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那可謂是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一個轉折點。在那場大會上，瞎指揮的博古和李德受到了大家一致指責，最終被解除了最高領導職務，紅軍指揮權重新回到主席身上。但鮮為人知的是，遵義會議只是在思想上確立了主席的領導地位，真正取代博古成為總負責的是洛甫。
洛甫，又名張聞天，他1900年出生於江蘇南匯縣（今上海浦東）的一個農民家庭。受到進步思想影響，青年時代的洛甫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後來遠赴蘇聯留學，與博古、王明等人是同學。1930年回國後，洛甫晉升很快，相繼擔任中宣部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常委。
1933年初，上海局勢急劇惡化，臨時中央遷往中央蘇區。總負責博古和洋顧問李德把持了蘇區的軍政大權，洛甫則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後來博古等人瞎指揮，使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徵初期相繼失利，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洛甫逐漸醒悟，幾次與他們展開激烈爭論。
湘江血戰後，八萬紅軍銳減至三萬餘人，主席審時度勢，提議部隊繞道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洛甫和王稼祥馬上站出來表示支持，正是因為如此，紅軍才沒有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避免了又一次重大損失。紅軍到達遵義後，洛甫覺得再這樣下去不行，打仗還是要請毛同志出來。在他的推動下，紅軍最終召開了遵義會議，洛甫在會上作反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徵初期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博古和李德。很快，大家相繼發言表態，博古和李德被解除了職務，洛甫當選為臨時中央總負責。
洛甫取代博古後，積極支持主席的軍事指揮，紅軍得以轉危為安。期間，他曾經三次主動「讓賢」，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接著往下看。
眾所周知，洛甫屬於學者型人物，他平時戴著副眼鏡，舉止談吐優雅，看上去文質彬彬。相比於領導具體事務，洛甫更熱愛理論研究和宣傳，因此他認為自己不適合擔任領袖，於是三次「讓賢」給主席。第一次是1935年4月，紅軍長徵渡過北盤江後，洛甫主動要求離職前去白區工作。第二次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為了表示團結，他又主動提出「讓賢」。前兩次都被人勸止了，直到1938年秋，共產國際確認了主席的領袖地位，洛甫才「讓賢」成功。
此後，洛甫來到他擅長的理論研究和宣傳領域，擔任過宣傳部部長、東北局組織部部長等職務。建國後，洛甫轉到外交部門工作，歷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