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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微信公眾號
生物戰的歷史與現實
早在印第安戰爭期間，盎格魯-薩克遜人就藉助病菌傳播，重創了北美印第安人。但這還只是一種非常原始的應用，和後來出現的現代生化武器還無法同日而語。
「二戰」前，在「優生學」「生物學」「生物國防」的幌子下，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甚至蘇聯都心照不宣地投入巨資進行現代化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究。這就是人工培養的病毒和細菌武器，以在未來戰爭中造成傳統武器所不能達到的大規模殺傷力。
德國在「一戰」中便曾使用化學武器，「二戰」爆發前，德國已經研製出成熟的化學武器，然而英國同樣具有化學戰的能力，這使納粹一直沒有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
在「二戰」進行中，英國、德國、日本、美國、蘇聯等都研製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樣，所有擁有生化武器的國家都沒有遭受到敵人的生化武器攻擊。由於中國沒有生化武器，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便慘遭日本的生化攻擊。
然而，由於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較差，既可以對敵方也可以對己方造成大規模危害，因此「二戰」前後，第一代生物武器並沒有得到普遍應用。但是，相關的研究卻沒有斷絕。
說起日本的「731部隊」，國人無不切齒。但是，如此踐踏人性的一支部隊最終卻順利逃脫了國際法庭的審判，原因何在？就在於該部隊巧妙地利用了美國想獲得相關技術的心態，達成了合作的密約。
1947年年初，美國陸軍情報處邀請馬裡蘭州美國生物戰實驗室的師長諾爾伯特·費爾到東京，其目的是全面評估日本的生物戰武器計劃對美國的價值。1947年5月和6月期間，費爾與「731部隊」的負責人石井四郎進行了談話，並得出結論，日本的資料和成果對美國意義很大，費爾在報告中指出，美國已經有的生物戰成果高於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寶貴的活體實驗資料，「由於對人體試驗的顧忌，在我們的實驗室裡是不可能得到這些資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國，將其在研製細菌武器時，以大量人活體實驗觀察記錄和在中國戰場及後方實施生物戰的經驗，總結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編寫，長達60頁的「用或人細菌武器的試驗報告等書」；二、長達20頁的「對摧毀農作物的細菌戰研究」；三、由10人編寫的「關於對牲畜進行細菌戰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寫的「20年來對細菌戰的全面研究總結性文章」；還附有8000張有關用細菌武器做活人試驗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燈片。
為得到日本殘殺大量中國人所得來的生物戰資料和成果，美國竭力庇護「731部隊」成員並掩蓋其罪行。從麥克阿瑟到杜魯門都曾親自過問此事並作出指示，在他們看來，美國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最後，在美國的庇護下，「731部隊」絕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懲罰，「731部隊」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國秘密控制起來，很多關鍵人物被美國高薪聘用為美軍培養生物戰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蹤，後來公然主持美國在日本設立的細菌戰研究機構，1959年在東京死於喉癌。
同時美國還吸收了納粹的同類研究成果，從而為發展自身的生化武器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美國的後來居上
1925年6月17日，世界上38個國家就在日內瓦籤署了《關于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英國在保留重要條款的前提下批准了該協議，這意味著英國一直在秘密進行生化武器研製計劃，而美國從一開始就拒絕參加這個條約。
「二戰」臨近結束時，美國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經處於世界頂端。戰爭馬上勝利的前景，不僅沒有使美國停止，反而加快了滅絕性武器的研發進度。美國核武器的研發及應用曾在國內得到廣泛的討論，而在民眾中間發展起強大的反核武器聲浪，其中包括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與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暫的時間外，美國的生物武器計劃一直處於秘密狀態，禁止媒體和公眾討論。早在1947年，當時擔任陸軍參謀長的德懷特·艾森豪曾下令禁止對生物武器計劃進行披露，1949年，美國國防部長弗雷斯塔爾曾聲稱美國只研究防禦性的生物武器，但是這個聲明被世人認為是欲蓋彌彰，因為此時美國仍然沒有加入《日內瓦議定書》。
至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戰作戰戰略。1952年6月11日，美軍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提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份《關於生物戰爭政策和指令的陳述》中，特別強調美國應該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戰爭的方式，對敵方平民進行隱秘傷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軍事行動方面。在敵人後方活動的特工人員或遊擊隊，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準確地投放在能夠產生最大效果的地方，這是一種極有殺傷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個好處是，以這種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結果很難與疾病的自然暴發相區別，因此可在正式軍事行動之前使用，以削弱敵人實力。」在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裡，以蘇聯的危險為幌子，美國一直大力推進生物武器的研發，並在美國本土和其他國家進行了大量的相關實驗。
韓戰結束後，美國於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給在戰爭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開了綠燈：在一次全面戰爭中，美國將使用這種武器以提高軍隊的效率，這種武器的決定權在總統。同年的陸軍守則中刪除了「只做報復之用」的字眼，並強調「美國沒有參與任何現行的有關禁止或者限制在戰爭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氣體、煙霧或燃燒材料及生物戰的條約」。
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以史無前例的熱情推動了生物武器的研發，並和英國合作進行了大量的生物戰實地實驗。在那個時代，生物武器單年的科研經費就動輒幾億美元，整個計劃投入資金數額之大無法估計。當時美國正深陷越戰泥潭，美國急於開發新的武器來維持其世界霸權。當時的美國，已將生物武器當作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戰略武器進行開發。
正當美國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細菌、病毒武器）在60年代日趨成熟時，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技術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術日益成熟，通過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將有可能製造出自然環境中無法出現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這種微生物或植物對人將有更強的殺傷力，其在自然環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強。這樣，生物武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基因武器」階段，第二代生物武器開始登場。
早在1962年，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證詞中就承認：「在美國陸軍生物研究所內，微生物——細菌、病毒、立克次體和真菌研究中，遺傳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遺傳學的基礎研究方面，以了解有關機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長一般科學知識。約有40名科學家，其中有些是國內外負有名望的學者在從事遺傳學研究。對遺傳學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將對生物武器系統及其防護做出重要的貢獻。」至1969年，美國國防部已向國會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將問世：「分子生物學是一個冒險的領域……，在今後5—10年內，很可能研製出一種新型的致病微生物，這種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於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們用以控制傳染病的免疫和治療措施對於這種致病微生物是無效的。」
正是在1969年，美國人首次應用生物工程原理，從大腸桿菌中分離出DNA片段。1973年，美國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創立了DNA重組技術。1976年，基因工程進入技術開發階段，並生產了人工胰島素、生長激素和幹擾素等一批特效新藥。基因工程也稱遺傳工程，根據基因的遺傳性，用類似工程設計的方法，把生物遺傳基因（DNA）從細胞中分離出來，有目的地進行剪切、拼接、重組，把一種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種生物體中，從而實現基因轉移，使後者獲得新的生物遺傳物質。
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創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戰劑，去破壞人的免疫系統，也可以針對某一種族、人群個人的基因特徵，去殺傷特定種族、人群和個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將人類、微生物、動物、植物的基因進行再修飾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來源於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過實驗室篩選獲得，並未涉及對基因結構的修飾。
戴旭，空軍大校軍銜，河南民權縣出生，畢業於空軍電訊工程學院和空軍政治學院，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中國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著名軍事戰略家。代表作有《大空戰》、《海圖騰》、《C形包圍》、《盛世狼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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