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寰（中山大學政治學碩士)，本文刊載於《遠望》（2017年2月號；總341期）。
今年初剛走馬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J. Trump）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作風深植人心，且屢次公開發表狂妄言論。除了將長期維持中美兩國外交關係基礎的「一中原則」拿來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外，去年年底更提出「美國必須大幅強化、擴展核武能力」的強硬核策略。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與國防部門的會議上也表示俄國應該「強化軍事核能力，以及發展出能夠打破任何飛彈防禦系統的飛彈」。兩個世界超級核霸權的領導者居然不謀而合的發出疑似將展開核軍備競賽的言論，令人不禁對世界政治的未來發展感到擔憂。
雖然還無法確定川普實際上會採取怎樣的核政策，但從他的許多公開發言中可以看出其對反核擴散不僅毫無誠意，甚至「歡迎」核武在美國盟邦間的擴散。去年3月川普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指出，他認為日本和南韓都應該發展出自己的核武能力，以防止北韓與中國的核威脅。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iddlebur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東亞核不擴散研究計畫主任JeffreyLewis認為川普的做法會造成核擴散的「骨牌效應」（dominoeffect），若美國默許了日本與南韓擁有核武，美國的中東協邦也會開始跟著這麼做，接著還會有「一大堆國家在等著」。
如果川普所言正是他即將開始推動的核政策方向，這不只將使美國自上世紀60年代至今在核限武談判中的努力前功盡棄，也會讓目前受到190個國家籤署、承認的《核不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Treaty，NPT）前景堪憂。從NPT條文中可歸納出當今受絕大多數國家認同的世界核不擴散體制三大支柱：一、和平使用核能科技的權利；二、核不擴散；三、核限武。其中，核限武與核不擴散是防止核武垂直擴散（已經有核武的國家增大核武庫）與水平擴散（擁有核武的國家增加）的原則，川普去年的言論則直接違反了這兩大支柱。
壟斷的野心與維持優勢的私心
正如同川普競選總統時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America Great Again），他對核問題的公開言論也彰顯出他希望美國能再次擁有稱霸全球的「偉大核武力」。事實上，美國在核領域追求核霸權與維持自身核優勢其來有自，從杜魯門開始每一任總統都以此為基礎發展不同的核政策。即便美國的核打擊能力在冷戰時受到蘇聯嚴峻的挑戰，但它依然能透過較先進的科技與飛彈防禦系統的發展加強自身的防禦機制，維持嚇阻與戰略部署上的優勢地位。
雖然2009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布拉格演講時強調要「終結冷戰思維」，提出「無核世界」（WorldWithout Nuclear Weapons）的長期目標，還因此在同年10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表揚。然而在2010年出版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Posture Review）中即使明示將「降低美國核武之作用」（Reducingthe Role of US Nuclear Weapons），但卻沒有提及如何刪減、處理庫存核彈頭，以及如何達成與俄羅斯籤署的《新削減核武器條約》（New START）* 等問題。美國科學家聯盟智庫（FAS）核資訊項目主任HansKristensen就指出，不論歐巴馬的主張多麼理想，《核態勢評估報告》中既然提到美國核戰略部署態勢應維持「除了戰略轟炸機停止全程戒備外，所有洲際彈道飛彈於部署狀態，及無時無刻海中須有相當數量的彈道飛彈潛艦（或稱戰略核潛艇，SSBN）」，明顯還是冷戰思維。
*弔詭的是《核態勢評估報告》於2010年4月6日公布，而美俄兩國的《新削減核武器條約》由歐巴馬與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Medvedev）在同年4月8日籤署，兩者日期非常接近，表示美國國防部不可能沒有規劃、評估過。
其實在美國率先擁有並使用核武后，曾經一度有機會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控管機制，但都因為其追求自身壟斷與優勢的策略而胎死腹中。如1946年為了徹底壟斷，美國通過並執行《麥克馬洪法案》（McMahonAct），非常嚴峻地禁止了任何與原子能有關的技術、資訊交流，且不僅規範密切接觸核技術的軍方、政府官員，甚至連可能知悉相關理論的一般公民也嚴格監控。該法第十條就明文寫到：「美國公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任何核能資訊或技術的交換都將被禁止。」《麥克馬洪法案》象徵美國對核武完全壟斷的企圖，不顧戰時共同研究的加拿大、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參與，也不與其他盟國協商如何控管如此強大的武器，使得許多盟邦將美國的做法評為「重返孤立主義」。
美國通過並執行《麥克馬洪法案》（McMahonAct）
另一方面，蘇聯外長在二戰後向聯合國提議應該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來控管核能發展。美國身為當時唯一的核武國家，派出由銀行家Bernard Baruch、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局長DavidLilienthal、著名核物理學家Robert Oppenheimer組成的代表團，於聯合國提出「柏魯克計畫」（Baruch Plan）。該計畫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國際原能發展局」（InternationalAt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IADA），要求各國將所有的核武設備、技術及資料交付於此單位，並且將所有的原能活動區分為「安全」及「危險」兩類。危險的原能活動及鈾、釷（thorium）等裂變性元素的礦井將受到IADA的全面控管，而與危險原能活動有關的機器設備則透過戰略平衡之考量分散安置於不同的國家。另外，安全的原能活動也必須在IADA的管理與監督下讓各國自行開發。「柏魯克計畫」甚至建議若違反IADA規則而遭受制裁或懲罰的國家不得因為聯合國否決權（vetopower）的使用而獲得取消或倖免。然而，在冷戰氛圍越來越濃厚的局勢下，蘇聯認為在建立IADA這種超國性權威來控管核能之前，美國應該先在三個月內把所有庫存的原子彈摧毀，而且各國必須保證在未來的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使用核武器進行戰爭。而美國則在維持核壟斷的心態下拒絕這麼做，最後導致「柏魯克計畫」胎死腹中，始終未被執行。
從《麥克馬洪法案》及「柏魯克計畫」可以了解到雖然美國也曾企圖控管核擴散，但理由是基於自身對核武的壟斷，且在核技術、發展先進於其他國家的情況下，不願與他國協商、妥協，導致核武水平擴散到全部「五強」（依發展出核武先後順序為蘇、英、法、中）。即使1968年NPT籤署後，美國為了保持及加大與其他四強間的核優勢，並以延伸嚇阻（extendeddeterrence）提供區域盟友核保護傘，於是與蘇聯展開核軍備競賽，造成嚴重的垂直核擴散，迄今在這場競賽中製造、部署及退役的核彈頭庫存數依然佔了全球總量的93%。在美國長期堅持核優勢的政策下，即便有國際核不擴散制度存在，核擴散依然緩慢地進行中。
世界核局勢與中國的角色
中國的核政策一直以來都以維繫核不擴散體制的穩定為目標，於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完成核試爆後，中國就對外發布聲明「中國永遠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原則。2015年國務院出版的《中國軍事戰略》白皮書則繼續維持了這一重點，當中指出中國「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不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核力量始終維持在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在羅布泊第一次完成核試爆
關於核不擴散的實踐中，中國基於防止水平擴散與垂直擴散的實際對策也與核戰略思維相結合。例如中國一直採取「最低嚇阻戰略」（minimumdeterrence）作為核武嚇阻戰略的理論基礎，在此種戰略下，中國只追求具可信度的第二擊（secondstrike）能力，不同於美、俄在冷戰時期追求的以「打贏核戰爭」為基礎的對抗型策略。積極參與中共核武發展的聶榮臻便針對中國核武能力認為「要有起碼的還擊手段」，鄧小平也說過「你要毀滅我們，你自己也要受到點報復」。可見中國的核戰略是以放棄第一擊及建立有效的第二擊為主軸，並且也強調其嚇阻只針對核武國家，不針對無核武國家。
在垂直擴散問題上，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指出「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但認為核裁軍是一段過程，呼籲先由掌握全球大部分核彈頭的美、俄兩國率先展開，其他國家再一同跟進。目前美國科學家聯盟智庫估計中國的核彈頭數量約為260枚；而以設定末日警示鐘聞名的《原子科學家公報》組織（Bulletinof Atomic Scientists）則認為中國目前有170枚核彈頭，其中已部署的有110枚。雖然《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強調中國的核武器發展目標為「把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且中國的核彈頭數量與美、俄兩國相比也確實是九牛一毛，但中國的核武庫依然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在增加當中。北京清華大學的國際研究學者李彬說明了這種增長的原因，即中國雖然不以核霸權為目標而追求大幅囤積核武數量，但在面對其他國家核能力（或防禦能力）的強化時（如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發展），中國為了避免嚇阻失靈及確保自身第二擊的可信度，因而必須適度的增加攻擊性的核武部署。
在水平擴散問題上，《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也強調「應切實維護和加強國際防擴散機制的權威性，有效性和普遍性；應確保國際防擴散努力的公正性和非歧視性，平衡處理防擴散與和平利用科學技術的關係，摒棄雙重標準。」可見中國對NPT所規範的基本原則是持正面態度的，也呼籲各國在面對擴散問題時，應維持公正立場，不應在違規國是盟國或友邦時就採取放縱的態度。而對於擴散實例的處理上，中國也堅持通過大國介入對話的方式來調解、協商。例如針對北朝鮮核問題，《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強調透過「六方會談進程平衡解決各方關切，實現半島無核化」。
綜觀所述，可以發現中國與美國的核戰略有以下幾項基本原則的差異：
一、放棄使用核武的主動權：中國完成首次核試爆後就立即宣稱「不首先使用」，是受NPT承認的五個核武大國中首先提出的，也是目前唯一堅持此原則的國家。相較之下，美國在歐巴馬於布拉格的「無核世界」宣言後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中依然沒有放棄核主動權，這令許多對歐巴馬政府核裁軍政策充滿期待的國際觀察家大失所望。
二、追求適量嚇阻：中國一直維持數量遠少於美國的核武庫。雖然上世紀末許多西方學者指出：中國是因為受到技術與經濟資源的限制，不得不採取「最低嚇阻戰略」，且認為未來若政治與經濟條件允許，中國的策略很可能會轉變。但直到今天中國在科技與經濟上都獲得重大發展後，「最低嚇阻戰略」依然為中國核戰略的主軸，並未看到重大轉變。
三、不發展延伸性嚇阻：作為核霸權，美國不僅對全世界各地盟邦提供區域核保護傘，且將核武部署在許多海外軍事基地（如德國比歇爾空軍基地，及去年美國國防部解密曾在衝繩嘉手納基地部署核武），甚至透過與北約（NATO）盟邦「共享核武」來達到「延伸嚇阻」的效果。相較之下，中國雖然曾給予一些無核武國家「積極的安全保證」，以此說服他們放棄發展核武，但並未表示過以「核手段」作為安全保證的方式，此與美國以「核手段」提供盟國核保護傘不同，且中國也不曾在國境外部署核武，這使得中國的嚇阻範圍一直以自身領土為限，從不向外延伸。
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第一、第二項差異是造成美、中兩國在垂直擴散問題上的差異，而第三項則是兩國在平行擴散問題上的差異。即在美國追求核霸權、核優勢的狀況下，它不可能放棄核主動權，也不會採行「最低嚇阻戰略」，這必然導致它的核武庫難以裁減；而美國在各區域中的核部署、核保護傘承諾，也會導致區域中與美國敵對的無核武國家飽受威脅，紛紛動起發展核武的念頭。
雖然如同北京大學軍控與裁軍中心主任韓華所言，冷戰兩極體系已成過往，中國於2009年左右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世界核秩序的傳統格局並未經歷重大改變，中國在世界核秩序中的影響力仍然相對薄弱。然而中國做為一個崛起大國，理應盡力維繫核不擴散體制的穩定：如在水平擴散發生時，應協同區域大國共同對話、協商；在垂直擴散問題上，呼籲所有核武國家以百分比的方式進行核裁軍。這不僅能強化世界核控體制的公正性，也符合中國核政策上一直追求的最終目標。此外，在國家安全層面上，中國應堅持「不首先使用」原則，除了進行核裁軍，還堅持放棄第一擊能力。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積極確保第二擊能力的多樣性、有效性，例如除了目前中國發展較成熟的陸基彈道飛彈打擊能力外，應更加強目前相對弱勢的SSBN的發展，使核部署更隱匿，發射位置也不只局限於領土內，令人難以捉摸，營造出第二擊能力的可信度，並以此達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國核戰略。
亞洲核武化與中國的因應
世界核局勢在川普擺出強硬的核態勢下，普京也強勢的回擊，這種狀態若繼續維持下去，可以想見未來美、俄的核裁軍協議可能將暫時凍結，垂直擴散問題面臨嚴重威脅；若川普更進一步放任（甚至協助）日本與韓國發展核武，則水平擴散問題也將全面失控。這兩項問題的發生不但都與中國向來的核主張背道而馳，更會嚴重影響中國在區域中的重要利益，中國必須在戰術與戰略上都做好準備。
中日之間除了歷史問題的隔閡，還有釣魚島的領土爭端，日本又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許多爭端國家維持戰略夥伴關係，甚至還跟臺灣具有「間接性」的防務合作。*可想而知一個擁有核武的日本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威脅。事實上，以日本的經濟及技術能力，要發展核武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在因應衝突升級為危機或戰爭時，可能具有短時間內製造出核武的能力，因此，中國必須針對日本可能選擇發展的核打擊能力類型做好戰術評估及準備。例如，日本軍事評論員KyleMizokami曾指出最適合日本發展的核打擊能力為利用日本海軍優勢發展潛射彈道飛彈；日本狹長的地形、公路的狹窄以及與主要威脅中、俄兩國的鄰近性，使得陸基彈道飛彈的隱匿、運輸、部署都容易被偵查清楚；戰略轟炸機要造成有效嚇阻必須長期維持一定數量久滯空中，這就需要空中加油機輔助，而中、俄的鄰近性與防空科技也使得日本的機場、加油機容易成為打擊目標，因此日本也不宜大力發展戰略轟炸機。
*「間接性」的防務合作指的是2015年安倍政府在國會通過修改了《新安保法》後，放寬了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條件，使日本可以派兵海外，且當美國受他國攻擊時，日本也可派兵支援。而依據《臺灣關係法》美國又對臺灣有單方面的保護承諾。可想而知當臺海發生戰事，美國派兵支援臺灣時，日本亦將參戰。
除此之外，韓、日擁有核武還具有地緣戰略上的意涵，因為兩國不僅為美國的延伸嚇阻範圍，具美國核保護傘的承諾，又擁有自身的核武部署，這樣的狀況近似於冷戰時期英、法兩國在歐洲對蘇聯造成的威脅。或許我們可從蘇聯在歐洲的嚇阻策略來考慮未來可能採取的因應方式。蘇聯在1955年成立華約與北約對抗，且在東歐各國部署大量核武來嚇阻北約的西歐國家，然而此種大量擴張核武庫的嚇阻方式與中國的核政策基礎相違背。較適合中國的應該是1986年美國蘭德智庫報告中提到的蘇聯針對英、法兩國發展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allisticMissiles Defense，BMD）。BMD主要可分為三類：針對地點（如機場、軍事基地、發電廠）的「反戰術性彈道飛彈防禦系統」（ATBM）、針對幾百公裡戰場上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及針對國家領土範圍的「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中國目前的防禦性飛彈以「紅旗」系列為主，加上據報導2016年起將向俄國採購的S-400，主要針對三峽大壩及重要軍事基地做部署，尚未發展出涵蓋範圍較大的飛彈防禦系統。考慮到日、韓可能擁有核武器，以及他們跟美國在亞洲可能形成的核協同能力，或許中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在不違反「放棄第一擊」、「防擴散」、又不發展「延伸嚇阻」的政策主軸下，更加確保嚇阻的有效性，而NMD的發展正是中國的最佳選擇。
*近來美國想要在南韓部署的「薩德」（Terminal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就是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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