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黃金十年」來描述國民政府南京建政後十年間發展的歷史，已經成為學界一種比較流行的表達。這種說法認為，這一時期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以及軍政建設各方面均有新的取向和建樹；但現代化工業的推進及其成就，無疑構成其所謂「黃金十年」的根基。經濟史學者的研究提出，1912—1936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9.4%。僅就工業化或者現代化建設成就而言，「在抗戰前達到了舊中國經濟史上的最高峰」(王玉茹、劉佛丁、張東剛)。歷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演進，而是複雜的多面相的有機整體。拘執於一端，或可清晰勾勒或凸現其事體本末，但卻常常以此而忽略或遮蔽另一端（或他端）的事體，從而難以獲得全面而真實的歷史認知。
民國時期的工業。近代以來，以現代化為指向的工業化進程的訴求始終構成民族復興的主導取向，「我國機器工業，肇始於同光，建設於清季」（龔駿）。自1863年江南造船廠創設現代工業開始，工業化趨勢奮然而成時代之潮流，「朝野上下，公認新式工業之提倡，乃救世匡時之上策。」（羅敦偉）
民國十年之建設既是晚清同光以來的歷史延續，也有著新時代的努力和追求。肇始於清末的現代工業，「蓋有八十年於斯矣。」國民政府提出八大政策要項（即提倡做工、振興農業、鼓勵墾荒、調節消費、振興工業、開發礦產、流暢貨運、調整金融），並成立國民經濟建設總會，發起頗具聲勢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而及於工業建設之影響，較之過去任何時期，實為巨大。」僅就工業投資額而言，誠為世人所矚目：「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七八年之內國人投資一種新工業資本超過百萬元者，幾如鳳毛麟角，而二十四年以後，則百萬元之工廠，乃至千萬元之工廠，均甚多。如中央機器廠、中國酒精廠、永利公司錏廠，以及最近籌備之各工廠，資本即以千萬元計。」時人評論此為「工業史之新局面，可以大書特書者也」。
確實，抗戰前國民政府還擬定了三年重工業發展計劃，如不發生戰爭，在可預期的七八年間，可望在鎢礦、銻礦的開採和鋼鐵冶煉工業建設上取得成效，如「煉鎢廠，每年出三十萬噸優良之鋼，可供中國一半之需。」（沈雷春、陳禾章）基於工業增長的事實及其數據，不難斷定，民國建政直至抗戰前夕，「我國工業可謂已具雛形」（洪丈裡）。
民國時期的農村。現代工業的快速增長不過為其整體歷史進程之一端，與現代工業增長態勢相伴隨的中國鄉村卻陷入嚴重而持續的危機之中。孫曉村、張錫昌以《一個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作為《民元來我國之農村經濟》的開篇之題，顯然既不是故作危言聳聽之論，也不像如今一些學者所言乃民國知識分子「普遍左傾化」的主觀想像，而是基於一種基本史實的評判。
1934年《農情報告》（根據二十二省之調查）顯示，中國農民的生活境遇較之於英、美、法農民平均數相差太遠。「以如此狹小之耕地經營農業方式，雖極端節約，農民雖極端勤勞，而不得終年溫飽，僅享受水準極低之生活，大多數為赤貧……與美相比相差十八倍收入。」美國學者估計，1930年代中國農民的死亡率大約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於美國死亡率2.5倍，甚至顯著高於印度的死亡率。眾多關於中國農村調查報告的立場、視角和背景雖然不同（如政府調查、國外機構調查、民間社會調查與學界調查等），但由此呈現的基本數據和概況也還是可供參證的重要資料，可以從其整理的數據和史實梳理中獲得一個相對共識或基礎性判斷。
朱羲農在《十年來的中國農業》寫道：「自從民國紀元以來，因為內亂戰爭及舉行新政之故，關於農民的賦稅比較從前超過得很遠……因此，農民中便發生一種極反動的感嘆說：『倒是專制時代好，民國所給予我們的苦痛太大了！』」時人指出，正是在「黃金十年」時期，「中國農業，近十年來，無疑的已經發生了極端嚴重的危機」。20世紀30年代，中國鄉村危機的時代特徵十分顯然。對此，《東方雜誌》的一位記者寫道：「農業的中國已開始入於工商業化的時代，於是農民的困苦比從前更甚。」（《農民問題與中國之將來》）這是超越經濟領域的一種全面危機，是一種「農村總崩潰」。它是由政治紛亂、經濟破產、社會失序、文化失範所引發的整體危機。而且，這是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進程而出現的鄉村社會急劇衰退的危機。1930年周谷城在文章中指出：「結果都市日愈繁榮，農村日益衰落。」「從都市到農村切斷了農工商相互間的紐帶」，「大都市作了病態的繁榮」，「農村相繼破產」（《中國社會之變化》）。某種意義上說，鄉村危機也是傳統時代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破解後的必然結果，它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非均衡發展和繁榮的另一極的負效應。在「都市的發展，其反面就是農村的崩潰。使農村加速崩潰的種種事實，同時就是使都市發展的事實。」總而言之，「中國近幾十年都市發展的事實，恰恰是破壞農村的。農村加速度的崩潰，便促成了都市的發展……過去幾十年的事實卻是如此的」（《中國社會之變化》）。
揆諸史實不難判斷，鄉村危機實際上並不是鄉村本身的危機，而是近代城鄉背離化發展態勢下所造成的鄉村社會、經濟、文化全面衰退危機。傅葆琛在《鄉建運動總檢討》中指出：「城鄉兩區，一個邁進，一個落後，形成一種畸形的現象」（《傅葆琛教育論著選》）。而在南京政府十年間，由於「農產品的價格日形低落，而日用品的價格飛速上漲……農民的生活愈加艱難。」（朱羲農）雖然國民政府也推出了農業改良的措施，卻影響輕微，正如何廉所說：「從1927到1937年這一時期，在農業發展上，就全國而言沒有超出過計劃階段。」因此，僅僅聚焦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增長的「黃金十年」的認識，恐怕既不足以呈現民國前期歷史發展的整體面相，也無法揭示其歷史發展進程的實相。
民國時期的重慶。其實，即使從現代工業增長本身而言，其發展的速度與質性也極為有限，能否以輝煌的「金色」加以定評？其實，時人在橫向與縱向的比較中已有過較為客觀的評估。
據1933年中國統計研究所調查統計，17省之工業（東三省除外），全國工廠不過三千家左右（包括未調查者在內），工人總數為214736人，動力總數馬力為226085.45匹。平均每十五萬人僅有工廠一家（洪丈裡：《民元來我國之工業》）。國民政府「欲急起直追，然在短短數十年的時間中，於戰亂相繼，民不聊生的情形之下，亦斷難迎頭趕上。在人家是以工業為後盾，商業為前鋒，在我國則既有前鋒，惜無後盾。」（駱清華：《民元來我國之工商業》）因此，民元以還，中國工商業由傳統保守之道路，走上與外貨競爭本國市場的階段。不過，從進出口貿易情況可知，此「黃金十年」間的歷史與既往並無明顯改觀，「只有以傳統之土產，謀抵巨量之入超，此一招架方法，數十年來如一日。」打開八十年來之海關進出口統計數字，幾乎年年入超，「我國工商業之危機，迄今沒有一日或離。」此間，現代工業雖亦持續增長，「然其範圍狹小更未步上重工業之途，僅有輕工業中之幾項主要者，稍具眉目而已。然亦無可諱言……國內基本工業基礎尚難奠定，亦不能達到自給自足的水準。」甚至，「民國奠定以來，我國之潛在財富，連年不斷的在向外流出」。
縱向比較中亦可發現，就現代工商業的發展而言，比較樂觀之階段「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時期。」此間，民國紡織工業「即飛黃騰達……其總數約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多數工商業皆能獲得盈利，除此以外，則無時不在不景氣空氣籠罩之中。」（駱清華：《民元來我國之工商業》）實際上，在1936年前，「中國工業生產通常以一個不變的速度增長，這一事實也讓人認為南京政權的政策不可能顯著地促成工業的增長。它表明，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正在朝著工業發展的方向起作用，而與政權或政府的政策無關。」
所以，總體上看，在所謂民國「黃金十年」期間，「一則新式工業根本未走上現代化之途，再則受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乃至軍事的嚴重壓迫，進步究屬有限」（駱清華：《民元來我國之工商業》）。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工業品除絲織品、植物油尚可輸出，火柴、捲菸、針織品尚可自給外，其餘大部分都不可以自給。現代工業在發展中也呈現出自身的危機。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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