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是深圳的36歲生日，一些民間組織在深圳中心書城舉辦了一場生日會，主題是「深圳不關門」。同一天，深圳154萬平方米土地集中出讓，拍出310億元，創下全國新總價地王，有人說，這也是一份「生日禮物」。
「深圳特區成功的首因是，海樣的人潮把一座原本30多萬人的縣城，撐成了1000多萬人的國際都市。」文化學者、紀錄片製作人鄧康延說。
人是最值錢的資本。36年來，青春四方奔來，換取在這座未來之城不同樓層、不同面積的立足地。起初，他們穿梭於深南路和華強南人才市場，交易著聰明、力氣、健康、底線，打拼在這塊夢幻之地，希望擁有一塊水泥地。
儘管他們有人晚上住在城中村的10元店，甚至在荔枝公園大樹下鋪上硬紙板，讀著讀者文摘式的勵志語句：「我們佩服哥倫布的不是他發現了新大陸，而是他對發現新大陸一直抱有信心。」
猶如飛鳥投林，構成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氣質。鄧康延作詞的深圳主題歌——《來了就是深圳人》唱道：「深南路像一條流水線，走過了青春又青春。」
後來這首歌譜曲的走了，唱歌的也走了，這個以青春和移民為履歷的城市用高房價築起玻璃門，「阻遏年輕的志向，又驟增做事的成本。新人南飛，會不會無枝可棲，梧桐山又成了新的屏障？不止年輕人望南而生畏，甚至引發老牌企業舉步又維艱。」鄧康延在慶生會前說。
城市最高的樓是這個城市最瑰麗的象徵。高樓「圍剿」下的城中村又是最純粹、最直白、最具說服力的年輕人生存寫照。這座城市曾以無比開放的姿態迎接年輕的冒險家，如今這扇門是否還為他們打開？
「來了就是打工狗，買房才是深圳人」
久未露面的萬科創始人王石突然出現在深圳生日會現場，「我是深圳成長的既得利益者。」他對臺階上坐著的市民說。演講過後，王石給深圳36歲的生日留下一行字——敞開胸襟，深圳不關門。
接下來登場的房地產專家，尷尬地笑著：「本來今天過生日應該講講愉快的事情，但非讓我講房價。」
施樂樂盯著臺上，怕出一點亂子。這場活動是她的老闆李詠濤和鄧康延等「老深圳人」策劃舉辦，他們大多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深圳。在「老深圳人」眼裡，那時的深圳之於內地的有志青年，如同革命戰爭時期熱血青年心中的延安，意味著理想、機會、出路和成功。
對於5年前來深圳的施樂樂來說，這些似乎過於遙遠了。從事房地產媒體的她主持過行業論壇。論壇結束，主講的專家問她有沒有買房，得到否定的答案後，對方驚訝地反問：「你怎麼在這個行業這麼久還不買房？」
後悔是一定的。深圳現在的房價和兩年前比翻了不止一番。美國一家經濟諮詢公司剛剛公布一項研究結果，深圳已成為全球房價第二高的城市，僅次於加州聖何塞。深圳典型住宅的價格已達到80萬美元左右，房價收入比為70倍（按照國際慣例，房價收入比在3～6倍之間為合理區間）。
曲折上揚的折線圖之後，屏幕上開始放映短小紀錄片：《同住一城，相濡以沫》。畫面裡，深圳「市鳥」黑臉琵鷺從遙遠的朝鮮半島飛越狹長的海岸線抵達深圳；灘涂魚機警地吐著泥巴；招潮蟹揮舞著鉗子吸引母蟹……「我們還有一群動物居民，我們的城市就是這樣自然地生長。」鄧康延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動物的生存空間同城市外來人口一樣，受到擠壓。鄧康延和他的老朋友們一邊喝酒一邊討論深圳生日時，說到房價，引來一陣唏噓，索性就把慶生會的主題定為「深圳不關門」。
為了宣傳這次生日會，施樂樂和她的同事在10個人流最密集的地鐵口分發早餐雞蛋，每一個雞蛋上都寫著「愛深圳，不滾蛋」，他們花了一天的時間，煮熟了8260個雞蛋。
早高峰的地鐵站，展示了深圳生活最真實的一面。3號線的6節車廂24個車門同時開啟，24股乘客同時衝出。連接三大交通樞紐的地鐵4號線，是龍華人的生命線，同時也是夢魘，它是深圳最短的一條地鐵線，因擁擠和故障頻發而知名。4號線中的乘客，大都來自房價已高達每平方米5萬元、早前的城市邊緣龍華新區。當然，絕大多數都是租房客。
他們中的一些人將在深圳北站換乘，完成兩次180度轉彎，搭乘三段手扶電梯，上下跨越5層高度。如貪吃蛇般的人流，在金屬柵欄擺成的「回龍陣」中來迴繞行，歷時5～50分鐘不等。
「人們像羊群一樣被趕著，很慘，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鄧京輝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這次生日會不僅準備了「不滾蛋」這樣「打了雞血」的積極口號，也有一些吐槽：「來了就是打工狗，買房才是深圳人」「你那麼懷念故鄉，是因為在深圳混得很差吧」。
當然這些口號沒有出現在生日會現場，人們笑著分著一塊五彩斑斕的生日蛋糕，蛋糕上的圖案是一扇敞開的大門。
這一天也是鄧康延的生日，深圳生日會結束後，幾個老友湊在一起，為他煮了一碗麵，還臥了個雞蛋。
「你會害怕，你覺得離房子越來越遠」
另外一個關於生日的故事也發生在深圳。
「21歲生日那天是周六，自己一直沒想起來，睡了一天，直到晚上10點多，媽媽打電話來：『寶貝，你今天吃麵了沒？』接著自己煮了碗面，吃完下樓走走，突然聽到灑水車放著『生日快樂』，我追了車一路，直到跑不動，對著車背影，大聲說，謝謝，謝謝你們。」
這是一個姑娘在知乎上回答「你在深圳做過的最孤獨的事是什麼」的答案。
施樂樂從潮汕老家來到深圳，很少感到孤獨，她只是覺得累，「你會害怕，你覺得離房子越來越遠。」
在深圳買套房子的想法第一次鑽進她的腦袋是在2013年。「想買房，沒有首付。」那一年，關於深圳樓市的新聞標題已經出現「創歷史新高」「均價2萬元」。
坐在一個辦公室的同事每天穿梭於開盤現場和大大小小的論壇之間，有人搶先入手，只隔了一年，就漲了不少，他們勸施樂樂趕緊買。「我知道我應該買，但我買不起。」「負擔不起的時候，別人鼓勵買房對我來說是壓力。」
到了2014年年底，房價開始噌噌上漲，行業內的施樂樂很早就感受到了撲面而來的壓力。當時她手上拿著一些錢，跟男朋友商量，是買房子還是做生意，從事餐飲行業的男友想要創業，於是兩個人的存款用來開店了，「雖然我內心極度想買房」。
後來男友的父親染上重病，突遭變故，他把店盤了出去，換來一些錢。股市正熱，施樂樂拿來炒股，但很快賠進去了。
說這些的時候，施樂樂正在新公司加班，經營一個專為準備買房人服務的公眾號。她每天擠在格子間與同事吃外賣、討論選題，過著這座城市大多數白領的生活。一個打車軟體的大數據顯示，這群人平均在每天8點28分上班，接近四成要在21點後才能回家。
一直到2015年，深圳樓市新政出臺，身邊人紛紛買房，施樂樂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加上要考慮結婚，她說服還想創業的男友，先拿錢買房。當時他倆手裡只有10萬元，而均價已突破4萬元。
「買房離我太遠太遠了，想了也沒用。」剛來公司不到一年的男孩說，他從內陸城市來到深圳，至今不敢告訴父親。母親幫他瞞著，選了個黃道吉日，送他南下。
這些初來乍到的面孔將首先看到一座中產之城、精英之城。白天，他們擠地鐵，「好像被人推著往前走」；夜晚，寬闊的馬路上響著跑車的引擎聲，全城第二高的高樓樓體上出現廣告語和示愛表白，明碼標價，一分鐘30萬元。
這座城市像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口中的紐約，有三種人：一種是土生土長的男男女女，在他們眼中，城市從來如此；一種是上班族，白天吞噬它，晚上吐出來；最後一種最偉大，是生於他鄉來此尋找目標的人。
高樓包裹著城中村，白石洲是最大的一個。據說，這塊靠近南山科技園的土地散布著2000多棟廉價的出租屋，有12萬人集聚。
這些農民蓋的「握手樓」，貼了很多小紙條給腳跟還沒站穩的外來者，只要20元就帶你看出租房，許多是騙子。
在這裡，換一次鞋跟10元，改一次褲腳5元。無證的「摩的」8元能帶人穿梭白石洲的三街五巷。隨時都能在坡路上看見提著行李箱的年輕人。
賣豬肉的揭陽大叔來到白石洲20多年了，在老家建好了房子，孩子也在深圳上學，卻從來沒想過在深圳買房，他說：「還是要回去的。」
傍晚是城中村最蒸騰的時刻，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回這裡，像歸巢的鳥雀。有人每天要爬8層樓，還要小心樓道裡的狗屎，他們每周六可以看到世界之窗放的煙花，起初是驚喜，後來就覺得有些吵了。
也有些人無法在傍晚趕回家。附近的南山科技園聚集了中國最有名的科技公司，有人把那些陽光下閃著光的高樓稱為「吸血樓」，凌晨，計程車排隊等在樓下，他們從來不愁拉不到活兒。
「不想看了，就買這個了」
「當天空睡著、大地睡著、城市睡著的時候，一些人卻必須像星星一樣醒著，像河流一樣醒著，像街燈一樣睜著眼睛。」一位文化學者在描述深圳時說。
施樂樂晚上睡不好覺，她已經看了十多套房子，自製了一個表格，羅列了很多選項：月供多少、每個月還多少信用貸款、能否找中介做高貸、每月還朋友多少錢、約定還款的時間是哪天……
高貸的意思是，先找評估公司把房子價格評高點，然後拿去銀行做貸款，這樣就能貸出更多的錢。
她在中介看到一套20多平方米的房子，售價134萬元，「肯定是釣魚的，假房源。」施樂樂心想，那是2015年下半年，房價已經躥升，同一地段的房子基本在160萬元左右，她把這個房子收藏了，繼續去看羅湖的二手房。
「很痛苦，羅湖的房子很多很舊，稍微新一點的，就要一百八九十萬元。」羅湖的路很窄，不好停車，每次男朋友停好車去看房時，施樂樂已經看完了房。她那時想，一定不能買羅湖的，交通太不方便了，距離公司也遠。
但她還是看了六七套，猶豫，回去想了很久，終於決定要籤時，發現業主剛去世，家人正在爭家產，施樂樂怕產權不清晰，遂放棄。
她又去看寶安的房子，這裡不像羅湖，是新開發的區域，靠近機場，價格便宜，生活範圍也好，但離他們兩個工作的地方實在太遠了。
心灰意冷的時刻，施樂樂想起最初收藏的那套房子。房子在二樓，施樂樂不太滿意，嫌潮溼，又去看了隔壁小區，差不多大的戶型貴了30萬元，「不想看了，就買這個了。」她鐵了心。
第二天，施樂樂就交了定金。原來這家業主長期在國外，並不了解深圳房價的走勢，幸而形成了一塊價格窪地。施樂樂事後想，換作有經驗的中介，一定先自己把房子買下，轉手就能掙個幾十萬元。
接下來，最大的問題來了，錢從哪裡來？
「每次中介問我手裡有多少錢時，我都是心虛的。」她當時手裡只攥著10萬元。
她先是找銀行借信用貸款，用途不能說買房，她從熟人手裡弄來發票，說是借貸辦婚宴。後來又從朋友那裡借了十幾萬元，終於湊夠了首付。
施樂樂這邊總算安穩了，業主那邊又出了問題。因為業主在國外，要寫委託書交易，委託書來來回回改了3次，銀行才最終承認。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兩個月，房價正處在第二波漲價的中間，施樂樂擔驚受怕，生怕業主返價，其間還專門給律師打電話，諮詢假如業主反悔加價怎麼辦。「我一度覺得交易不成了，每天過得提心弔膽。」
交易最終完成了，去產權中心登記的時候，房產證在施樂樂手裡只停留了5分鐘。她在樓上拿到，跑到樓下複印，又拿到樓上做房貸抵押。
這時她手裡一分錢都沒有了，交易的稅費款刷的是信用卡，新房沒錢裝修，只簡單地刷了下牆。買電器的錢也是刷信用卡。
施樂樂每個月拿到工資的第一件事是還4500元房貸、5000元信用貸、3000元車貸和幾千元的幾張信用卡分期。
打開一扇鐵質防盜門，再打開一扇木門，施樂樂終於回到自己的家，她踢掉鞋子，扔掉包，癱在沙發上，一句話也不想說。最後鼓起力氣走近衛生間衝一個熱水澡。
有一次，她在洗澡時不小心滑了一跤，尷尬的是，因為衛生間太小，她根本摔不下去，「你的胳膊很疼，腿很疼，但就是摔不下去，那一瞬間，心酸極了。」
「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能說，那是鬼話。」
在同事鄧京輝看來，不管怎樣，他和施樂樂都屬於「上了車」的。
買了房叫「上了車」，「上了車」才有安全感。「買房這事兒，就要撲過去，等你想好了啥都沒有了，越等車走得越遠，你就上不去了。」鄧京輝剛來深圳一年半，只看了三套房子就買下一套。
他去開盤現場，看銷售控制圖一塊塊被填滿，「開發商很會製造恐慌感，人一進去，銷售說快買快買，你看，××樓以下沒有了。」有的開發商規定購房者必須在120秒內選好房子，否則購房資格失效。出來時，門口圍了很多記者，問裡面的情況，購房者的回答經常「很蒙」：「我不知道，很混亂」。
朱羅紀曾做過多年房地產報導記者，住過城中村、住過關外。經過了10年，他換到了滿意的房子，「小區很大，門口有許多樹，夏天也不熱。」他隨手一指，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沿著深圳灣一條海岸線，已經沒有每平方米十萬元以下的房子了。
在沒「上車」之前，媒體人朱羅紀的左右半腦經常打架，「左邊充斥著各種採訪對象說房價怎麼還不跌、怎麼才能買到房子、政府為什麼不解決問題；右邊半腦告訴你，房價還會漲、跟你分析負利率時代、通貨膨脹、貨幣超發、城市化、人口紅利……名詞一個接一個。」
那還是幾年前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根本買不起了。「誰買得起單價五六萬元的房子呢？誰拿得出首付100萬元的現金呢？」他提出疑問，「過去這座城市變成奇蹟的唯一一個理由是：只要你想，一切皆有可能。但是現在變了，如果你還是要堅持告訴年輕人：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能說，那是鬼話。」
他說，那些很多已經買了房甚至因為多買房而坐擁億萬身家的人，並不一定都比你更加有天分，也真的未必比你更努力，原因也許很簡單：他們比你生得早，趕上了一個房價高漲的大時代。
老亨是20年前的「深圳三劍客」之一，在論壇上激揚文字、辦民間智庫、討論深圳的發展，「比現在的網紅還紅」。如今，他坐在一棟上了年紀的樓裡，擺弄著茶具：「對於普通的市民來說，深圳房價太高了，沒人可以進來，還要把城中村拆除，年輕人低成本融入城市的橋梁也斷了。從這個方面說，深圳關了城門。」
另一位「深圳三劍客」金心異曾在體制內工作多年，又出走。多年以前，他寫過一篇風靡網際網路的文章，裡面提到：「記得在1997年時，一位朋友對筆者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誰現在離開深圳，那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如果誰現在來到深圳，那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現在還是這樣嗎？」
「現在還是這樣。」面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提問，金心異回答道。「年輕人現在來深圳，你太樂觀了，你怎麼買得起房子？現在離開深圳，你又太悲觀了，深圳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勢頭還是好的。」
上半年，與華為研發中心搬離深圳享有同樣報導篇幅的，是一位賣掉深圳房子換來老家4套房子、離開深圳的白領，「不後悔。有人說等我孩子長大了想回深圳，老家的4套房子也換不回深圳的一套，可我希望他將來能有更多選擇，也許全世界定居呢！」她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洶湧的房價曾讓鄧京輝辭職回老家，「房子漲起來，我很悲觀，我沒有參與進來，沒有被調動起欲望。」但老家也沒有好的機會等他，很快他又回到深圳，急匆匆買了個小房子。
他的老闆李詠濤在1994年來到深圳，「深圳讓大多數人感到驕傲，這兩個字本身就代表著希望，甚至欲望。」李詠濤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一個年輕人什麼時候會拋棄一座城市？絕望的時候，尤其是對房子的絕望。」
朱羅紀在深圳生日當天就唱了反調：深圳已經關門了。他與這座城市同歲，「當你的人生到了36歲，就進入重啟階段了，人生是這樣，城市也是這樣，當二十二三歲的人正在考慮，自己的人生畫卷該如何像一道江水一樣展開時。36歲的人正在考慮，是不是需要拐入另一條河流做點改變了。」
很多人說深圳的基因是年輕，如果年輕人不再進來，那它將放慢新陳代謝，「年輕不僅僅指年齡，而是有沒有夢想，有沒有選擇的權利，社會留沒留上升的渠道。」老亨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深圳開始關門，但你還可以推門而入」
深圳的城中村常常是從一個階層跨越另一個階層的墊腳石，年輕人拖著行李箱來到這裡，經過「握手樓」的時候，覺得不會久留，但很多人一住就是幾年。
施樂樂和她的同事在策劃生日會時，曾在社交網絡上讓大家填寫來深圳的日期，幾乎每一個來深圳打拼的人，都記得自己來到深圳的精準年月日。
上世紀80年代，鄧康延第一次來到深圳，那時上海賓館以西還是郊區荒野，到深圳大學坐中巴要近一小時，一路上咣咣噹噹。路上行人不多，華強南人才市場人擠人。大家都是來去匆匆，年輕蓬勃，各做己事，信奉蛇口的口號：「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時間就是金錢」。
他後來改行從文，帶著幾件換洗的衣服和幾本書，在1992年紮根深圳。
天南地北的移民聚集，大家好像有一種當年開發美國西部的感覺，每一天都和昨天不一樣。座機0755是一種身份，1380和1390開頭的手機號碼代表了那個年代最早來的一撥人。
一位來深創業者在上世紀80年代曾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發了，是我闖深圳的夢想。發了，就意味著周末我可以去國貿免稅店逛逛，用港紙（港幣）購物，去中英街吃芒果，成打兒地給女朋友買尼龍絲襪……」
「尋找新的命運的時候，這座城市接納了我們，沒有任何排外。現在應該仍有包容的胸襟迎接年輕人，深圳最大的優勢是人才，要有能適合他們生存的土壤、環境、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不受限制的自由發展的空間，打破原有命運的格局。」鄧康延說。
「深圳年輕的年齡結構帶來很多優勢，比如包容性，不存在人口排斥；有互動的朝氣和活力，利於創新創業；不同知識結構的年輕人在一起碰撞，容易產生新的商業模式和產業業態，不同優質要素重新組合產生疊加效應；還有年輕人不怕失敗的精神，這裡寬容失敗。」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魏達志來深圳時，國貿大廈正在封頂，他清楚地記得那天報紙上的通欄標題——獎金不封頂，大樓封頂早。正是在這座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的摩天大樓頂端，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談話」。
易中天在《讀城記》一書中感嘆，深圳獲得如此之高的發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潛能的釋放，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畢竟，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寶貴的。只有當人自己從種種禁錮和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社會生產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題。
「帶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和不簡單的想法、不多的鈔票和很多的願望，到這個年輕而又令人嚮往的城市闖蕩江湖。」在易中天筆下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裡，這支南下大軍年輕、熱情，充滿活力，新觀念多而舊包袱少，和這個城市的文化性格一拍即合。事實上深圳也一直向他們敞開著大門。
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場成立。1997年年初，新的現代化綜合型人才大市場開始投入運行，僅1月3日到5日為期3天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業洽談會，就有9萬多人進場。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個城市雖然暫時還沒有給自己機會，但至少給予了希望。「如果連這個城市都沒有希望，別的地方只怕就更沒有什麼希望。」易中天寫道。
這裡被譽為最像美國的城市，而美國夢的註腳是：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機會；成功取決於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利。
但它是否還能延續？朱羅紀的答案是，城市化下半場的分化時代來臨，技術革新的時代來臨，整體經濟結構轉型的時代來臨。城市在重啟，時代也在重啟，一切都在回到原點。
如果要送一句話給深圳的36歲，他選擇這一句：深圳開始關門，但你還可以推門而入。這座城市，從它35歲開始，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張開懷抱歡迎八方來客了，而是進入了你選擇我、我也在選擇你的雙向時代。
1987年深圳首次進行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這裡也出現過中國第一個商品房小區、第一個房地產企業、第一個物業管理公司、第一個房地產中介公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年之後，它的市民曾發起不買房行動公開信：「我再一次強烈呼籲並號召廣大市民，深圳樓價一日不降到市民可以接受的程度，我們就堅決不買房。」又過了10年，深圳房價大踏步向前，施樂樂和鄧京輝跑了很遠終於趕上了這班「車」，而更多的人，留在原地不知所措。
鄧康延剛到深圳那年的8月26日，正是他的生日，守著辦公室電話無人可打、無友相聚，獨行街頭，想找個小酒館，卻見滿街張燈結彩在慶祝生日，發現自己竟和這座城市同天生日，他自嘲一個城市對新人如此熱情，當即向天向地連幹了3杯。那年深圳12歲，他34歲。
（文中施樂樂、鄧京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