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劉永謀首發於微信公眾號，保留一切智慧財產權。
據說，貝尼格的《控制革命》（1986）是傳播學的經典著作。但是，從內容上看，這本書基本上是一本歷史著作——準確地說，屬於經濟-技術史著作——當然，其中也涉及傳播技術興起的歷史過程。很明顯，《控制革命》受到錢德勒巨製《看得見的手》（1977）影響巨大。大致來說，兩本書都是研究1840年至20世紀20年代（《看得見的手》）、30年代（《控制革命》）美國的經濟-技術發展的歷史。兩本書的目標和視角不同，因而從同一段歷史中得出不同的結論。錢德勒討論管理革命，認為美國從市場資本主義演進到經理式資本主義；而貝尼格討論控制革命，認為美國從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而二戰之後的計算機社會不過是信息社會發展的新階段。
說實話，和《看得見的手》相比，《控制革命》相形見絀。起碼從歷史學的視角看，錢德勒的書資料極其翔實，書要厚一倍。並且，如果要說思想，貝尼格的想法並沒有多麼深刻，應該見功力的是運用歷史材料來論證自己思想。他說，控制革命理論能夠綜合當時各種社會轉型思想，比如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布熱津斯基的電子技術時代理論、埃呂爾的技術社會以及古德納新階級理論等，這些觀點都是控制革命的某個方面的表徵。應該說，這種說法太過自信了，因為30年後看，控制革命理論並沒有比上述列舉的思想更流行。
總的來說，貝尼格的思想不複雜。如《控制革命》的副標題「信息社會的技術和經濟起源」所示，他的目標是要回答信息社會（臺灣譯本翻譯為「資訊社會」）興起的過程，主要包括原因和過程。在他看來，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導致的19世紀中葉的控制危機，控制危機又激發19世紀末的控制革命，控制革命在20世紀30年代基本解決了工業革命觸發的控制危機，最重要的結果便是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
何為控制危機？貝尼格將社會視為一個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處理器。那麼，社會處理器運轉不暢，便會出現危機。在他看來，工業革命之前，農業社會需要處理的物質和能量是很少的，而工業化加速社會物質和能量處理系統的發展，而工業社會的信息傳播和處理能力跟不上製造業和運輸業中的革新，所謂的控制危機因而在19世紀中葉爆發。換言之，雖然不能說失控，社會對技術-經濟發展的控制減弱。實際上，貝尼格主要討論的是19世紀中葉以來美國製造業和運輸業中的控制危機。
何為控制革命？「即技術結構和經濟結構中各種迅速變化的合成，資訊籍此得到手機、貯存、處理和傳播，正式的或計劃中的決策可以透過它實現社會的控制。控制革命自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發韌起，一直持久不衰，近來又隨著微處理機技術的發展加快了步伐。」很清楚，貝尼格討論的主要是技術-經濟問題，而不是「控制」一詞容易讓人想到的政治-權力問題。他所講的技術變革，既包括自然技術變革，也包括社會技術變革，前者比如攝影、電影、輪轉印刷、打字機、電纜、電話、電報、磁帶、收音機和電視機等傳播技術的推廣，後者比如科層制、泰勒制和流水線等組織技術的發展。在貝尼格看來，這些技術革新被用於經濟生活3個不同領域，即「生產、分配、商品的消費及服務」，遏制了控制危機，完成控制革命。
控制革命在19世紀末發端，到20世紀30年代已經解決工業革命導致控制危機，但為什麼控制革命還在不斷發展，今天導致信息技術大規模興起呢？貝尼格認為，有3個原因：1）物質-能量處理與信息處理「正螺旋」發展，即社會的物質-能量處理能力增加，促進信息處理能力發展，而社會的信息處理能力增加，促進物質-能量處理能力發展；2）控制增強意味著信息處理技術能大幅度提高經濟利潤，因而社會會不斷提高信息處理能力；3）信息處理能力增強是對物質處理能力提高的危機反應，本身也要得到進一步的控制。因此，在貝尼格看來，控制危機會不斷出現，刺激控制革命不斷出現，在此過程中信息處理能力和信息技術便不斷地前進。
貝尼格沒有解釋為什麼上述3條理由在前工業社會不適用。換言之，我們能不能說，控制危機與控制革命是不是在人類社會中一直都存在？人類社會一直在控制與失控中前進呢？
再仔細想一下，貝尼格的論證存在同義反覆的味道。為什麼？按照他的邏輯，控制革命意味著技術領域和經濟領域的某些變革，然後他用史料證明的確有這些變革，所以控制革命在20世紀之交已經發生了。但是，問題的關鍵是控制有無發展，如何發展。對不對？按照他的理解，控制「即對於一個預定目標的有目的的影響」，那麼我們要回答人類社會是否更多制定目標，又更能實現預定目標了？遺憾的是，《控制革命》對相關問題討論得還很不夠。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控制危機、控制革命如何與信息聯繫起來？控制革命如何催生的不是控制社會而是信息社會？這與貝尼格對控制的理解有關。他認為控制有2個要點：1）控制不等於「強力控制」（force control），強力控制只是控制的一小部分，控制力量可以是輕微的。這解釋了他的控制革命為什麼沒有重要研究政治、權力、法律、暴力等問題，而是討論技術-經濟問題。2）控制離不開2個活動：信息處理與交互傳播，因此一個社會的控制能力與信息處理能力是成正比的。於是，貝尼格就從控制問題過渡到信息社會。顯然，這個邏輯是有漏洞的：控制離不開信息，但控制不能等於信息，否則「控制革命」一詞完全可以用「信息革命」取代。
因此，我認為，貝尼格偷換了概念，簡化了問題，迴避了與控制相關的難問題。從技術治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操作」把反對控制的焦點引向了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讓很多人對信息治理-智能治理的批判完成變成技術批判。信息技術發展等於控制發展嗎？信息越多，社會的控制能力越來越強嗎？類似成見經不起推敲：網絡信息的便捷流通，在很多時候衝破了控制的羅網，而不是相反。另外，貝尼格的技術決定論思想很明顯——「由於技術規定了一個社會所能做的限度，因此技術的革新可以被認為在控制革命與革命狀態相一致的早期社會變革中推動社會變化的一個主要動力」——又認為技術發展意味著控制需求增加（他甚至給出一個理由：技術需要推廣傳播，因此需要發展傳播技術），因此技術社會在他看來就等於控制社會了。如此一來，我們只有取締技術，才能擺脫控制嗎？我認為，無論如何，決不能把信息社會等同於控制社會，兩者之前的聯繫至今並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有的都是未經審查的陳詞濫調。
換言之，貝尼格認定的信息社會等於控制社會即控制更嚴格的社會？對此，貝尼格並沒有明確地回答，他只是說，控制革命意味著控制的恢復：「儘管大眾媒介和遠程通訊方面的變化如此迅速，但是控制革命也代表了——雖然是由於日益增強的集中化——一種向經濟和政治控制的回覆，工業革命期間，在更多的地方層級就喪失了這種控制。」他的意思是，工業革命導致控制危機，現在控制恢復了。究竟恢復到什麼水平，還是超過以前的水平，貝尼格沒有討論。
就控制問題而言，貝尼格的研究遠遠比不上斯金納的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說，生命和有機體是控制物，包括對自身的控制和對環境的控制。作為有機體，人無時不刻不再尋求控制——這就是所謂「人是意義的動物」命題的要義——意義因為著目標，「目標」加上「影響」便得到「控制」。因此，斯金納很正確地指出，在人類社會中消除控制是不可能的。我認為，人不可能擺脫控制和被控制，否則就成為非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控制是人的本性——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人性」的話。因此，自由問題的關鍵不是擺脫控制，而是設計好控制，控制好控制，即我所謂的「治理與操控的界限」問題。這裡我們要遇到關於控制的第一個問題：控制到底好不好的問題。在《技術治理》第四編中，我將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今天社會控制是不是變得越來越嚴厲，越來越讓人難以接受呢？這個問題首先就是嚴厲與否的標準問題，還涉及統計學數據。不同的標準結論不同，而且嚴厲性有主觀性，不同的人感受不同。現代主義者是否定的，認為現代性是解放人類的，讓我們免於前現代的暴力恐懼。而後現代主義者對肯定的，認為現代性尤其是技術現代性現在日益束縛人類，比如福柯、阿甘本等人搞的生命政治理論。如前所述，貝尼格沒有直接回答。但我覺得，他總的來說是肯定的，因為他主要討論的是技術-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在《技術治理》第四編中，我也會專門討論。
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反感與「誰在控制」有關。講起控制，多數人想到的是強者尤其是國家和政府對弱者的「強力控制」，即某種不對稱的影響。所以，我的意思，對控制問題的討論主要應該集中於不對稱性上，而不能泛化「影響」二字。我以為，這就是福柯權力研究的最大問題。打賞隨意，點個在看，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