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叛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支軍隊能完全避免叛變情況的產生。但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叛變事件的多寡、叛變人員級別的高低會有非常大的差異。本期就此解讀。
解放軍歷史上軍人叛變的高峰期是在4.12和7.15反革命事件後的大革命失敗時期，下到士兵上到高級幹部都出現過叛變現象。圖為4.12事件中被處決的共產黨員。
軍人叛變一般會有三種基本原因：或是為了求得活命，或是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倒向敵方，又或是對於地位、金錢、異性等生活享受的欲望已經不能由正常渠道獲得滿足。而一支軍隊處於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面對不同的外來壓力時；誘發叛變的主要原因也往往不同，參與叛變的軍人專業方向、級別也不同。
大革命失敗階段是解放軍叛變高峰期
解放軍歷史上最大的軍人叛變高峰期來自於共產黨初創時期的大革命失敗階段。1924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史稱大革命。當時雖然紅軍尚未成立，但是那些由共產黨人創立、或是領導下的武裝組織都可以看作是解放軍的前身——至今有不少部隊的歷史都要追溯到這些組織上。從1927年起，先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繼而是汪精衛在南京發動7.15反革命政變，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一人漏網」的口號下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
在急轉直下的形勢中，當時的共產黨又連續犯下右傾和左傾的嚴重路線錯誤；首先是放棄革命領導權、壓制工農運動、甚至讓自己的武裝組織向汪精衛政府交出武器；繼而是在內部進行大規模的肅反、反AB團（反布爾什維克團）運動。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回憶中悲痛地說：「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
這一時期成為了解放軍歷史上叛變的高峰時期，下到士兵上到高級幹部都出現逃離、叛變現象。在這一階段的叛變高峰中，大多數叛變者的主要動機有兩個：既是為了在殘酷的政治清洗中脫身以保全生命；也是已經對當時政治路線不斷在左右極端中動搖的共產黨和革命前景失去信心，在意識形態上喪失了堅持革命的動力。
十年文革期間的政治鬥爭中除了林彪叛逃事件以外，解放軍軍人對外叛變的情況很少，但林彪叛逃事件對解放軍內部的思想凝聚力破壞較為嚴重。圖為林彪。
80年代軍隊經商導致許多軍官被策反
然而這種錯誤在建國後並未能避免重演。雖然由於國家處於和平狀態、而且國境嚴密封鎖的原因，在十年文革期間的政治鬥爭中除了林彪叛逃事件以外，軍人對外叛變的情況很少；但是累積下的各種組織人事矛盾和私人恩怨，以及政治路線、主旋律輿論的反覆無常，使軍隊內部的思想凝聚力被破壞的非常厲害。這種意識形態層面的暗傷，為80年代高發的對外叛逃埋下了禍根。
而對軍隊忠誠性傷害不亞於文革的，則是軍隊從80年代中期起將長達十多年的大規模經商活動。這類經商、涉商活動對於軍隊紀律風氣、上級單位政治形象、內部和睦性的大敗壞，再加上「兩貓論」下意識形態渙散無力的社會環境，為敵對勢力的滲透、策反提供了絕佳的環境。一些人或喪失信仰、或乾脆走向原有政治立場的對立面；只要稍加利誘就變節投敵，甚至是主動聯繫、投奔敵對情報機關。
雖然從1993年起中央軍委就開始遏制軍隊經商，到1998年完全禁止了軍隊、武警部隊的經商活動，但是它留下的後遺症至今尚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雖然軍隊已經不再允許經商，但類似的困擾並沒有完全消失；比如房地產的熱炒升溫，使軍隊所有土地在處置過程中出現大量問題等等。近來中央以罕見的高調姿態公開嚴打軍中「老虎」，不僅是整肅軍紀，也是重鑄軍隊思想穩固的基石。
臺情報機關從文革時期開始意識滲透
中國政府對於政治敏感事件一般都非常低調，因此很多時候都缺乏可靠的權威信息和結論。特別是80、90年代以來的一些軍官叛國案件，即使社會上已經傳的沸沸揚揚，也不會得到官方回應。反倒是臺灣在90年代末以來由於政治體系的分裂、傾軋，情報機關組織紀律渙散人心不穩。不少情報人員——比如策反劉連昆的龐家鈞等，公開撰稿出書曝光自己的工作生涯，提供了很多可供參考的說法。
臺灣從未中斷過對大陸的意識形態滲透工作，包括文革時期。從1975年開始，臺灣情報機關一直意圖挑撥共產黨內部鬥爭，製造分裂割據局面。而1976年四人幫被整肅以後，這一計劃的重心又被調整為挑動四人幫殘餘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動年輕人的反黨心理。
這一期間臺灣情報機關冒用國內一些機關、組織的名義，在大陸散發、宣傳了很多政論文章；包括「殷周計劃」系列、「渭水計劃」系列、「經始計劃」系列等。比如「殷周五號」計劃是以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名義，撰寫並散發了《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走右傾投降路線》；而「殷周九號」計劃則是以著名的「梁效」（諧音「兩校」，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名義撰寫散發《向復闢倒退的黑幫開火》。
改革開放後 臺情報機關與民運組織結合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對外交流難度大幅減少，臺灣情報機關的意識形態滲透不再僅僅局限於印製、散發政治宣傳冊子，而是直接較大規模的參與進了國內的政治運動。從1982年留學生王炳章在紐約發起「中國之春」組織伊始，民運組織就已經和臺灣情報機關深度合流。後者的「移山項目」、「文正項目」、「致廣項目」、「致遠項目」、「崑崙項目」，實際上也正是民運活動從海外興起、向大陸內轉移、高速發展和走向沒落等不同階段的重要時代寫照。
軍隊是社會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影響社會風氣又被社會風氣所影響。當社會上的政治氣氛極不穩定時，也必然會對軍隊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八十年代的意識形態隱患到九十年代以後並未自動消弭。相反它還誘發了90年代——或者說從建國至今以來，中國影響最惡劣的間諜案，即邵正宗、劉連昆案；涉案者軍銜最高、性質最為惡劣、造成後果最為嚴重。
該案在臺灣軍事情報局被冠以「少康專案」的代號。其中「少康一號」指邵正宗，瀋陽人，軍銜大校，曾任總後勤部軍械工廠管理局長。「少康二號」指劉連昆，齊齊哈爾人，軍銜少將，曾任總後勤部軍械部長。及至1999年案發、此兩人被捕時，「少康三號」已經提出，但人選並未真正確定。
邵正宗，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某處處長，大校軍銜，是臺軍情局策反劉連昆案中的核心人物。圖為邵正宗。
邵正宗成為劉連昆案的核心人物
邵正宗叛變的主要動機是他從80年代末起就一直試圖叛逃到國外定居，而金錢則是一個次要因素。為此邵正宗在1989年主動通過臺商張志鵬聯繫了臺灣軍情局的退伍上校陳興衡，向當時臺灣軍事情報局的局長殷宗文表達了叛變意願；並計劃在次年2月末出國訪問歐美考察的返回過程中，借道香港叛逃到臺灣。
1990年3月末，臺灣參謀本部總長陳燊齡指示時任臺灣軍情局第六處（負責策反對方人員、以及反間諜活動）副處長的翁衍慶到香港與邵正宗接頭會晤。在幾經討價還價以後，臺灣軍情局要求其繼續留在大陸潛伏工作數年。為了獲得臺灣軍情局對其叛逃的幫助和巨額金錢，邵正宗不僅出賣大量敏感的重要情報，而且還答應協助策反解放軍中的中上層軍官以及各軍事工業企業的高級技術人員。
在邵正宗開始正式為臺灣軍情局工作，而張志鵬成為他與臺灣之間聯繫的交通員。在1990年5月，邵正宗即交付了臺灣一大批高度敏感的情報。包括同年4月的大軍區級領導幹部調動情況；對外應急機動作戰師的數量、單位、駐地；同年福建軍事演習的目的、參演部隊調動情況；1990年總後勤部「十年後勤規劃會議」中披露的戰略方針規劃；1990年的大陸軍費，以及一些重大項目的初步規劃等等。
由於年滿退休，邵正宗在1992年9月再次向臺灣提出要叛逃到第三國定居的要求，並以策反他原來的上級領導劉連昆一同叛變作為交換條件。這個提案在10月底被送達了臺灣參謀本部新上任的總長劉和謙處。由於臺灣規定其將級軍官進入大陸必須經由臺灣國防部核定，因此臺灣軍情局最終安排了六處副處長龐家鈞（上校軍銜）於1992年11月23日出發，化名「王樹元」持臺胞證經香港進入大陸以少將身份與劉連昆接頭。
邵正宗在事發後未離開大陸 後遭嚴懲
從各國情報工作的普遍規律來說，在對方內部進行連環策反能夠獲得最大的功效；而策反間諜的上級則是其中最困難、危險性也是最大的，尤其是軍隊這樣控制非常嚴密的組織。臺灣軍情局在邵正宗的基礎上制訂了進一步向解放軍高層滲透的發展方向，完成了僅憑自身能力所無法完成的事情。對臺灣來說，邵正宗在所謂「少康專案」的核心程度上毫不亞於劉連昆；而對大陸來說，邵正宗的危害也絲毫不低於劉連昆。
邵正宗到1999年劉連昆案事發時仍未離開大陸，雖然他於得到劉連昆被捕消息後第一時間就開始逃亡，但仍未能逃離國法軍紀的嚴厲制裁。他長期未能叛逃成功的原因，表面看起來是其拒絕以偷渡的方式抵達臺灣再轉往第三國，而龐家鈞在1992-1993年間交給他的偽造文件又未能在防偽措施的仿造上到位，無法通過海關檢查。
邵正宗實被臺軍情局利用 未獲重金獎賞
但究其根本，則是臺灣軍情局和邵正宗之間終歸是利益性的利用關係；壓榨邵正宗的情報價值那是多多益善的事情，而為邵正宗的出逃費心太多卻並不值得。最終軍情局以十萬美元（邵正宗七萬，其情婦沈麗昌三萬）遣散費的代價，了斷了邵正宗的出境要求。而龐家鈞提出的以二十萬美元在大陸給邵正宗及其情婦開公司的提議，則被軍情局副局長楊學晏斷然拒絕。
邵正宗當時還自作多情，幾番致信中情局為其交通員臺商張志鵬要求給予補償；出賣戰友和國家時倒是不見這般情義。實際上當時軍情局給張志鵬的補償達到十五萬美元，是邵正宗的兩倍有餘。叛變之徒，內外之別，可見一斑，當為後來有心者所鑑。
圖為劉廣智。1964年8月入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歷任蘭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因向臺灣出售情報，2004年被逮，後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以叛國罪判處死刑，注射藥物處決。
劉連昆曾洩露大陸進口蘇27戰機詳細情報
1992年11月27日，在邵正宗的牽引下劉連昆在廣州越秀公園與龐家鈞接頭，並很快談妥了待遇等諸多事項，自此劉連昆開始正式參與臺灣軍情局工作。除了臺灣方面支付的3500美元月薪外和一些其它費用外，劉連昆每出賣一份情報都會相應的獎金。臺灣軍情局的規定是重要情報的獎金額度為二十萬臺幣，而有效時限在半年以內的中共中央絕密文件則每份一百萬臺幣。
經過各方分配以後，劉連昆一般拿到的獎金不到總額的40%。即便如此，根據龐家鈞的估計，劉連昆在前六年中僅獎金收入就大概有2500萬臺幣左右，出賣情報的數量之多、內容之敏感可見一斑。而僅在與龐家鈞的第一次接頭中，劉連昆當時就交給臺灣方面十五份重要情報；其中十二份為中共中央軍委內部機密文件，還有進口俄羅斯蘇27戰鬥機與S300防空飛彈的詳細具體情況。
劉連昆曾向臺洩露1996年臺海軍演內容
在劉連昆出賣的大量情報當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兩份分別是1993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內容，以及1996年關於臺海軍事演習的內容。在1993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將21世紀的軍事戰略目標放在東南沿海、南海地區、以及中印邊界地區，其中東南沿海與南海地區都與臺灣緊密相關。臺灣高層在接到劉連昆的情報以後，在軍事發展戰略方向和戰備上都進行了針對性調整。
尤其是1996年的臺海大規模軍演，劉連昆在演習開始前3個月就將情報出賣給了臺灣，包括了演習的主要項目以及軍事行動的底線。在中共中央最初的規劃中，此次軍演雖然仍是以威懾為主，但已經不排除在必要的時候轉化為對臺作戰；而行動的底線則是攻佔臺灣的外島。在情報洩露以後，臺灣一方面在軍事上採取針對性的防禦措施，並在新聞媒體上大量公布軍演的準確情報；另一方面又將這些情報轉送到美國，請求美國以武力介入臺海局勢。
由於軍事進攻的突然性已經消失，而且尚無法確定內部情報的洩露源頭和途徑，當時解放軍的先發優勢已然不復存在。再加上美國航母戰鬥群的介入極大的改變了臺海區域的兩岸軍事力量對比，軍事進攻已經在事實上失去了可行性。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修改了演習原則以避免戰爭爆發；軍事行動範圍不再越過臺海中線，飛彈也不經過臺灣上空，而登陸奪取外島的計劃也被取消。雖然由於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耗資40億人民幣的軍事演習仍然最終完成，並對外宣稱取得圓滿效果；但實際上當時大陸在戰略上被限於極其被動的局面，對外的軍威國威都嚴重受挫。
劉連昆雖受嚴懲 但難彌補國家軍隊損失
劉連昆叛變的情況在被捕前就曾經暴露過：他攜帶文件回家進行翻拍時曾被其妻子撞見。根據劉連昆後來要求臺灣軍情局出資在北京購房，方便其間諜工作的情況來看，其妻子很可能並不贊同劉連昆的作為，只是礙於夫妻感情不願將其告發。然而在後期劉連昆意圖退出間諜工作時，就像此前邵正宗必須物色他人接替其工作一樣，臺灣軍情局也對劉連昆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而被劉連昆拉下水的人中，不僅包括了他的一些下屬，還包括了他自己的兒子；不僅害人害己，而且還禍及妻兒。
1999年3月起，劉連昆、邵正宗先後被捕。在經歷幾個月的偵查和審理後，這兩名叛徒得到了國法軍紀最為嚴厲的制裁。然而正像古人所說「死有餘辜」，這兩個人的死遠遠彌補不了他們給軍隊和國家帶來的巨大損失。
近百年的歷史規律證明，解放軍的內部向心凝聚力水平高低，是同一歷史時期下叛變數量多寡的決定性內因。內部越團結忠誠度越高，敵對情報機關的收買、誘惑手段能生效的時候也就越少。而近年來中共中央高度強調軍隊的意識形態工作重要性，並嚴厲整肅軍內腐敗問題，無疑是從根本上提升解放軍內部向心凝聚力的強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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