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作坊到全國出版業龍頭：夏瑞芳與商務印書館

夏瑞芳

至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商務印書館穩穩地佔據著中國出版業的龍頭地位。而夏瑞芳就是這家企業的創始人，在他生前親手奠定了商務的根基。

　　

　　從印刷到出版

　　商務的創始人除了夏瑞芳，還有鮑鹹昌、鮑鹹恩、高鳳池、沈伯芬等人。

　　1897年商務創業之初，只是一家印刷廠，甚至可以說是個小作坊，只有一臺機印機和兩臺手搖印刷機，原始資本不過3750元，夏瑞芳和二鮑，每人都只有1股，也就是500元，擁有兩股的是一個天主教徒沈伯芬，餘下的高鳳池等3人都只有半股。夏瑞芳的一股還是他夫人向一個女同學借的。

　　這幾個創始人有一些共同點，都沒有什麼資本，沒有官場背景，平均年齡只有20出頭；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都是教會學校清心小學的學生，是同學、弟兄，有的還是親戚；他們都曾在外國的文化企業做過學徒，夏瑞芳曾在多家英文報館排字，鮑氏兄弟在美華書館排字、製版，高鳳池也出身於美華書館，掌握了熟練的印刷技術；他們都懂一點英文，所以商務一開始就有一個英文名，叫Commercial Press，因此，每本書後面都印著「CP」中間夾一個圓形的「商」字，如一個沒有底託的大口玻璃酒杯，這個商標一直用到1950年代初，也算是中西合璧。他們的第一桶金就是編英文教材，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當時，正值光緒帝號召大臣學英語，上海租界處於急遽發展時期，華人學英語的需要與日俱增。夏瑞芳幾個人都略通英文，敏感地意識到英語教材有市場，因此請信奉基督教的謝洪煒將印度的英文教材加上譯註，以《華英初階》之名於1898年出版，此時離他們創業不足一年。這也是商務的第一本書，初印2000冊，夏瑞芳親自推銷，不到二十天就銷售一空，於是不斷再版、一直旺銷。這是引入中國的第一本成人外語教材，而且加注，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市場。接著又出版了《華英進階》1到5冊，銷路一直很好。

　　當時杭州新辦不久的求是書院，用的英文教本就是《華英初階》、《華英進階》。少年胡適初到上海，在梅溪學堂讀的英文教材也是《華英初階》。梁漱溟說自己在北京上中西小學堂，學的就是《華英初階》、《華英進階》。

　　可以說，夏瑞芳們抓住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使商務迅速從單純的印刷業轉向更高層次的出版業，廠址從偏僻的小弄堂搬到街面上，從三間擴大到12間。有人評價說，他以總經理而身兼校對，兼「式老夫」（每月月底親自一家家去收帳款），兼採購，兼「出店」（用紙張要乘舢板到浦東的棧房去取），什麼事都能做。他也是一個有冒險精神的人，他請人編譯《華英字典》、出版中國第一部語法書《馬氏文通》，這些都是需要膽識的。可以說，這些品質造成了商務成功的第一步。

與文化精英結合

　　與夏瑞芳打過交道的報人包天笑說，夏瑞芳不是中國「舊日的那種老書家」，「要擴展他的生意眼，忠實於他的事業」，「他的頭腦靈敏，性情懇摯，能識人，能用人，實為一不可多得的人才。」

　　夏瑞芳最主要的長處就是善於識人，善於用人。他聘請沈知方為業務顧問，每月送車馬費50元，平時也沒什麼事，只要求開業務會時來，以備諮詢。他聘請翰林出身、因參與戊戌變法而被革職的張元濟，完全信賴、仰仗張元濟，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編譯所，從編教材到出雜誌，使商務一下子站在了那個時代的最前沿，引領中國出版業的風潮。

　　英文教材在市場上成功之後，正是中國新學興起的時候，夏瑞芳組織將日本的小學教科書翻譯過來，卻在市場上遭遇失敗，他找張元濟請教，這是他們接觸、合作的開始。1902年，商務成立編譯所不僅是商務歷史上最重大的舉措，也是中國出版史、企業史上一件大事。商務印書館真正完成由印刷業向出版業轉型，這一步就是重要的標誌。在夏瑞芳的鼎力支持下，編譯所相繼引入了高夢旦、蔣維喬、莊俞、杜亞泉、顏惠慶、鄺富灼等各方面的人才。

　　夏瑞芳對編譯所的人員很尊重，「不僅薪金高，而且尊稱他們為『老夫子』，還讓工友們稱他們為『師爺』。編輯人員除月薪外，還供給膳宿，甚至茶葉、水煙。張元濟原在南洋公學時月薪100兩銀子，而夏瑞芳給他350兩。」

　　張元濟主持的編譯所不僅提升了商務的品格，也拓展了商務的市場。陳叔通說：「夏是一個有雄心的企業家，夏與張結合才為商務成為一個出版企業奠定了基礎。」到商務三十年紀念時，創始人鮑鹹昌在慶祝大會上發言說，「本館由極小範圍，進而至於今日之範圍，誠夢想不到，中間得力於張菊生先生者不少。」與張元濟的合作，可看作是商務進一步崛起的第二步。

　　中日合資

　　與日本合資不僅解決了商務擴大業務最急需的資金，在機器和技術上也得到了大大的更新，尤其是核心的印刷技術，若不通過中日合作，很難獲得。更關鍵的是，引入當時在教育上領先於我們的日本教科書模式、理念，作為參考。在教科書編輯環節上，有經驗的鄰邦專業人士親身介入，成為商務教科書在同時代的教科書競爭中勝出的要素之一。

　　這個決策的最終拍板人就是夏瑞芳。

　　1903年10月，商務與日本出版企業金港堂籤訂協議，實行中日合資，股本升值為20萬元，日方投資10萬，中方原有折價5萬，再增加5萬。

　　此時，科舉將廢，各地開辦新學堂，教科書的巨大市場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商務啟動編輯「最新教科書」，毫無成例可援，白手起步，日本經驗由此變得舉足輕重。這套教材編得好，離不開參與編輯的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莊俞這些人的認真和眼光，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兩個日本專家的貢獻，小谷重、長尾裕太郎對編小學課本都很有經驗，他們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從1903年冬天至1904年冬天，至少開過15次圓桌會議，小谷重、長尾実太郎都參加了，其中一度交流頻繁，13天內就有6次會晤。從蔣維喬留下的日記可以知道，長尾等的教科書編輯經驗給予他們很多寶貴的啟發和借鑑。

　　除在編輯上下功夫，商務在印刷用紙上也動了心思，採用毛邊紙就是考慮「潔白有光之紙易傷兒童目力」，所以「只求結實耐用，不事外觀之美」。1904年底，小谷重提出，教科書最重插圖，在日本都是請第一等畫手來畫。他嫌商務館的畫手不夠高明，影響了教科書的品質。蔣維喬就同意他的看法。商務接受這個意見，聘請一流的畫家來繪製插圖。

　　《最新國文教科書》一經問世，不到五六天，就銷完4000冊，馬上再版，發行3個月就賣空。歷時2年，《最新國文教科書》出齊10冊。這套書的署名：編纂者蔣維喬、莊俞、楊瑜統。校訂者：日本前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長尾作太郎、高夢旦、張元濟。這套書風行近十年，發行了數百萬冊乃至上千萬冊。商務成為中國出版業的龍頭、全國第一文化機關，奠基於這套內容切近生活、裝幀印刷新穎、面目一新的教科書。

　　從這個意義上看，商務成功的第三步來自中日合資，外在的新機器、新技術，內在的新經驗、新理念，使商務將其他同時代的同類書局遠遠地拋在了後面，一家獨大，佔有了中國教科書市場的大部分份額，並有足夠的資金、人力來出版各種類型的書籍，將文明的種子撒遍中國的土地。包括嚴復翻譯的許多學術著作，林紓翻譯的大量西方小說，都是商務出版的，「譯才並世數嚴林」，這些書打開了中國人的視野，將一個新的陌生的世界放在我們的面前，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商務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今天我們已很難想像一家民營文化企業在一個古老民族文明轉型的過程中竟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夏瑞芳之死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與合資方金港堂經過反覆談判，終於籤約收回股權，商務成為完全中資的企業。當時，日方持股25.2%，折合股金37.81萬元。1914年1月10日，他們在《申報》刊登廣告，宣布商務「為完全由國人集資營業之公司，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購回」。

　　就在這一天，商務創始人夏瑞芳在總發行所門前遭到暗殺。此時，商務已穩居中國出版業的領軍地位，在印刷技術、出版數量、質量和聲譽上都沒有一家可以匹敵，有名的學者、作家都以在商務出書為榮，借商務的網絡將自己的著作發行到各地。這一年，夏瑞芳只有43歲，此時離商務創立已有17年，已完全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前景一片燦爛。

　　喪禮極為隆重，編印有哀輓錄線裝一厚冊。商務董事會決定為他建一銅像，家屬婉辭勸阻，建議根據他生前熱愛社會公益的精神，將此款贈送學校、幼稚園、孤兒院。十二年後，1926年8月8日，慶祝商務三十年紀念大會舉行時，會上決定還是要為他立銅像。

　

　　曾在商務工作多年的胡愈之說，主使暗殺夏瑞芳的是做過滬軍都督的陳英士。鄧雲鄉也說是陳英士指使人幹的，十五六歲的馬車夫奮勇追兇，一直追到泗涇路，兇手被巡捕抓獲。起因是1913年「二次革命」時，閘北寶山路一帶是商務編譯所、工廠、宿舍集中處，又是華界，一旦發生戰爭這裡就要遭災。為了安全，夏瑞芳聯合其他商家請租界的萬國商團到閘北出入口布防，陳英士的武裝不能從南市迂迴到閘北，陳向商務借軍費也遭拒絕，所以懷恨在心。「先警告，後動手。」鄭孝胥當時日記說，夏遇刺前已接到警告書，「此即黨人復閘北搜扣軍火之仇也。」

　　兇手在租界會審公開供認有人出巨資僱他殺人，經審問，此案背景複雜，兇手被槍決後，商務方面也不敢追究幕後主使人。到1917年，張元濟還在日記中說，自己不主張追查，此事於夏無益，於夏夫人有損。開創商務百年事業的夏瑞芳就這樣倒在政治暗殺的槍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