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辛亥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

辛亥百年，人們已經寫了浩如煙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們依然還有太多的話要說。一百年來，在國難當頭、強敵入侵時，人們為「民族」而戰鬥；因積貧積弱、溫飽難求故，人們為「民生」而拼搏；當國家自立、國民脫貧後，對「民權」的追求又強烈起來。只要民主前賢、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實現，「辛亥情結」就會一直縈繞在人們的心頭。

近代中國的發展非「三階段」而是「兩條線」

過去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許多細節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絕對是必要的。但是過去對這段歷史的大背景也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描述，這恐怕更應該反思。

例如，過去人們常從「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於是流行一種「三階段」的敘事：洋務運動時國人熱衷於船堅炮利，學習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國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學習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則達到最高層次，開始「改造國民性」，學西方的「文化」了。

這種把「文化」列為最高層次的「三階段」論反映了一種文化決定論的觀點。但它未必符合事實。筆者曾指出：其實鴉片戰爭後一些先進國人對西方「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產生羨慕，並不晚於國人重視器物層面的「船堅炮利」，而像劉錫鴻那樣反感西方「器物」，卻對西方「政教」私下稱羨不已的現象也並不罕見。但是，最為重要的反證應該是太平天國：作為基督教這一「文化」在華造成巨大影響的事件，太平天國早在洋務運動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責怪民初新文化運動反儒。其實太平天國對「儒家文化」的極端排斥和禁毀，對「基督教文化」的狂熱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稱為「激進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要激烈得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太平天國在「器物」和「制度」兩方面卻沒有什麼「進步」可言。

我把「選擇什麼」稱為文化，而「能否選擇」稱為制度，我以為這樣的理解是符合人們常識的：愛吃中餐和愛吃西餐是文化之別，但飲食自由和飲食管制是制度之別；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別，但信仰自由與神權專制是制度之別；擁戴聖賢和擁戴能人是文化之別，但是否有權選擇擁戴者(是否民主)，則是制度之別。從這個角度看，太平天國「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卻實行中世紀式的神權專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現代化」運動。

30多年後的義和團，「奉旨造反」，大鬧京師，對與西方有關的一切，從「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鍋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於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連聖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菸，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之列，也不是空穴來風的。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整一個「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於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洪秀全們要把「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強加於中國人，而老佛爺慈禧則絕不允許中國人試試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並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說更像難兄難弟了。聯繫到後來的一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顯然，與「三階段」說相反，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更像是「兩條線」：在一條線上人們不斷地折騰「文化」，不斷地在「西化」與「反西化」之間反覆。太平天國搞「西化」，義和團「反西化」，新文化運動再一次提倡「西化」，但當時的「反傳統」按王元化先生的說法卻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紀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開始反「資本主義」(歐美)，接著反「修正主義」(蘇俄)，「文化大革命」原說是「封資修」一齊反，看來是要徹底「虛無」了。但是到了「文革」後期忽然大搞反孔揚秦、批儒捧法，出現全民讀《韓非》、全面大「專政」的奇觀。到了改革時代，先是撥亂反正，出現「荊軻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後來又「三十年河東」，形成「荊軻頌秦王」的「傳統熱」，一直到現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與此不同，另一條線就沒有這樣折騰，但也充滿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現代化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現代化。鴉片戰爭後就出現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擺脫秦漢以來的「大盜-鄉愿」之制，實現古儒「天下為公」理想的呼聲。到了戊戌，開始了以「孔子改制」為輿論準備而以學習「西法」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運動。但是，「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劉錫鴻語)，此種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容改革。他們的倒行逆施不僅斷送了體製革新的一次機會，而且直接導致了庚子國難。

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並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後，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於「文化」，而在於專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變法要「激進」，但兩者共同點都是針對制度而非「文化」。筆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稱為「反法之儒」引進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嘗試。到了辛丑國恥後，辛亥革命前，由於國難日深，也由於日本變革的影響等原因，人們對「反法之儒」的興趣漸消，而學習西方，實行憲政、革命成為思想界關心的重點。但是那時也並沒有反儒非孔之說。

辛亥前中國經歷了基督教迅猛發展的時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黨，從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孫中山，到武昌首義功臣孫武、吳兆麟、蔡濟民、熊秉坤、彭楚藩與劉復基，據考證都是基督徒，甚至還有基督教中國籍神職人員和司牧組織也積極參與了革命。但是，無論革命運動或者立憲運動，本身都並無宗教色彩。孫中山的著作中經常稱引「天下為公」之類的儒家經典，革命黨人中也有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還有號稱「革命和尚」的釋太虛和蘇曼殊、鐵禪等佛教徒，在寧波等地，一些寺廟還組織了「僧軍」參加革命。可以說，當時人們關心的是專制還是民主，而對信基督、佛陀還是信孔孟並沒有看得多麼對立。

辛亥革命時期是民族主義高昂的時代。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滿興漢」，而立憲派的民族主義比較重視國族意識，強調在列強瓜分危險中追求中國的自立。但是無論反滿興漢還是國族自立，當時都沒有被與尊崇或禁絕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為一談，很少有人認為信基督還是信孔孟與愛國還是賣國有什麼關係。當時作為民族認同象徵的主要是一些符號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謂「漢衣冠」。從革命前的剪辮易服開始，恢復、振興「大漢衣冠」的呼聲一度高漲。武昌首義後的軍政府門衛穿起宋代武士裝，錢玄同則在浙江軍政府任職時穿上他特地考證出來並自製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這一切都出自自願，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當時並沒有什麼人主張實行民間服裝統一或服裝管制。而他們透過這些認同符號凝聚「民族意志」後所要實現的，則是每個國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權利和國民整體(國家)的對外主權，而不是什麼宗教、學派和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同一個人，身穿「漢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揚自由民主，學術上熱心國學研究，政治上為國人內爭人權、外爭主權，都是完全正常的。

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都有反思，但幾乎沒有人喜歡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也沒有人欣賞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國」，儘管孫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對於「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辛亥時代的人們批評就嚴厲多了。尤其是革命黨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滅洋」。鄒容在《革命軍》中抨擊道：義和團屬於「野蠻之革命」，它「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為國民添禍亂」。魯迅則認為「義和團起事」是「康有為者變法不成」後「作為反動」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顯然，與所謂「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階段說不同，晚清中國人實際上經歷的探索過程是「西化」-「反西化」-「現代化」。在經歷了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文化」浩劫之後，辛亥革命成為一場純粹的「制度革命」，它既無「西化」色彩，也無「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頌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價值、是現代化(尤其是政治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