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大起義100周年、冷戰結束將滿25周年之際，我們來到伊拉克，記錄這裡曾經和正在發生的一切。過去1/4個世紀裡的兩場戰爭改變的不僅是這個國家，也使我們所處的世界變得面目全非。
三聯生活周刊下期封面專題：「後冷戰」中東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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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暫定封面圖）
並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喜愛挖掘歷史事件之於當下的意義，尤其當這段歷史既無關古老的兩河文明，又與最近13年裡使他們不定期出現在電視畫面上的暴力衝突缺乏關聯時。在高樓林立的巴格達海法街盡頭，我指著費薩爾一世的銅像對許多路人發問，卻發現他們對這位現代伊拉克開國君主的了解程度遠不及我這個來自東方的外鄉人。只有知識分子會以平淡的口吻談起這位國王，並且主要是出於禮貌。
位於巴格達海法街盡頭的費薩爾國王銅像
2016年秋天，我和同事張雷站在被防爆混凝土牆、「悍馬」巡邏車以及形形色色的檢查站割裂成無數碎片的巴格達街頭，新奇地發現自己正身處於一個「國家」高度失位的環境裡。在北方的摩蘇爾，伊拉克政府軍正計劃對「伊斯蘭國」控制的最後一個大城市發動大規模進攻；但即使是在這樣的軍事行動中，正規武裝也不得不依靠屬於幾十個不同派別和部落的民兵去承擔治安維護和巷戰任務。遜尼派、什葉派以及庫德人勉強聯合而成的中央政府運行效率低下，不定期地陷入內訌和赤字醜聞，日常生活和社會秩序更多地取決於林林總總的次級非國家團體——教派、部落、民族，甚至私人武裝。我有時覺得這近似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那個足夠迫使次級權力中心與之訂立契約的大利維坦已不復存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正在繼續。否則，該如何理解那些醒目的防護牆和從未根除的零星爆炸呢？
海法街沿街建築上密布的彈孔
這是阿拉伯大起義後第100年。1916年夏天，麥加大謝裡夫（聖嗣長）海珊及其家族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發起了針對奧斯曼帝國的暴動，企圖建立近代中東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阿拉伯人國家。謝裡夫的三兒子費薩爾·伊本·海珊是起義軍中最出色的指揮官，他與傳奇人物、英國遊擊戰大師託馬斯·愛德華·勞倫斯的友誼不僅是協約國贏得中東戰役的關鍵原因之一，還在史詩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中為西方人所熟知。但同樣是協約國政治家，在1916年還以一條輕描淡寫的「賽克斯—皮科線」劃分了英法兩國在中東的勢力範圍，使伊拉克和敘利亞永遠無法再聯合起來。費薩爾勉為其難地接受了英國人獻上的伊拉克王冠，他的長兄阿里成為漢志國王，次兄阿卜杜拉統治著外約旦。加上在1920年曾短暫臣服於他的敘利亞和在他支持下獲得復國機會的以色列，現代中東世界的版圖幾乎都和費薩爾其人有關。
巴比倫古城遺址現貌
但這位溫文爾雅的君王多少像個尷尬的外來者：他的王位得自歐洲人的許可和武力支持，本地遜尼派、什葉派和庫德人的矛盾在他治下從未獲得緩解。1958年7月14日，阿拉伯社會復興黨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費薩爾的獨生孫子被槍決，伊拉克成為共和國。又過了21年，薩達姆·海珊開啟了他的獨裁統治。教派和民族矛盾被秘密警察、毒氣炮彈以及「飛毛腿」飛彈暫時壓制下去；緊接著，薩達姆又開始將類似的手法應用到國外：進攻伊朗，吞併科威特，向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發射飛彈……
解放廣場上為紀念1958年革命而建造的巨大浮雕
在瓦西特省度過的一個晚上，我曾近距離觀察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整體概貌：毫無遮擋的土地從近在咫尺的底格裡斯河河道一路覆蓋向西，在月光映照下猶如寧靜的海平線，仿佛可以憑速度輕鬆穿越。這塊紡錘形的衝積平原提供了耕種用地、養殖場所、灌溉條件等易於形成定居城市群落的一切有利要素，同時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無險可守。前者奠定了伊拉克在歷史上少數和平時期的財富和人口基礎，後者則使其淪為來自西部、北部和東部貧瘠地帶的入侵者的戰利品，並形成了威廉·麥克尼爾筆下毫無正面評價可言的高壓法律—官僚系統。而自稱「尼布甲尼撒之子」的薩達姆，僅僅是其中最近的代表人物。
夕陽照耀下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瓦西特省
不獨如此，中近東的灌溉河流和綠洲雖然催生過阿卡德這樣的煊赫帝國，卻也使海灣和通海河流無法對艦船鎖閉，在不同時期曾先後遭受來自地中海、黑海和印度洋的覬覦。而在大陸內部，從中亞延伸到波斯灣的荒原對遊牧民族的駱駝和馬隊是最理想的軍事通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塞爾柱人和蒙古人，「背教者」尤裡安和「壯麗者」蘇萊曼，都在這裡留下過印記。海陸力量間長達數百年的進攻和退卻，使黎凡特成為了全世界宗教和民族狀況分布最為複雜、最不易於被單一目標統合成整體的地理邊緣。
從曼蘇爾飯店高層俯瞰底格裡斯河兩岸的巴格達市容
但同樣是在這塊土地上，一統天下的野心與頑固的地理、族群分裂之間的拉鋸戰從未停止。約旦開國君主阿卜杜拉試圖建立一個包含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內的「大敘利亞」。敘利亞本身曾在1958年與埃及合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AR），1976年又興兵入侵黎巴嫩，駐軍直至2005年。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和1990年對科威特的入侵則反映了薩達姆·海珊在波斯灣的野心。但影響最為深刻的，還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對伊拉克的兩次入侵，尤其是2003年以來影響仍在延續的伊拉克內亂。
幼發拉底河畔著名的「薩達姆山」行宮內景
2003年4月9日，即美軍攻下底格裡斯河畔的總統行宮之後第三天，一輛M88A2「大力神」型裝甲回收車拉倒了巴格達樂園廣場中央一座6米高的薩達姆銅像。聚集在巴勒斯坦飯店露臺上的各國記者拍下了巴格達人向銅像吐口水和丟鞋的鏡頭，通過電視信號和網際網路傳遞到全世界，成為了這場戰爭中最富煽動性的畫面。13年後，我們發現新政府在銅像底座上樹立的一座象徵民族團結的綠色雕塑已經蕩然無存，而薩達姆銅像的一隻腳掌卻頑固地粘在那裡。美國人什麼都沒有留下，也什麼都沒能帶走。
底格裡斯河畔薩達姆的行宮之一，在2003年被美軍炸毀
這是一場只有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才會出現的悲劇：霸權國家並未因假想敵的直接攻擊而傾頹，卻在對本身權勢的輕率濫用中走下神壇。所犧牲的不僅有美國本身的優勢地位和國際聲望，連帶也葬送了過去25年間與美國霸權捆綁在一起的所有幻想——超越地理空間的普遍全球繁榮，橫跨大西洋的美歐聯盟，預防一切民族衝突和仇殺的協調機制，以及以自由民主制終結人類政治史的終末論。
位於巴格達「綠區」內的「勝利之劍」雕塑
只是在這樣輕妄的冒險中，受傷最重的永遠是被當作試驗品的普通人。外來者離去之後，被防護牆和鐵絲網分隔開的伊拉克人卻需要從頭開始重建生活和社會秩序，並在準戰爭的「自然狀態」下艱難地探索新的政治共識。經歷了動蕩的「阿拉伯之春」和暴烈的「阿拉伯之冬」，人們對政治家的任何承諾都已不再信任，而寧可藏身於宗教、水煙和有限的娛樂活動造就的個人避難所之中。那一刻，我想到了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在《對話》中的發問：「一個深淵去了，另一個深淵來了……每一個都是一堵牆，每一個都讓我閉起雙眼。」
20世紀初巴格達第一條現代化街道——拉希德大街
（下周三面世的新刊內將會有關於「「後冷戰」中東的25年」更精彩、全面的封面專題報導，敬請關注；本文圖片來自作者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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