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攤丁入畝（二）

清代銀子

康熙二年，清廷又採納工料給事吳國龍的建議。將所有的雜項都稱為地丁錢糧，於康熙三年開始執行。後來，康熙帝鑑於戶口、田地比過去有所增加，按戶籍字、因地加賦，條目紛繁，容易造成混淆。於是下令重修賦役全書。

在明代一條鞭法基礎上，把賦役折銀化，把差徭、上供、雜辦等正賦化。這是清代中期實行的攤丁入畝達到最終賦役一體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賦稅政策的另外一項措施，是清初對各地無地無主荒地進行統計。統計以明代的魚鱗老冊為準，主要針對有地無糧，有糧無地者進行重新評測輯錄。順治十四年重編魚鱗圖冊告竣，戶口清查與土地清丈同時起步。同年清廷正是縣令編審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編審戶口。並責令州縣官照舊例編制黃冊。十三年，順治帝下令，將人丁編審和編制黃冊合而為一。並把黃冊改為簡明黃冊，只登載當時的裡甲、熟地活丁及應徵錢糧總數，其他款目一概刪除。第二年簡明黃冊編制完成正式頒行。從魚鱗圖冊和黃冊的編制，滯後於賦役全書的編制來看，清廷對土地和戶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戶口本身，而是為了保證賦役的順利徵收和達到規定的額度。

明代一條鞭法圖

然而，清代賦稅改革在執行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新的問題，比如火耗，就是衙門把老百姓的散碎銀兩收納上來以後，重新熔煉成錠銀。在熔煉過程中，銀兩自然會有所損耗，這損耗部分則由老百姓來承擔。就連康熙年間，任湖南偏沅巡撫的趙申喬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對此，康熙皇帝深表關注，在一道上諭中，他指出地方官員每於正項錢糧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將易知由單，不行曉示而設立名色，恣意科斂。要麼裝入私人腰包，要麼拿來賄賂上官，從而導致小民脂膏竭盡，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為了防止官吏、書手等徇私舞弊，濫派加徵，為害鄉裡的事情發生。清朝統治者從順治十六年開始實行自封投櫃，這是一直延續到清末的，一種自主納稅的形式。每到繳稅期，百姓自持官府頒發的稅票，攜帶稅銀，來到縣衙門的繳稅點。稅銀由官吏稱重，驗看銀兩成色，當麵包封蓋章。由納稅百姓自行將銀兩投入銀櫃，完成納稅過程。這是清政府在納稅的執行層面建立的制度。

魚鱗圖冊

隨著清政府的賦稅制度，在政策與執行層面的逐步完善，社會也進入了平穩發展期。此時的康熙帝認為，已沒有繼續增加錢糧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編審人丁增長的實際數字。於是在上諭中強調，將各直隸各省徵收錢糧已在冊的人丁作為一個定數，以後所生人丁不再增加錢糧，而應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這樣做豈止是有益於百姓，更是國家的一大盛事。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項歷史上的重要舉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不久，大學士九卿遵旨奏議，今後編審人丁根據康熙五十年的徵糧丁冊定為常額。那些新增加的，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從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基準，將丁銀徵收固定了下來。清朝官吏吳振棫曾指出：滋生丁，既永不加賦，而額生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乘納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所以田賦、丁銀分徵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嚴重，這一矛盾不僅普遍存在於各省之間，即使同一省內的各府或各縣之間。甚至一縣之內也很不平衡，其結果，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則由因徵收不力而慘遭彈劾。官和民皆受其累。這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而如何妥善處理地、丁之間的矛盾，則成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條重要出路。 康熙朝後期，江蘇吳縣知縣雷挺、江蘇巡撫韓世琦、直隸樂亭知縣于成龍等，都針對賦役不均的問題，提出了各種賦稅制度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繼位後，一些大臣紛紛籲請實行「攤丁入畝」，他們的理由是：丁不離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貧富不均之嘆，也可以避免逃亡轉賠之苦，更可以避免吏胥賄賂囑託之弊。從而有裨於國計，便利於民生。

清朝官員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剛上任不到五個月的直隸巡撫李維鈞也上書請求，將所屬丁銀攤入田糧徵收。然而，李維鈞的上奏卻得到雍正帝這樣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張之事在豐年舉行好，候部議來再定。於是，八月初六日，李維鈞決定親自進京覲見。可是雍正帝卻當面對他說：攤丁千古更張之事，你才做巡撫，不要輕舉。九月初八日，戶部對李維鈞的上疏作出答覆，認為可以應允李維鈞所請。從雍正二年開始，將丁銀均攤到地糧之內造冊徵收。雍正帝未表態，而是下令讓九卿、詹事、科道對此事再進行商議。九月二十日，九卿提出商議意見，應該令直隸巡撫李維鈞確查各州縣田地，因地制宜，將如何攤入田畝，分別定例。以使無地窮民免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雍正帝對九卿提出的意見很不滿意，認為他們依違瞻顧，只想迎合皇上，沒有真正據理詳議。九卿並沒有真正體會到，雍正帝令他們再度商議的真實意圖。其實雍正帝決心已下，最後明確表態說：著仍照戶部議行。

雍正帝本人心思縝密，勤奮異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還在任內廢除了賤籍制度，把歷史上世代相傳的，不屬於士、工、農、商的賤民開豁為民，編入了正戶。使賤民可以科舉，也能做官，這樣也使國家增加了戶口，對於推動生產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像這樣的舉措跟他實行攤丁入畝有著相同的心理基礎，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扶助貧弱。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攤丁入畝這一重大賦役改革，在全國範圍內拉開序幕。 攤丁入畝全面實現了人丁徭役稅從土地稅徵收，使人口稅與財產稅合一，這就使無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稅的徭役負擔。使有田產的民戶增加土地稅額，對於政府來說，並沒有減少稅收。而對百姓而言，沒有名義上的人口稅了。這是賦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財稅的管理開始漸趨一體化。大體來看，地多丁少的，地畝分攤丁銀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攤丁銀率高。除山西等個別省份外，各省攤丁入畝雖然咋實行過程中，遇到一定得阻力，但整體來說，進展得相對順利。在攤丁入畝實行的相關歷史時期，國家庫存銀兩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猛增到雍正末年的六千多萬兩。全國人口由順治十八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萬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三億多人。人口的大量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相對於不斷增長的人口，耕地相對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積下降，每人所得糧食日益減少，很容易導致糧價上漲。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背井離鄉，從而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魚鱗圖冊

攤丁入畝的最終效果還是印證了，清初學者黃宗羲的冷靜觀察。他說：斯民之苦，爆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得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這些小害累積的結果，往往是稅賦改革每改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來越重。戰國時期的孟子說過這樣一番話：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也是雍正皇帝攤丁入畝的初衷，因為普通的農民能夠細微感受賦稅政策，在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哪怕一絲一毫的變化，公與不公，都會影響明的向背，社會未來的走向。

清朝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