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1994年6月12日深夜，洛杉磯西部一住宅區裡一隻狗的狂吠引起了鄰居注意。宅門前躺著兩具血淋淋的屍體。女死者後來證實是辛普森前妻，而她身後是餐館的服務員。兩人被利器割斷喉嚨而死。
次日清晨5點，四位刑警來到建有圍牆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他們中一位叫福爾曼的刑警快速在宅內外進行一系列搜查，包括辛普森帶血的鞋襪，而這些在隨後庭審中被證明為非法或存疑證據（華裔刑事鑑定家李昌鈺是主要鑑識者），成為判決「辛普森」無罪的關鍵性轉折。
而辛普森從一開始就已經被列為重大嫌疑人，警察追捕他的過程被全國電視直播。從那天到庭審，再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認為辛普森是兇手。他們甚至辱罵為他辯護、為他成功「開脫罪行」的律師。而時隔18年，在2012年，長期從事謀殺案調查的威廉·迪爾在他的紀實文學《追兇十八年：我證明辛普森無罪》（中譯版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3年3月）中將兇犯鎖定在辛普森的大兒子、患有精神異常的傑森。
《時代》雜誌封面上的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除了1994年的「辛普森案」，辛普森也於2007年9月在內華達州被逮捕，被指控犯有持槍搶劫和綁架等其他重罪，並於次年被判有罪。
在司法的程序正義規範下，辛普森最終因控方證據存疑被判無罪。爭議在當年卻也因此而來。那麼，為辛普森辯護的律師，是否就是不正義的？如何去看待他們所堅持和使用的程序正義？辛普森案已經過去25年。追求公平和正義，是人類共同的理想。今天，我們通過兩本書去重新審視圍繞案件的是是非非。
第一本是辛普森案辯護律師團成員艾倫·德肖維茨（Alan M. Dershowitz）的《合理的懷疑：辛普森案如何影響美國》，在書中他回憶了自己在「贏得官司」後的輿論暴力，在辱罵者看來他喪盡天良，眼裡好像就只有成功和金錢。第二本是國內法律研究者王達人、曾粵興的《正義的訴求：美國辛普森案與中國杜培武案的比較》。他們在書中站在中國法律文化的比較角度，對辛普森案背後的司法審判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和反思。（前兩節選自艾倫·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辛普森案如何影響美國》，後兩節選自王達人 曾粵興《正義的訴求：美國辛普森案與中國杜培武案的比較》）
整合 | 羅東
艾倫·德肖維茨：當我們代理公眾不喜歡的被告時
辯護律師和檢察官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被許多公眾所誤解，包括那些見多識廣的公眾。甚至許多律師也未曾真正地了解，在激烈爭辯的刑事審理案件中，律師被期待做些什麼。
辛普森案裁決作出幾周後，我正和妻子在紐約麥迪遜大道上走著，一位穿著講究的女士走向我們，說道，「我曾是那麼愛戴你，現在我對你好失望——我丈夫會用更加難聽的詞彙。」她解釋道，「你曾為夏蘭斯基、波拉德等猶太人辯護。但現在你為像辛普森這樣的殺害猶太人的人辯護」。我說她錯在曾經愛戴我，因為她很可能並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走過幾個街區之後，一位黑人擁抱了我，說：「太棒了。我愛你做的事情。」我告訴他不要愛我做的事情，否則很快會失望。
這兩次偶遇——以及我多年以來、尤其是辛普森案裁決之後遇到的數百次類似情形——顯示了公眾對辯護律師的反應。當我們代理公眾喜歡的被告時，公眾愛我們。當我們代理公眾不喜歡的被告時，公眾恨我們。對有的刑辯律師來說，這無所謂，因為他們選擇受歡迎的客戶。這些律師從沒有想過代理公眾不喜歡的客戶。
其他刑辯律師基於案由或支持者來選擇他們的客戶。他們會代理一般公眾可能會不喜歡的被告，只要他們的特定選民贊成該被告就行。許多女權主義律師會為殺害或傷害男性的女士辯護，而不問什麼情形，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以期待特定女權主義團體的支持。
《美國犯罪故事》（American Crime Story 2016）第一季畫面。
真正是公民自由主義者的刑辯律師，沒有支持者。許多聲稱自己是公民自由主義者的律師，僅僅是在利用公民自由主義來助力其政治生涯。在左翼分子受到反勞工勢力、麥卡錫主義者和反移民極端分子迫害期間，許多左翼分子成為了公民自由主義者。更近一些的，當公民自由主義者被僱傭，而違反了某些左翼分子的宗旨時——比如族裔配額、大學演說法典和「政治得體」——有的左翼分子就開始把公民自由主義者視為左翼敵人。
同一時期，有的保守派披上公民自由主義的外衣，來質疑這些宗旨。經不起考驗的公民自由主義者，經常對那些捍衛「不考慮政治、性別、種族和其他宗旨利害關係的個人權利」的公民自由主義者感到「失望」。
辛普森案裁決導致了「失望」的爆發，這和我32年律師職業生涯中遇到的其他案件不一樣。許多人認為該無罪判決是針對自己的，就好像他們自己遭遇了不公正。
我收到的恐嚇信，過去曾僅限於責罵我是具有猶太人特性的荒誕反猶分子，突然變得更主流，雖然無疑是很尖酸刻薄的。的確，一些最惡毒、最可惡和最偏執的信件，來自於猶太人，他們說，他們曾經愛我，但現在恨我。
「你怎麼能代理一個我認為有罪的人呢？」一些代表性例子如下。
過去，我買了你的書，在熱線廣播聽你說話，欽佩你的智慧及對個人和公民權利的付出……很明顯，你的哲學被用在了辛普森案審理中。不計代價、不考慮我們被保護進而免受謀殺的權利，而一心要勝訴，是不道德、討厭和自私的。當辛普森再一次殺人時，你和你的辯護律師團的手上都沾滿了血。
這種批評僅僅是因為，他們拒絕了解我們司法對抗制度中辯護律師的作用。作為刑辯律師的我的職責並不在於判斷我的客戶有罪還是無罪。通常，我並不知道。我的任務是在規則之內積極辯護。這就是我在辛普森案中所做的事情，我對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你在辛普森案中的角色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律師畫像，如果價格合適，這個律師會賣掉自己的母親……我是大屠殺倖存者，經常想起我出生並長大的羅茲市（Lodz）猶太人區或其他猶太人區的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at）……你讓我想起了他們，但你的價格是以美元和美分計算的。
我從來沒有衝著律師費而代理案件，我代理的案件中，有一半都是無償的。事實上，我在辛普森案中的律師費是比較低的，但當評論家們不喜歡律師代理的那方時，他們經常拿律師費做文章。
《合理的懷疑：辛普森案如何影響美國》艾倫·德肖維茨著，金成波 楊麗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7月版
艾倫·德肖維茨：律師僅為委託人辯護，還是也兼顧正義？
對律師、尤其是刑辯律師的最常見抱怨就是，他們扭曲事實，這種指責有一定道理。刑事審理什麼都做，就是不探究事實真相。當辯護律師代理有罪客戶時——多數人、多數時候都有罪——他們的職責是，用所有公平和道德的手段來審理，從而防止他們客戶的有罪事實被暴露。不這麼做——沒做成或不願反對不當取得的事實——就是瀆職，會導致辯護律師被剝奪律師資格，其客戶會被重新審理，這時，他會由一個積極的、願意並且能夠嘗試阻止事實被證明的辯護律師代理。
喜歡或不喜歡它——當然，我喜歡它——這都是我們的《憲法》和法律制度要求辯護律師做的事情。如果辯方試圖通過傳聞或其他不適當證據證明事實時，我們的法律制度也允許檢察官試著阻止這些事實被證明。但我們的法律制度強調：事實只有通過合法的和道德的方式才能被壓制。
一個「低劣的」律師——至少根據《律師守則》（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是指，通過不道德或不合法的方式試圖阻止事實被發現的人。一個低劣的律師，其通常行為與職業律師的適當角色也不相符合。
辛普森案中，就像任何長期以來被熱議的案件一樣，雙方行為都不完美，其他參與者也一樣（從法官到媒體）。控方和辯方在前所未有的公開和審查壓力下，都埋頭苦幹了很久。雙方都犯錯、發火，糾纏於瑣碎細節，觸碰了——也許有時是這樣——多種法律和道德紅線，這種說法很公平。
這對事後諸葛亮們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很多評論者所做的——很容易糾結於錯誤而忽視了良好的律師業務。每位專業律師都有輝煌時刻，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有一些相當糟糕的時刻。
辛普森受審畫面。
我確實錯誤判斷了我關於警探偽證的言論所產生的影響，如果我能重來一次，我會等審判結束後再陳述警探偽證問題的普遍性。與我交談過的幾乎每位辯護律師都至少有過後悔，比如一個發言、一個問題、一個主張或案件中做過的決定。我確定檢察官也一樣。
警告過事後批判的風險後，我現在會致力於某些重要的事情——不是表揚辯方，也不是無緣無故地詆毀控方，而是做我認為是重要的事情。
媒體和公眾評判律師（以及法律程序中的其他參與者）的表現，傾向於較少從他們工作的客觀專業水平來評判，而更多考慮他們是否與律師站在同一邊。多數美國人在本案中站在控方那邊，因此認為檢察官比辯護律師做得更好。
但是，對記錄的公正評判顯示，從法律道德、職業禮儀、公正有效的辯護等方面看，控方做得都比辯方差太多了。此外，控方在道德和職業上的玩忽職守，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他們輸掉了案件。
控方洩露了更多的信息，更常向媒體發聲，總的來說在媒體上對其案件的審理比辯方多得多。甚至在辯方團隊還未組建之前，他們就已經開始這麼做了。後來發現，許多洩露的信息都是假的。更重要的是，控方通過向辯方提供其需要的、基於審前公開而解散大陪審團程序的策略，對自己的案件造成致命挫傷。在後來的預審中，控方被迫過早地展示了其案件，這也是對辯方有利的地方。
《正義的訴求: 美國辛普森案與中國杜培武案的比較》，王達人 曾粵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版
王達人、曾粵興：「不冤枉一個好人」是司法正義的底線
戈德曼（即辛普森同時被指控殺害的餐廳服務員）的父親在辛普森被判無罪後發表了一次無比激憤的講話：
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噩夢降臨的一天，今天是第二個噩夢。今天並不是檢察官輸掉了這場官司，今天失敗的是這個國家，正義和公道沒有得到伸張。
美國法學家丹尼爾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質疑：「究竟什麼是司法的最高道德：是正義還是公正？誰應該為美國的高犯罪率負責？是警察、法官等權力者的無能，還是被神化的人權至上主義？」
《美國犯罪故事》（American Crime Story 2016）第一季關於「辛普森案」受害者的畫面。
應當說，公正和正義有所不同，司法公正與司法正義不是同一個概念。儘管在英語中，它們都被用同一個單詞Justice來表示，但推敲起來，兩者是有區別的。公正，指辦事不偏不倚，講究公道、講究平等，通俗地講，即「一碗水端平」。在中國古人創造的「法」字中，偏旁「水」字，就代表「法」這種行為規範以及司法這種法的實踐應當平直如水。這就是中國傳承久遠的古老的公正觀。
正義，指行事正，道義明。公正是正義的首要含義；道義是正義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如果小官員貪汙、受賄100萬元就槍斃，而大官員貪汙、受賄500萬元只判15年徒刑，這就是司法不公。
司法正義，要求「不放過一個壞人，也決不冤枉一個好人」，即在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權之間尋求平衡。「不放過壞人」，就是要維護社會秩序不受破壞，假如受到破壞則能儘快得到恢復；「不冤枉好人」，就是要切實保障涉嫌犯罪的每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保證其不因蒙冤而喪失人身自由，喪失合法的財富，喪失正常的生活。正義是維護秩序和保障人權的統一。這種統一，決定了我們應當放棄「不放過一個壞人」的夢想但應捍衛「不冤枉一個好人」的底線。
從這個角度說，司法公正，主要表現在程序上，其次表現在實體上；司法正義，則主要表現在實體上。
如果說「司法的最高道德」或者說司法追求的目標是什麼，答案應當是社會正義。至於司法公正，是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需的手段。沒有司法公正，必然不可能實現社會正義。所謂「黑暗的公正」是指用違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去追求「社會正義」，這從社會總體上，或者從社會長遠發展的角度看是完全行不通的。
在筆者少年時曾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位戰鬥英雄回家探親，發現家中的父母妻兒全部餓死了。活著的鄉親告訴他，由於幹部虛報產量，公糧定額越來越高。他的父親為了不給戰鬥英雄的兒子丟臉，把家裡的糧食全部交了公糧，因此發生了全家餓死的慘劇。當然，村裡餓死的人還很多，決不僅他們一家。這位戰鬥英雄憤怒了，他闖進大隊幹部家中，把兩家共11口人全部槍殺後自殺了。
這個行為在這位戰鬥英雄看來無非也是一種「黑暗的公正」吧。如果每個人都具有執法的權力，都可以自行去「維護」自己認為的「社會正義」，這個社會還會有正義嗎？
戈德曼的父親再激憤，他也沒有去對辛普森實施報復，沒有用自己的行為去追求他認定的「社會正義」。這表明他不是一個只知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實施對等報復的野蠻人。他最終通過民事訴訟確認了辛普森的罪行，表明他是一個懂得尊重法律程序的文明人，儘管他對這種程序已經傷透了心。
《美國犯罪故事》（American Crime Story 2016）第一季劇照
王達人、曾粵興：「公正的司法程序，不僅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利」
然而，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在辛普森案件中，雖然程序法得到了嚴格的遵守，應當說是實現了美國標準的程序正義。但是，由於他們過分強調程序公正，妨礙了對實質正義的追求，因此，實體正義不可避免地會作出某種程度的犧牲。
劉衛政和司徒穎怡是兩位美國犯罪學華人博士，他們所著的《疏漏的天網》中有對美國刑事司法制度非常準確的闡述：
從警察依靠現代化的科技手段，在罪案發生幾分鐘之內即可得到犯罪人的全部犯罪資料，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通緝這一事實可以看到，美國警察執法的效率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流的。
但我們又從大量被起訴的犯罪嫌疑人大搖大擺地走出法院大門，而只有不到10%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終被判刑入獄這一觀察中認識到，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又無疑是一個沒有效率的制度。而更為荒謬的是，這個制度之所以沒有效率，不是由於美國人的蠢笨，沒有辦法管理好這架機器，而是因為人們故意不想讓它有效地運轉。
美國人根深蒂固地認為，個人價值是絕對的，國家的價值是相對的。代表國家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每個個體服務。每個個體都是一個完整的價值單位或完整的社會機器，而不是國家或社會這個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美國人絕對不能認同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犧牲個人的價值，恰恰相反，只有將個體生命和個人幸福視為至高無上的國家，人民才會去捍衛它。老百姓的個人利益高於國家的利益，這是美國立國精神和社會的基本價值，體現在美國憲法及憲法權利法案內容之中，而刑事司法制度正是這種社會利益向個人權利妥協的真實寫照。
美國人因為囿於自己傳統文化的局限，疏忽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公正的司法程序不僅應當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同樣也應當保護被害人的權利。只有各個參與訴訟的個人權利都得到保障，這樣的司法程序才是公正的，也唯有如此，社會正義才能在這樣公正的程序中得以實現。
杜培武是昆明市公安局強制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被指控是殺害妻子（昆明市公安局通訊處警察）和同車男子（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的兇手。兇案發生5小時後，一無所知的杜培武突然被警方帶走審查，從此失去人身自由，被判故意殺人罪（死刑）。根據王達人、曾粵興在《正義的訴求：美國辛普森案與中國杜培武案的比較》一書中的記載，杜培武在此期間遭遇嚴重的刑訊逼供，整個案子同時存在現場勘查記錄無籤名、使用測謊儀結果作為審判證據等重大疑點。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獲一個特大殺人盜車團夥，該團夥犯下十幾條命案。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這起殺人案是他們所為。真兇、曾是雲南鐵路警察的楊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網。關鍵物證「槍」躺在楊天勇的保險柜中。雲南省高級法院公開宣告杜培武無罪。圖為杜培武被宣判無罪後在醫療期間接受媒體採訪。
而在1998年，轟動一時的雲南「杜培武冤案」暫告一段落後，杜培武對他的冤案是這樣看的：
我只希望「杜培武冤案」永遠成為歷史，如果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個人所遭受的苦難還是有價值的，畢竟在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過程中也需要有人作出犧牲。
這正好是與美國人截然相反的一種價值觀念。可是，當這種令人尊敬的價值觀被一些人濫用，把杜培武的災難理所當然地當作「交學費」時，這就是在踐踏法律，踐踏司法公正，踐踏社會正義。
追求公平和正義，是人類共同的美好理想。一個維護正義的社會，依靠公正的法律的支撐；保證法律的公正，依賴於執法者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對法律的崇敬。世界會有這一天嗎？
本文經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整合自《合理的懷疑：辛普森案如何影響美國》《正義的訴求：美國辛普森案與中國杜培武案的比較》。摘編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取。前兩節作者：艾倫·德肖維茨；後兩節作者：王達人、曾粵興。
整合丨羅東
編輯丨西西 吳鑫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