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雲也退/文 「我無意推斷」，「我不願評斷」，1971年，埃德蒙·威爾遜在人生抵達終點站前，及時地為新版《到芬蘭車站》寫下了一段弁語，也是他最後一次點評蘇聯的共產主義實踐——另一種意義上的蓋棺之論。其中，他連連說不，不評判蘇聯獨裁政權是否空前絕後，也不斷定史達林就是俄國沙皇裡最殘酷的一位；他希望讀者把這本書「讀作一部基本忠實的記錄，它記錄了在革命家們看來，他們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所正在從事的事。」
意思很明白：讀者諸君，我只是客觀地記下了一群人的主觀認識——他們是怎麼看待革命的，怎麼描繪願景，以及，怎麼將認識付諸實踐。此外，威爾遜還承認，他當年過於輕信蘇聯官方對列寧的描述，而忽略了早在1920年代就已經問世的一些批評列寧的言論與作品。一句話，他是被立場給蒙蔽了一部分心智。
大蕭條期間，在看過阿拉巴契亞和底特律的工人們的艱難處境，在肯塔基的賓內維爾，親眼目睹了罷工的礦工如何將石塊砸向軍警和政府之後，著名的美國文化批評家威爾遜踩上了左派的步調。共產黨不是他心裡毫無疑問的偉大存在，但是，威爾遜覺得，假如資本主義之死露出了端倪，那為何不舉雙手歡迎變化的發生呢？「變化」——有時候，時局中人未必在乎歷史是進步還是退步，他們只是希望有點「變化」發生。
你若認真讀過《到芬蘭車站》，沒準會為威爾遜的「一時糊塗」而慶幸。這本書，是一個不偏不倚的腦子——既肯定馬克思、恩格斯的開創性貢獻，又揭示它們潛在的危險；既讚揚列寧和十月革命，又批評革命者和蘇共隨後的墮落——寫不出來的，而它的偏頗，它對列寧等人的美化，既是其短，又是此書的能量和感染力所在。1935年，《到芬蘭車站》開始撰寫時，威爾遜還興衝衝地告訴他的好友、著名小說家多斯·帕索斯說，史達林是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俄國的社會主義鞠躬盡瘁。不久，他便得到一次去蘇聯訪問的機會，回來以後，同羅曼·羅蘭以及安德烈·紀德一樣，發表了一部訪問記，透露了看到真相之後立場的轉變。不過，儘管他已經完全清楚蘇聯建不成民主體制，而且政治機器已在國內建立了獨裁統治，他還是對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託洛茨基這一串人物所締造的「變化」抱有感情；對他這樣的左派來說，沒有什麼比指出一種可能性更為寶貴的了，更何況，俄國人還在列寧的領導下去實踐了。
任何一個新鮮的運動，一個與之前的歷史、理論、觀念構成決裂的東西，若要想立住腳跟，逐漸抓住更多的人心，都需要它的開創者投入以巨大的信念，給足推動力。馬克思的墓碑上鐫刻著《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裡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乾淨利落地從形上沉思跳到現實實踐。「到芬蘭車站」一語的主語是列寧，所謂的革命大導師，但其實，威爾遜在敘述馬恩的篇幅裡，亦耗費筆墨來描寫馬克思與其他哲學家的不同之處：
「馬克思看起來像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強烈且信念十分堅定的人物——以外表而言也是相當突出特別，滿頭黑色的捲髮，兩手長滿了毛，身著一件斜邊扣子的外套，給人一種望之生畏的印象，即使他的行為有時顯得相當怪異。他的動作有些笨拙，卻大膽而充滿自信，他的儀態言行和社會傳統格格不入，但卻孤傲不群，講起話來聲音洪亮有力，非常適於發動煽動性的批判言論。他不開口則已，一旦開口必定語驚四座，這讓人感覺他對人類心靈了如指掌，能夠輕易加以掌握駕馭。……」
這是威爾遜引用俄國學者安年科夫所述的馬克思印象，此人記述了馬恩與空想社會主義者魏特林的爭論，十分傳神，馬克思被魏特林的書生之言激怒，揮拳砸了桌子，「桌燈差點掉了下來，他跳起來，大叫：『無知完全無濟於事！』」顯然，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所做的事。
馬克思不但與過去的哲學家決裂，與同陣營的那些缺乏實踐勇氣與抱負的知識分子也一刀兩斷。薩義德稱他是「偉大的現代二度思想家（re-thinker）」，反省、推敲、破壞先哲的理論，建立自己事業的開端。喬治·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說，馬克思的職責，就是要第一個證明歷史尚未終結，到他那時為止的各種資產階級思想似乎已經為世界定了調，其實不然，資本主義是促成了人與他本質之間的分裂，而非緩解了它。馬克思要讓人成為社會變革的真正起源，所以，人就不能同他的目的相分離，而是要與其行動合二為一。
這就是革命導師在給將來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繪製藍圖，埋伏引線。評論家劉易斯·梅南德寫道：「歷史學家所想像的『馬克思』就像馬克思本人那樣在行動，在每個新的環境裡持續不斷地做著什麼事……人充填入時間；世界隨著人物的腳步行進而轉動。在我們面前，歷史顯示出一種線索來。」《到芬蘭車站》就是要寫出一條線索：從法國大革命，到巴貝夫、聖西門、歐文、傅立葉，到馬克思、恩格斯，到「歷史行動者」拉薩爾、巴枯寧，再到列寧、託洛茨基、威廉·李卜克內希、羅莎·盧森堡等等，理論一步步發展，行動意識則一步步明確。
威爾遜雖然寫了馬列二人的眾多不同，可讀者會感到，馬克思從理論上和人格上都堪稱列寧的先驅，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起起伏伏多年後產生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樣擅長理論，言辭咄咄逼人，不知疲倦，更重要的，是一樣堅定、頑強、百折不撓，為了達到目的，不但能揮拳掄桌，還能掀起血雨腥風、流血漂櫓的戰爭。威爾遜寫了列寧的酷厲手段，也寫了他對託洛茨基的排擠，但他又說：
「……如果他（列寧）成為獨裁者角色，這似乎也是俄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使然。但是，他變成統御一切的獨裁角色時，也絕不像一般政治家那樣是出於追求個人的榮耀和利益，我們可以這樣說，列寧是少有的沒有私心的偉大政治人物，他從不注意自己的名字有沒有出現在報章雜誌上，他不要求人們對他表達敬意，他不會注重自己的儀容外表……他有許多政治敵手，但他從不會想置對方於死地……」
這些描述中的片面甚至幼稚之處，威爾遜後來都予以承認。不過，如梅南德所說，在幾十年後讀《到芬蘭車站》，更應該予以注意的是此書的副標題「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歷史是威爾遜的真正主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會主義史上林林總總的人物，他們所掀起的「變化」，最終在列寧和託洛茨基的率領下，通過一個民族的集體行動而完成了一段歷史，自此以後，不管蘇聯如何嬗變，是紅旗獵獵，天下歸心，抑或失道寡助，眾叛親離，談及20世紀，後人必然繞不過「十月革命」——而成就歷史，對於一個人完竣其人生的意義而言，乃是關鍵中之關鍵。
此即馬克思理想中的「人與目的的結合」，實現方式則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與馬恩列一樣，威爾遜也相信歷史是有目的的，有計劃的，眾人的行動，不管是理論家還是革命家，是書齋學者還是沙場戰士，都早已被歷史安放在它的沙盤裡面。而且，各個孤立的事件之間都有影響乃至決定關係：大蕭條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個必然結果，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是資本主義為自己培育的掘墓人。
歷史決定論，在蘇聯和東歐政權垮臺之後一直灰頭土臉——其實它的危機早已降臨了，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有很好的論述。然而，《到芬蘭車站》引導它的讀者去了解與思考，為什麼從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開始，到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時，歐洲有那麼多人期待著變化出現，並且合力促成轉折的發生？這些人，除了馬恩之外，還有義大利的馬志尼，還有俄羅斯的赫爾岑，除了哲學家，還有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樓拜，甚至還有詩人波德萊爾……他們所做的事，不管是著書寫字還是興兵舉義，皆有一共同特徵：加速現有的東西的腐朽。
《到芬蘭車站》第一版問世於1940年9月，一個極具諷刺性的時間點：就在一個月前，託洛茨基的腦袋被一把冰斧劈開，就在一年之前，蘇聯與納粹德國籤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給希特勒入侵波蘭掃清了最後的障礙；而之前的三四年間，蘇聯人在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及各種迫害行動之中噤若寒蟬。在蘇芬戰爭爆發，蘇聯意欲吞併芬蘭時，威爾遜曾懊惱地告訴朋友：「我該給芬蘭車站收尾了。」
基於此，我們可以質疑，被「變化」終結了的過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無可救藥。不過在威爾遜看來，後來的事，與革命本身並無太大關係，正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犯下的過錯，也不能隨意推到馬克思頭上一樣。威爾遜選擇接受歷史決定論——至少是「歷史有計劃論」，因為，參與進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對每一個終有一死的個體來說，絕對是一場冒險，但當這場變革如願載入史冊，成為一個百科詞條或無數著作的考察對象，它就擁有了無上的權威，它所開闢的可能性就得到了承認。《到芬蘭車站》是根據這一思想寫成的；而羅莎·盧森堡，也是根據這一思想，給列寧投去了如此的讚美之詞——尤其是最後一句：
「採用這樣還是那樣的策略是次要的，無足輕重，要緊的是無產階級行動的能力、行動的力量、對這種社會主義權力的欲望。在這些地方，列寧和託洛茨基及其戰友們是第一個，他們走在了前面，給世界無產階級做出了榜樣；他們依然是迄今為止唯一可以像胡頓（新教改革時期路德派之一員，態度激進，行動果斷）一樣喊出『我挑戰過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