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澤香
貧窮之於親情，似乎天生帶有豁免權。比如生而不養，不是父母的錯，而是無能為力。這一幕出現在電影《何以為家》中。當十二歲的少年贊恩站在法庭堅定陳詞：「我要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贊恩的父母羞憤難當。面對律師的詰問，贊恩的母親滿腹委屈地咆哮：「如果我有選擇權，我會做得更漂亮！」顯然，被兒子指控的父母不僅委屈，而且憤怒。
敘利亞內戰，贊恩一家逃至黎巴嫩，因無證件，無身份，一家人蝸居貧民窟，兩個大人、七個孩子，貧困令他們失去生而為人的尊嚴。對生活束手無策的父母，暴戾難抑，不生孩子怕被人笑話，生了孩子生活更糟。年幼的贊恩被迫出去做工，從未上過學，如果不是妹妹薩哈被強行嫁給小販阿薩德，他不會一怒之下離家出走。
家是牢籠，薩哈的哀求與眼淚深深刺痛了他，父母的決絕斬斷了他對家的一線留戀。
流浪之路，贊恩幸得女工拉赫相助，暫有容身之所。可惜好景不長，善良的拉赫被查出無證件，以非法居留之罪關進監獄。贊恩面臨的難題十分棘手：他與拉赫一歲的孩子約納斯將如何生存。
贊恩擔起照料約納斯的重任，為此不惜學父母自製含毒品成分的飲品賣給癮君子。生活似乎有轉機，一日他在集市遇到賣雜貨的小女孩梅森，得知通過商販奧斯帕可偷渡去其他國家，比如瑞士。梅森說，「那裡沒有一個孩子慘死」，贊恩心生嚮往「我也想去」。等攢夠錢，他與約納斯會有新的生活與未來。但是如同陰晴不定的氣候，豔陽展露須臾即被烏雲遮蔽。贊恩一回家被房東驅趕，連同藏在鐵管的錢都來不及取。努力終成泡影，現實依然殘酷。
走投無路之際，與其餓死，他嘗試走在馬路對面，看有無好心人領養待在原地的約納斯。看著約納斯對他遙遙招手，贊恩眼裡注滿悲傷又絕望的淚水。不得已，想起奧斯帕之前說過幫他給約納斯找個好人家的提議，還會給他五百美元幫他辦偷渡。這也許是唯一一條能讓兩個人都活下去的生路。
贊恩聽從奧斯帕的建議，回家拿偷渡所需的身份材料。回到家的贊恩，聽聞薩哈因懷孕大出血身亡，盛怒之下，拿刀找阿薩德算帳。刺傷阿薩德的他，這一次被關進監獄。
電影行將結束，遠走高飛的美夢化為幻影。一次偶然之機，他在監獄聽到法律節目，關於父母對孩子的虐待，他鼓起勇氣撥通正在直播的電話自陳：
「我想讓大人們都聽一聽我的話，我想讓那些不能照顧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否則長大後能回憶的是什麼，是暴力虐待、侮辱或者毆打嗎？被鐵鏈鎖、被水管澆、被皮帶抽嗎？我聽過最親暱的話只有「給我滾臭小子」或者「走開混蛋」。生活簡直就像一坨狗屎，比我腳上的鞋還髒，我天天活在地獄裡，受著煎熬，就像我做夢都想吃的雞肉一樣，命運為什麼要折磨我！我本來以為，我們會長大，長成個好人，會受人尊敬還有很多人喜愛，但是真主不想讓我們變成這樣，他要我們像地毯一樣被人踩在腳下。」
贊恩的遭遇引發媒體和律師的關注。欣慰的是，人販子奧斯帕被抓獲，嬰兒約納斯重回拉赫的身邊。
電影結束了，真實的生活還在繼續。片中贊恩不是演員，他演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導演娜丁·拉巴基在貧民窟發現了他，請他擔當主演。贊恩的人生因《何以為家》一片得到改變，片尾他說希望能去上學和能枕著枕頭睡覺，據片尾字幕介紹，「在聯合國難民署和《何以為家》劇組的幫助下，贊恩一家已在挪威安家，贊恩的父母獲得工作，贊恩正在求學中。」展現熒幕上的最後一行字尤為動人，「願每一個勇敢的小孩，都能被全世界溫柔以待。」
何以為家？大至世界和平，再無戰亂與逃離；小至家庭和睦，家人相互理解與關懷。相較龐大的難民群體，贊恩的幸運僅是個例，還有更多生活處境不堪的未成年人，他們能向誰求助？
片中贊恩父母與拉赫對待孩子的態度截然不同，並非他們生性暴戾，贊恩母親在法庭哭訴，「為了我的孩子，什麼犯罪的事都願幹」，不是不愛，而是無力，一切因生活所迫。他們是溫水中的青蛙，日復一日，遵循舊習，忘卻跳出，他們不是贊恩，不曾叛逆，任由生活欺壓，無能帶來的怨忿唯通過與孩子之間相互折磨而消解。有多少親情假以愛之名，實則行傷害之事。父母固然有錯，同時他們也是受害者。
有多少人能抵擋生活的重壓？贊恩無力維持他與約納斯的生計，同樣迫不得已將他送給奧斯帕。那一刻，他內心承受的不僅僅是與約納斯離別的痛苦，還有無力扭轉的憤懣，他恨一切，包括自己。然面臨生死之危，已無法承受道德的拷問。假若沒有更強大的力量護衛，人在命運面前，確如螻蟻。
《何以為家》最終討論的命題遠非親子關係，而是一個由來已久、從未止息的，與家庭、學校、社會三方有關的如何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深層研究，以及如何維護他們應有的權益。例如，當家不再是家，誰能成為那個幸運的贊恩，誰又能帶給他們活下去的勇氣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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