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
儒學是修身之學,也是管理哲學。歷史一再證明,管理者是否清廉,直接關係到國運興衰。只有領導幹部帶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自覺按照道德精神的要求,為政以德,廉潔奉公,才能上下同心,形成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的強大合力。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傳統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中,特別強調修道立德的重要意義,他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王岐山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的的鬥爭》中指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就是中華文化的DNA,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裡。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人敢挑戰這八個字。」今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其中提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體現著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
道德處在文化的核心層面,中華民族有幾千年博大深厚的道德文化。其中,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正是中國道德文化的具體凝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與精髓。在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八德」也居於核心的地位,深深影響了每一位炎黃子孫,鋪染了歷代中國社會風俗的底色。在今天,八德對社會發展尤其黨風廉政建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首先,德體現信仰和價值觀,這是廉政建設的根本。
什麼是「德」?《說文解字》說:「德,升也。」德有登高、攀登的意思。人有了德,就進步了,就與原來不一樣了。「德」有時與「得」相通,有的註解說「德者,得也」。從文字上講,人有德,就能升,就能得。我國傳統教育要「止於至善」,《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人知道努力的方向,才能神定心靜、踏實安寧、思慮周全,才會有得。人有了德,就不迷茫,就能登,就能得。
德,作為人們共同的生活準則及行為規範,與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相適應,因此它要與作為價值體系的「道」相適應。大道無言無形,人們只有通過思維意識去認識它、理解它、感知它,德就是道的載體,是道的體現。既然「德」是人們能看得到的心性,是通過感知之後進行的行為,所以,有德的人一定會順應道,按照自然、社會、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德」包含著「道」,「道」與「德」可以合成一個詞「道德」,有德就是有道德。
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就是「道德」,孔子儒家最重視「修道」與「立德」。孔子說:「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這話說透了「道」與「德」的關係。只有遵道而行,德行才好。道屬於價值信仰,德則是行為規範。道與德相輔相成。信仰決定德行,德行體現信仰。有怎樣的信仰和追求,就有與之相應的為人處世方式,視聽言動體現著德行。
就像五常與八德的關係,只有對於仁、義、禮、智、信的自覺尊奉,才有八德的具體表現。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就是要建立共同的信仰,要樹立人們的共同信仰,則需要廣大領導幹部良好德行的感召與引領。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只有領導幹部帶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自覺按照道德精神的要求,為政以德,廉潔奉公,才能上下同心,形成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的強大合力。
其次,儒學在成就人的德行,這是廉政建設的前提。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學的宗旨是通過教化使人心歸於正。孔子「施教」也是如此,「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孔子儒學教化人心,是為了使更多的人能遵道而行,弘道明德。格物致知在於正心誠意,這都是修身的功夫,修身就是成就人的德性。
儒學是修身之學,也是管理哲學。儒學培養治國平天下的管理人才,培養有德有位的君子,這些人是社會的精英,是德的承載者,是道德代言人。魯國君臣向孔子問政,孔子說「政者,正也」,說「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孔子強調以為政者的正引導天下的正。孔子反覆申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帥以正,孰能不正」。這恐怕就是孔子所說「為政以德」的意義所在了。為政者心中有「正」,發自內心地自覺做到無私不邪,其所解決的豈止是廉政的問題?
再次,八德之間有內在聯繫,都為廉政建設之所需。
如何處理好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矛盾,怎樣在「人心」「道心」之間「允執厥中」,如何在「天理」「人慾」之間「好惡有節」,人們進行了不懈的探討,人們從不同角度和層次思考「德」,出現了許多概念與歸類。《尚書》中說到了「九德」,那時,仁、義、聖、智、信、孝、慈等概念已被普遍使用,各種「德」都圍繞這些概念鋪陳闡發。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春秋時期的思想家繼續凝練提升,認識更加全面、系統、嚴謹。如管子提出了「四維」,《郭店楚簡》中有「六德」,孟子提出了「四端」之說等。
到宋代,人們對儒學與社會改良的認識更為清晰。他們更加注重自身修養,注重向人心「內求」,同時也從社會結構出發,立足於「中國」文化立場,更注重個人、家庭對於國家和諧穩定的關係,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並稱連用的越來越多,有的稱之為八德,有的還稱之為「八行」或「八端」,以之涵養良知良能,視其為「修身之要」和「教化之道」。
八德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之間既有一定的並列關係,也可視為相互遞進的兩個層面:孝、悌、忠、信為第一個層面,即正心誠意的內在修為；禮、義、廉、恥為第二個層面,是個人修為的外化。前者屬於做人做事的修身層面,後者則是為政治國不可或缺。在八德中,孝與悌、忠與信、禮與義、廉與恥,意義相鄰相近,也可組成幾組概念,同樣存在層層遞進的關係。每個人都要以八德精神要求自己,從孝悌之道出發,培養愛與敬的情感；以忠信之道言行,支配自己做人做事。按禮義的要求衡量是非曲直,用廉恥的節度約束自身行為。這樣,八德渾然一體,相互為用,使人能知是非,明榮辱,明理知止,好惡有節,循禮而動。
最後,廉德專講廉潔與廉明,是為廉政建設之首重。
國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貪廉。「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在八德中,廉德要求官員廉明廉潔,與廉政建設直接相關。
歷史一再證明,管理者是否清廉,直接關係到國運興衰。中國早期的管理智慧中,就格外強調廉德。周代鑑別官員,就曾列出了「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等「六徵」,明確提出「廉」的概念。在「觀誠」中提出「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省其交友,觀其任廉」；在「揆德」中又將「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強立而無私」作為用人的一項重要標準。
觀察古代「廉」的概念,可以發現,「廉」絕不僅是狹義上的「廉潔」或「不貪」。那時「廉」字意義寬泛,該字本指廳堂的側邊,邊或角亦稱為廉,既有廉潔、廉明、廉正之義,也可引申為察考、訪查。對相關的材料,不可拘泥狹隘地進行理解。如《周禮·天官冢宰》中說:「以聽官府之大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辨。」這是全面考察官吏或政府的六條原則,以此來裁判其政績好壞。「六廉」是對官吏或政府的全面考察,自然包括其是否有原則、有立場、有界限、敢作為,還包含敬德保民、勤政愛民、克己奉公等,這裡的「六廉」完全可以視為中國廉政思想成熟的標誌。
孔子以前,管子已經提出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並說「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廉的重要地位顯而易見。孔子儒家把為政君子的「廉」放到了突出位置,他說:「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那時特別注重士君子的廉恥教育,從心靈的層面防微杜漸。孔子說「古之矜也廉」,說儒者應該「慎靜尚寬,砥礪廉隅」,說的都是要品格方正。孔子尤其主張士君子「謀道不謀食」,要有宏大的理想信念,有崇高的目標追求,而不宜斤斤計較於生活的小節,不應「恥惡衣惡食」。孔子特別強調「欲而不貪」,這樣,正確的「欲」就顯得更為重要,孔子說得好:「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人立志做有仁德的人,怎麼會「貪」呢?有了正確的做人標準,也就不難做到廉了。
不難察見,廉德的內涵其實很豐富。為政以德,廉為德本,當前,我們倡導廉德,就是按照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立廉德,謀廉政,興廉風,努力實現新的作為。如果是這樣,就能使廣大黨政幹部做到「清」「儉」「勤」,清則高潔不苟取,儉則素樸不奢靡,勤則盡責不怠政。如此,就會風清氣正。
(作者系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