，而中國呢，最後還基本上維繫了原有的規模。當然仔細查看，中國在近代失去的領土也不小，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尤其是東北和蒙古失去的面積也不算小，但跟奧斯曼帝國的解體還不是一回事。
從奧斯曼的角度來說，它的崩潰或者說解體主要指的是它在歐洲，特別是東歐這些領土的失去，後來包括失去了阿拉伯（這就是圍繞阿拉伯的勞倫斯發生的故事，擬另撰文詳述）。奧斯曼的地緣位置是其解體的重要原因。它那些領土的失去，尤其是在歐洲，不能不說跟文明的斷層有很大的關係，奧斯曼人為廣大的基督教徒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這與穆斯林帝國的傳統有很大的關係。那些地區本身就在歐洲，屬於另外一個文明圈，是異質的。近代世界歷史的特徵是歐洲崛起，東方相對衰落。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崛起以後，就走向殖民化和海外開疆拓土。其實歐洲人開拓了新航路之後，奧斯曼帝國控制地中海的航線的意義就慢慢下降了。這也影響到帝國的財政收入。
在近代之前，甚至說在十八世紀以前，奧斯曼帝國在歐洲是強國，長期保持著對歐洲的優勢，也因此成為歐洲的夢魘，奧斯曼的存在是近代歐洲意識形成的一個關鍵外部力量。當歐洲崛起的時候，它一方面要搞殖民擴張，另一方面也是要解決這個歷史的噩夢問題，其實就是歷史上說的「東方問題」。歐洲列強包括俄國崛起後，東歐的基督教民族主義也比較早地覺醒了。這樣，在十九世紀，在列強的幹預和支持下，東歐巴爾幹很多小民族逐漸獲得了獨立地位，也就是從奧斯曼帝國脫離出去了。相比較來說，中國離西方很遠，我們是遠東，奧斯曼是近東。當希臘人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出去的時候，咱們這兒鴉片戰爭還沒有發生呢。可以說，由於地理的原因，我們受西方衝擊要比奧斯曼帝國晚很多。也就是說，奧斯曼帝國離歐洲近，受到衝擊更早也更大，它領土上的民族主義興起得早，也受到列強的更多幹預。
對歐洲人來講，東方問題就是奧斯曼帝國問題。因為奧斯曼帝國的極盛時期大概在十五、十六世紀。1453年土耳其人拿下了伊斯坦堡，對基督教世界來說這是一個極大震驚。有一部土耳其電影叫《徵服者1453》，講的就是這個故事。對歐洲人來說，奧斯曼帝國是一個長期的威脅，土耳其人最後一次攻打維也納是1683年。所以，到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奧斯曼帝國在歐洲人看來也是一個巨大的壓力，而且它佔據了大量的基督教人口的領地。奧斯曼帝國是被作為一個長期的敵人來看待的，一方面是實際的敵人，也是意識形態和思想上的敵人。
1912-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期間，巴爾幹地區其實整個都獨立出去了。不僅如此，當地大量的穆斯林也被殺戮、驅趕一空。這是民族主義在世界歷史上造成的巨大災難，至今這個災難還在巴爾幹地區延續著。一年後，一戰開始，奧斯曼帝國錯誤地加入了德國陣營。作為戰敗國，奧斯曼帝國再也沒有機會了。其實，與此同時，很多歐洲的古老帝國也都崩潰了，也是由於民族主義空前高漲。一戰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擊。
看中國這邊，1911年的時候我們就完成了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以清帝遜位的方式完成的。近來有中國的學者尤其是一些法學領域的人在談「立憲時刻」，強調了清帝遜位在中國主權延續性方面的意義。就歷史的進程來看，中國實際上是在沒有經歷巨大的外部衝擊與內部分裂的情況下就完成了共和革命。之前邊疆發生了一些騷亂，但清王朝還一直是有力量去消化的，比較典型的就是左宗棠的歷史功績。清在沒落中依然能夠維繫帝國的大致規模，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力量還在，更重要的是滿族統治者的合法性與權威性也大致得到邊疆地區的認同，其中需要注意如下幾個方面：邊疆長期存在的向心力，大一統的中國傳統以及滿清的帝國之術。
在走向共和的革命過程中雖然有各地宣布獨立的情況，但這與奧斯曼帝國的歐洲臣民宣布獨立走向分離是不一樣的，各省的獨立並不是在主權意義上，大家都還認同於「中國」。這與「中國本部」長期的大一統格局不無關係。另外，個別邊疆地區的分裂勢力也很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還在，即使後來出現過軍閥割據的局面，但各方勢力仍然認同於中國，對中央的權威、對走向一統沒有根本上的異議。辛亥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了共和，但從新舊交替的角度來說，清帝遜位是一個關鍵，因為這是個主權讓渡的過程，對於「五族共和」，對於之後的國家統一都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從周邊來看，雖然帝國主義勢力向有覬覦之心，但一來離歐洲很遠，二來，在一戰、二戰中，中國都是一個戰勝國，最想吞併中國的日本也最終被打敗。所以，一旦中央的權威重建起來，中國就能夠保持統一的大局。
土耳其雖然在1908年有青年土耳其革命，但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不是改朝換代，這與前面講到的辛亥革命是不同的。我們共和實現得早，而且是「大共和」，是「五族共和」。土耳其在1923年建立共和國的時候，是在帝國崩潰的廢墟上，當時也就剩下土耳其人自己了，歐洲的領土已經失去，阿拉伯那邊被託管，就是他們想要也沒有統治的能力了。作為帝國戰敗這個悲催命運的承擔者，土耳其人甚至連安納託利亞都幾乎沒保住，列強分它的家的時候連小亞細亞也被切了。歐洲人就是要一勞永逸地處理掉土耳其。所以今天土耳其會有「色佛爾症候群」，《色佛爾條約》的籤訂被視為國恥。在當時，只有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十四點計劃」裡面有兩條提到了給予奧斯曼帝國剩下的那部分突厥人「種族的權利」，也就是他們也可以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建國。可以說，這當時給了絕望的土耳其人極大的鼓舞，使他們對美國特別有好感，甚至有很多人盼望美國趕緊把他們託管得了。畢竟，那個時候的土耳其人面臨的是實實在在的亡國滅種之危。不管怎麼說，今天的土耳其人對凱末爾的評價或許有些爭議，但絕大部分人還是感念他們這位國父，畢竟在當時如果沒有凱末爾他們領導革命，也就不會有土耳其共和國。它的這種情況只能用我們的抗戰勝利來對比。
歷史不能假設。我們今天只對比中華帝國或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它們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從北亞或中亞的遊牧地區來的這麼一幫人，最後建立了帝國，成為統治者，當然，土耳其帝國的遊牧特性要比清帝國更明顯。奧斯曼帝國到它衰弱的時候，沒辦法了才要專心搞中央集權，因為之前，它的中央和地方一直是個鬆散的關係，因為那時候沒有遇到周圍的挑戰，也沒有必要去加強一統。清帝國的大部分所繼承的是西方人所謂的「中國本部」，這裡有長期的中央集權和大一統傳統。這是秦以來就延續下來的，在體制和文化上都已經到了骨子裡。今天咱們也是特別強調大一統的國家，這是有歷史傳統的。所以滿清和奧斯曼帝國的這一塊很不一樣。奧斯曼帝國在地方上是有較高自治權的。尤其是對基督教臣民，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實行你的一套「民法」，只要給我交特別稅就行了。當然，這些地方潛在的是具有分離傾向的。尤其是奧斯曼帝國是個遊牧徵服帝國，當它的軍事力量到達極限，當它的帝國實現定居化又走向衰落的時候，崛起的周邊列強離得那麼近，它面臨頹勢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情勢跟中國很不一樣。
中國和土耳其當前都面臨邊疆民族問題的挑戰。在帝國鼎盛的時代，邊疆是一個流動性的概念，對於傳統帝國而言，處理邊疆問題也是有彈性的。到了主權民族國家的時代，一方面是寸土必爭的內斂的主權神聖性，另一方面是一族一國的彌散的民族原子化趨勢。兩者之間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張力。這使面臨動蕩和失序的社會不得不反思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給世界帶來的破壞，與此同時，傳統帝國在面臨民族國家體系挑戰而不得不強調集權前，長期運用並留在歷史之中的「多元一體」的遺產，在今天也有重新檢視的必要了。當代土耳其是在走向多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在建立之初就有一個多元主義的帶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設計，它有溝通帝國的多元性與現代普世主義的能力，也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在土耳其政府與伊拉克的庫德自治區都能夠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時代，有些看似不證自明的原則，並不是不能重新被質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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