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
1911年生於河北省棗強縣，籍貫山東，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重要開創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在燕京大學獲學士、碩士學位，在英國利物浦大學獲博士學位。1950年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1962年發表《歷史地理學芻議》。1952年在北京大學正式開設中國第一個歷史地理學專業。上世紀80年代，積極推動我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被譽為「中國申遺第一人」。
在北大師生中，流傳著這樣一則關於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獅子座流星雨爆發，為尋找開闊的觀看地帶，一些北大師生自發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濟寺遺址旁。這裡，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已靜靜地仰望天空多時。當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歲高齡的侯仁之，師生們自發地圍攏到先生周圍，聽他講夜空的廣袤、流星的璀璨，還有有關燕園、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那個夜晚，無數顆流星划過。但在北大師生的心中，在燕園的學術星空，侯仁之則是一顆恆星。
22日，得知即將迎來102歲生日的侯仁之先生辭世，燕園內，師生們陸續來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園61號獻上鮮花，還有一些人則來到未名湖畔，在那塊先生題寫的未名湖石碑前，追憶先生生前的點滴——
只要是陽光好的日子，先生便會坐在輪椅上，由女兒推著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輩子歷史地理學的先生會說，「多少時光過去了，它依然是這樣……」
是的，他依然是這樣。百歲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一個人與一門學科
半個多世紀前，侯仁之從燕京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歷史系主任顧頡剛的助手。
周末，他經常到海澱周圍考察，為課程作準備。一天，侯仁之來到玉泉山西側，看到一堵牆上面有鑿過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著牆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雲寺、臥佛寺，發現那裡也有水槽。他推想，這可能是過去的引水槽。經過進一步考察，他發現水流到了頤和園昆明湖，又順著流到北京城裡去。年輕時的這個發現，為他日後從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歷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資料。
當時中國還沒有現代的歷史地理學，但從那時起，侯仁之的研究興趣和方向已經從傳統的沿革地理漸漸向現代意義的歷史地理學發生轉變。
1946年，侯仁之學術歷程的轉折點。這一年他來到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先後師從於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的創辦人羅士培教授和英國現代歷史地理學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設者達比。達比對歷史地理學的理解是，現代地理景觀的空間特徵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經過長期的自然和人來改造的。
達比的學術思想對侯仁之影響很大。1949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學。此時他在學術思想上已完成質的飛躍——打破傳統沿革地理學的桎梏，創立中國現代的歷史地理學。
1950年，侯仁之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標誌著他對歷史地理學在理論認識上的成熟，也標誌著他和中國傳統沿革地理學在思想上的決裂。
在這篇文章中，侯仁之寫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學中關於『中國沿革地理』的講授，主要是討論中國歷代疆域的消長和地方行政區劃的演變，這些問題在一個專修中國歷史的學生看來，也許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關係的方面，有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問題呢？」
儘管文章很短，但卻影響深遠，從此，一個新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逐步建立。
一個人與一座城
「我對北京這座古城的城牆和城門，懷有某種親切之感，是它啟發了我的歷史興趣，把我引進了一座富麗堂皇的科學殿堂。」對北京，侯仁之說自己是「知之愈深，愛之彌堅。」
對於侯仁之來說，北京不僅是他生活了幾十年的第二故鄉，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為了這個對象，溫和的侯仁之常常迸發出勇士般的豪情。
關於盧溝橋的保護，正是如此。
「在盧溝河上，有一座美麗的石頭橋，老實說，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橋。」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把「最好」獻給了盧溝橋。然而這座歷史悠久的大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卻已疲憊不堪，破損嚴重。
「文物古蹟是城市文脈的載體，丟了它們，就丟了城市的記憶」，侯仁之心急如焚，當即寫出《保護盧溝橋刻不容緩》。不久，北京市政府決定進行整修。此後，盧溝橋不僅多次整修，還在《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被列為舊城外的1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和申報世界遺產的後備名單。
讓侯仁之放心不下的，還有位於北京中軸線上的後門橋。
「必須把後門橋保護下來，元大都的大運河就是從這裡開始的!」1998年，已近90高齡的侯仁之提出重要建議——恢復後門橋的景觀。後門橋是歷史上北京城址轉移的一個標尺，是元大都城市規劃的起點。侯仁之建議把什剎海的水引過後門橋，恢復後門橋下的水上景觀，正是這個建議，使得歷史上中軸線的最初設計起點煥然一新。
對北京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愛？北京大學前後二十幾屆的學生都是見證者。從20世紀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聽的第一堂課，就是「侯仁之講北京」，這一講，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為止，這也算是北大的一樁美談了。
一個人與一項工程
侯仁之有多個美譽，有人稱他為「活北京」，有人贊他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為他是「我國申遺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國和加拿大幾所學校的講學邀請，在遠渡重洋之時，他還肩負著一個特殊使命——應美國匹茲堡大學師生的強求，帶去兩塊中國城磚。
侯仁之有些納悶，兩塊尋常的城磚，北京的小胡同、大雜院裡常能見到。為什麼會引起外國學者強烈的興趣？
一邊是視為尋常物，一邊卻被視為寶貝，城磚的不同際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國考察期間，侯仁之第一次聽說國際上有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儘管當時公約誕生已10多年，但在國內還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國後，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議我國儘早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並準備爭取參加世界遺產委員會」，獲得通過。不久之後，中國終於成為「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
有關侯仁之，還有許多故事，有關他的淡泊名利、寧靜致遠。有關他的求學經歷、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長居燕園。95歲之前，燕園的師生還能經常看見先生的身影。近些年來，先生已久臥病榻。
如今，儘管先生已駕鶴西去，但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著後人，愛腳下一方土地，珍視一段歷史和過往，不能讓一座城市失去記憶……
（原載於《人民日報》 2013-10-24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