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界對於「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譯「市民社會」）的討論頗為激烈，中國是否出現過「公民社會」遂成為爭論的問題。然而，哈伯瑪斯對於「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的論述，似乎較少引人注目，甚或與「公民社會」混為一談。我個人認為前者是哈伯瑪斯基於歐洲十八世紀以降（特別是英、法、德三國）的政治史衍變而生的一種理想模式，雖基於史實，仍是一種有關現代性的理論陳述，將之硬套到中國社會，實在不必要，內中牽涉問題太多。甚至「公民」及「社會」這兩個名詞，中國本來就沒有，晚清時譯介到中國，大多是經由日本而來，而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甚至對於「公」的概念也歧異甚巨。總之，我是反對近年來美國漢學界確定中國有公民社會的看法的。
然而，對於「公共空間」的問題，雖然在哈氏理論中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但不必——也不應該——混為一談。我認為它指涉的是構成公民社會的種種制度上的先決條件，而這些制度的演變可以作個別的探討。所以我一向把「空間」一詞視為多數，在英文詞彙中是space，而不是sphere。而中國學者似乎對「空間」一詞較易認同和共鳴，而對sphere（領域）一詞反而不易了解。
我對哈伯瑪斯學說的故意「誤讀」，目的是在探討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文化問題：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識分子如何開創各種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評的「公共空間」？所謂「公共」，這裡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領域，而是梁啓超的言論——特別是所謂「群」和「新民」的觀念——落實到報紙而產生的影響。換言之，我認為晚清的報業和原來的官方報紙（如《邸報》）不同，其基本的差異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場消息的傳達工具，而逐漸演變成一種官場以外的「社會」聲音（而「社會」一詞恐怕也是恰在此時開始經由日本而傳入中國）。這種新的「公共」的聲音，是如何形成？用什麼形式表現？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而它表現的園地，也因之而成為一種新的「空間」。再淺顯地說，我覺得報紙的「副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非但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化的獨特傳統，而且也提供了一個「媒體」的理論：西方學者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是和印刷媒體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報章雜誌特別重要，然而西方報紙並沒有一種每日刊行的副刊。至於它和民主制度之間的內在關係，此處不能細說。且先從晚清一個眾所周知的報紙副刊說起。
上海的《申報》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大報，創立在梁啓超辦報之前。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它顯然也受了梁啓超和其他晚清知識分子的影響，在內容上出現了反映社會風氣和批評時政的文章，刊於《自由談》版（顯然也是受了梁氏《自由書》的啟發）。這類文章的欄目和格式很多，諸如：「新樂府」、「新醜史」、「新笑史」、「海外奇談」、「忽發奇想」、「軒渠雜錄」、「新迴文詩」等等，當然還有長篇小說（大多是改譯）的連載。而這些欄目出現最多的是「遊戲文章」。我覺得「遊戲文章」是《自由談》的主要特色，內中不少文章饒有風趣，也最能代表晚清到民初的文化批評。所以在此僅略選幾篇分析，以求引起學者同行的興趣。
「遊戲文章」這個專欄的始作俑者是誰不得而知，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遊戲」二字，可能受到李伯元主編的《遊戲報》的影響（此欄第一次出現的時間約在一九一一年左右），其宗旨可以在一篇自我指涉的《遊戲文章論》中（載於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十月六日《申報》第四版《自由談》）看到全貌（此文所引文章的標點皆由我附加）：
自來滑稽諷世之文，其感人深於正論，正論一而已，滑稽之文，固多端也。蓋其吐詞也，雋而諧；其寓意也，隱而諷，能以諭言中人之弊，妙語解人之頤，使世人皆聞而戒之。主文譎諫，往往託以事物而發揮之，雖有忠言讜論載於報章，而作者以為遇事直陳不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之文為有效也。故民風吏治日益壞則遊戲文章日益多，而報紙之價值日益高，價高則閱者之心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廣。官吏恣其笑罵，譏刺寓乎箴規，則世之所謂俳諧者乃所以警世也。文士讀而善之，欲假文字之力挽頹靡之世局，上之則暗刺夫朝廷，下之則使社會以為鑑。雖有酷吏力無所施，言者既屬無罪，禁之勢有不能，則其心自潛移默化。故其大則救國，次足移風，而使奸人得藉以為資而恥，至悟其罪過痛改以成良善之民而後已。此前史所載《滑稽列傳》常如此者，非戲言也。夫為主筆者，非欲學劉四罵人而為謔浪笑傲之語，蓋其天職而勢使之然也。夫嚴正之文不幸而觸忌則禍斯及矣，苟其不然，取而禁之易也。遊戲之為文，雖欲弗聞而勢有不得而去也，《毛穎傳》之類是也。故曰深於正論者謂此也，不亦善哉？
以上是這篇文章的全文。作者署名濟航，（寓意同舟共濟？猶如《老殘遊記》開頭的夢？）而副標題為：「仿歐陽修《宦者論》」，在形式上似乎是在仿古，然而時代畢竟不同，濟航的身份和角色也和歐陽修大異其趣，至少，此文作者已非士大夫階級的精英之士。他在文中把官吏和文士作了區分，對前者的貶意頗為明顯，而對後者則頗為認同，所以覺得自己的「天職」是「假文字之力挽頹靡之世局」（其時中國的政局也頗頹靡：袁世凱剛死，軍閥爭權之勢正在展開）。然而文字之力是否可以力挽世局？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書寫文學的重視，甚至認為「大則救國，次足移風」。所謂「救國救民」已逐漸成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口號，是否可以經由文字之力達到目的，則是一個實踐上的大問題，也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理想。我覺得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倒是次一種目的：轉移社會風氣，也就是民風的問題。在此文中，民風和吏治（「日益壞」）似乎是分不開的，然而又有上下之別：「上之則暗刺夫朝廷，下之則使社會以為鑑」——這是一句在意象結構上頗有象徵涵義的話，它把朝廷和社會作了某種對比，而朝廷雖高高於上，何敢暗刺？中國傳統士大夫對朝廷的批評是經由「言路」，這也是由朝廷控制的一種諫御製度。到了晚清，朝廷和京城的官吏已經無法應付世局的危機，所以才有變法維新之舉。但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等維新分子已經逐漸把注意力（包括他們的「文字之力」）轉向「社會」這個新的領域，而將之與民風合在一起。這種論述方式，事實上已經在開創一種新的社會的空間，而從這種新的空間基礎上建立「新民」和新國家的思想，所以梁啓超早年才把小說和群治的關系列為重點。所以，這篇《遊戲文章論》仍然繼承了梁啓超的觀點（雖然梁本人在後期已另作他想），然而較梁氏尤有進之的卻是對「遊戲」式的文章的看法，將之和「嚴正之文」對比，而認為更「深於正論」，功用更大。
遊戲文章的傳統當然古已有之，此文提到《滑稽列傳》，認為實非戲言。如果用較新的看法，也可以把「戲」的領域擴大到戲臺上。元雜劇的戲臺上，插科打諢的小丑說話是「言者無罪」的；中國又有所謂「狂夫之言」，現代人所作的「瘋言瘋語」，也屬於類似的一型，都是正統言論邊緣的「話語」，都是對於「中心」有異議的，所以我認為這顯然是一種邊緣型的批評模式。它和中心話語的「正論」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的「滑稽諷世」。用現代的話說，這滑稽可以是幽默，也可以是「諷刺」——用滑稽的形式或明或暗地來諷刺政治和社會。所以在文體語言上就出現了「反諷」（irony）和「嘲諷」的形式。「反諷」說的是指桑罵槐，但基本上是作者和讀者連成一線，都知道文本中的語言是反話，當然更複雜的反諷形式在文學作品中很多。至於「嘲諷」，就內容而言可以作故意的、有目的的譏嘲（satire，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大多採用這個模式）。而我所關心的是文體形式上的「嘲弄」或「玩弄」（parody），這種作法非但有創新的意義，而且似乎也最適合用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所謂擬古或仿古，在模擬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對舊形式作了玩弄，從而開創新的語意。我認為遊戲文章的長處正在於此，它既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文體，也和這個時期的媒體——報紙——關係密切。有了這種「嘲弄」的文體，就可以在社會上達成一種連鎖功用：「民風吏治日益壞則遊戲文章日益多，而報紙之價值日益高則閱者之心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廣。」這個連鎖反應的論述，事實上已經牽涉到媒體理論中的讀者（或觀眾）和「流行」的問題。換言之，報紙讀者的閱讀興趣，是經由文體的遊戲而帶動，讀者越多，報紙越流行。而流行的功用不僅是商業上的利益（資本主義者所謂賺錢），也可以在文化層次上轉移社會風氣。所以早在宣統三年七月初五日（即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頁首將中歷列於右，西曆列於左，可能也是一個創舉），《申報·自由談》就刊出一個公開的「徵文告白」：
海內文家如有以詩詞、歌曲、遺聞、軼事，以及遊戲詼諧之作，惠寄本館，最為歡迎。即請開明住址，以便隨時通信，惟原稿恕不奉還。如果以上所引的遊戲文章部分是由徵稿而來，這個半公開的園地更屬開創的新空間，它至少為社會提供了一塊可以用滑稽的形式發表言論的地方。
這些言論——「遊戲文章」的題材——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批評時政的尤多，這裡不能一一列舉。總的來說，似乎和當時流行的時尚、價值、風氣，和政治事件有關，許多文章都是有感而發，在針對時弊之餘，往往也作插科打諢，二者銜接得宜的時候，會成一篇妙文。此處只能舉幾個例子。
宣統三年七月初一日《申報·自由談》有篇遊戲文章，名為《助娠會》，是一篇短短的科幻小說，一開始就「卻說下流地方有一夜花園，園裡有個助娠會……」這裡的「下流地方」可能影射上海，也可能泛指和官府相對的社會和民間。助娠會的總辦「鑑於子嗣之艱難，國種之衰弱」，為了強國強種（顯然是嚴復引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詞彙），所以創辦這個助娠會，「專勸少年男女入會，繳費一元便可享受許多利益。所以會友日漸加多，夜間十時起至早上五時止是會友到會辦事的時候。」故事說到這裡，作者轉而用說書的筆法，單表男女會員二人，男主角姓卜名耀明，年紀不過十八歲，一表人才，「以造就新國民自任」。他所著衣飾，作者特費筆墨形容：「只見他穿著輕螺紗長衫，內襯絞腸紗短衫，吊腳紗褲子，腳登時式實行踏鬥鞋，鼻架金絲爛鼻眼鏡。」他遇到一個女會員，她「愛學西派」，故名討司，穿著西裝，上身是淡紅爛喉紗的罩衫，下身是面色青午時紗的長裙，頭上戴著一頂血帽，胸前手上飾著金剛醉。那卜耀明見了自然目醉神迷，便攜手到大串館裡吃大串。死（侍）者上來請點菜，卜耀明吃的是迷魂湯、冷狗肉、雞排、大饅頭；討司女士吃的是人尾湯、捲筒人肉大香腸（！）荷包蛋炒飯，隨後又各吃了一杯揩胼（香檳？）、一瓶屈死（？）。摸出表來一看，已有一點多鐘，忙起身趕到辦事室裡辦事去了。這裡所描繪的衣著食品，當然極盡誇張幻想的能事，雖然中西合璧，但西化色彩甚濃，這顯然是對當時西學和洋務時尚的一個諷刺。而這兩個男女為「強種」而「辦事」，似乎在挖苦流行的優生學，最後故事急轉直下：
閒話休題，卻說卜耀明與討司女士在會中足足辦了一個多月的事，只因熱心過度，終夜勤勞，不覺形容消瘦，依稀一對象牙活猻，助娠沒有助成，早已雙雙到西方極樂國去遊歷去了。（把死亡說成到「西方極樂國去遊歷」也可謂語意雙關，把「西方」也附帶批了一筆！）後來家屬將助娠會的總辦抓住毆打一番，幾乎打死，「幸虧幾個外國巡捕把眾人勸開了，才得逃了性命，從此挫了風頭。常對著他的朋友說道：好事難成，人家好好的助娠會，都被他們說壞了，倒顯得我是於中取利呢。」故事到此結束。
這篇遊戲文章如作小說讀，當然較晚清其他名小說遜色甚多；它只不過用小說敘事的模式來諷刺富國「強種」的價值系統，作者的立場也許有點保守，然而「亡國滅種」也確是晚清民族思想萌芽時所感受到的危機。我想此文所諷刺的不是維新，而是維新的時尚——它竟然可以蔚為一種商業風氣。雖然助娠會是虛構的幻想，但有人可以從「維新」中牟利倒是可能的，而故事中的幻想世界也多少反映了當時的崇洋之風。
從「正面」來說，如何「造就新國民」——如何營造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正是梁啓超這一代苦苦思索的命題，而梁氏用以傳播新國民思想的工具就是民辦的報紙。不到十年工夫，這一種思潮已經時髦到可以作為報紙副刊遊戲文章的題材，這也足證當時新潮流影響之速。事實上，這一種對於新潮流和新的「洋務世界」的不安，正是後來所謂「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主題之一。甚至早期（一九一七年左右）的《新青年》雜誌也登過類似題材的小說，蘇曼殊的《碎簪記》就是一例。它也是用一個才子佳人的模子，所描述的卻是新舊交替的生活世界。《助娠會》既然故意名曰「滑稽小說」，也可將其虛構世界視作現實的倒影。
到了民國初年，五四運動前夕，「遊戲文章」的題目也越來越大膽，並直接針砭時政，特別對於議會政治和袁世凱，可謂極盡譏諷的能事，用的是極為透明的反諷手法，讀者一望可知。譬如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十二月十三日的「遊戲文章」題目為《議員贊》，開場白就說：「張勳謂議員搗亂，非罵不可……然吾以為罵聲必非人所樂聞，不如贊之，故為之贊曰。」但內容全是「反話」，語言（文言文）極生動，援引一小段作例子：
巍巍議院，二次成立，袞袞諸公，以身作則，不有表示，毋乃曠職。嗟我國會，無聲無息，委靡不振，已非一日，徒託空言，亦復何益？為此登場，塗其新劇，大聲疾呼，攘臂而出，神威大震，聖武莫匹。物雖無知，誠亦能格，桌椅翻身，墨盒生翼，歡聲如雷，以手加額，容光煥發，國旗同色，犧牲生命，尚且勿恤，區區頭顱，又何足惜。流血主義，實有價值，唯其如此，乃顯能力，匪雞與狗，匪蚌與鷸。堂哉皇哉，一般政客，口號文明，手造法律，代表國民，萬中選一，不畏神聖，施以踣擊，豈非英雄，豈非豪傑，凡我同胞，能不嘖嘖……唯我國會，世界獨一，謂予不信，請觀成績。這段文章讀來鏗然有聲，四字排比的句子，似乎條理並然，像一篇規規矩矩的讚詞，然而內容則極盡挖苦的能事，甚至在文末還向議員提供保身和鬥爭的武器，諸如：「彰身之具，可用鐵質，與古將官，盔甲一式，桃青面具，於用亦適，若嫌太薄，則幕以革，長統軍靴，便於足跼，麂皮手套，便於掌摑。」等等，真是繪聲繪影，近於荒謬，這就是諷刺的手法。想當時的讀者讀來必能莞爾而擊節讚賞，而作者（化名「臣朔」）也達到了他的目的。如果這篇文章以胡適的白話文書之，反而不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在此之前兩日（十二月十一日），《申報》另一版有一個「時評」，題曰《國民之自覺》，內容是直截了當的說教，主題明確，但語氣反而沒有《議員贊》那麼生動，文中第二段有下面幾句話：
我國民豈以是萎靡不振、橫暴無禮之氣象，託彼議會代表之耶？如其然也，我復何言：如其不然，則以家國生命之重任委託之，聽其破敗滅裂而不顧，是豈我國民委託之本心哉？這段話把議會視為國民的代表，而把議會的責任不歸咎於政府，而「全在我國民」，因此要喚醒國民的自覺，可謂是一種初步民主理論的表徵。然而同日《自由談》發表了一篇「遊戲文章」，題為《競賣議員解》，內容卻把「時評」的主題發展成一篇荒謬的對話，像是一段相聲，「正面」提問的說了一番代議政治的道理，認為議員必須由人民選舉，然後接著問道：「然則今者吾國改選議員之期已屆定，何不聞人才是取面乃懸價競賣，若市儈之交易貨物，奸民之販賣豬仔……是誠吾所不能解者。」這一段天真的問話，遂引出作者世故的問答：「餘笑應曰：『愚哉，子之問也……吾國有名無實之事多矣，於選舉之事亦何尤？且夫議員者，乃今日吾國最尊榮之地位，進則可以任部長，退則可以作富翁。」然後舉出三個議員競賣之必要的理由，當然又極盡諷刺的能事。這類極大膽的批評，在當時「遊戲文章」中屢見不鮮。甚至還有一篇《擬袁世凱第一致袁世凱第二書》，想死後讓位給他，而接著有《擬袁世凱第二答袁世凱書》，自嘆不如，敬謝不敏，又謂：「唯生平志趣，最喜崇拜奸雄，某嘗謂古今中外有最難學者二人，外國一拿破崙，中國一曹阿瞞，我公乃合二人而一爐冶之，其才其智直為古今中外所無……」此文發表於民國五年十二月六日，恰是袁世凱逝世之年，如此激烈的揶揄和攻擊，似乎也沒有受到北洋政府的壓制，可見當時的輿情一斑。
《申報》是全國第一大報，發行於上海，不受北京的控制，對於時政的批評更變本加厲，不禁使我臆想到兩件事：近年臺灣議會的大打出手其實「古亦有之」。而軍閥時期的言論尺度，反而較後來國共兩黨執政時寬鬆得多！且不論這些「遊戲文章」當時會產生何種影響，我認為它已經造成了一種公論，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公開政治論壇，也幾乎創立了「言者無罪」的傳統。如此發展下去，中國現代報紙所能扮演的「公共空間」角色可能絕不較美國獨立前的新英格蘭報紙（當時也有不少才智之士用化名發表論政之文）為遜色。問題是：這一個逐漸獨立的報紙言論，並沒有完全生根結果，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後，在言論上採取檢查制度，遂把這個言論空間又縮小了。
然而，言論的壓制政策也會造成另一種對抗的方式，這種壓制和反抗的模式，反而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最津津樂道的傳統，而這個新傳統開創者之一就是魯迅。我在此要特別分析魯迅在三十年代為《申報·自由談》所寫的文章（後編為《偽自由書》），原因無他，我只想對照一下在同一張報紙、同一個版面發表的文章，先後有何不同？魯迅的「遊戲文章」又如何與新聞檢查官作「遊戲」？這是（至少對我這個以前研究過魯迅的人而言）一個饒有風趣的「新觀點」。
魯迅的《偽自由書》，據他自己的《前記》，收集的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底至五月中旬寄給《申報·自由談》的雜感。他如何因黎烈文剛從法國回來，任《自由談》編輯而向他約稿的事，是盡人皆知的。然而《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裡是怎樣的文字？他並不知道，恐怕也從來沒有看過內中的「遊戲文章」，所以，魯迅為《申報》寫的雜文，應該算是「創舉」，並沒有前軌可循。然而，他既為一個報紙寫文章，這些文章的生產和報紙的關係當然很接近，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究竟如何接近？這倒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魯迅在此書的前言中解釋得很清楚：既然答應為《自由談》寫稿，就開始看看《自由談》。原來他每天看兩份報紙（這是他在《後記》中說的），一份是《申報》，另一份是《大晚報》。而他似乎對於《大晚報〉上的各種文字頗為不滿，所以常常引用而加以攻擊，認為可以「消愁釋悶」。這種「引用」的結果（當然他也引用《申報》的消息，但較《大晚報》的少）是魯迅變成了「文抄公」，而且抄起來勁頭十足。譬如《後記》的二三十頁，一半都是剪報，甚至還欲罷不能，略帶尖酸地說：「後記這回本來也真可以完結了，但且住，還有一點餘興的餘興。因為剪下的材料中，還留著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極為可惜的，所以特地將它保存在這裡。」
這種故意剪貼抄襲的技法，使得魯迅的雜文也變成了一種「多聲體」式的評論：一方面他引用報紙上的其他文章和消息，一方面他又對這些剪下來的文章作片段的拼湊，再加以評論。「原文」被他技巧地拼湊以後，變成了不可置信的說法，而魯迅自己評論的聲音，卻顯得更有權威。有時候，他即使只作拼湊的工作，也會拼湊出一種荒謬的現實，《迎頭經》即是一例。他把報上所載對「日軍所至，抵抗隨之」的說法作各種解說（當時政府的政策是不作正面抵抗的），篇末還加上了這樣一段：「這篇文章被檢查員所指責，經過改正，這才能在十九日的報上登出來了。原文是這樣的——」於是把他從剪報得來的消息的可信性又打了一個折扣；既然文章被檢查，顯然迎頭抗日的消息就犯了禁忌，而評論這種不可置信消息的文章竟也遭殃，可見政府更不可信——這就是這篇文章的內在邏輯。
有時候，魯迅在引述報紙的消息的時候，特在重要關頭加上作者注（當時他化名為何家幹），這一注就像是當頭一棒，把他所批評的對象打得體無完膚。魯迅最喜歡攻擊的對象之一就是胡適，所以在一篇題為《光明所到……》的雜文中，他作如下的評註：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胡適博士曾經親身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胡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胡適博士——幹注）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幹注）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這一段引言，只須兩個小注，就把西文報紙所載胡適的形象和言談全部否定了，留給讀者的印象是：胡適竟然如此天真，不切實際，竟然相信監獄中沒有嚴刑拷打，也竟然相信犯人可以自由的訴苦！魯迅引得我們懷疑的不僅是胡適自已的觀點（第一個注），而且也是《字林西報》的記載（第二個注），這是一個典型的「套用」（framing）手法。而魯迅的注文，就像他在引號外面的前後文一樣，是一種「後設」的評論，不但高高在上，而且也可以作內在顛覆，在顛覆之後，更顯得他自已的話可信。所以在這篇文章的後段，他就說到自己的經驗和觀感，總結是監獄裡非但不自由而且不準用外國話。
魯迅在《偽自由書》中的剪貼技巧和套用手法，從文體而言，都是一種雜文體。它把記載和論述、報紙的文體和魯迅自己的評論文體故意混「雜」成自己的文章。從好處來說，這應屬一種開放型的雜文，它可以兼容並包，不分界限，並且直接和現實及時事打交道，而且——像報紙一樣——極有時效。 所以，魯迅自已在前言中說：「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章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其實，魯迅是知道的，因為他在不少文章中故意和檢查員過意不去，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魯迅精神的表現。
魯迅對付新聞檢查官的辦法，也和他的剪貼和套用手法相似，但更技高一籌。在《偽自由書》和這個時期的其他雜文中，他往往把被檢查員刪去的字眼用xx的符號代表；有時候他也故意不寫出某人或某報名字，而用xx代之，故作避嫌之狀。如「四月十五日的xx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見《以夷制夷》） ，但在文後又加了按語，指出他「引以為例的xx報其實是《大晚報》」。把這兩種xx的手法並置來看，我們可以揣測魯迅自己和檢查官作遊戲的態度：xx是一種符號，也是一個空白，它迫使（或引誘）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停地「填空」——猜測他真有所指的是誰？但這種空白有時候並不聳人聽聞，是庸俗的，譬如xx報指的就是《大晚報》，按語交代也無妨。或者他又把報上每日記載的時事要聞用xx代之，例如在《推背圖》一文中，他說到幾天來報章上記載的幾項要聞：
一、xx軍在xx血戰，殺敵xxxx人。
二、xx談話：決不與日本直接交涉……
然後他又解嘲式的補了一句：「倘使都當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駭人了。但報上也……『xxx廉價只有四天了』等大概無須『推背』的記載，於是乎我們就又糊塗起來。」
這是一種「庸俗」的障眼法，把xx變成了一種虛偽和庸俗的代號，是不可信的。由此類推，因檢查而刪節的xxxx是否又真的聳人聽聞？也許檢查本身就是多此一舉，以為刪了幾個字或幾句話就可以逞其官方威風，而其實魯迅根本不把他看在眼裡，所以xx又代表了一種嘲笑和揶揄：檢查文章是毫無作用的，因為，即使讀者猜不出所指，魯迅自己在出版《偽自由書》時就作了還原，還加上按語指出何處被刪、原文應為如何，或「這一篇和以後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等等，還其真面目。換言之，魯迅為自己填了空白，也為自己文章中的某些沉默（xx）作了一種反抗性的解說，相形之下，壓迫言論的檢查官就更顯得愚蠢之極了。
《偽自由書》是否為「公共空間」爭得自由？
魯迅在一篇雜文《王化》的文後說：「這篇被新聞檢查處抽掉了，沒有登出。幸而既非徭民，又居租界，得免於國貨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譁啦譁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唯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這是一段頗帶自嘲味的境遇自況的文章。因為他居於租界，所以才得免於轟炸，然而他仍然寄生在帝國主義的藩籬下（「勿要譁啦譁啦」是紅頭阿三之類的威武命令），所以唯有一聲不響。其實，魯迅豈止一聲不響？他的雜文一篇篇刊出（禁了之後又能收於雜文中），產量甚大，他的文字聲音，響徹了文壇！他之得以如此，也靠了租界的保護和自己的聲譽。國民黨對他恨之入骨，幾次把他列入黑名單，但遲遲不敢行動。所以，事實上魯迅在「且介亭」上（且介即「租界」二字的各半個字）還是享有某種自由的特權的，而《偽自由書》這個書名，有意無意間也蘊涵了幾層反諷的意義。
他在這本書的《前記》中說：「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然而他畢竟還是為自己的言論造就了空間，可以在這上面去馳騁。如果「偽自由」指的是假自由的話，他這本書是否也因國民黨限制自由而成了一本「偽書」？他在文中處處諷刺報紙的虛偽報導，似乎又把自己塑造成楬櫫真理的英雄，如此則《偽自由書》應指國民黨統治下的假自由，那麼，又如何在「偽自由」的環境裡說真話？事實上，魯迅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言論有點吞吞吐吐，他引了王平陵的一篇文章，王罵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麼許多彎兒」。魯迅的回答是：「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這話（用的是他一貫的譬喻技巧）說得十分動人，自比植物，但是也自承說話彎曲，因為，如果痛快的直說，就不必在文中玩弄各種文字的技巧了。而文字——特別是魯迅的文字——和它所描述的現實的關係，不可能完全是直接透明的「反映」，而必須是「折射」的、彎曲的。魯迅處於三十年代的情境，本身就含有一個悖論：他寫文章為的是爭取言論自由，而只有在自由被壓制——一個「偽自由」——的情況下，他才能發揮「彎曲」的、「吞吞吐吐」的才華，才能寫出像《偽自由書》這類沒有自由的作品，然而又在作品中——特別是雜體混聲、兼敘帶評、剪貼拼湊式的形式和語言運用技巧上——為自己開創了一點自由的空間。
然而，我最終的問題是：魯迅的《偽自由書》，是否為當時的「公共空間」爭取到一點自由？他的作品是否有助於公共空間的開拓？它和《申報》「自由談」早期的遊戲文章，在社會文化的功用上有何不同？這個問題恐難找到客觀的答案，因為它牽涉到個人主觀上對魯迅的看法。
我一直認為，如從文學藝術的立場來看魯迅這個時期的雜文，其實並不出色，甚至較早期的哲理抒情性的雜文遜色。如果從意識形態的立場來看，左翼的人當然會為這些雜文叫好，然而，事過境遷之後，這一片叫好之聲又似乎很空洞。因為當年的上海文壇上個人恩怨太多，而魯迅花在這方面的筆墨也太重，罵人有時也太過刻薄。問題是：罵完國民黨文人之後，是否能在其壓制下爭取到多一點言論的空間？就《偽自由書》中的文章而言，我覺得魯迅在這方面反而沒有太大的貢獻。如果從負面的角度而論，這些雜文顯得有些「小器」。我從文中所見到的魯迅形象是一個心眼狹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報紙上找尋「作論」的材料，然後「以小窺大」把拼湊以後的材料作為他立論的根據。事實上他並不珍惜——也不注意——報紙本身的社會文化功用和價值，而且對於言論自由這個問題，他認為根本不存在。別人（如新月社）提出來討論，他就嗤之以鼻，把它說成奴才焦大在賈府前罵街，得到的報酬只是馬糞，而現在居然「有時還有幾位拿著馬糞，前來探頭探腦的英雄。……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見《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
然而我認為魯迅的問題就在於他為了怕送掉性命而沒有「說開去」！我認為這不是說或不說的問題，而是如何說法，如何「說開去」，如何找尋空隙，建立一個說話的新模式（discourse） ，而不是從一個私人道德和個人恩怨的立場採取一種絕對的態度。可惜的是，魯迅在這個時期的「說法」和所寫的遊戲文章（特別是和檢查官作的語言捉迷藏遊戲），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偽自由書》中沒有仔細論到自由的問題，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本妥協政策雖諸多非議，但又和新聞報導的失實連在一起。也許，他覺得真實也是道德上的真理，但是他從報屁股看到的真實，是否能夠足以負荷道德真理的重擔？如果他真的想探討真實，為什麼又引了那麼多別人的文章作「奇文共賞」？而共賞之後又有何益處？總而言之，我個人對《偽自由書》的看法是：魯迅坐失良機，聰明人反被聰明誤！也許，學術界同行或魯迅的崇拜者會覺得我這種判斷太過苛酷。
從魯迅的例子也許可以看到三十年代的一個縮影。在沒有進一步作仔細研究之前，我不敢妄下另一個更苛酷的判斷。不過，前面說過，三十年代的政治畢竟較軍閥時期不同，它似乎反而較軍閥時期的「公共空間」更為縮小，知識分子開始兩極化，對政府的態度是「對抗」性的。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精英心態更強，總覺得自己可以說大話、成大事，反而不能自安於社會邊緣，像早期「遊戲文章」的作者們一樣，一方面以旁敲側擊的方式來作時政風尚的批評，一方面也借遊戲和幻想的文體來參加「新中國」——一個新的民族群體——的想像的締造。文字不是槍桿，它的功用在於營造一群人可以共通的想像，從而逐漸在文化上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三十年代的文化媒體，在物質上較晚清民初發達，都市中的中產階級讀者可能也更多，咖啡館、戲院等公共場所也都俱備，然而所產生的卻不是哈伯瑪斯式的「公民社會」。內中原因當然非常複雜，但原因之一可能從魯迅的雜文中得到印證：這種兩極化的心態——把光明與黑暗劃為兩界作強烈的對比，把好人和壞人、左翼與右翼截然區分，把語言不作為「中介」性的媒體而作為政治宣傳或個人攻擊的武器和工具——逐漸導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後也只有革命一途。
（選自《李歐梵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原載於《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年。）
李歐梵
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1939年生於河南太康，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1962年赴美深造。1970年代初起，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印第安那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榮休前任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傑出訪問教授。2002年被選為中研院院士。 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話語》、《上海摩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