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生前遺憾:「北京真的不該拆城牆」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地學部院士侯仁之。徐健 攝

 

侯仁之，祖籍山東恩縣，生於河北棗強。但寫在他102年生命中的城市，卻是北京。10月22日，歷史地理學巨擘侯仁之駕鶴西去，於學界，失去的是一代泰鬥，於北京，失去的則是一個世紀的知音。

侯先生身份多元，學術領域也頗為廣闊，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城市歷史地理、沙漠歷史地理、環境變遷、城市規劃等等。但終其一生，他的角色都和一座城市——北京，緊密相連。

他被國際學術界譽為「北京史巨擘」，用雙腳踏勘出北京的河湖水系，找尋這個城市在歷朝歷代的地理位置，喚起了這座面貌日益模糊的現代都市豐沛的歷史記憶。他也為北京老城建築的保護奔走疾呼，為一再消逝的城牆、胡同傷神焦急。

他稱自己對於北京的感情是，「知之愈深，愛之彌堅」。

■ 印象

和藹、親切，是很多人對侯仁之的印象。在王軍眼中，侯先生沒有任何大學者的架子，就是一個特別親切的老爺爺，「他說話總是很動感情，掏心掏肺的，是一個非常淳樸、熱情的人。」每次王軍離開侯仁之家時，老先生都要送到門口，一直到客人的背影消失在視線中，他才會轉身回去。

1 結緣北京

黃昏中的正陽門

1931年初秋，20歲的侯仁之從山東的德州博文中學轉至通縣潞河中學就讀。那是他第一次來到北京。走出前門火車站的時候正是黃昏，在擁擠的人群中，他一眼便看到了巍峨的正陽門城樓和渾厚的城牆。侯仁之為之一振，多年後，他寫道：「一瞬之間，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種歷史的真實。從那時起，一粒飽含生機的種子就埋藏在我的心田之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對北京這座古城的城牆和城門，懷有某種親切之感，是它啟發了我對歷史的興趣，把我引進了一座富麗堂皇的科學殿堂。」他與北京城的緣分自此開始。

1932年，侯仁之因深受顧頡剛宣傳抗日的文章影響，放棄學醫，轉攻歷史，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城記》作者王軍還記得侯先生談起顧頡剛文章時的情形，「他說那篇文章對他影響很深，當時他看到中國就要被人瓜分，心裡特別著急。他們那一代人對於中國的災難總有著切膚之痛，也許正是這種疼痛變成了他成為偉大學者的動力。」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學畢業，留校繼續攻讀碩士。但第二年便爆發盧溝橋事變，日寇佔領北平，積極宣傳抗日的顧頡剛被迫逃亡，侯仁之轉投洪業門下。其時，侯仁之的興趣已從歷史學轉向地理學，老師洪業發現了這一點，他給予侯仁之積極的支持，並建議他去英國利物浦大學攻讀地理學。

然而由於歐洲戰爭爆發，侯仁之的利物浦大學的求學之路，直到1946年才得以成行。1946年8月，他前往利物浦大學，投師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達比門下，並由此正式邁進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領域。三年後，侯仁之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而他寫的論文正是《北平的歷史地理》。

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繼續他與北京的深厚緣分。他先是在燕京大學任教，後成為北大副教務長，兼任地質地理系主任。他開始全面研究北京城的歷史地理：北京城市水源、古代交通道路、北京城市規劃建設、舊城改造等等。

2 發掘北京

挖出北京人不知道的歷史

在清華大學建築學教授王南看來，侯仁之對北京城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貢獻，就是梳理清楚了北京城市史的發展脈絡。「侯先生通過水系、地理、考古文獻等多方面的證據，基本上確定了各個歷史時期北京城的位置。北京最早是西周的薊城，可是關於薊城的具體位置，連古代人都搞錯了，他們以為元大都土城就是薊城遺址，但侯先生通過《水經注》的文獻，以及對河湖水系地理位置變遷的研究，斷定薊城實際位於廣安門一帶，這是非常大的貢獻。」

王南認為對北京城歷史的探究有著非要重要的意義。「以西方同樣歷史悠久的城市羅馬為例，如果你在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徘徊，經常會碰到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的遺蹟。這其實就是他們城市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功績，他們把這些遺蹟發掘出來，清晰地展示在那裡，於是整個城市就像一本史書，從中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人類文明是怎麼一步步得來的，過去創造了什麼輝煌，今天又該如何繼承。」

可多數當下生活在北京的人卻不知道北京曾經深厚的歷史。侯仁之做的工作正是把更古老的北京發掘、呈現出來。「西城區廣安門二環路沿線有一個北京建城紀念柱，旁邊有侯先生寫的序文，看到這個青銅的紀念，你便知道這座城市起源於此。」王南說。

王南覺得侯仁之的很多發現還沒有得到足夠的宣傳、重視。「我們現在都嚮往西方的城市文明。但當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見到元大都，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回去宣傳，引起了整個西方世界對東方的崇拜和興趣。這就是北京曾經的城市文化，這種文化引起西方人的震撼，卻不為我們當下人所知了。」

「侯先生談金中都、元大都，貌似是在說歷史，其實是在梳理整個中國的文化版圖，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3 保護北京

「先有蓮花池後有北京城」

侯仁之在發掘、研究北京城歷史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北京古城的保護。上世紀90年代初，王軍在《北京地圖集》的新聞發布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侯仁之。當時侯先生將書翻到印有北京城門的那頁，激動地說：「《北京地圖集》能夠將北京被拆毀的城門印出來，這事真的特別好。」會後，王軍跑去採訪侯仁之，侯仁之對他說：「真的不應該拆城牆，北京是人類在地球表面上最偉大的工程，這個工程在西方學者看來是裡程碑，是文明的頂峰，我們一定要愛護。」

也是在侯仁之的保護下，「北京最初的生命印記」——蓮花池才得以保存。20世紀80年代，曾任鐵道部部長的萬裡給侯仁之打來一個電話說，有方案建議佔用蓮花池，建設北京西站。侯仁之一聽就說這絕對不行。他認為蓮花池和北京城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北京城起源的薊城就是靠著蓮花池這個水源才得以存在，沒有蓮花池也就沒有北京城。儘管它作為水源的作用已經消失，但抹殺這樣一個鐫刻著歷史的遺蹟，就是抹殺過去。

最終，在侯仁之的呼籲、奔走下，西站向東挪移了100米，蓮花池得以保存。之後，侯仁之得到一個機會向北京市委領導講述北京城的歷史。侯仁之將演講的題目定為《從蓮花池到後門橋》，八十多歲的他親自去蓮花池和後門橋考察，準備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講座中他再次指出蓮花池對於北京城成長的意義，也強調了中軸線作為北京歷史見證者的地位，希望可以對蓮花池和後門橋的遺址進行修復。他的建議最終得到了採納。

但侯仁之保護古城的工作也曾遭遇不少挫折。1998年侯仁之和一些學者呼籲保護美術館后街22號四合院。不過在堅持了兩年後，四合院還是在2000年被拆掉了。王軍說遇到這種情況，侯仁之總是很焦慮，「對於北京城我覺得他真的盡到了他的責任。」

侯仁之的一生其實頗為坎坷，年輕時曾因參加抗日運動而被捕入獄，「文革」十年又被批鬥、挨打、遊街、勞改，歷經磨難。但老人卻以平和之心面對一切，他曾對一生做過一個簡單的總結：少年飄零，青年動蕩，中年跌宕，老而彌堅。

回顧自己的人生，他說「平生最愛夕陽晚，坐聽濤聲到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