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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舉辦營口地區古代文明展，「分別」了數十年的明代蓋州衛指揮使、世襲懷遠將軍卞世祥及其父卞文明的墓誌，得以在營口市博物館「見面」。
史學研究人員通過對這兩合墓誌的分析，了解到蓋州卞氏家族由武入文的轉變過程，以及這一現象所折射出的古代重文輕武的思想。
卞世祥墓誌及墓地
現在營口市博物館展出。墓誌內容記載了卞世祥的生平和主要功績。雖然歷經數百年的風雨剝蝕，但保存較好。
卞氏家族墓地在蓋州市旺興仁鄉王屯村西南，後來墓地被盜挖，隨葬品蕩然無存，現已成為荒地。
卞氏家族是遼南望族
在營口市博物館古代文明展廳，兩合聯繫極為密切的墓誌正在展出：一合墓誌的志蓋陰刻楷書「皇明誥封懷遠將軍承泉卞公墓志銘石」，另一合墓誌的志蓋上則刻著「皇明誥封懷遠將軍溫泉卞公墓志銘」。
3月24日，營口市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閻海告訴記者，兩合墓誌的主人是父子關係，溫泉卞公為卞文明，承泉卞公指的是其子卞世祥。「他們屬於明代蓋州卞氏家族，這個家族是遼南歷史上的名門望族。」
史學研究專家結合大石橋市湯池鎮卞家溝村發現的順治本《卞氏族譜》，對這個顯赫家族進行梳理，整理出卞氏一族的故事。
卞氏家族的功名始於卞世祥及其堂兄弟卞世功、卞世武。卞世祥和卞世功曾先後任蓋州衛指揮使，卞世武曾任蓋州衛指揮同知。按明代「誥封三代、父如子官」的封贈制度，他們的祖父、父親皆得到誥封。
「功勳世家能夠興盛百年者在歷史上也是寥寥。卞世祥家族自明正德時期(1506年—1521年)鎮國將軍卞英至清康熙時期著名書畫鑑賞家卞永譽，這百餘年間見諸史料者達20多人，且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當地仍有卞氏家族墓地遺存。」閻海說。
據清光緒《蓋平縣鄉土志》記載：「懷遠卞將軍墓，在城東南趙家峪王家屯西，距城六十餘裡，有碑可考。」民國十九年《蓋平縣誌》記載：「懷遠將軍墓，在城東南七十裡王家屯西龍眼崗……」1948年，卞將軍墓被盜，隨葬品流失，而墓志銘則被當地村民保存起來。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工作人員在村民家中徵集到卞文明及卞世祥的墓誌，分別收藏於蓋州市文管所和營口市博物館，相隔30公裡。
去年，為舉辦營口地區古代文明展，營口市博物館從蓋州市文管所將卞文明的墓誌借來展出，這對父子的墓誌也得以在營口市博物館「見面」。
卞世祥在李成梁麾下「數建奇功」
閻海說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卞世祥出生於蓋州，當時正是明代遼東戰事頻繁的時期，活動於宣府一帶的蒙古察哈爾部開始向遼東進犯。及至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李成梁出任遼東總兵時，對察哈爾部的入侵採取了武力打擊政策。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少年時代的卞世祥就立志從軍。根據墓誌記載，他慷慨立志：「士之處世，文不足以經倫邦國著名當代，武不足以闡揚智略立勳天朝，生不裨於時，歿不聞於後，安所稱大丈夫哉！」
萬曆五年(1577年)，20歲的卞世祥已在李成梁麾下效力。那一年，李成梁率領將士全力抗敵，終獲勝利。明廷為旌表其功，在廣寧城(今北鎮市)建石坊一座，至今猶存。李成梁麾下諸將也論功行賞，加官晉爵，卞世祥因在戰鬥中「數建奇功」而升任指揮同知。此後，卞世祥又擢升廣寧衛指揮使，並在遼東總兵統轄的營伍制軍中擔任中軍(營一級的統兵官)等職務。
有總兵、巡撫評價卞世祥「勇由天賦，智在人先」「偉然遠到之器，綽乎大受之才」。
令人費解的是，在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卞世祥辭去官職，歸隱故裡。
根據其父卞文明的墓誌所載，這一年卞文明去世。因此有學者推測，卞世祥「為人性至孝」，在父親去世後，辭官回家奉母。
但閻海認為，卞世祥辭官的原因與當時的政局密不可分。萬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遭朝臣彈劾而被迫離職，直至10年後方才再度出任遼東總兵。卞世祥作為李成梁帳下的中軍，又是總兵駐所廣寧衛的軍事主官，李成梁的下野對他無疑是個很大的打擊，他由此看到了官場的險惡，從而產生了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歸隱之心。
辭去武官的卞世祥並未就此閒下來，在他看來，要想家門長久興旺，必須偃武修文，改換門風。
當時，衛所制已經沒落，各個衛所淪落成了軍籍管理機構和農業生產機構，且當時戰亂頻繁，因軍功晉升為武官的軍兵越來越多，而軍官世襲制又使得原有的軍官數量只增不減，最終導致武官人數越來越龐大，地位也越來越低。這令身為武將的卞世祥深深感到「武力不足恃」的憂慮，因此他希望家族能實現由武轉文。
「這也是當時軍戶出身武官的一個共同追求。明清時期，重文輕武的現象十分普遍，文官掛帥便可以節制武將，武將的才能往往因為受到文官的限制而得不到施展。明代著名的袁崇煥、熊廷弼、盧象升等統兵大員都曾是進士出身的文官。當然，武官軍戶子弟雖說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文官，但概率太低。」閻海說，在明朝，卞氏家族始終是武將。
大石橋市湯池鎮卞家溝村發現的順治本《卞氏族譜》。
卞三元與塞圖、鄂貌圖被稱為「八旗文字之最先者」
及至清朝，卞世祥的侄子卞為鳳以及卞為鳳的長子卞三元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清朝任用的首批漢人文官。自此，卞氏家族成功地躋身文官之列。特別是卞三元不僅官至雲貴總督和吳三桂成為同事，而且在八旗的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他著有《公餘詩草》，與塞圖、鄂貌圖被稱作「八旗文字之最先者」，開創了滿洲八旗文學之先聲。
卞三元雖是文官，但在他任上仍可看出卞氏武將家風的明顯烙印。在貴州任巡撫期間，他大多數時間是在平定叛亂、指揮戰鬥，並因此被清廷授予兵部右侍郎和兵部尚書的加銜，屬於從一品大員。
與此同時，卞三元還非常重視民計民生，興辦農業、發展教育。有一年，貴州糧荒，為解救饑民，他冒著極大的風險，在未等到朝廷批覆的情況下，開倉放糧，貴州很多百姓因此得以活命。康熙元年二月，卞三元以貴州地多荒蕪，向上級申請開墾，共闢官民田萬餘頃。三月，修復貴州學宮，並勸苗民入學讀書。時至今日，昆明、貴陽等地還保留有雲南貢院、盤江鐵索橋等多處與卞三元有關的遺蹟。
因恪盡職守、敏於政務，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卞三元去世後，被賜予「恪敏」的諡號。
卞三元長子卞永譽是清初著名書畫鑑賞家，他親撰的《式古堂書畫匯考》是中國美術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部書畫鑑賞名著，其鑑定著錄體例已臻完備，連清宮《石渠寶笈》也借鑑了他的編輯方法，對後世頗具影響。
康熙時期，卞氏一門文脈尤為興旺，人才輩出，僅《奉天通志》「鄉宦表」所收錄的卞氏成員就有近20人，全部為舉人或監生出身，此時的卞氏家族成為真正的書香門第，融入了清代士大夫階層。
乾隆時期，卞氏家族日漸衰落。閻海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乾隆的「奪諡案」有關。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好翻舊案的乾隆皇帝認為已去世80多年的卞三元有兩大過錯：一是「三元實為吳逆用人」，意思是說卞三元任雲貴總督期間，曾效忠吳三桂；二是認為他是「進退無據首鼠兩端之人」。乾隆皇帝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卞三元在政治上過於圓滑。為此，乾隆皇帝不僅追奪了卞三元的諡號，連其祭文碑文也全部撲毀。
如今，除了營口市博物館正在展出的兩合墓誌，已經難尋見證卞氏家族盛衰的物件，就連位於蓋州王屯村的卞氏家族墓地也早已是一片荒蕪。
前些年，卞氏家族的後人準備修祠堂、續寫大石橋市湯池鎮卞家溝村發現的順治本《卞氏族譜》，但隨著一些老人的相繼過世，最終未能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