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以賽亞·伯林
翻譯：李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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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克思：生平與環境》（譯林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以卡爾·馬克思的生平經歷與思想發展為主線，從他在德國的成長與求學，在巴黎的工作與鬥爭，一直寫到流放倫敦的最後歲月，涉及青年黑格爾派運動、1848年歐洲革命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資本論》出版等眾多歷史事件，完整勾勒出了馬克思傳奇而動蕩的一生。伯林在書中尤其關注馬克思在各個階段的思想發展軌跡，客觀評述了他在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術成就，力圖還原馬克思作為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伯林對馬克思的研究擺脫了後續眾多馬克思主義者的二次闡釋的影響，從歷史文獻與馬克思本人著述出發，生動呈現了馬克思富於人性色彩的真實面貌。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巴黎
這一刻終將到來，那時太陽將會照耀在一個自由人類的世界上，那裡人們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再不認識什麼主人，那時暴君和奴隸、神父和他們愚昧或偽善的工具將不復存在，只留在了歷史塵埃中或者舞臺戲劇裡。
——孔多塞
在歐洲歷史上，19世紀中葉巴黎的社會、政治和藝術氛圍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現象。一大群詩人、畫家、音樂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論家全都聚集到這個法國的都城中來，在路易·菲利普相對寬鬆的君主統治下，這裡為很多國家的流放者和革命分子提供了庇護所。長期以來，巴黎都以其對知識分子的豁達熱情而著稱：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正是歐洲其他國家發生重大政治變革的時期，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從周圍黑暗社會中成批奔赴到這個光明中心，大家發現在巴黎，他們不再像在柏林時那樣被本土文明恐嚇要求完全服從，也不再像在倫敦時那樣被人冷漠地拋在一旁，只得聚在彼此孤立的小團體裡，而是受到人們自由甚至是熱烈的歡迎，而且可以自由出入君主政體復興多年來還一直存在的藝術和社交沙龍。
這些人置身其中談論和寫作的知識氛圍是令人亢奮的，也是十分理想的。一種強烈反對舊秩序、反對國王和暴君、反對教會和軍隊，尤其是反對困惑迷茫的市儈民眾、反對奴隸和壓迫者、反對那些妨礙自由個人生活和權利的敵對勢力的普遍情緒，帶來了一種令人振奮的情感上的團結局面，將這個騷亂不已、成分混雜的社會維繫在一起。情感得到激烈的培養，個人感受和信仰通過熱烈的語言得到了表達，革命和博愛的口號被那些隨時準備為之獻身的人狂熱地一再重複。
在這十年中，來自不同國度的思想、理論、個人觀點在這裡百花齊放，比此前任何時期都要豐富得多；在這一時期，還有一些和文藝復興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才華更加多樣、更加引人注目、表達更加清晰的人，聚集在同一個地方，相互吸引、對抗和改變著彼此。每年都會有新的流放犯從皇帝和沙皇的領土上過來。義大利、波蘭、匈牙利、俄羅斯、德國的僑居群體在惺惺相惜的氛圍中興盛壯大起來。他們的成員形成了國際社區，紛紛忙著寫小冊子、組織集會、參加陰謀，但最主要是在私人家裡、在大街上、在咖啡館裡、在公共宴會上無休無止地談論著、爭辯著；人們的情緒是意氣風發的，也是樂觀積極的。
革命作家和激進政治家們處於自己希望和力量的頂峰，他們的理想還沒有被扼殺，革命的豪言還沒有被1848年大崩潰所敗壞。這種為了自由的國際大團結此前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過：詩人和音樂家、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感覺他們不是在為自己或者某個特定群體寫作，而是在為全人類而寫作。在1830年，人們對反動勢力的鬥爭取得了勝利。他們繼續靠這些勝利果實過日子；1839年被鎮壓的布朗基主義密謀，被大多數浪漫自由主義者當作一場不起眼的騷亂（émeute）而忽略過去了，但它不是孤立爆發的：因為這場沸沸揚揚卻緊張不安的藝術運動，是針對狂熱的金融和工業發展背景而發生的，與這種發展相伴隨行的是冷酷無情的腐敗，大量財富一夜之間到手，卻又在成批的破產倒閉中消失殆盡。一個由幻想破滅了的理想主義者組成的政府，被新興的由大金融家和鐵路巨頭組成的統治階級所控制，後者是轉入陰謀和賄賂的迷宮的工業大實業家，在這個迷宮裡暗藏著的投機者和卑鄙的冒險者掌控了法國的經濟命脈。在南部不斷發生的產業工人暴動，昭示著動蕩不安的局勢，而這一方面是由特定勞工僱傭方的無良行為所引起，同時也是由那場與英國相比儘管規模小得多，但正在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地改變著這個國家的工業革命所激發。
嚴重的社會不滿情緒，連同對政府懦弱和欺詐行為的統一認識，更加強了人們對於危機和變遷的普遍感覺，這種感覺使人認為似乎只要有足夠本事、膽大妄為、積極主動，一切便唾手可得；同時它也讓人充滿無限幻想，創造著在巴爾扎克的作品和司湯達未完成的小說《呂西安·勒萬》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種血氣旺盛、野心勃勃的投機者，而審查機構的鬆懈散漫和七月王朝的寬鬆政策，容許政治刊物那種尖銳而激烈的形式的存在，有時還能上升為巧言激辯，在印刷出版的文字能發揮更大號召力的時候，這種刊物能煽動思想，激起人們的熱情，並且能夠進一步使已經群情激昂的氛圍變得更加強烈。那些作家、畫家、音樂家——繆塞、海涅、託克維爾、德拉克羅瓦、華格納、柏遼茲、戈蒂埃、赫爾岑、屠格涅夫、維克多·雨果、喬治·桑、李斯特——留下的回憶錄和書信傳遞了那些年的一種魔力，其標誌就是一種敏銳和自覺的感受力，一個滿是天才的社會中增強的活力，一種對自我剖析的專注——有點病態而且裝腔作勢，卻自豪於自己的創新和優勢，以及一種從古代桎梏中突然擺脫出來的自由，一種全新的、打開了活動和創造空間的寬廣感覺。到了1851年，這種情緒消失殆盡；但是一個偉大的傳奇被創造了出來，流傳至今，並且使巴黎變成了自己和別人眼中的革命進程的標誌。
以賽亞·伯林
然而，馬克思來到巴黎並非是為了尋求新的體驗。他是一個不帶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冷漠的人，周圍環境對他基本上產生不了什麼影響，而他反倒會將自己一貫不變的方式強加到他所處的任何環境中去：他不相信一切狂熱的表現，尤其是全靠冠冕堂皇的語言支撐起來的東西。與自己的同胞、詩人海涅，或者俄羅斯的革命者赫爾岑和巴枯寧不同的是，他並沒有經歷過他們所描述的那種解放的感覺，他們在歡欣鼓舞的書信中，都聲稱自己在這個中心找到了歐洲文明裡最值得讚賞的一切。他之所以選擇巴黎而不是布魯塞爾或者瑞士的某個小鎮，是因為更加實際、具體的原因，即在他看來，似乎這裡最便於他發行《德法年鑑》，這本刊物的讀者對象同時包括了德國和非德國公眾。而且，他還希望能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而此前無論是在百科全書派那裡，還是在黑格爾或費爾巴哈的作品中，或者是他在1843年快速而急切地翻閱的大部分政治和歷史文獻中，都沒有找到過滿意的解答。
最終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法國革命的失敗呢？是理論上或實踐中的什麼不足導致了執政內閣、帝國的產生，最終使得波旁皇族的復位成為可能呢？對於那些半個世紀以後依然在尋找建立一個自由公平社會的方法的人來說，需要避免哪些錯誤呢？難道沒有任何管理社會變革的規律嗎——掌握這些規律也許能夠挽救這場偉大的革命？百科全書派中較為極端的一部分人無疑將人性過於簡單化了，總是將其描述成通過啟蒙教育就能突然變得徹底理性和徹底善良。至於黑格爾派的回答，就是時機並未成熟，革命失敗是由於絕對觀念還沒有發展到適當的階段，由於革命者們想要實現的理想還過於抽象、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而這個回答似乎也有同樣的缺陷，因為除了那階段本身出現之外，並未給出何為「適當」的標準；把正統的解答辦法換成諸如人類自我實現，或體現的理性，或批判的批判等這些新方案，似乎也不能使之更加具體，或者真正增加一點有意義的東西。而且，絕對觀念並沒有任何發展階段能代表馬克思和激進分子們所理解的那一種自由而且公平的社會。
帶著這些疑問，馬克思以他特有的細緻開展了工作：他認真研究了史實，閱讀了關於革命本身的歷史記錄；他還一頭扎進在法國寫就的關於這一問題及相關問題的海量辯論文獻中，並且在一年時間裡完成了這兩項任務。從學生時代以來，他的閒暇時間主要是在閱讀中度過，只不過在巴黎他的這一胃口超出了一切限制。在他與黑格爾派對話的時期，他是在一種狂熱的狀態下進行閱讀的，筆記本上記滿了摘錄、概括和長篇評論，這些大部分在他後期的寫作中都曾引用過。到1844年底，他已經熟讀了法國和英國主要思想家們的政治與經濟學說，利用自己還是半正統的黑格爾理論來對其進行研究，最終通過明確自己對這兩種互不相容的傾向的態度，建立了自己的理論。
他主要閱讀了經濟學家的著作，從魁奈和亞當·斯密開始，到西斯蒙第、李嘉圖、薩伊、蒲魯東以及其追隨者。他們清晰、冷靜、理智的風格顯然勝過了德國人那種豐富情感與華麗辭藻糅雜在一起的風格；要求務實敏銳，強調經驗觀察，同時加以大膽新穎的總體假設，大大吸引了馬克思，並且更加強了他的一種個性，即拒絕一切形式的浪漫主義，只接受有重要觀察實證支持的對現象的自然主義解釋。法國社會主義作家和英國經濟學家的影響已經在開始驅散籠罩著的黑格爾派迷霧。
他將法國的總體環境與自己的祖國進行了比較，前者遠遠高出的知識水平和對於政治思想的包容讓他印象深刻：
在法國，每一個階級都帶上了政治理想主義色彩，都認為自己代表著普遍的社會需求［……］而在德國，現實生活是無知識的，知識是不現實的，驅動人們去抗爭的只是物質需求，實際的束縛本身［……］但是革命能量和自信本身還不足以使某個階級成為社會的解放者——它必須找到另一個帶有壓迫原則的階級。
［……］——比如在法國，就找到了貴族階級和教士群體。在德國社會中缺少這種急劇的緊張關係［……］只有一個階級，其遭受的不公不是獨有的，而是整個社會的——那就是無產階級。
他認為德國人是西方民族中最落後的。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在德國的今天得到了真實再現：德國人真正的解放——德國人與其他更加進步的民族相比，就如同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相比一樣——必將導致整個歐洲社會從政治和經濟壓迫中解放但是如果說他對那些作家的政治現實主義有較深的印象，那麼對他們歷史感的缺乏，他也同樣驚詫。在他看來，單是這一點，就使得他們簡單粗淺的折衷主義成為可能，他們將修正和增項引入自己的體系時帶有那樣一種顯著的漠然，而沒有任何明顯的心智上的不安。對他而言，這種寬容似乎表明缺少一種嚴肅或完整性。他自己的觀點一直都是十分明確而且激烈的，都是從某些不容結論中有任何模糊性的前提引申而來。在他看來，那種知識上的彈性似乎只可能是因為對歷史進程嚴謹框架的把握不到位造成的。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假設認為，當代政治經濟分類適用於任何時期和任何地域，這在他看來尤其荒謬。正如恩格斯後來指出的，「如果英國獅心王理查和法王菲利普·奧古斯特都引入了自由貿易制度，而不是捲入十字軍東徵，我們就會少受五百年的痛苦和愚昧」，似乎之前所有的經濟體系都是近似於資本主義的謬誤東西——必須按資本主義的標準對其劃分和評價。這違反了一個事實：每個時期都只能按照其特有的概念和類別加以分析，並且由其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不能把握這一事實，就會導致烏託邦式的社會主義的出現，出現那些繁複詳盡的體系，它們最終也不過是眾多理想化版本的資產階級或封建社會（略去了其中「不良」因素）。要提出的問題不是某人希望發生什麼，而是歷史允許發生什麼——當前哪些趨勢是必然發展而來的，哪些是會消失滅亡的。人們只能依照這種科學研究方法的結果去發展。
不過，馬克思對這些作家的道德品位都還是比較贊同的。他們同樣不相信天生直覺，不依賴超出邏輯與經驗觀察的感覺；他們同樣由此看到了反動和非理性主義的最後辯護；他們同樣都是狂熱的反教權主義者和反獨裁主義者。他們中很多人對所有人類利益的自然和諧有著出奇的過時觀點，或者相信擺脫了國家和君主統治幹擾的個人有能力確保自己和他人的幸福。馬克思所受的黑格爾派教育使他根本無法接受這類觀點；不過歸根到底，這些人還是他對手的敵人，被劃在進步的一邊，算作理性進步的鬥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