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瓊(資深金融從業者)
從平安聯席CEO轉戰友邦保險任CEO的李源祥5000萬年薪新聞刷屏。
在國外，特別是美國，高管的天價年薪也存在爭議。金融危機時美國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曾成為一個公共話題。
一、國內外金融機構高管薪酬
表1列了2018年美國前四大銀行、兩大投行、兩家保險公司的高管薪酬，表2列了2018年英國前四大銀行和一家保險公司的高管薪酬，表3列了2018年中國三家銀行和兩家保險公司高管薪酬。每家機構內薪酬從高到低排序。
所列出的金融機構中，2018年，薪酬最高的是摩根大通的董事長兼CEO傑米·戴蒙，3003萬美元，其次是摩根史坦利的董事長兼CEO詹姆士·戈爾曼，2817萬美元。因為掛鈎業績等原因，高管們各年薪酬也變化較大，例如2017年，所列出的金融機構中薪酬最高的是美國國際集團CEO Brian Duperreault，4309萬美元。英國保誠保險2018年薪酬最高的是北美保誠的CEO Barry Lee Stowe，885萬英鎊，比英國四大銀行的薪酬最高者還高。中國因為國有金融機構的高管限薪，所以國有和非國有金融機構薪酬差異很大。
高管年薪中經常還包括期權等以及延期支付條款，較為複雜，不完全是年薪所能反映。
二、美國其他公司高管薪酬
高管的高薪酬在美國也不止是金融機構。
高科技企業：2018年，微軟CEO薩蒂亞·納德拉年薪是4291萬美元，谷歌年薪最高的是前谷歌雲CEO黛安·格林，4750萬美元（這兩位都高於戴蒙），蘋果CEO蒂姆·庫克年薪是1568萬美元（在蘋果高管中排第五，年末他持有蘋果股票市值約1.98億美元）。有意思的是，納德拉年薪最高的一年是2013年，8431萬美元，2014-2017年分別為1829萬美元、1769萬美元、2001萬美元、2584萬美元。
傳統企業：2018年，寶潔公司董事長兼CEO大衛·泰勒年薪2050萬美元，強生公司董事長兼CEO亞歷克斯-戈爾斯基年薪2010萬美元，埃克森美孚董事長兼CEO伍德倫年薪1878萬美元。
相比之下，金融機構的高管薪酬也並沒有顯著高於非金融企業。
三、關於高管薪酬的一些研究和不同看法
趙學剛在「公司治理的法文化解釋：美國與歐洲大陸之比較」一文中指出，「美國公司中CEO對公司的興衰承擔全部責任，幾乎是美國公司文化的明星。也因此，美國公司會為CEO們支付昂貴的薪酬，大部分的美國公司CEO早在2000年的平均年收入為1700萬美金，2001年為1550萬美金，CEO的收入1980年是藍領工人的42 倍，1990年的85 倍，2000 年的531 倍；而到2010年，大公司的CEO 平均年收入仍為普通個人的343 倍；儘管美國CEO 薪酬的三分之二來自股票期權，但是，美國公司CEO 拿的是其他國家兩倍甚至還多的薪酬也是事實。」「美國強調CEO的角色重要性，也和美國個人主義的文化價值有關。美國人相信組織取得的成就更多地依靠領導人的行為，而不主要是團體的努力。在一些更為強調團體文化的國家，比如德國，公司管理者比美國公司更傾向於強調團隊的努力。」
由於美國這種個人主義的文化，本來美國人還比較能夠接受高管的天價薪酬。但是金融危機中，風險管理失當、巨額虧損的金融機構高管，仍然拿著高額薪酬，就激發起社會公眾的怒火。研究也發現，一些金融機構的薪酬支付過於激進、偏向短期績效，促使了過度投機行為，是危機的原因之一。在後金融危機時代，高管薪酬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內容，受到歐美國家的普遍重視。一定程度上降低和限制薪酬，降低薪酬結構中短期年度激勵比重、提升長期激勵比重、增加追回調整條款，成為普遍做法。
隨著美國經濟復甦，公司業績恢復，高管薪酬再度攀升。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2017年五家主要銀行執行長的平均年薪同比增長17%，是2006年以來的最高紀錄。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調查顯示，美國主要的350家公司的執行長和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在1989年為58比1，到了2017年已經擴大至312比1，也是金融危機後收入差距首次擴大到300倍以上。
摩根大通傑米·戴蒙當然認為高薪酬有合理性。他說：「在薪金制度改革上，我們面臨很多壓力，這些壓力有來自政府的，也有來自社會的，這與經濟競爭的壓力相似。因此，我相信會有所改變的。對於那些工作表現傑出的人事後沒有得到合理的薪酬待遇這一問題上有很多法律投訴。這有時甚至不是發生在事後。但我相信，傑出的人才總該得到優厚的報酬，將我們統統混為一談那種大鍋飯的報酬在我看來是不合理的。我具有反對政府參與企業的薪酬制度的思想，我覺得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兒。為什麼政府不去對演員、體育明星、小商戶或是醫生、企業家的薪酬也進行監管？為什麼他們不告訴所有人我們對於員工的薪酬？」
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印度央行行長的拉古拉邁·拉詹在其《斷層線》一書中大體還是認可金融機構高管應該有較高的薪酬。儘管「激進的薪酬政策與激進的風險原則以及在危機中糟糕的表現似乎是相關的」，但他並不贊同「以向政府官員支付薪酬的方式向銀行家們支付薪酬」，因為這樣做的話，「銀行家們會喪失努力工作或者承擔適度風險的動力。在今天的競爭激烈、快速發展的經濟中，官僚化的銀行家們不會是現狀的改善力量。我們從銀行家那裡需要的是稱職的風險管理，而不是完全的風險規避。」
前紐交所副總裁喬治·烏杜對金融機構的高薪酬則極力批判和反對，在《金融的背叛 恢復市場信心的十二項改革》一書中，第二章就是「規範薪酬制度」。看看此章裡小標題，「銀行家到底值什麼價」「公司規模能否為薪酬提供合理性」「天價薪酬引發的怒火」等等。他寫道「金融家所獨佔的利潤比例之高，為其他行業所鮮見。因此，除非金融機構將其薪酬降至社會可接受的水平，否則恢復信任就無從談起。金融業，只佔了就業人口的10%,但是卻分享了25%的薪酬，這有何道理呢？要是我們以其他各類非金融類企業中領導人的薪資估值為參照，金融高管們的貪婪就暴露無遺了。」「這種將業績個人歸因的做法是基於一種錯誤的設想：即相關人等的聰明才智才是企業經營活動產生利潤的唯一原因。正是這一在企業界日益傳播的想法，導致了如今過高薪酬的局面。也正是由於高管們為滿足個人自我利益而驅動的競爭，最終令金融業毀於一旦。」「多年來，公眾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可對此至今尚沒有令人滿意的解答，那就是：一個人的工作，怎麼就能價值上億美元？這個問題可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那些我們早已屢見不鮮的各種金融惡行的本質所在。對常識和價值觀的違背，算得上美國最臭名遠揚的『輸出品』之一。這是公司與個人間的真實衝突，而這種傲慢自大又荒唐可笑的天才決定論其實根本不值一駁。難道我們忘了，個人的表現如何，是需要取決於他所在公司的整體素質的嗎？而如果沒有團隊精神的協助，那個人的貢獻又從何談起呢？」
四、一點思考
美國金融危機前銀行家們過高的薪酬激起了公憤，中國對國企高管的限薪走向了另一極。在限薪前的2013年，當時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的年薪只是摩根大通銀行董事長戴蒙年薪的1.6%，2015年限薪後，僅為戴蒙的0.3%。2018年末，工行的資產規模是摩根大通的154%，全年利潤是摩根大通的133%，工行董事長和行長的年薪（均為67.29萬元人民幣）還是戴蒙的0.3%。
高管們的薪酬，物有所值嗎？戴蒙接手摩根大通時，花旗集團市值是摩根大通的2倍多，現在摩根大通的市值是花旗的兩倍多，目前位居全球市值最高的銀行。2014年2月納德拉接任微軟CEO時，微軟市值約3150億美元，現在1.14萬億美元，是那時3.6倍（2018年11月超過蘋果，在20年後重新位居全球市值第一，近期又被蘋果反超）。也無法比較，如果不是他們倆擔任CEO，摩根大通和微軟的市值會如何；很難分析，公司業績中，有多少應該歸因於他們的貢獻。
資料來源：History of Big Four Banks of US, Freelancer, 2015.8
如何衡量高管的貢獻，設計合理的的薪酬制度，始終是個難題。市場化決定，也未必就合理。完全脫離市場，更無從判斷。(本文已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