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商務印書館創辦於上海，並與北京大學並列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作為一家民營出版機構，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秉承在商言商的經營理念，與現實政治謹慎地保持距離。
然而，20世紀2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館內成為中共中央的秘密聯絡點之一，也是早期工人運動的重要策源地。從這裡走出茅盾、陳雲、鄭振鐸、葉聖陶和徐梅坤等一批中共黨員。2017年是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周年，回眸這段往事，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早期工人運動中，商務印書館曾經扮演過隱秘而又關鍵的角色。
聘請陳獨秀為館外名譽編輯
商務印書館從一家小印刷廠起步，自1902年張元濟加入後，逐漸發展成全國首屈一指的教科書「出版大戶」和傳播新知新學的重鎮。此外，還先後創辦《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小說月報》《學生雜誌》《英語周刊》等數十種刊物。
新文化運動中，商務印書館保持不偏不倚的穩健作風，既出版《辭源》《四部叢刊》等大型工具書，也適當出版新著作。而一些被視為「敏感」的著作，即便作者是「大腕」，商務也毫不留情予以婉拒。1919年孫中山親自撰寫《孫文學說》一書（後成為《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著作送去商務印書館時，卻被拒絕出版。張元濟、高夢旦等人均考慮到：政府橫暴，言論出版太不自由，「敝處難與抗，只可從緩。」被商務拒印後，孫中山只好將書稿交由亞東圖書館自費印刷。但這大大惹惱了孫中山，他在1920年1月發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詳述此事，斥責商務印書館保守和壟斷。
以商務的「保守」理念，是不是不願或不敢出版共產主義著作呢？其實不然，商務印書館一直與中共早期創始人保持密切的合作，且出版了大量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中共創始人中，陳獨秀與商務的淵源最深。早在1902年，商務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小學萬國地理新編》，那時陳獨秀還在東京留學。1920年，陳獨秀由北京回到上海，商務即邀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
「陳（獨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的名譽編輯不過是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元，編輯事務不像其他名譽編輯要給商務審閱稿件，而只要每年寫一本小冊子，題目由陳自己決定。」
每月三百元，一年只需寫一本小冊子，且選題、內容自定——這是商務對陳獨秀的至誠信任。陳還經常為商務推薦書稿，瞿秋白《赤都心史》就是陳推薦而出版的。雖然張元濟將「社會主義」稱為「過激主義」，但是商務還是將其作為一種思潮加以介紹。僅1919—1922年間，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綜合各國社會思潮》《馬克斯經濟學說》《經濟史觀》《救貧叢談》《社會問題詳解》《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等書籍共21種。
茅盾扮「鍾英」小姐，設立黨中央秘密聯絡處
1916年，北京大學預科畢業的沈雁冰（茅盾）走進商務印書館，做一名普通的英文閱卷員，「月薪廿四元」。此後，他在商務工作十年，在翻譯和寫作上展露才華，而且還在商務建立了中共秘密聯絡處。沈雁冰入職不久後，便得到賞識，從英文閱卷員改為跟隨孫毓修編譯童話、校訂古籍。後來，因新文化運動衝擊，《小說月報》銷售量下降，沈雁冰又「臨危受命」，於1920年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從事撰稿和編輯工作。在此前後，沈雁冰與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人均有交往，1920年下半年就與陳獨秀等一道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次年經二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第一位黨員，也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
中共正式建黨以後，各省的黨組織次第建立，黨中央與各省黨組織之間的信件和人員的來往日漸頻繁。為了確保黨中央與各省黨組織之間來往的安全，必須建立一個既隱蔽又可靠的聯絡點。考慮到沈雁冰《小說月報》主編的合法身份和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黨中央決定讓他擔任直屬中央的秘密聯絡員，負責處理中央與各省黨組織之間的函件和人員往來。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極為危險的工作。年輕的沈雁冰將「生命之火向改造社會那條路上燃燒，決不可向虛幻的享樂道上燃燒。」他機智隱秘主持聯絡點的工作。
隨後，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函件，外封面寫著：上海寶山路45號商務編譯所沈雁冰收，內封則另寫「鍾英」（「中央」的諧音），有的也寫成「沈雁冰先生轉鍾英小姐玉展」，或「轉陳仲甫先生臺啟」，以此方式遮人耳目。沈雁冰則每日匯總後送中央處理。外地有人來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報告中央，再作後續安排。晚年他在《我走過的路》中回憶：
「外地給中央的信件都寄給我，外封面寫我的名字，另有內封則寫「鍾英」（中央之諧音），我則每日匯總送到中央。外地有人來上海找中央，也先來找我，對過暗號後，我問明來人住什麼旅館，就叫他回去靜候，我則把來人姓名住址報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須每日都到商務編譯所辦公，為的是怕外地有人來找我時兩不相值。」
擔任《小說月報》主編的時候，沈雁冰「從選稿、編稿、校對、跑印刷廠、發行寄送到回復讀者來信」都是親力親為，業餘還要寫文章。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沈雁冰對黨內的政治、社會工作也毫不含糊。1921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創立了建黨後的第一所學校——平民女校，他在該校教授英文，在他所教的學生中，就有後來的著名作家丁玲。國共合作期間，他擔任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兼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工作節奏是白加黑，輪軸轉。他回憶說：「因為擔任上述的黨內職務，我就相當忙了……所以過去是白天搞文學（指在商務編譯所辦事），晚上搞政治，現在卻連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沈雁冰主持的中共秘密聯絡點，一直維持到1926年4月。因遭軍閥追查，他被迫離開商務印書館。這十年期間得到張元濟的關照和器重，讓他一生銘記。1956年，擔任新中國文化部部長的沈雁冰特為張元濟先生九十壽辰致祝辭。
陳雲主持罷工，早期工人運動重要據點
1919年，15歲的陳雲高小畢業後，來到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文具櫃當學徒，對於站櫃檯的經歷，陳雲說：「公司還供食宿，其餘自備。第二年加二元，第三年加二元，第四年不加。大約到1925年還只9元一月。此時在商務虹口分店。」每天下班後，陳雲仍刻苦學習，且積極參與商務印書館的職工運動。在這裡，他逐漸成長為優秀的革命工作者。
中共成立後不久，即派具有印刷工人經驗的徐梅坤到商務開展「建黨工作」。他拿著陳獨秀的親筆信到商務編譯所跟沈雁冰取得聯繫後，就開始在商務印刷工人中發展黨、團員，籌建工會。沈雁冰在回憶錄中提到：
「1921年冬，有人拿著黨中央的介紹信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來找我。這人便是徐梅坤。他從前在杭州做排字工人，現在到上海，使命是組織上海印刷工人的工會。商務印書館印刷所，是一個重點。」
有了沈雁冰的支持，徐梅坤在商務印書館大力發展黨、團員。技術工人糜文溶、柳溥慶、董亦湘，編輯楊賢江、糜文浩等相繼入黨。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將在上海的中共黨員分5個小組，其中第2組為商務印書館組，共13人。1925年5月，建立中共商務印書館支部。據統計，到1927年，商務印書館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近200名，後來陳雲在談起自己在商務工作時說：商務黨、團、工會組織陣容之強，黨、團員人數之多，在上海各產業中居於首位。
1925年，陳雲參加五卅運動，感受到工人運動的巨大力量，他與其他黨員一起，在商務印書館內積極組織工人運動。8月21日晚，臨時黨團以五卅宣傳隊名義召集商務印書館「三所一處」（即印刷所、發行所、編譯所和總務處）的40多名積極分子舉行秘密會議。會上決定罷工，選舉了由15人組成的罷工臨時委員會，陳雲被推舉為委員長。這次，陳雲親自領導了商務印書館的工人罷工運動。八九月間，年輕的陳雲由董亦湘、惲雨棠介紹入黨。1925年11月，發行所職工會創辦了一個地下刊物《職工》。年僅20歲的陳雲以「懷」「民」「懷民」等筆名在《職工》上先後發表《職工在現社會的地位》《總工會是什麼》《罷工後職工應有的覺悟》《中國民族運動之過去與將來》等文章。這是迄今見到的陳雲發表的最早文章。
從商務的學徒到領導罷工，陳雲經受鍛鍊，逐漸成長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1949年9月，陳雲同志因公務來滬，特地抽空到發行所來訪問老同事，還看望了董事長張元濟。陳雲還邀請張元濟從政，為新中國建設貢獻力量。張元濟十分感動，改變了他自參加維新變法失敗後永不從政的誓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積極參政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