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乳草葉紋鏡 四乳草葉紋鏡鑄範 連弧紋帶蟠螭紋鏡 連弧紋帶蟠螭紋鏡鑄範
內容提要
兩漢時期是我國古代銅鏡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漢代銅鏡作為一種重要的和常見的文化遺物，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信息。中日學者通過對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鑄鏡作坊遺址的調查和鏡範的研究，基本了解了漢代臨淄銅鏡製造業從鑄造技術、產品特徵到生產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情況，填補了古代銅鏡製作技術和銅鏡生產研究的空白。作為我國乃至東亞古代鑄鏡技術研究的一項重大突破，它不僅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漢代制鏡工藝技術的認識，對漢代手工業生產技術、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的研究也將起到推動作用。
銅鏡作為古代人照容的日常生活用具，在我國古代有著製作和使用的悠久歷史和傳統。我國古代銅鏡在距今大約4000多年前出現之後，經過商周時期的逐步發展，到兩漢時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形成第一個發展高峰。漢代的銅鏡類型多樣，鏡背紋樣精美、銘文內容豐富，鑄造技術精良，在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這一時期，隨著青銅日用器具的迅速發展和更加廣泛的應用，銅鏡迅速走向平民化，成為當時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在銅鏡日益普及、社會需求量巨大的背景下，漢代的銅鏡製造業迅猛發展，成為當時最為重要的手工業之一。
漢代銅鏡作為一種重要的和常見的文化遺物，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信息，成為漢代社會歷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物。然而儘管考古發現的漢代銅鏡已是數以萬計，漢代銅鏡的研究也是成果纍纍，但是關於漢代銅鏡的製造、生產、流通和使用等，歷史文獻中幾乎沒有記載；與銅鏡製造相關的遺蹟和遺物的考古發現也長期處於空白，致使漢代銅鏡製造業的研究長期停滯不前。因此，通過有關漢代銅鏡製造遺蹟和遺物的調查和研究，對當時銅鏡的產地、製造工藝技術、生產經營方式、產品的傳播和流通等進行探討，不僅成為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而且對於漢代金屬工業和社會生產的研究都具有積極意義。有關漢代臨淄鑄鏡作坊址的調查和鏡範的考古學研究及其成果因此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義。
一
漢代臨淄銅鏡製造業的考古學研究，肇始於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範的發現，而系統的研究，是從鏡範研究和鑄鏡作坊址調查兩個方面展開的。
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作為西周至戰國時期齊國的都城，自公元前859年齊獻公遷都臨淄到公元前221年秦軍入臨淄滅齊，歷時638年之久，並且在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的齊宣王時期發展成為全國最為繁華的大都市（《戰國策・齊策》）。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設臨淄郡，臨淄城是臨淄郡的郡治。兩漢時期，郡縣與封國並行，臨淄城作為齊郡郡治和漢代諸侯國齊國的都城所在，依然十分繁華，城內設立有鐵官、四市等，是當時「人眾殷富，鉅於長安」的東方中心城市（《漢書・高五王傳》）。新莽時期，臨淄仍然是東方工商業大都市（《漢書・食貨志》）。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此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探明了臨淄齊國故城的形制、布局、結構和文化堆積狀況，同時發現了大量東周至漢代的手工業遺存，為漢代銅鏡製造業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鏡範，是鑄造銅鏡所使用的鑄範。它作為鑄造銅鏡的模具，是探索銅鏡鑄造和生產最為重要的遺物。臨淄齊國故城內漢代鏡範的發現，始於1940年。當時，日本學者關野雄在進行考古調查時從齊國故城大城北部的今傅家廟的村民手中購得1件鏡範殘片，不過，這件事長期未能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的1997年秋，臨淄齊國故城大城南部今劉家寨村又發現1件鏡範殘片，被當地博物館收藏並進行了報導。鑑於鏡範是研究銅鏡鑄造和生產的關鍵遺物，而出土地點明確的漢代鏡範又是首次發現，我們先後多次到臨淄齊國故城進行實地考察，並對當地出土鏡範進行了廣泛的收集和多方面的研究。我們的研究和初步成果很快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關注。2004~2006年間，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中日學者開展了為期兩年的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範的合作研究。迄今為止，臨淄齊國故城出土並經過我們實際考察的鏡範已達96件。
關於臨淄漢代鏡範的研究，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一方面是進行考古學的觀察、測量和分析，並與漢代銅鏡進行比較和對照研究，以探討鏡範的製作方法、銅鏡產品的類型和生產的年代；另一方面是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對鏡範進行多種形式的科學分析和檢測，以探討鏡範的原材料、燒成溫度等製作工藝，並收集銅鏡鑄造工藝的相關信息。經過努力，上述兩個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進展。
鏡範對於研究銅鏡的鑄造和生產是至關重要的遺物，但從考古學上探討銅鏡的生產，還必須調查和尋找製造銅鏡的作坊遺址，才能真正確定銅鏡的生產地點，更全面地了解當時的銅鏡生產。為此，我們先後在臨淄齊國故城內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取得了重要收穫。迄今為止，臨淄齊國故城內經考古調查並能夠確認的鑄鏡作坊址已有3處，即蘇家廟、闞家寨和石佛堂，而傅家廟和劉家寨兩地也可能有銅鏡生產遺存。通過鑄鏡作坊址的調查，我們不僅確認了當時銅鏡的生產地點，了解了銅鏡作坊的生產年代，還明確了漢代臨淄城內鑄鏡作坊的分布及其與其他手工業作坊的關係，從而使漢代臨淄銅鏡製造業的綜合研究成為可能。
二
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鑄鏡作坊址的調查和鏡範的考古學研究及其成果，初步揭示了漢代臨淄銅鏡製造業基本狀況，具有重要的歷史學意義。
其一，通過臨淄鏡範的考古類型學研究和年代學研究，初步究明了漢代臨淄銅鏡生產的年代、產品類型及其地方特色。綜合鑄鏡作坊址調查資料和出土鏡範的分析可知，漢代臨淄鑄鏡作坊的生產年代，主要為西漢前期和中期，早者可追及西漢初年，晚者可能延至西漢後期，但不會晚到東漢時期。其產品，主要有各種蟠螭紋鏡、四乳弦紋鏡、四乳龍紋鏡、四乳草葉紋鏡、博局草葉紋鏡等五類，其中尤以草葉紋鏡頗具特色。臨淄製造的銅鏡，主要是中小型銅鏡，但同時也製造少量的大型和特大型銅鏡。以四乳草葉紋鏡為代表，集中表現出臨淄造銅鏡的獨特風格――「臨淄風格」，如鏡體厚薄適中，製作精良；紋樣結構緊湊，布局疏朗；草葉紋清秀、規整、線條流暢；銘文篆書、字體方正等。
其二，通過臨淄鏡範的科學分析並結合考古學研究，初步揭示了漢代臨淄銅鏡製造的工藝技術及其水平。銅鏡鑄造採用的是陶質雙合範技術，製作鏡範使用的原材料是當地一種含有較多粘土的細顆粒黃土並羼入稻殼灰；製作鏡範的方法是「模製法」和「刻製法」並用；鏡範成型後還要裝入還原窯進行烘烤和焙燒，合範澆鑄時型腔表面塗刷脫範劑。銅鏡的鑄件熱處理，是鑄件加工的一個重要環節，並且在熱處理過程中還可以獲得「凸面鏡」。上述問題的初步究明，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漢代制鏡工藝技術的認識，無論對於中國古代銅鏡製作和生產的研究，還是對於深化東亞古代制鏡技術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的認識，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其三，首次從考古學上找到了一個漢代的銅鏡產地，臨淄作為漢代鑄鏡中心之一得到科學的確認。在陶質雙合範鑄鏡的技術背景下，鏡範是研究銅鏡製造和生產的最為直接，也是最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就全國範圍來說，迄今漢代鏡範能夠確認其出土地者，臨淄齊國故城屬於首次，也惟有臨淄齊國故城。這裡，鏡範的發現數量之大，見於記錄者已多達96件，況且還有不少流散在民間。銅鏡產品類型多樣，既有各種類型的草葉紋鏡，還有各種蟠螭紋鏡和少見的四乳弦紋鏡與龍紋鏡。銅鏡生產的時間很長，從西漢初年到西漢後期，尤其是西漢前期更是其興盛期。漢代鑄鏡作坊址的調查和確認，臨淄是首次，也是惟一的。迄今已經確認的鑄鏡作坊址已有石佛堂、蘇家廟和闞家寨等3處，集中分布在齊國故城之大城中北部一帶，顯示出漢代臨淄銅鏡生產已經具有較大規模。這就首次從考古學上證明了臨淄是漢代一個重要的銅鏡生產基地，是漢代銅鏡製造中心之一。
其四，通過臨淄齊國故城內鑄鏡作坊址的調查和綜合分析，使我們對漢代臨淄銅鏡的生產經營有了初步的了解。目前臨淄齊國故城內能夠確認的石佛堂、蘇家廟和闞家寨等3處鑄鏡作坊址，都集中分布在大城的中北部地區，即大城中北部的東西向古道路的南、北兩側，據傳曾出土有鏡範的今傅家廟村西南地點，也位於上述古道路的西端附近，據傳曾發現有鏡範的劉家寨村南地點，則位於大城南部的中部地區。由此可見，西漢時期臨淄城內的鑄鏡作坊，主要集中分布在大城中北部的東西向古道路的南、北兩側，並且鑄鏡作坊址附近往往有同時期的鐵器冶鑄、錢幣鑄造和骨器加工等手工業遺存，說明當時的銅鏡作坊主要分布在臨淄城的「手工業園區」之內。鑄鏡作坊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密集，表明西漢臨淄城內銅鏡製造業規模十分可觀，銅鏡製造是當時主要的手工業之一，也是當時臨淄重要的產業之一。至於漢代臨淄銅鏡製造業的性質，應當屬於民營。
其五，基於漢代臨淄造銅鏡的類型和特徵，通過與各地出土西漢銅鏡的比較研究，我們對漢代臨淄造銅鏡的傳播和流通獲得了初步的認識。臨淄及其鄰近地區即當時的齊國境內，是臨淄造銅鏡的主要傳播和流通地區。與山東鄰近的河南以及西漢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一帶，也是臨淄造銅鏡的重要傳播和流通區域。從更大的範圍看，西漢臨淄造銅鏡的傳播和流通地域，南至長江中下遊的今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乃至嶺南的桂東一帶，西到當時的首都長安，北達今遼寧省乃至吉林省的西南部地區，向東北則有可能東渡大海傳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九州島。至於銅鏡的傳播方式，一種是商品交換和流通，這也應當是主要的流通方式；另一種則是隨著人們的移動使之流傳到各地。
總之，通過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鑄鏡作坊址的調查和鏡範的研究，使我們對漢代臨淄的銅鏡製造業從鑄造技術、產品特徵到生產經營管理等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填補了古代銅鏡製作技術和銅鏡生產研究方面的空白。作為我國乃至東亞古代鑄鏡技術研究的一項重大突破，它將極大地推進中國乃至東亞古代銅鏡的研究。同時，作為漢代銅鏡生產的開創性研究，它對於漢代手工業生產技術、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的研究也將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還將為漢代各地區間人群移動、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新的資料和信息。當然，就漢代臨淄銅鏡製造業的考古學研究來說，目前的研究還是初步的，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就整個漢代銅鏡製造業來說，鑄鏡作坊址和鏡範的發現還僅限於臨淄一地，還需要在其他漢代城址中大力進行銅鏡製造業的考古調查和研究。銅鏡製造業作為兩漢時期重要的手工業生產之一，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考古學研究，對於漢代社會經濟的研究無疑將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