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威懾（deterrence）是核戰略中最為核心的概念，甚至也是常規軍事領域的重要概念。
長期困擾中美兩國核專家的一個問題是，雙方對核威懾的褒貶經常不一樣。美國學者一般認為核威懾是恰當的，而中國學者往往認為核威懾具有較強的威脅性。這說明一個問題，中美雙方對核威懾含義的理解常常是不一樣的。
對美國學者而言，中國在核武器數量發展上的克制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按照美國學術界的定義，威懾（deterrence）屬於一種強制性（coercive）的行為，其含義是通過威脅要採用懲罰手段，迫使對手放棄它想做的事情。
另外一種強制性的行為是驅使，其含義是威脅採用懲罰手段，迫使對手做它不想做的事情，託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ing）將其稱為「compellence」。
之所以將這兩種強制性的行為分開，其原因在於，二者成功的機會差別很大。在相同的懲罰手段下，驅使對手去做一件它不想做的事情比迫使它放棄一件事情更加困難。
區分威懾和驅使的基本方法是：一個強制性的行為是否試圖改變現狀。威懾是迫使對手放棄一個行動，結果是維持現狀；驅使是強迫對手採取一個行動，結果是改變現狀。核威懾就是用核武器作為懲罰手段，迫使對手維持現狀；核驅使就是用核武器作為懲罰手段，迫使對手改變現狀。
上述的定義十分適合描述孤立的、大型的國際衝突，例如，突然爆發的核戰爭。當一個國家試圖發動突然的核攻擊的時候，這種核攻擊就是一種改變現狀的行為。其對手用核報復來懾止核攻擊的則是維持現狀，因此，後者屬於核威懾。如果一個國家以核打擊作為懲罰手段，迫使對手讓出大片領土，這就是核驅使。
美國學者的總體看法是，核威懾和核驅使是可以區分的；
與核驅使比較，核威懾更具有正當性。因此，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樂於將自己的核政策稱作核威懾。問題是，國際社會中常常出現的是小型衝突，一些大型衝突也往往是從小型衝突升級而來。在小型衝突中，判斷誰首先改變現狀是非常困難的。有些領土爭端、地區性摩擦持續幾十年甚至更久，追溯誰首先改變現狀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這種情況下，判斷威懾和驅使就十分困難了。如果一個國家試圖在這種情形下發揮核武器的作用，就很難說這時核武器的作用是驅使還是威懾。我們可以來看一個兩步升級的例子，以理解為什麼有時候核威懾和核驅使難以區分。
第一步，一個國家使用常規武器侵佔了對手的領土。
第二步，對手準備發起常規反擊，奪回被侵佔的領土。
佔領了對手領土的國家這時威脅使用核武器，試圖懾止對手的常規反擊。如果我們只看第二步，會認為這個國家在實施核威懾，因為其目的是維持佔領這樣一種狀態。
如果我們把第一步和第二步結合起來看，則這個國家在進行核驅使，迫使對手接受領土被佔領。
上述分析表明，在小型衝突和逐步升級的衝突中，判斷誰首先改變現狀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學者用關聯的眼光，重視衝突的升級現象，認為核威懾和核驅使常常是難以區分的。
因此，中國學者往往不著意區分核威懾和核驅使。中國學者使用核威懾這個詞語的時候，往往包含了核驅使的含義在裡面，相當於美國學者使用的nuclear coercion（核強制）。
中國學者常常批評核威懾，其實是在批評核強制中的驅使成分。核威懾與核驅使難以區分，其主要原因在於衝突升級中難以找到首先改變現狀的一方。
如果核武器的作用僅僅限定在大規模衝突中，如用於懾止核打擊和毀滅性的常規打擊，那麼，就能夠實質性地排除掉核驅使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政府聲明會批評「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為基礎的核威懾」。
想當霸主的美國需要多少核武器？對美國學者而言，中國在核武器數量發展上的克制是非常難以理解的。在中美兩國的核對話中，美國學者對中國核透明的一項指責就是，不知道如何根據中國的核戰略原則（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推導出中國對核武器數量的要求。
在美國，對核武器數量的要求是根據需要打擊的目標的數量推導出來的。需要打擊的目標越多，需要的核武器數量就越多。實際上，這個原則是似是而非的。
第一，一個國家首先發動核攻擊還是進行核報復，自己可用的核武器數量有所不同，能夠攻擊的目標數量也不同。
這說明，目標數量不是一個剛性的指標。第二，經過多次美蘇（俄）雙邊戰略核裁軍，美國部署的戰略核武器數量與蘇聯（俄羅斯）大體對等地減少了一個數量級。這說明美國需要針對的目標也是可以大幅度減少的。
所謂由目標數量決定核武器數量只是一個程序性的現象，實質上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影響美國對核武器數量的選擇。美國核武器大致有三個作用。第一，懾止核進攻；第二，打贏核戰爭；第三，維持美國的霸主地位。中國和美國的核武器都有上述第一點的作用。按照經典的戰略穩定性理論，為了懾止核進攻，核報復需要給對手製造不可接受的損失，大約上百枚生存下來的核武器就能夠發揮這一作用。
如果一個國家核武器僅僅發揮懾止核進攻的作用，這種核態勢稱作最低核威懾。中國核武器數量沒有超出最低核威懾的要求，而美國戰略核武器的數量長期遠超這一要求。這說明導致中美核武器數量差別的主要原因不在上述的第一點，而可能是第二點和/或第三點。
從道義上來說，打贏核戰爭和維持霸主地位並不值得誇耀。因此，美國對第二點的表述是懾止非核的威脅，同時表示這種作用有實質性下降；對第三點的表述是懾止對盟國的威脅。
用核武器來懾止非核進攻，這就意味著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對手也有核武器，這會招致對手進行核報復。除非將核武器當作自殺性武器，用來報復對手致命的常規進攻，否則，以核武器懾止非核威脅需要有辦法來應對對手的核報復。
美國顯然不會將核武器當作自殺性武器，因此，為了用核武器來懾止非核進攻，美國必須採用打擊對手核武器的做法，以削弱對手的核報復能力。這種做法一般稱作「限制損失」（damage limitation）。
如果能夠基本摧毀對手的核武器，就能把對手的核報復給自己造成的損失減少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這樣一來，美國就能夠隨心所欲地用核武器懾止非核進攻。
問題是，這需要非常準確地探測對手的核武器的位置並有足夠多的核武器去摧毀它們，這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儘管美國有「限制損失」的需求，但很難全面達到這一目標。由於一枚核武器最多只能摧毀一枚核武器，因此，為了實現「減少損失」的要求，美國的戰略核武器必須比任何一個對手的核武器數量都要多。
實際上，往往需要幾枚核武器才能摧毀對手一枚核武器，因此，美國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必須數倍於對手才能真正做到限制損失。
美蘇（俄）雙邊戰略核裁軍一直是大體對等的，由此可見，美國無法指望對蘇聯（俄羅斯）能夠徹底地限制損失，解除對手的核報復能力。
在針對中國的核報復能力的問題上，美國不同流派有不同的看法。一派不願意接受中國的核報復能力，聲稱不能接受美國的脆弱性；另一派認為，這是事實，不能由美國做出選擇。
可以看出，在限制損失這一問題上，美國從未放棄努力，但不能達到徹底全面地限制損失的目標。限制損失是美國維持核武器數量的一個因素，但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真正影響美國核武器數量的因素是為了維持美國的霸主地位。對美國而言，核武器數量是美國領導地位的象徵。美國不能接受自己的核武器數量少於俄羅斯，不能接受自己的核武器數量與中國相當，儘管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會降低美國與中俄之間的戰略穩定性。
讓美國一些政府官員和安全問題專家憂心忡忡的事情就是中國核武器在數量上與美國持平，即使是美國的裁軍派也希望維持美國對中國核武器數量的優勢。
對這一問題，美國的表述往往是：如果美國核武器數量削減過多會使得它無法向其盟國保證，美國能夠保護其安全。這實際上是維護美國領導地位的委婉表述。
中國的核武器數量能保持戰略穩定嗎？中國對自己選擇少量核武器的表述兩種
：（1）精幹有效；（2）中國絕不與任何國家進行軍備競賽。精幹有效的含義是，中國選擇恰當的核武器技術和部署方式，使得中國的核武器足以懾止核進攻，除此之外，中國的核武器沒有其他目的。中國不會試圖打贏核戰爭或者用核武器稱霸。
軍備競賽實際上有不同類型。一種類型是源於安全困境。相關國家擔心對方的軍備發展會削弱自己的安全，被迫發展自己的軍備。在擔心自己安全的動機驅動下，雙方按照安全困境的模式進行軍備競賽。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有可能捲入軍備競賽。
例如，如果美國持續發展具有戰略能力的飛彈防禦系統，中國擔心自己的核報復能力被削弱，會加強突防措施，其中一個選項就是部署更多的進攻性飛彈。
雙方如果出現這樣的飛彈數量競爭，那就是一種安全困境模式的軍備競賽。中國承諾不搞軍備競賽，並沒有排除這種形式的對安全困境的回應。
另外一種軍備競賽是爭霸型的。如果兩個國家都將自己看作世界領導，都將核武器數量當作自己領導地位的象徵，那麼，它們就會在核武器的數量上，尤其是在戰略核武器的數量上，出現爭霸型的競賽。
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核軍備競賽總體上是爭霸型的，有時是安全困境型的。雙方都試圖在戰略核武器的總數上壓倒對方；在發現不可能在總數上壓倒對方之後，雙方又設法保持不少於對手的數量。
這種爭霸型的軍備競賽與安全困境型的軍備競賽有很大的不同。
安全困境型的軍備競賽並不一定表現為數量競爭。即使一方核武器數量明顯少於對方，只要這些核武器有較高的生存概率，其核威懾效力也是足夠的。因此，將懾止核進攻當作核武器的唯一目的的國家能夠接受核武器數量少於對手。此外，針對對手的新型武器，如果存在著有效的、巧妙的技術回應手段，也不一定都靠增加本國核武器的數量來回應。例如，誘餌彈頭是突破飛彈防禦的一個巧妙手段。
如果這個手段的有效性能夠得到廣泛接受，中國也沒有必要通過增加核武器的數量來回應美國的飛彈防禦。
爭霸型的軍備競賽則不同，雙方都會對對方戰略核武器的數量極為敏感。一旦對手戰略核武器的數量有所增加，即使本國核武器的威懾力沒有受損，也一定增加本國核武器的數量以作為回應。這是我們看到的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情形。
中國表態不參加軍備競賽，排除的是爭霸型的軍備競賽，表明中國不為爭霸而與其他國家進行核武器數量競爭。
上述分析的總結如下：中國核武器的唯一作用就是懾止核進攻，因此，中國核武器發展不需要追求數量。中國排除了將核武器用作爭霸手段，因此，中國不會追求與美國核武器在數量上的對等。
戰略穩定性並不要求兩個國家核武器數量相等，只要求兩個國家核武器具有足夠的報復能力。中國促進與美國的戰略穩定性就是要提高中國核武器的生存能力與突防能力，數量對等並不是一個必要條件。
儘管中國從不追求與美蘇（俄）核武器數量的對等，但是，中國十分在意戰略武器技術發展的追趕。中國自發展核武器起，就十分注意在各項核武器技術上縮小與美蘇等技術先進國家的差距。在技術發展的問題上，中國的信條是「落後就要挨打」。
按照戰略穩定性理論，如果一個國家容易挨打，就是戰略不穩定了。按照中國從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總結出的理論，技術落後，尤其是出現技術上的代差，戰略穩定性就很低，落後的國家就容易挨打。
按照這一邏輯，如果一個國家發展了新的技術手段並將這種技術手段應用於軍事，其對手如果缺乏相應的技術，那麼，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略穩定性就會降低，表現為技術落後的一方就會挨打。
美蘇（俄）專家在討論戰略穩定性的時候，主要關注的是部署的系統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響雙方發動進攻的決心。儘管中國專家不一定採用戰略穩定性的詞語，但他們更關心新技術的發展如何影響國家之間發動進攻的決心，從而影響戰略穩定性。
因此，即使中國不部署特定的武器，發展和了解相應的武器技術也是十分重要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發展中子彈技術，但是不部署中子彈；這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會跟蹤研究美國的反導技術。
（作者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