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是「賤商」?造孽呀!你知道春秋戰國的商人有多豪橫嗎?

時下大型歷史劇《大秦賦》正在熱播，並憑藉其宏大磅礴的時代背景、飽滿細膩的人物群像、精彩絕倫的故事情節甚至是幾可亂真的服道化設計，藝術的再現了戰國晚期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全貌，實為近年來少見的良心劇集。

這年頭歷史正劇難得一見，《大秦賦》看起來還是挺過癮的

當然還要贊一下該劇中一眾老戲骨的精彩演技，尤其是飾演呂不韋的段奕宏。話說從十幾年前的《士兵突擊》開始，我就成了老段的鐵粉，對這傢伙神神叨叨的表演方式欽佩至極，所以對他能塑造出一個什麼樣的呂不韋深感期待。

然而劇還沒追上幾集，其中屢屢出現的一個細節卻讓我不時感到有些「出戲」。那就是老段飾演的呂不韋因其商人的身份，屢屢被斥之為「賤商」——雖說在我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商人都是被各階層一致歧視和凌辱的對象，但在先秦時期的情況可完全不一樣。話說不管是平原君趙勝還是公子贏傒，在地位和權勢上當然都遠高過當時的呂不韋。因此他們無論怎樣羞辱甚至是殺死後者都不算什麼大事，但若是一桿子打倒一群人、將商人侮辱性的稱之為「賤商」，恐怕他們的麻煩也不會小，弄不好會遭到整個商人階層的憤怒和反噬。這樣一來不但他們的日子甭想好過，連自己的家國都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老段飾演的呂不韋，是我追劇的動力之一

畢竟春秋戰國時期的商人，可不是那麼好惹的。

春秋戰國是商業的黃金時代，商人非但不受歧視，反而備受優待。

商人是個古老的職業，早在商周時期便已有之。比如《尚書》中就有載「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尚書·周書·酒誥》），《詩經》亦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經·大雅·蕩之什》），用以說明經商獲利很大，而且商人還有了明確的定義和分工：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白虎通義·卷六·商賈》東漢·班固）

所以商人早早的就被劃入「四民」之列，後世無論如何貶商抑商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商人對於華夏文明的傳播與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而在始皇帝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之前，商人更是當時的社會化大分工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眾所周知，夏商周這先秦三代之所以不能被稱之為大一統的王朝，根本就在於分封制。在分封制下，天子將土地及居於其上的子民大規模的分賞給王室子弟和功臣作為封地，而諸侯封地既不為天子所有，天子也不能直接對其行使權力，只能收取少得可憐的貢賦。所以先秦時代的天子並非像後來的皇帝那樣是至高權力的所有者，而僅是「共主」性質。一旦王室權威不再，就很容易遭到諸侯國的反噬，連共主的地位都名存實亡。

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形勢就好像現在的歐洲，一大堆諸侯國各吹各的號、各跑各的調，就算有個周天子（歐盟）貌似高高在上，但實際上誰也管不著、啥也管不了。

不過這樣一來問題就出現了——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各諸侯國雖然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但想要發展壯大所需要的物資卻很難自給自足。因此除了發動戰爭進行掠奪以外，更常見也更重要的手段就是通過商人調劑有無、互通互利。

商人是經濟社會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所以無論如何貶抑也不會消失

齊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想當年姜尚剛被分封到齊地時，就曾因地制宜的「以齊地負海舄滷，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從而使得齊國因為富足而聞名天下。到了齊桓公時，更在管仲、鮑叔牙的輔佐下通過發展商業而首霸於春秋，於是商業與商人逐漸受到了各國的重視，有了極大的發展。

晉楚爭霸是春秋時期的主流，兩國間爆發了無數場大戰，關係非常緊張。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阻礙商業交流的腳步。

在左丘明所著《蔡聲子論楚材晉用》一文中，便曾提及到楚國沒少向晉國出口木材和皮革：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木材可以用來生產戰車和武器，皮革更是製造甲冑不可缺少的材料，都屬於重要且應加以嚴格管制的軍事物資。楚商將其販賣給晉國的行為，在今天看來無論如何都算是一種「資敵」的行為，應該予以嚴厲打擊。

別看晉楚爭霸打得歡，背後的生意做得更歡

可事實上楚國對此是無可奈何的——即便楚商不賣，晉國仍然可以向秦國、齊國等其他諸侯國購買。既然單方面的「經濟制裁」不可能產生任何效果，那麼楚國還不如縱容本國商人「資敵」，起碼還能賺上一筆。

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現實。儘管經過數百年的諸侯兼併戰爭，使得 「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之初，僅存百二十四國」（《中國文化史》民國·柳詒徵），甚至到了戰國後期只剩下了七大國爭霸，但仍屬於一個「多極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像如今大洋彼岸那個半瘋的大統領一樣，揮舞制裁的大棒封鎖敵國的企圖無疑是徒勞的；而反過來妄圖閉關自守、僅憑一國之力挑戰天下更是愚蠢的。唯有開放國門，加強與各國的經濟聯繫，才是富國強兵之道。

因此，哪怕是後來對商人態度最為惡劣的儒家，也不得不捏著鼻子承認商業與商人對於國家的重要作用。比如孟子就認為「王天下」之路有五條，其一即為招商：「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其二則為通商：「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皆引自《孟子·卷三·公孫丑章句上》）。

荀子更是認為統治者阻礙商路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即便國破家亡也是咎由自取：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賦，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徵，以難其事……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國篇第十》）

真正的儒家既不保守也不刻板，只是後來被人唱跑調了

在這種情況下，各大諸侯國的君王只要腦子沒進水，都會重視商業的發展、給予商人很高的禮遇，怎麼可能斥之為「賤商」？即便是以耕戰為國策的秦國，其實對商人也並非一味排斥。像是經營畜牧業的大商人烏氏倮就曾被詔令與封君同列，「時與列臣朝請」（《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經營丹砂業的女商寡婦清更曾獲得始皇帝的敬重，在其死後築懷清臺以記之（寡婦清比始皇帝大好幾十歲，所以兩人間的八卦純屬胡扯）。

像在《大秦賦》第一集中，趙國因長平之敗而國力大衰，又遭致秦軍圍攻邯鄲之役。在這種情況下，趙國一方面將救亡圖存的希望寄托在齊楚魏等國的援軍上，同時還得指望像呂不韋這樣的商人將糧食等戰略物資源源不斷的輸送進邯鄲，二者缺一不可。話說這可不是呂不韋求著趙國做生意，事實是恰恰相反。即便呂不韋獅子大開口或是故意拖延，趙國除了好言相商以外其實也沒有什麼辦法，更不可能像劇中演繹的那樣派兵把呂不韋抓起來以性命威脅並斥之為「賤商」——除非趙國不怕商旅斷絕，再無一粒糧食流入被秦軍圍困的邯鄲。

真正的平原君趙勝，不會犯這種常識性的錯誤

事實上呂不韋在經營嬴異人這個「奇貨」期間周旋於秦趙兩國，像趙王、華陽夫人這樣的大人物想見就見不說，還敢隨意忽悠，恰恰說明了當時商人地位之高。

在春秋戰國時商人可不是「等外之民」，出將入相不過尋常事罷了。

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的「豪商」為數不少，但一般下場都不好。比如西晉時因「王石鬥富」而得名的石崇，僅僅因為不願將寵妾獻給權臣孫秀而遭到誅殺，並被夷滅三族；再如明初的江南第一巨富沈萬三，就因為巨額家財引來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而遭充軍發配之厄。

因此在大多數時候，商人如果得不到政治上的保護，財富是得不到保障的。而商人想要攫取政治上的權力，在那個普遍執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年代，基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春秋戰國則是個例外。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春秋戰國即是如此

最早為商人代言或者說正名的人物是管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第二十》），首次將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國之柱石」的高度。

既然都成了柱石，那麼授予商人官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畢竟各國都將商人、哪怕是來自敵國但也能給自己和家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商人們奉為上賓，那麼一旦本國出了個「豪商」或是有巨商前來投效，自然也要高度重視，不惜以高官厚爵籠絡之。

比如越國大夫範蠡。他先是助越王勾踐興越國、滅吳國，成就霸業後被拜為上將軍。此後他急流勇退，易名為鴟夷子皮後又在齊國為相。期間範蠡三次因經商成為巨富，又三散家財，最後定居於宋國陶丘，自謂「陶朱公」，被後人奉為商人祖師。

再比如孔子的弟子、位列孔門十哲之一的端木賜（即子貢）也是一個大商人：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也就是說，子貢在曹、魯等國做生意，經營的還都是各國需求很大的消費品和奢侈品，而且只做批發不幹零售。於是各國的國君都得親自出面跟子貢談生意，雙方地位平等可以「分庭抗禮」。最終子貢不但成了天下聞名的大富翁，更是孔子門徒中的第一「大款」，沒少贊助師父的遊說大業，否則孔老夫子不知得平添多少「累累若喪家之狗」般的日子。

如果貶商抑商，孔子怎麼會收子貢為弟子？

所以子貢能在衛、魯兩國為相，也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

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弱小的諸侯盡被吞併、天下間僅剩下數個大國，看似商人與商業的拓展和迴旋空間變小了，其實情況又是截然相反。比如經營鹽業和畜牧業的猗頓、經營冶鐵業的郭縱都對趙國的政治、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烏氏倮和寡婦清在秦國備受尊敬，而曾為魏國相的白圭更是敢為天下先——不但辭官下海經商、成為一代「商祖」，他所提出的「人棄我取，人爭我避」的經商思想即便到了今天仍被無數後來者奉為圭臬。

更不用提本文的主角呂不韋了——其實以商人之身成為一國之相在當時根本就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稀罕事。沒看到人家白圭連國相都不惜的幹、又跑回去幹商人的老本行了嗎？

要知道那時的魏國可正處於鼎盛期，堪稱天下霸主啊！

所以說，那時候的商人可一點都不「賤」。誰要是敢說商人「賤」，那麼他才是真的賤。

商人後來真的變成了「賤商」，其實跟呂不韋也有著很大的關係。

商人變「賤商」，是始於始皇帝時代。

不管多麼英明神武，始皇帝都是個受過心靈創傷滴銀鴨！

後人對始皇帝有很多誤解。比如說他好色如命，比如說他暴戾成性，比如說他的疑心病病入膏肓，成天覺得「總有刁民想害朕」等等。

其實這些事情與嬴政的人生經歷有關，其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母親趙姬，使得他終生不信任女人，甚至連皇后都沒有立過；另一個就是傳說中他的「野生」父親呂不韋。令嬴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傢伙將君王像貨物一樣販賣，觸犯到了他的底線：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戰國策·卷七·秦五》）

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這就意味著當政者要在利益的不斷碰撞、對衝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而非一味的索取。在這一點上，商人與政治家其實很像，而且（起碼在表面上）更沒有底線——只要能得到利益，他們不在意妥協和拋棄任何東西，包括忠誠。

即便到了今天，「商人重利輕別離」的印象仍然根深蒂固

呂不韋就是這種的商人，在他眼中天下無不可販賣之物，哪怕是身份尊貴的君王。事實上這種想法在春秋戰國時期並不出奇，那些周遊列國遊說王侯的士人在推銷自己的學問和理念的同時，其實也是一種試圖改造諸國與王侯並示之天下的過程，稱之為販賣也不為過——所以無論是孔子孟子也好、蘇秦張儀也罷，包括極度厭惡商人的法家人物如商鞅在內，在本質上跟呂不韋都沒有任何區別。

可是這種怪異的「行為藝術」只有在春秋戰國這個特異的時代，才有成長的空間和存在的價值。當天下歸為一統、四海賓服於一王時，就顯得不合時宜而且大逆不道，並且成為了商人的原罪。

呂不韋在始皇帝的心中狠狠的紮下了一根毒刺，使得他以及後來的皇帝對於商人本來就不佳的觀感更加惡劣。不過秦朝對於商業和商人的影響並不大，畢竟二世即亡嘛，即便是想幹點啥也來不及。

真正使得商人的日子過得每況愈下的，還是在漢朝。

漢初之時，基本上是出身黑社會或是微末小吏的劉家君臣，其實對於如何治理國家這個問題是一頭霧水的——被自己親手推翻的秦政自然不好腆著臉再用，發明創造又沒有那個腦子，只好放棄治療並美其名曰「黃老治國」，到了漢武帝時期又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所謂「黃老治國」，其實跟放棄治療沒啥區別

不過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尤其是後者，只要還沒混到「累累若喪家之狗」的地步，都對商人沒什麼好臉色。而且為了實現他們理想中的「治世」，商業和商人還應該是予以剷除的對象。

而他們歧視和排斥商人的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呂不韋這貨居然拿君王來販賣：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毋如呂不韋之穢且卑，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筴，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故自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王弇州先生崇論·卷一》明·王世貞）

所以說歷朝歷代中漢商是最悽慘的，而且沒有之一。比如漢武帝時為了彌補連年徵戰造成的兵員不足，曾發「謫戍」之制，多次徵發「天下謫民」、「謫戍」、「七科謫」從軍。那麼什麼是七科謫呢：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三家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漢軍打仗可捨不得一上來就讓這些寶貴的良家子衝鋒陷陣，得用七科謫組成的「送死隊」先去消耗敵人一波再說

也就是說祖宗三代以內曾經有過經商經歷的倒黴蛋，都被視為與犯官、亡命之徒和贅婿這種貨色一般無二的渣滓中的渣滓。這些人被徵召後，非戰時要當苦力，戰時往他們手裡塞把破刀子或是木棒子（甲冑什麼的更是想都甭想）便為軍前驅，當送死隊去消耗敵軍的箭矢、陷阱，以血肉之軀遲滯敵軍的刀鋒、馬蹄，好讓正經的士兵（即良家子出身的傢伙們）從容不迫的殺敵。

如果有僥倖未死甚至殺敵立功的「七科謫」怎麼辦？答案是繼續當牛做馬、繼續當炮灰，直到戰爭結束或是死光了為止。

兩漢之後直到隋唐，商人的命運大體都是如此。只不過漢末到唐初這幾百年戰禍不絕，良家子都快死絕了，何況被當做消耗品的商人？所以七科謫儘管逐漸絕跡，並不意味著商人的命運和地位有所好轉。

在中唐之前，獎勵耕戰和兵農合一等重農抑商的政策大行其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戰亂頻仍、生產力水平低下、財富與物資極度匱乏，缺乏貨通天下的必要條件。再加上大一統的王朝認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更利於穩定統治，對到處亂竄、難以管理的商人則深感頭疼和惱火，這才造成了商業活動受到限制、商人毫無地位這個現實。

不得不說，商人混得最慘的年代，正是華夏王朝最為強盛、最為尚武的時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歐洲——那才是真正的「小國寡民」，無數林立的小國根本不具備自給自足的能力。為了獲取維持生存的物資，除了戰爭掠奪就只能依靠商品交換。因此在歐洲誕生了濃厚的商人政治傳統，商業的繁盛發達與商人的意氣風發在當時的中國簡直無法想像，而這種情形又與春秋戰國何其相似？

再者，相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商巨賈層出不窮，兩漢至隋唐的商人成色就差多了。比如秦末漢初的任氏、漢成帝時的樊少翁、資助過劉備的張世平、南北朝的酒商劉白墮、唐朝「破爛王」裴明禮等等，在後世大多名不見經傳。唯一的例外就是西晉石崇，他因與王愷鬥富和勸酒斬美人等無論在古今看來都屬下三濫之流的事跡而聞名，與管仲、範蠡、弦高等先賢的境界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連呂不韋這樣口碑不咋地的傢伙都能甩他幾裡地。

在此後的兩宋和元朝，商業和商人曾迎來短暫的復興，不過卻並非是統治者改了主意，而是時勢使然——終宋一朝內憂外患不絕，「三冗」問題始終無法解決，要不是靠著龐大的商稅支撐（一度佔到財政收入的七成），大宋朝早就崩了；而元朝重商，則是因為遊牧民族本來就沒有歧視商人的傳統。

到了日趨保守的明清，乾脆就閉關鎖國了，商人還搞什麼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