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香港九龍灣建行中心二十九層的建行（亞洲）百年館藏
編者按：
香港九龍灣建行大廈二十九樓有一個藏品甚豐的歷史博物館，那裡有研究香港金融史不可多得的瑰寶。二〇〇六年中國建設銀行收購了美國銀行（亞洲），納入囊中的不僅是銀行業務和資產，還有一個百年故事。漫步在博物館，觀者將在發黃的老照片、文檔、信函、電報裡，發現一個又一個鮮為人知的老香港故事。故事最早可上溯到一九一二年，也就是建行（亞洲）在上個世紀的前身：廣東銀行。「建亞博物館裡的老香港」帶你走進這段橫跨一個世紀的歷史，透過珍貴的藏品，回望香港的塵封往事。
電報裡的港幣淪陷
位於中環德輔道中六號的廣東銀行總行，於一九一二年開業一直沿用至今，現為建行（亞洲）之旗艦店/作者供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過十八天的戰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指揮官酒井隆投降，香港宣告淪陷。從此一百六十多萬香港居民步入日佔時期共計一千三百多天的苦難歲月。前路渺茫、民不聊生，不僅老百姓舉步維艱，原本生意做得風聲水起的銀行大班們也惶惶不可終日。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廣東銀行香港總行副經理（相當於今日的行長一職）陳善旺憂心忡忡，向澳門分行發出了香港淪陷後的第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洋洋灑灑共有三頁，大有信息隔絕太久之後，道不盡千言萬語的苦澀。然而就是這樣一封電報，為了解日佔時期香港金融業狀況提供了難得的一手史料。
根據陳善旺的描述，日本侵佔香港前的十八天戰事中，廣東銀行依然照常營業，但時間非常短，上午十點開門，中午十二點就結束。到十二月二十六日香港淪陷，所有銀行都停止營業，由日本的金融工作班派人在各銀行清點倉庫，不僅將庫存現金登記在案並封存，而且還將儲戶的數據列明列表，詳細標註儲戶的國籍和金額。之後，日本的「金融班長官」兩度召集銀行經理商量復業事宜，但一直到陳善旺發出電報的這一天，依然沒有最終結果。
日曆顯示，陳善旺向澳門分行發電報的這天是周六。而那一周的星期一，已經有包括渣打、東方匯理等五家銀行恢復營業。淪陷後香港物價飛速上漲，百姓最為關切，怎麼把存在銀行裡的錢取出來購買日用品。對於日本來說，如何實施嚴格的金融管制，控制貨幣流通，是侵佔後亟需解決的問題。銀行首當其衝，成了日本掠奪的要塞。
事實上，日軍在侵佔香港的第二天就宣布「軍用手票」為香港合法貨幣，禁止市民使用及持有港幣，並要求市民在限期內將港幣全部兌換為軍票。而在銀行有港幣存款的市民，亦要將全部港幣按規定折算。如果發現居民藏有港幣未兌換，就施加酷刑。至於港幣兌換軍票的匯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為軍票一圓兌換港幣二元；一九四二年十月，為軍票一圓兌換港幣四元。
為了讓軍票儘快在市面流通，日本金融班命令少數幾家銀行開門三天，允許儲戶提取存款。陳善旺在電報裡詳細地描述了期間銀行的運作，即儲戶提取現金只限於個人活期和儲蓄存款，而且每人提取以五十元為限。不過三天的期限過後，日本金融班逐步放開了允許正常營業的銀行範圍，在原來五家基礎上又增加了五家，銀號方面則有二十八家獲準營業，只是營業範圍限於將港幣兌換為軍票。
此種金融政策對於淪陷的香港而言，無疑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作為銀行家，陳善旺深知香港市民以及金融業將深陷危機。但情長紙短，加上日本對郵政和言論的嚴格管束，在和澳門溝通香港戰後情況的電報裡，陳善旺沒有做更多點評，通篇都是冷靜的現況描述。
前途未卜，內心難免悲戚。不過，陳善旺在電報最後依然振作精神安慰澳門分行的同事：「續想不久便可恢復本港之繁榮。」可惜，經曆日佔後的香港經濟滿目瘡痍。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大藏省（編者註：日本過往的最高財政機關，為現今財務省之前身）宣布日本軍票無效，香港百姓的十九億日圓財產，一夜之間變成一堆廢紙。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三日，香港軍票索賠委員會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償還欠下香港百姓的軍票債務。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東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沒有這方面的賠償法為由，拒絕作出賠償判決。
坐困愁城的大眾生活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香港總行門口（一九二五年）/作者供圖
三聯書店出版的《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以下簡稱坐困愁城）透過一百多件珍貴的民間藏品，重構當年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普羅大眾的衣食住行。如果書的作者搜集到了日佔整一個月後，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的副經理陳善旺發出的一封電報，對於當時日佔香港大眾生活的圖景將會有更生動的了解。
香港物價飛漲。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香港恢復水電供應。經歷了一個多月的通訊中斷，身為廣東銀行香港總行副經理的陳善旺在這一天，迫切地向澳門分行同事發了一封電報。「米糧價漲，白米每包一百八十斤，戰前沽價二十一元，現在黑市漲至二百五六十元之間，對於民食不無影響。」身為銀行家，陳善旺用數字對日佔時期香港民眾生活的艱難作了最直觀的描述。《坐困愁城》則用文字記錄了當時港人的困境。其中提到，「市民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最大難題，就是物價飛漲，三餐不飽。」
糧食價格漲得離譜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是，日佔政府在香港實行計口授糧的白米配給制度，由民治部按戶口向市民發出普通購米票，規定每人每天只配給四兩白米。有限的供應，直接催生了黑市糧價的飆升。這樣的配給制度源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對亞太國家白米供應的立場。其中，朝鮮、臺灣、滿洲為日本的主要供應地；糧食不足地區包括香港、華中地區，則採用配給制。至今，在香港經營日餐的店舖，愛將「日本大米直送」作為廣告吸引食客。透過這些廣告牌，了解歷史的香港市民不知是否會依稀看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香港。
另一個原因與貨幣政策有關。日本強行要求香港市民用軍票購買物品，軍票換取的巨額港幣被日軍拿到澳門購買物資以供戰爭需要。因此也有研究將軍票流通量及食品價格指數走勢進行比較，發現二者相關度很高，繼而認為軍票是導致香港一九四五年物價以更瘋狂速度上揚的罪魁禍首。
因為食不果腹，常有劫掠事件發生。著名報人薩空了就在荷李活道的小路上被匪徒劫持。陳善旺在惜字如金的電報裡也特別提到了治安方面，「雖然地痞劫掠間不能免惟大體上尚屬安靖」。
不僅吃不飽，日佔香港的市民們出行也受到嚴重影響。陳善旺在電報裡無奈地提到，小輪雖然通航，但是陸地交通沒有恢復，導致「須列隊等候陸路交通」，而且香港市民主要的出行工具電車依然處於停運狀態，「惟現時則只得步行而已」。讀到這裡，似乎能聽見陳善旺的輕聲嘆息。
做生意也要靠「運氣」
一九四七年適逢建行（亞州）前身廣東銀行成立三十五周年，該行同仁在香港總行大樓前合照留念/作者供圖
百年基業常青的奧秘究竟何在？這是一個讓管理者既撓頭又著迷的問題。前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退休後獨闢蹊徑，從收集的世界各地錢幣著手，研究全球金融變遷歷史。他半開玩笑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一：百年老店的成功要靠運氣。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在日本轟炸期間似乎就特別受到運氣的垂愛。二戰期間，炮火紛飛的香港滿目瘡痍，今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將「日佔時期」展館設計為一個防空洞，以重現當日香港的境況。銀行雲集的德輔道亦未能倖免於難，多數銀行辦公大廈在轟炸中被損，但廣東銀行卻奇蹟般地獨善其身。
建行（亞洲）百年館藏保存著一份一九四二年發往澳門分行的電報。發報人是廣東銀行香港總行副經理陳善旺，他不無欣慰地提到：「德輔道各銀行大廈間有被轟損壞。本行幸未受波及，其他域亦略有破壞，各行員及家屬則幸平安。」廣東銀行在轟炸期間沒有受到波及，不可不謂大幸。更「幸運」的是，戰爭沒有摧毀這間銀行的經營。一九四五年在停業三年之久後，時任廣東銀行代理董事長的宋子安召開了日佔後第一次董事會，宣布復業。現存建行亞洲百年館藏的董事會會議紀要一如戰後百廢待興的香港，於千頭萬緒中交織欣喜和期望。
慶幸做生意的「運氣」在宋子安的一番講話中也能尋到蛛絲馬跡。他說：「經過四年最劇烈之戰爭後，吾人今日能在此間再開股東年會極感愉快。戰爭對本行之業務及收益，關乎資產之一部分，均不無影響。」但他轉而強調，由於銀行公積以及準備金數額「頗大」，此前「為穩健起見，未計算之盈利頗多，足以抵銷一切損失有餘，全行基礎仍極穩固，足堪告慰。」
由於二戰轟炸中，廣東銀行固定資產影響甚微，加上資本金充足，這讓廣東銀行在日佔後得以迅速復業。然而即便有上天的眷顧，任何企業的發展都無法逃避百轉千回的宿命——運氣背後往往是帶血的教訓。
事實上，日佔期間閉門謝客並非廣東銀行第一次停業。一九三五年，由於激進的經營策略最終導致損失慘重，廣東銀行被迫停業。香港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林晨對比廣東銀行兩次復業的財務報表發現，經歷了一九三五年華資銀行經營危機洗禮，廣東銀行在資產組合上吸取之前的經驗教訓，經營風格穩健，從一九四五年復業的資產負債表看，抵押放款減少，房地產投資比重明顯下降，對有價證券的投資持續增加。經濟危機、戰爭動亂給廣東銀行留下的不僅是傷疤、還有謹慎管理風險的基因記憶。或許在失敗中站起來，並且不再重蹈覆轍，這才是做生意最大的「運氣」。
老街的金融故事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的昔日櫃檯/作者供圖
滄海桑田，這四個字真是香港數百年來城市和社會變遷的寫照。港島尤以中環為代表，見證了一個不毛之地，歷經數次填海，發展成為今日的繁榮腹地。日本侵佔時期，皇后大道中、德輔道中這些銀行聚集的街道，亦因改名留有歷史鮮明的印記。
建行（亞洲）百年館藏的史料中，就保存著一份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廣東銀行向分支機構發送的信函，通告十二處街道更名。其中，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香港總部所在的「德輔道中」更名為東昭和通；彼時洋行雲集的皇后大道中更名為「東明治通」。公函寫道：「本港街名自本月二十日起實行」……「嗣後通信務須依用新街名。」這些珍貴的史料清晰地記錄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日本侵佔對香港的影響。
老街的故事就是一部鮮活的金融發展史。一八四五年東方銀行（TheOrientalBankCorporation）成為第一家進入香港的外資銀行，開設分行的地點就設在德己立街。一九一二年，廣東銀行在德輔道中六號開業，可謂當時最具選址眼光和魄力的中資銀行。緊接著渣打銀行在一九三三年購入德輔道中地盤，建成當時香港最高的建築物渣打銀行大廈；以及滙豐銀行在WardleyStreet（編者註：獲多利街，現為「銀行街」BankStreet）營業……這使得港島中環維多利亞城，東以昃臣道（JacksonRoad）為界，西至畢打街（PedderStreet），成為香港著名的銀行區。為了不影響各銀行正常運作，當時政府特許，凡是進入這個區域的車輛不能任意鳴笛。
如今漫步在中環，廣東銀行在德輔道中的舊址還在，是建行（亞洲）的辦公地點。至於其他曾經和依舊在中環經營的銀行，也能尋到昔日風採。香港政府珍視中環街道變遷的歷史，舉辦過系列展覽，以照片再現昔日港島中環風貌。鮮有人知，擺花街、威靈頓街、德忌笠街（現德己立街），在上世紀初曾是煙花之地，商戶洋行就在其側。這與今日中環繁華和市井比肩的風貌有異曲同工之處。
經歷一個世紀的滄桑，滙豐、渣打、東亞銀行為了擴充業務，在中環的營業地點經歷數度改建。廣東銀行期間為太平洋銀行和美國銀行先後併購，於二〇〇六年被中國建設銀行收購，更名為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老街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中環的故事也是香港金融業的故事。
老香港的錢事金生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昔日牌匾，現存建亞百年館藏/作者供圖
「金錢永不眠。」過去一個世紀，老香港的財富故事就靜靜地躺在歷史裡。在建行（亞洲）的百年館藏，這些關於金錢的老故事可能是董事會會議紀要裡關於練習生薪金的決議，可能是一份客戶辦理抵押貸款的委託書。
今日香港樓價癲狂，多數港人上車難。而在二十世紀中期，香港樓價又是怎樣的呢？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在一九六三年辦理的一單樓宇抵押貸款，可讓我們窺見一斑。這份收藏在建行（亞洲）百年館藏裡的單據寫道，某某女士以「港島英皇道與興發街以及九龍馬頭圍道與仁街與賢街鶴齡街蟬聯街鵬程街麟祥街樓宇共十二層，抵押透支十三萬港幣，月息九釐半。」該女士坐擁十二層樓宇，應該可以算得上富豪。不過她究竟是哪位名流，為了保護客戶隱私，單據對籤名作了特殊處理，筆者不得而知；另外，因為何故急需用錢，以至將持有的十二層物業抵押，如今也無從核查。但半個多世紀前，十二層樓宇在銀行的抵壓價值只有區區十三萬港幣，這也讓人瞠目結舌：怎麼會這樣「便宜」？根據二〇一九年四月中原地產公布的成交數據，僅北角英皇道健威花園的價格就達到一點六萬港幣一尺，也就是說一九六三年十二層樓宇的總價保守估計，只相當於今日同樣地段十尺的價格。
當然通貨膨脹和購買力是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一九六三年的十三萬港元可謂巨款。那時大牌檔雲吞麵，一大碗只要七毫。紅磡無間隔的唐樓大概八千元一層。如果能夠在銀行找到練習生的工，省吃儉用幾年便可上車，樓價還算是在普通百姓收入可承受範圍內。
當時的薪金水平是怎樣的呢？根據廣東銀行一九六一年的一份董事會會議紀要，在銀行工作的練習生每個月的薪酬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生津二百元，本薪五十元，職津三十元，總計三百元左右。這僅僅是新入職的銀行最基層員工的薪水。六十年代送貨司機也可以賺得同等薪酬。因此買樓付完入夥費後，每月只需供二百元左右即可，剩下一百元足以應付一個月的生活開支。至於教師和醫護人員薪酬還可以供得起大一些的房子。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房地產和金融證券投資進入癲狂階段，最終爆發金融危機。股市飆升讓大量香港市民湧到銀行提取積蓄，投資股市，由此引發的擠兌風潮讓不少銀行損失慘重。那些金錢在癲狂中失眠的無數個夜晚，如今都消失在歲月長河中，只有史料還在靜靜講述往事。
想進銀行不容易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之武漢分行員工考核報告/作者供圖
在內地，銀行業是大學畢業生競爭最激烈的行當之一。筆者十多年前參加外資銀行招錄，應聘的並非核心業務崗位，也足足經過四輪選拔。第一輪是綜合能力考試，第二輪是英文翻譯，通過後進入人力資源和部門主管分別組織的面試。可見篩選條件之嚴格。上世紀初在香港初創的銀行，招聘考試是什麼樣的？
建行（亞洲）百年館藏裡保存了一個世紀以來所有董事會會議紀錄，其中有數份專門討論員工招聘考試規則。總體上，流程規範、以效率優先，考核標準簡潔明了，在當時的銀行招聘中可謂獨樹一幟。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九點，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就召開了一次董事會，專題討論推舉甄選員工考試委員會主席。那時，中文和英文是重點考核的內容，廣東銀行對二者一視同仁，並不刻意強調英文的重要性。因此，中文需要作簡短作文一篇，文言文和白話文不拘。英文除了翻譯銀行應用詞句外，還要寫一封簡短英文信。廣東銀行還特意設置了英文打字考核，用途是「觀其英文程度如何」。
有意思的是，對於英文考試，廣東銀行的這份董事會會議紀錄裡，特別強調了效率，比如，英文最多五題為限，一個小時內交卷；銀行術語限銀行日常應用名詞；此外，算學、珠算、筆算的考試量應限於一個小時內可交卷。
大概是為了防止洩題，這次會議還規定試題應該是臨時口頭向應考人員宣布。事實上，從民國時期開始，大部分銀行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招考體系。有一本書《民國銀行練習生往事》就專門考證那時銀行如何招考和培訓練習生。書中記錄：「浙江興業銀行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招考練習生時，考察範圍更為廣泛。」不僅考中文、英文、算術，還要考歷史、地理類的綜合常識，甚至有的銀行還要做智力測試。
即便通過了考試，廣東銀行還有一道檻：保證人制度。一份招錄材料顯示，進入銀行工作需要保證書，籤署者為知見人、被保證人以及保證人。根據招錄人員職務的高低，保證人繳納一千至五萬元不等的保證金。銀行行長級別保證金最高為五萬元；會計或出納屬於關鍵崗位保證金為兩萬元；重要行員為一萬元，信差等後勤工作人員只要一千元即可。保證書明確規定，如果被保證人有營私舞弊、侵吞公款，以及其他損害銀行權益的行為，保證人要負無條件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保證金為上限。
然而，金錢並非萬能。保證金並不能一勞永逸解決「代理人問題」。時光流轉到二十一世紀，如何招錄到適合的員工，留住員工的心是當下許多銀行人力資源面臨的挑戰。當年希望以保證金枷鎖管人的廣東銀行董事會大概想不到，半個多世紀後，保證人制度成昨日雲煙，二〇〇六年將其收購的建行（亞洲）如今倡導快樂文化，以期凝聚員工的心。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一九二一年董事局會議紀錄討論註冊資本轉港元事宜/作者供圖
二〇一六年恰逢孫中山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主持建行（亞洲）百年歷史書籍出版的江先周閃過一念：曾與孫中山有頗多交集的愛國港商李煜堂是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的創辦者之一，位於香港半山的孫中山紀念館裡會不會有和李煜堂以及廣東銀行相關的史料？
江先周是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現任董事長。讓他驚喜萬分的是，在孫中山紀念館他找到了一九一二年廣東銀行開業首年的財報。這讓建亞百年歷史研究的一手史料直接從一九二七年推前到一九一二年。
在紀念館二層主題為「孫中山時期的香港」展廳，這張發黃的結冊作為館中佔面最大的銀行文物，靜靜地立於玻璃櫃，講述二十世紀初，華僑海外創業致富的故事。彼時，僑匯以港紙支票寄回中國內地，香港作為匯款的樞紐，奠定了日後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地位。廣東銀行元年結冊顯示，一九一二年開業僅半年多，匯單項達港幣110606.62元。孫中山紀念館亦將這張結冊和其他銀行文物視為革命黨人透過香港的匯款網絡，把愛國華僑捐助的經費匯至內地支持革命運動的見證。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創辦人李煜堂與辛亥革命淵源頗深。作為支持孫中山的「鐵粉」，李煜堂開辦的金利源藥材店是孫中山革命活動在香港的秘密聯絡處；《中國日報》的運營有賴李煜堂長期提供經費。辛亥廣東光復後，受到孫中山邀請，李煜堂任廣東省財政司司長。李煜堂是創辦廣東銀行的主導者，初始並未出任董事長。由於投資的生意頗多身兼多職，李煜堂在一九一八年才開始擔任董事長，直至十八年後去世。二〇〇九年上映的電影《十月圍城》中，內地知名演員王學圻扮演的李玉堂，原型便是廣東銀行的這位大班。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內憂外患，香港亦未能獨善其身。如李煜堂一樣，那個年代的生意人往往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一生是上世紀初期香港商界風雲人物的縮影。然而，現實中的李煜堂究竟是什麼樣？
李煜堂重鄉情。他創辦廣東銀行時邀請的出資人半數來自同鄉，均是工商和銀行的當家人。雖然做生意，華人社會人情重人脈，但另一方面，人情社會並不妨礙公司治理結構發揮效應。從開業後董事會的會議記錄看，但凡涉及銀行運作的關鍵事項，無一言堂，相反，董事們各抒己見，還不乏激烈的觀點交鋒，最終達成共識。並且，一旦在紀要中形成決議，就不會輕易更改。有一次，董事會就支付買樓佣金達成一致。不料身為董事的撮合人事後反悔，希望提高佣金。再次召開的董事會就此事討論時，李煜堂堅持原佣金水平，「以免將議案推翻。」
李煜堂愛憎分明、行事果斷。一九二〇年二月份，廣東銀行召開董事會專門討論有員工造謠董事在購買辦公樓中牟取巨額佣金一事。在這次會議上，他與第一任董事長陸蓬山的發言彰顯個性，後人從中可管窺二人不同的管理風格。陸蓬山主張念在同事之情，寬大處理，只要當事人寫封道歉信，澄清謠言即可。而李煜堂認為陸蓬山「過於忠厚」，並且引用古語「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一錘定音要將造謠者除名。
這位一生奔波的商界巨子於一九三六年在香港病逝。之後擔任廣東銀行的董事長亦是傳奇人物，包括宋氏家族兩位男丁：宋子文和宋子安。其中宋子安任期二十四年，是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百年歷史上任期最長的董事長。
大江奔流不復還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元年結冊（一九一三年）/作者供圖
從一張紙到一本厚約兩釐米的書，銀行的財務報告見證了香港經濟變遷。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於一九一二年成立後，三易其主，從太平洋亞洲銀行到美國銀行（亞洲），再到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當年在首份財務報告書上簽名的第一任董事會主席陸蓬山，與李煜堂創立廣東銀行，意圖「聚集同志集合資金，從事金山正埠廣東銀行或內外各地的匯兌，進行本港之貿易金融或金融業者所做之各種事業」，今日香港經濟金融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金融業所做之各種事業琳琅滿目，建行（亞洲）百年館藏中橫跨一百〇六年的銀行年報，可謂一部香港經濟發展的編年史。
一九一三年廣東銀行發布開業首年財務報告，當時稱為「結冊及報告書」，區區一頁，內容涵蓋董事長對銀行經營情況的簡明點評以及財務數據。不像今日公司年報分為資產負債表、現金流表、利潤表等各項分別編制，一九一二年廣東銀行的結冊會計科目分類不過四大項：進數、支數、存數、欠數，匯兌業務是主要收入來源。香港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在廣東銀行的這張結冊上的「匯單」項已露端倪──匯兌業務是主要收入來源。十九世紀末開始，赴美淘金在華興起，不管哪種方式的匯款，必須經過香港才能回到中國內地。這樣四通八達的匯款網絡奠定了日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
這一年，廣東銀行開張不過半年多，稅後利潤近三萬港幣。陸蓬山歡欣鼓舞，宣布董事們首年權當免費義務為銀行效力，利潤不分紅。至一九八八年為美國太平洋銀行併購前，廣東銀行最後一期年報顯示利潤已近一億港幣，資產規模近一百一十億港幣；五年後，利潤更是翻三倍，之後為美國銀行收入囊中；到二〇〇五年中國建設銀行從美國銀行手裡買進，經營十三年後，二〇一八年的稅後利潤飆升至近三十六億港幣，資產規模近五千億。
從一九一二年稅後利潤三萬港幣到二〇一八年的稅後利潤三十六億港幣，與香港首家華資銀行利潤級數增長相對應的是，香港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間，除了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〇年，其餘每隔五年都在「十大國際銀行中心」榜上有名。尤其是一九六〇末期，伴隨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大量企業欣欣向榮，香港金融業邁向國際化、多元化。彼時，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在一九六一年為六十億港幣，至二〇一八年已達二點八四萬億港幣。
一九一二年創立廣東銀行的大班們希望自主經營華資銀行，以挽回金融權利。如今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市值計算，全球十大銀行中，中國的銀行佔半壁江山。銀行經營之使命的變遷也在年報中悄然演進。美國銀行（亞洲）時代，滿足客戶需求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次赫然印於年報首頁，之後數年，又先後增加服務股東、社會、投資人、社區方面的內容；到建行（亞洲）宣揚普惠金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以龍舟精神培育企業文化，希望成就百年基業。
今日是明日的歷史，一九一三年，廣東銀行第一任董事長陸蓬山在年報中寫下：「信得本行生意必即行進步」，時間流轉至二〇一九年，後人徜徉在建行（亞洲）百年館藏中，遠眺獅子山，不禁吟唱起「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