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應當體現中國眼光，研究成果要凸顯中國特色，能夠體現對中國社會的現實關懷，充分發揮史學可資殷鑑的功能，從外國歷史中汲取寶貴的經驗教訓。與此同時，中國世界史研究要有全球視野和世界情懷，我們的觀點與認知要與時俱進，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謀求史學研究的進步與創新。
一、世界史研究的現實關懷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實質上就是外國史研究。但是，史學的現實關懷始終是中國世史研究的出發點，外國史研究應發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社會功效，對中國社會當前及未來面臨的問題有所啟迪。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持續發展，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實力的快速增強，中國了解外部世界不再是被迫「睜眼看世界」，而是發出中國聲音的主動融入世界之舉。正如錢乘旦教授所言，當下中國世界史研究的任務乃是「幫助中國客觀、正確地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整體發展以及各個國家的真實歷史軌跡，知道世界的多樣性，了解歷史的不同發展方式」。
歷史學家一再強調史學研究的現實關懷，克羅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被反覆引述。對歷史學者來說，兼顧歷史與當下至關重要，「歷史研究不僅僅同過去相關，歷史研究一直關注的，是過去對於當下與未來究竟具有何種意義」。錢乘旦闡釋了古今中外歷史學家對歷史學實用性的重視，認為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早於我國，認真總結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得與失，會「使國家少走彎路」。反觀我國當前社會面臨的問題，大多可以在西方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找到類似的案例，如西方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而且，中國的歷史研究與民族命運、國家需要一直是密不可分的，這是中國史學研究的傳統。
我國外國史研究要有體現中國現實關懷的問題意識。王立新以美國史研究為例指出，強烈的現實關懷使中國學者把中國問題作為分析美國歷史問題的參照，不僅可以看到美國歷史問題中被本土學者忽視的面相，而且會賦予美國歷史以不同的意義；外國史研究的現實關懷不僅可以促進學術研究的繁榮，同時也使中國的外國史研究具有中國特點，這是在國際學術界產生影響的重要前提。李世安認為：「歷史學科具有記憶功能、反思功能和愛國主義功能，歷史不為人民服務、不為時代服務就會失去其功能。」劉明翰則指出：「在世界史中說明中國的重要地位、歷史作用，是中國史家的責任與義務。」中國的外國史研究以觀照國家現實為出發點，同時形成中國的獨特風格，在外國史研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孟廣林提出建構世界史研究「中國學派」的主張正是這樣一種追求。「如果將西方文化的種種比作『種子』，那麼將這些『種子』移植到我國的國土裡，還需要經過篩選、淘汰與改良，才可能使這些植根於本民族土壤的西方文化的『種子』得以萌發、成長直至開花結果。」這種「篩選、淘汰與改良」的過程便是中國視角的體現。歷史既包括過去的事件本身，又包括後人對事件的理解和敘述。歷史研究體現了研究者對歷史的認知，世界史研究也需要體現中國人對其他國家歷史的認知。
然而，史學的現實關懷不是指單純地應答時事，而是具有一種更接近普遍性的、前瞻性的意義。史學研究的現實關懷與經世致用非常重要，但絕不意味著這是一項功利性的任務。外國史研究中探討的問題有可能是當下我國社會正面臨的困境，也可能是多年後它的實用價值和光芒才會顯現。高毅指出：「歷史研究不能太務實，人文科學是一種長時段的精神建設，史學成果對社會的影響不可能立竿見影，而是長時段的、潛移默化的，史學工作者應有遠見，有胸襟。」而且，外國史的現實關懷必須建立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的基礎上，不能出於功利心而一味地迎合現實，甚至濫用史學。為此，李劍鳴更進一步地指出，史學家在關注現實生活、把握現實需要、塑造現實積極力量的同時「要對現實的影響保持警惕，要恰當地處理現實需要和專業規範的關係，不能為了現實需要而抹殺歷史的『過去性』」。在最近翻譯出版的《歷史、記憶與書寫》中，派屈克·格裡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即不可將專業學識一味地奉獻給政治、意識形態，或者信仰，這些行為往往會給公共生活領域帶來災難性後果。歷史學者要正確地參與現實生活，保持自我獨立的學術人格，在史料、史實的基礎上提出觀點，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借鑑。
而且，外國史的現實關懷應該與時俱進，不斷進行反思。羅榮渠指出：「歷史學作為每個時代所需要的一門基礎社會科學，又要求能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這是現代科學的另一個基本特徵。歷史學家應有鮮明的時代感與責任感。」陳志強也提到：「人們在深切感到現實生活的巨變和我們周圍事物不斷變革的時候，必然需要對這種變動做出回應，力圖通過理性的思考對當代世界如火如荼的變動進行合理的解釋。」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中國和世界的情況都跟過去大有不同了，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應根據中國現實與時代情景而「水漲船高」，在新時代對過去的史學研究有所超越。正如斯裡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表達的那樣，「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新世界需要新史學」。
在中國開展外國史研究的早期，我國社會尚處於現代化起步階段，因此早期的外國史研究注重對發達國家歷史的介紹與借鑑。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機遇與挑戰並存，外國史研究也應在傳統研究基礎上有更多的反思與對話。「史家若不能經常性地形成自我反思，就無法做到自我認知，更不能做到對人類的認知。」
外國史的研究成果應當自覺接受變化了的中國和世界的再檢驗，這主要基於以下兩個方面理由。
一方面，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不斷推陳出新，檔案文獻資料不斷解密公開，跨學科研究方式的不斷湧現，加之大數據時代電子資料的豐富性與便捷性，這些都對傳統史學研究形成了巨大衝擊。與此同時，我們具備了比過去更為優厚的研究條件，更加廣闊的研究視野，中國的外國史研究隊伍也有很大發展。
另一方面，史學家們過去的研究結論是否符合現實境況也需要重新思考。對老問題的新思考不是簡單地重複，而是注入了更多的新現實、新視野和新史料。新的語境下，面對同一問題將會有不同的認知。近年來，世界史研究題目中越來越多出現的「再思考」就體現了這一趨勢，如劉景華教授《關於英國「衰落」問題的再思考》一文鑑於當下英國經濟的復興與國際作為，重新思考了英國的「衰落」問題。
二、外國史研究與本國史研究的差異性現實關懷是中國的外國史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但隨著中國外國史研究與國外史學研究的「國際接軌」，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開始呈現碎片化的趨勢，「專題研究日漸盛行，具體的小題目越來越受到青睞」。一些研究者不願花時間夯實史學基礎，在此基礎上發現問題開展研究，而是熱衷於依靠某個電子資料庫和外國學者觀點，實質性重複，隱秘式抄襲，因為「原始資料豐富」，一些毫無創新觀點和現實價值的文章還常能在「名刊」上發表，由此產生示範與惡性循環。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研究外國史的視角、主題與國外本土學者愈來愈相似，呈現出一種同質化趨勢，其結果只能是拾人牙慧，不利於中國特色的外國史研究的發展。孟廣林指出，我國當前的世界史研究過度聚焦在對西方新史學路徑的借鑑，對新的領域趨之若鶩，「棄舊圖新」「唯新是崇」，其實是一種片面化、畸形化的「斷層式」「路徑依賴」，我們的外國史研究將會成為「西方史學的『克隆品』或『複製品』」。對西方史學的這樣一種「依賴」，是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與外國本土史學研究趨同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認為，
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既不能簡單地與中國的中國史研究同質比較，也不能與外國本國史研究亦步亦趨，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與國外的中國史研究有更多的同質性。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與國外的中國史研究的相似性。首先，不同國家的外國史學者在觀察視角、研究目的等方面具有更多相似之處。比如，對中國外國史學者與海外漢學家來說，二者的研究對象都具有一種「他者」身份；對研究對象而言，外國學者都從屬於「他者」之群體。因此，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不同國家間歷史、文化、地理和認識等方面的差異。中國的外國史學者和海外漢學家皆背負著母國社會、文化所塑造成的民族情懷與價值取向，他們代表著一個民族、一個群體，在外國史研究中會體現其母國視角。如美國的漢學家在早期中國學研究中，就注重從美國的經濟政治利益出發。外國史研究是一個輸入與輸出同步的雙向過程，在文獻研讀、田野考察中，外國史學者加深了對研究對象的認知，並形成自己的觀點，在此過程中必然有研究主體和研究客體間的文化碰撞，其研究也難免有「隔靴搔癢」之嫌。其次，中國的外國史研究和海外中國學的價值追求有共通之處。海外的中國學研究在學術觀點、研究方法、研究模式上與中國學者都不盡一致，值得中國學者關心和注意，他們成果中的相當部分，體現了國際學術前沿的視野和觀照。同樣，中國的外國史研究也應有為他國史學研究提供中國視野之價值。
外國史研究與他國本土史研究的差異性。首先，在研究對象上，外國史學者面對的是異域文明，研究面臨著文化、語言上的挑戰。學者在遭遇文化、地域上的阻隔時，會有意識地考慮到異域文化的特殊性，縮小文化隔閡，以增進了解。而本國史研究是對自己國家歷史的考察，「身在此山中」，研究外國史的學者身處域外，視角不同，看到的風景、得出的結論就有差異。其次，國外本土學者的研究視角、路徑與外國史有很大不同，他們的選題、視角多從本國出發，有些選題對當地來說具有重要價值，卻難以在中國社會產生共鳴，對我們的借鑑意義自然十分有限。因此，外國史研究與本國史研究的重點應有所不同，我們不能為研究而研究，片面強調「與國際接軌」。
我們強調中國特色就是強調研究外國歷史時心裡要有祖國，要善於用中國眼光觀察世界，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早期我們的世界史研究以國外研究為摹本，模仿與跟從在所難免。中國如今已經走向世界中心，全面參與全球交流與對話，我們的外國史研究範圍大大拓寬，更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創新。因此，一味地追隨國外本國史研究（比如英國人對英國史的研究）並非一種明智選擇。西方的路我們可以參考，但不一定要跟著對方走，我們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而且，同發達國家對話，與發展中國家交流，均是我國對外關係的重要內容，因此外國史研究的對象不能局限於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同樣需要我們去探索。
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與中國史研究也有著很大不同。兩者的發展歷程、社會功能、目標追求和隊伍建設等都有很大不同。中國史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本土資源，本國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澱，中國的歷史撰寫傳統悠久，迄今仍然是中國史學研究的主陣地。但是，「如果說民族史的功能是培養民族認同和愛國主義的話，世界史則是一種『國際教育』，兩種缺一不可」。中國史的研究人員多，專注研究中國一個國家，使用的是母語；世界史研究起步較晚，研究人員少，研究對象為世界各國，需要通曉外文。因此，二者在選題的廣度、深度等方面有不同要求，在史學研究的方法、史觀等方面也有差異。
在選題方面，面對日益流行的微細專題研究，從小處切入引出深刻結論成為學術論文的基本要求，但我們要認識到哪些題目最適合本土學者做，哪些對外國史學者更有研究價值。李劍鳴提出，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要在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保持平衡，「外國史研究則不僅需要推進本土化，同時也要有國際眼光，既不追隨對象國的範式，也不固於本民族的立場，而是在本土化和國際化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既學習對方，又有自己的視角和解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結論，在歷史研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新時代對中國外國史學者的要求。
當然，談論本國史與外國史在研究方面的差異性並不意味著二者無互通之處。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既要借鑑國外史學的新理論和新成果，也要借鑑中國史研究的傳統理論與新思路，重視中國史研究與外國史研究的關聯，「打通中國史研究和外國史研究的隔膜」。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學者需要在翔實史料的基礎上進行個性化創造，通過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傳承創新，逐步形成具有中國視野、中國智慧、中國氣派的外國史研究，如中國的英國史研究、中國的美國史研究等國別史研究等。例如，近期出版的六卷本英國通史》，內容包括自遠古至當今英國脫歐公投的歷史，這是中國學者編寫的第一部多卷本的英國通史，體現了中國學者英國史研究的話語方式和學術觀點。錢乘旦在總序中寫道：「學術總是一浪推一浪的，沒有先輩的努力和積澱，也就沒有今天這部多卷本的英國通史。」學術積澱有對國外研究成果的吸納，也有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繼承。同時，我們要更好地了解中國，就必須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近年來，國外檔案資料的大量湧現和文獻獲取的便捷，縮小了中國的中國史與外國史在文獻資料上的差距，二者研究水平差距亦在縮小，可以說，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正在迎頭趕上。當然，外國史的日益豐富的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也將會拓寬中國史的研究。
中國的外國史學者與國際學界的交流更為深入，閱讀原始檔案資料更為方便，把握國外研究動態更加全面。因此，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更應當在研究的視角、選題、結論中突出中國學者的特色，體現中國眼光，構建中國自己的外國史闡釋體系。研究要做到發現大問題，獲得新啟迪，找準中國外國史研究的定位，虛心學習國外本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史學理論，虛心學習中國史研究的豐富經驗和歷史觀、方法論，虛心學習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路徑和視角，為中國社會提供歷史借鑑，為他國史學研究展現中國路徑。
三、外國史研究的世界情懷新時代的外國史研究面臨著新的任務與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被正式寫入中國憲法和聯合國相關決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立足全球，強調各國合作，共同面對國際挑戰，共同推動人類進步。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號召之下，中國的歷史研究應當具備這樣的開放胸懷和全球視野，避免囿於自己的「後花園」，將自我與他者融為一體，既要走向世界，又要讓世界走近我們，共同組成一座「大花園」。
世界各個單元間的互動性、關聯性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為此，「全球史」研究提倡從全球視野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探究不同地區、社群之間暗含的聯繫。「試圖填補傳統歷史學縱向寫作方式所留下來的，在以民族國家為主線的歷史之間，或是在文明與文明之間的空白區」。全球史研究更注重綜合的觀點，摒棄民族主義的、狹隘的單向或局部認知。徐國琦倡導以「共有的歷史」的方法和視野來研究國際史，「著眼於人類共同歷史旅程及追求」「著眼於跨國史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他以「共同的歷史」的視野考察了亞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突出了亞洲參戰的重要意義，重述了亞洲和世界接軌以及參與世界共同歷史進程的過程。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亞洲對一戰的參與被摒棄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之外，通過研究亞洲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可以恢復一戰在亞洲歷史和世界歷史中十分重要的歷史記憶」。這種「共同的歷史」視野實質上就是跨越國別、跨越學科，從整體互動的角度關注世界歷史。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更應關注某一事件、某一地域與其他要素、其他區域的互動聯繫，這將有利於我們發現局部視野內所視而不見的問題。
於沛認為：「全球化使國家利益開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然而，關於全球史概念本身的討論層出不窮，我們要認真思考全球史的概念所內含的複雜性和話語權。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大國的價值導向非常突出，歷史研究的「全球史」路徑如果一味追隨他國，就很難建立自己的獨立話語權。對全球史的單純「介紹型」研究實質上體現著西方國家的話語體系，難以體現中國學者的特色以及價值。錢乘旦指出，全球史的書寫關注橫向的、綜合的歷史，書寫橫向歷史時有意無意地拋棄了縱向歷史，不可避免地帶來橫向的偏頗，由此帶來的「揚棄民族國家歷史的立場有可能被某些意識形態所利用，為否定民族國家的當代合理性提供歷史學依據」。為了更好地寫出完整的人類史，不同的視野、不同的方法就像是河流匯入大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向榮指出：「雖然全球史可以更多地利用綜合，但也需要有所取捨，儘可能將全球視野與具體問題研究相結合。這也是全球史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現。」這似乎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討論的內容，中國外國史研究應當體現中國特色。李劍鳴指出：「在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學術必須具有民族性才能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不同國家從世界整體視角去回顧人類歷史，但不同國家背景的歷史學者做出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民族性、國家特色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
強調中國外國史研究的中國視角與中國關懷並非狹隘的民族視角，史學研究也不僅僅是為單個國家服務。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要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歷史啟迪，還要對世界其他國家發展具有普遍借鑑意義。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認為，僅僅自我認同的歷史還不夠，一個只為某個國家、民族、人群書寫的歷史不會是個好歷史，只能安慰其作者而已。即使是研究小歷史的歷史學家，也應該追求普遍性，這並不只是忠於史學理想的問題，而是因為不如此，我們就無法了解人類的歷史，這是因為人類各個群體的歷史，都只是更大更複雜世界的一部分。史學並非滿足某一群體利益需要的工具，歷史學者也並非某一特定立場的執筆人。現代人不再僅是一邦一國的人，同時也是世界人，必須抱著世界性的胸懷與視野，才能全面而客觀地來了解過去的歷史。外國史研究應當秉持更加開放的心態，研究主題不僅要對中國社會產生積極作用，還要普適於更多的國家與群體，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外國史研究既要看到外國歷史對中國的現實意義，又要兼顧對外部世界的觀照。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者要以中國眼光去發現和提出問題，同時置於世界整體大背景下考察。
阿克頓勳爵說過：「各民族的歷史，不是為了它們自身而敘述，而是根據它們同更高的歷史序列的從屬關係，即根據它們對人類共同命運所做出的貢獻的時間和程度來敘述。」馬克垚指出：「世界史是組成世界的各個國家和民族共同的世界史，是組成世界的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貢獻的世界史。」因此，外國史研究的內容、選題等應當顧及對不同國家間的作用力。中國外國史研究正處於「走出去」的轉折點，受眾不僅僅是中國的讀者，也要引發外國人的共鳴。這要求我們不論研究宏觀事件還是微觀問題，都要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出發，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坐標，在對中國提供現實意義的同時，使其他國家也能從中有所借鑑，彰顯史學研究的普世價值。這也是「學術無國家界限，有同情者得共求真理」之意義所在。
外國史研究要防止兩種現象：一種是「碎片化」的追隨型研究，另一種是「全球化」的介紹型研究，兩者在研究話語權上是一致的。國外本土史研究代表了該國別史研究的前沿，對其學術與參考價值必須正視。但本國史研究與外國史研究有不同的任務與要求，同質化研究絕不是明智之舉。中國學者研究外國史，外國人研究其本國史，兩者之間應有所區別。中國的外國史研究首先應當體現中國的眼光。研究應當能夠體現對中國社會的現實關懷，從外國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為我國提供借鑑。因此需要學者們帶著問題意識去研究，在外國史研究中凸顯中國特色，構建中國學派。全球化時代的史學研究更需要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學者的共同參與和對話。不被國外某種話語權所主導，在中國視角下具備全球意識，體現中國特色又不故步自封，為中國及更多國家的社會進步作出貢獻。這是新時代對史學研究提出的要求，也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與發展的需要。
責任編輯/康巳鋆 顧心陽
圖文編輯/何丹
作者：劉成，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雙雙，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