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不只作為一般的重要信息來源、尤其是政治信息來源，它們還極大地改變了政治領導人的溝通方式，改變了記者、政治評論員和學者報導和分享政治信息的方式，也改變了選舉制國家的選民接受信息和參與政治的方式。本文將探討社交媒體時代選舉中的信息危機的內涵、技術原因、新聞專業衝擊與政治後果，並以美國2020年總統選舉為例，揭示其背後信息與權力的複雜關係，討論社交媒體在元新聞領域引發的信息道德恐慌，尋求應對信息危機的政策與行動路徑。
一、社交媒體運用於選舉：信息危機與「道德恐慌」
政治傳播界對社交平臺運用於政治傳播、特別是運用於政治選舉特別關注，而且大量研究都指向美國，尤其是2008和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2008年美國選舉最早廣泛運用社交媒體，因此被稱為「臉書選舉」（Facebook Election），也成為學術界關注選舉中使用社交媒體的起點。《大眾傳播與社會》（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10年曾專門出特刊探討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社交媒體的使用。[1]當時的研究紛紛揭示Facebook等社交媒體在選舉期間如何與支持者進行溝通、動員支持者。一些對選舉中使用社交媒體的研究側重於政治行動者如何使用這些平臺與公民溝通，但《大眾傳播和社會》特刊提供了以受眾為中心的視角。比如，Woolley、Limperos 和 Oliver通過查看Facebook群組中用戶生成的內容並查看用戶參與這些組的原因，探討普通公民（也是 Facebook 用戶）的做法；Kushin和Yamamoto調查了大學生出於政治目的使用網絡媒體的問題，他們專門調查了社交媒體的使用與政治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認為 「通過他們的努力，他們可以影響政治進程」。[2]
社交媒體被期待作為民主參與的助力工具。但是「信息危機」的出現和愈演愈烈，卻導致了相反的擔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真相、信任和技術委員會」（Commission on Truth, Trust and Technology）在2018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裡，經過長篇論述之後明確指出：「總之，我們認為信息危機是真的。」他們認為，信息危機是一個較之虛假新聞和造謠/虛假信息（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更廣泛的範疇、是系統性的，這個系統性的危機帶來了一系列現象，包括錯誤信息、虛假信息和不良信息（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mal-information）。信息危機已然是造成恐懼、不信任和分裂的一個重大因素。[3]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社交媒體的大規模使用，帶來了「信息危機」的驚呼和擔憂。BuzzFeed 創始主編Craig Silverman發現，在選舉的最後幾天，假新聞成為 Facebook 上最受歡迎的新聞內容之一，最熱假新聞的吸引力高於最受關注的主流新聞報導。[4]
信息危機帶來了傳統媒體的「元新聞」式的「道德恐慌」。《巴爾的摩太陽報》媒體評論員David Zurawik說，「我們生活在信息危機的邊緣——如果不是已經置身其中」（201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2016年11月20日在一篇社論認為，有數百萬人被假新聞所影響，「假新聞是騙子的產物」，這一禍害的很大一部分責任在於Facebook和谷歌等網際網路公司，它們使得假新聞幾乎能夠立即與數百萬用戶共享，急切呼籲Facebook加倍努力阻止假新聞。NPR媒體記者David Folkenflik認為新聞受眾被主要旨在誤導他們的消息來源填滿了（2016年11月19日）。CBS的一位記者稱，社交媒體上的虛假頭條新聞已經使讀者變成了其信徒（2016年11月17日）；NBC「今日秀」的一位記者則說「人們越來越擔心這些虛假報導可能給選民產生了真正的影響」（2016年11月16日）；在CNN上，Dan Gillmor稱當時是利用社交網絡作為加速器的錯假信息流行病（an epidemic of false information，2016年11月18日）。《華盛頓郵報》媒體評論員Margaret Sullivan明確表示：「要消滅假新聞，需要無情的事實核查、直覺核查和常識的很大幫助。」這組建議促使Facebook特別增加人工編輯，以擴充其算法派生的工作，以人工的監督減小完全捏造的信息威脅。[5]
媒體界對前網際網路時代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新聞專業性的傳承，包括服務宗旨、價值判斷、生產規範、產品標準、行為邏輯和職業倫理等，使之具備了特定的專業特質，在此稱之為「元新聞」(meta-journalism)。它較「傳統媒體」更能表述「去形態化」的局限，較傳統的「新聞專業性」更多了實務性內容。如今，「元新聞」區別於數位技術時代非傳統、非專業性，也因此使「元新聞」工作者具備了優越性和批判數位技術時代信息危機的文化權力，在這裡虛假新聞成為一個特別的標誌，它凝結了圍繞「元新聞」界限被侵蝕、點擊量驅動新聞、媒體權力的被分割以及社交平臺勢力日益增強等更大範圍的關注，虛假新聞應有的規範和倫理核心，如今僅僅成為被關注的一個方面。卡爾森（Matt Carlson）將傳統新聞界（「元新聞」）對虛假新聞的譴責視為一種「信息道德恐慌」（Informational moral panics），這個概念建立於科恩（Stanley Cohen）1972年提出的著名的「道德恐慌論」的基礎上，即擔心特定的社會威脅會導致標準下降，當人們感受到社會價值和利益受到威脅時，就發生了道德恐慌（moral panics）。當人們對民主政治集體健康所必需的信息秩序感到威脅時，就出現了「信息道德恐慌」。就虛假新聞而言，這種恐慌是針對數位技術創造的新功能、導致的信息質量下降，以及社交媒體使信息空間發生轉變而帶來的情緒焦慮。圍繞虛假新聞的討論，新聞界創造了一個與自己的權威新聞不一樣的「反常的他者」（社交媒體），同時認定自己的社交帳戶是真實和值得信賴的，傳統新聞模式作為民主社會信息的適當守護者，繼續享有優越性。同時，圍繞虛假新聞的「信息道德恐慌」，除了擔心數字媒體侵蝕公共傳播，記者們還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感到焦慮，擔心被篡權、擔憂數字廣告經濟收入。信息道德恐慌成為「元新聞話語」（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的特徵之一，這個話語旨在界定什麼是新聞業及其應如何工作。新技術則成為一種特定類型的代理，具有破壞現有道德秩序的潛力。卡爾森認為技術導向的「信息道德恐慌」挑戰了技術發展中蘊含的進步話語，記者們對數字媒體帶來的問題表現出的震驚和關切，表明他們對於發展的不可預見的後果有著共同的焦慮。[6]
新技術的發展促成了相互競爭的傳播主體相混合的一種新聞環境，進而形成一種複雜的媒體結構，比如「元新聞」和社交媒體信息的混合，帶來了對既有的「元新聞」的結構性衝擊。這些相互競爭的傳播主體，以不同的範式工作、並且相互聯繫。虛假新聞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複雜關係中的一系列實踐和對象，其中包括使假新聞成為可能的社會技術條件和賦予它意義的解釋性話語。在不同的社會技術條件下，社交媒體運用於選舉，帶來的影響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虛假信息方面卻高度相似。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以及肯亞大選中，都同樣出現了虛假信息泛濫的情形。在歐洲，政黨在選舉期間使用Facebook接觸更多潛在的選民，各政黨為實現更多用戶參與而採用這種互動策略。[7]社交平臺被廣泛運用，政治家使用不同的社交媒體平臺進行政治溝通，比如2013年的德國聯邦競選活動[8]。在亞洲，社交媒體特別是Facebook對臺灣選舉過程和選舉結果產生了影響，其使用和網際網路普及率的提高增加了臺灣執政黨在選舉中失利的可能性。[9]社交媒體成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競選工具，參與這三個國家在線選舉活動的各個利益相關者各有招數，諸如在Twitter上加強敘事和攻擊批評者、在Facebook上推廣廣告和候選人敘事、在 WhatsApp 組中分享競選材料等，其中在利用社交媒體進行選舉時出現了虛假新聞，一些利益攸關方則開展後真相運動，煽動情緒以阻礙事實、政策舉措和善政[10]。在新加坡大選中，使用社交媒體成為反對派傳達其觀點和計劃並與公民接觸的唯一有效選擇，因為傳統媒體受到執政當局的嚴格控制；社交媒體還成為反對派動員其支持者參加集會的一個平臺；同時社交媒體也開始被當局廣泛地利用，有時比反對派更有效地在社交媒體上競爭。[11]在大洋洲，斐濟的選舉中，政治家、記者、學者和普通用戶一直在利用Twitter等社交媒體分享有關大選的信息，社交媒體還被用作動員青年和鼓勵他們參與投票的工具。[12]在非洲，加納即使在官方競選活動結束離線後，政黨支持者仍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參與選舉前的在線活動。社交媒體成為民眾參與民主進程的推動者。[13]
新技術在信息危機中的作用突顯。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數據操縱技術，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為支持候選人川普而扮演了重要角色。該機構創建行為配置文件，為SNS用戶定製和交付內容，在很多方面侵犯了美國人的自主權，限制了他們做出理性投票決定的能力，從而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進程。[14]正如Buzzfeed的創始人Craig Silverman所指出的那樣，Facebook通過算法來促使人們參與，算法決定用戶的新聞源。不少研究者、評論者將社交平臺上的虛假信息泛濫，與社交平臺的經濟動機、技術基礎聯繫起來，並強調算法等技術可能產生社會政治後果。[15]社交媒體可以成為社會和政治操縱的有力工具，特別是在選舉期間。此外，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也使得操縱圖像和深度假造視頻成為可能，而社交機器人也開始在傳播虛假信息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6]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社交媒體帶來的複雜局面可謂前所未有。2021年1月12日，美國國務院官方網站專門發布了主題要報，以對談方式刊發紐約大學的教授伊根（Patrick J. Egan）對社交媒體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作用的看法，包括：社交媒體成為美國公民政治信息來源愈發明顯；政治家使用社交媒體以未經過濾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觀點和意見；社交媒體的政治廣告存在問題；川普總統一直利用Twitter來設定新聞議程，即使在選舉期間也不例外。[17]
二、2020年美國大選中的虛假新聞
Reisach的一篇即將發表的論文，從倫理角度討論了社交媒體平臺廣泛使用的用戶分析和定向分發算法技術如何損害選舉的民主過程。他認為這些技術既然能運用於廣告，就同樣能運用於宣傳。通過跟蹤一個人的在線行為，社交媒體平臺的算法可以創建用戶的個人資料，然後用於向特定目標群體提供推薦或專門信息。因此，宣傳和虛假信息可以比之前更有力地影響選民的意見和選舉決定。社交媒體的數據分析可用於廣告和政治操縱；廣泛傳播的虛假信息危及民主決策；社交媒體平臺對潛在風險缺乏長期的社會關注。[18]
選舉信息中最顯性的問題是虛假和錯誤信息（包括偏向性誤導信息、煽動性信息操縱），這些也被稱為虛假新聞（fake news），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2017年的《信息混亂》（Information Disorder）報告中將其區分為3類：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即是錯誤的、虛假的，但不是為了造成傷害而創造的；虛假信息/造謠（disinformation），是錯誤的、虛假的，是為了造成傷害而故意製造的信息；不良信息（mal-information），是將真實的信息用於傷害，往往是將私人信息搬到公共空間而造成傷害。[19]
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剛剛結束後，許多媒體人和評論員把假新聞與選舉結果直接相關聯，暗示是虛假新聞造成了川普的當選。2020年的美國大選期間，虛假信息的泛濫程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僅就2020年美國選舉周（11月3日至9日）而言，社交媒體、網絡平臺上假錯信息盛行，尤其集中於選民欺詐或民主黨人竊取選舉這一被美聯社、《紐約時報》等強調的「毫無根據的指控」。而川普及其盟友、家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些信息，更加劇了這些信息的傳播。《紐約時報》專門刊出了媒體觀察公司Zignal Labs選出的選舉周十大錯假信息。[20]排在第一條的是關於「選民欺詐」的假新聞，被提及470萬次，內容包括喬治亞州投票機中軟體故障，以及另一則裝滿選票的手提箱被推入底特律投票站的故事，均被廣泛傳播為選民欺詐的證據。該內容出自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21]但是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廣泛傳播；其它假新聞還包括：川普和共和黨人號召合法投票（意即有不合法的投票）；勿竊取，聲稱選票計數是反川普的操縱行為；停止計數，聲稱某投票點停止計數以對川普不利；尖筆門，指責使用一種尖筆導致亞利桑那州人民的選票無效；不合格的選票、非法的選票；遺失或魔術般找到的選票；深度狀態，聲稱精英秘密集團操縱選舉使川普置於陰謀中；拜登「承認」選民欺詐，通過深度偽造篡改的拜登視頻，在社交平臺上被觀看了1700萬次，儘管被揭穿，於選舉周又被再次發布；死人投票，號稱賓夕法尼亞州和密西根州選民冊上有死者，還將常規文書當作虛假證據。
Buzzfeed網站對選舉中的多個虛假信息進行了事實核查。[22]比如關於裝滿選票的手提箱被推入底特律投票站的故事，是一則張冠李戴的錯假視頻，出自一位YouTube的內容生產者Steven Crowder和德克薩斯州的一個有勢力的保守派團體的新聞網站，[23]該網站11月4日發布的視頻：一名投票站人員將可疑選票運到了底特律的投票站。實際上，那是當地電視攝影師推著設備。這則由德克薩斯州律師兼川普律師協會成員Kellye SoRelle拍攝的視頻中，凌晨2:40有人從一輛白色貨車上拿出一個盒子，放進一輛紅色貨車中。SoRelle說她是底特律的共和黨觀察員，從貨車上拿走的箱子類似於她「已經看到並且一直在監視的投票箱」。視頻還剪接了一些圖像，以說明這是一個在特殊時間特殊地點出現的投票箱。這則視頻在YouTube觀看人次達到了數百萬、該德州新聞網站也在YouTube上收穫了12萬次觀看。Crowder在YouTube上將該視頻宣傳為可能的選民欺詐「證明」。隨後，11月5日當地電視臺WXYZ的記者Ross Jones實名發布Twitter說：「『選票賊』是我的攝影師，他正在為我們 12 小時的輪班卸下設備。」儘管如此，這則視頻至今仍存在於那個德州新聞網站上，且未作任何標註、說明和事實核查網的連結。
有調查結果顯示，在2016年美國大選前幾個月，美國人平均至少看過一則假新聞，超過5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了所看的假新聞。[24]假新聞帶來的「信息危機」禍患無窮，有研究概括了其「五大罪惡」——混亂、憤世嫉俗、支離破碎、不負責任和冷漠。這些「罪惡」合力對個人決策、國家安全和民主政治產生了威脅。[25]比如 「混亂」，意味著民眾不太確定什麼是真實的、什麼可以相信，冗餘的信息來源可能使個人迷失了方向。前述歐洲委員會《信息混亂》報告中認為，這種混亂因「全球範圍的信息汙染」而加劇。當有爭議的選舉事件中出現大量蓄意的錯誤信息造成混亂時，就必然會損害選舉中的民主。再比如 「冷漠」，其形成的重要原因是長期的虛假新聞使得民眾失去信任和信心，2016年美國大選後，有大量的聲音表示，虛假新聞、信息操縱使民眾難以相信候選人。
歐盟的「虛假新聞和網絡造謠問題高級別專家組」（EU’s High Level Expert Group on Fake News and Online Disinformation）2018年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認為：虛假新聞與數字媒體的發展密切相關，它們的行為人包括國家或非國家政治行為者、營利性行為者、媒體、公民、個人或團體，以及利用通信基礎設施進行操縱者，數字媒體使得虛假新聞得以更大規模地生產、傳播和放大，並且仍在以無法概括和理解的新方式向前推進。[26]
三、社交媒體、選舉政治與信息自由之爭
對虛假信息的大量譴責，集中指向了社交媒體，而社交平臺在被管制、自律與信息自由之間搖擺不定。截至2020年上半年Twitter的用戶量超過3.3億，而Facebook活躍用戶超過26億，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川普的Twitter帳號在被封禁前粉絲量已過8800萬，在臉書上粉絲量也有2700萬之眾。2017年1月20日川普以總統身份發了第一條Twitter，到2019年11月的33個月中，他持續不斷地發布了超過11000條Twitter，內容是一系列攻擊、憤怒之情和自吹自擂，最多一星期發布190多條攻擊Twitter。[27]2020年1月22日川普創下任總統以來發推最高紀錄：一天發了142條推文。同年5月26日，他連發的兩條Twitter第一次被打上核查標籤。他反對以郵件的方式進行投票，認為那將是一次可操縱的選舉。Twitter的管理者在這兩條推文後面，都打上了帶有驚嘆號的藍字核查標籤：「請核查有關郵寄選票的事實」，並詳細說明了處理的理由：「我們在兩條@realDonaldTrumpTwitter上添加了標籤。這是我們執行公民誠信政策的一部分。我們認為，這些推文可能會使選民感到困惑……」
Twitter此舉，引發川普立即採取行動，威脅要關閉Twitter。5月27日，他就Twitter的標籤事件連發兩推：「Twitter是在徹頭徹尾地碾壓言論自由，而我作為總統，絕不允許這樣的事發生！」「Twitter正在幹涉2020年總統大選。他們說我關於將會導致大規模舞弊和欺詐的郵寄選票的闡述是錯誤的，而這居然依據的是CNN、亞馬遜主導的《華盛頓郵報》這類假新聞媒體。」5月28日，川普籤署了一項針對Twitter等社交媒體的行政命令，試圖推動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修改《通訊規範法》第230條，以限制社交媒體的內容審查權力。命令稱，大型社交媒體企業審查他們不贊成的意見時，是在行使一種危險的權力；Twitter、臉書等企業在解讀公共事件時行使著巨大權力，審查、刪除信息或屏蔽，以控制給公眾閱讀的內容。[28]5月29日，川普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如果Twitter還是如此不光彩，我想我會異常關切，甚至將它關閉。」
川普號稱要更改、以及後文拜登和議員們呼籲廢除的《通訊規範法》第230條，被網際網路當作運營的基石，它保護帶有評論部分的社交媒體平臺、論壇甚或新聞站點，免受用戶非法帖子的法律追索，亦即社交媒體傳播用戶的非法貼文、圖片和視頻等內容而能免責。
5月29日川普發的一條Twitter再次引發譁然，這條Twitter是針對美國黑人喬治·佛洛依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執法致死引發的抗議和騷亂的，推文中煽動用暴力槍擊。Twitter首次屏蔽了川普的Twitter。
但是，Facebook卻與Twitter形成鮮明對照：川普在臉書上發了與Twitter同樣的帖子，卻沒有被打記號、也沒被屏蔽。而他的臉書粉絲，幾乎都是一致擁護他的貼文。Facebook的執行長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接受Fox News採訪時表示，Facebook不會評判川普先生的帖子：「我們在政策上非常清楚，我們認為對政治家進行事實核查是不合適的。」「我認為，一般來說，私人公司可能不應該——尤其是這些平臺公司——不應該這樣做。」[29]Facebook不會幹涉川普的帖子，即使它們違反了適用於其他人的規則。有分析認為，其部分原因是扎克伯格長期以來堅信他的公司應避免陷入政治困境，並讓其幾十億用戶有發言權。Facebook的一些員工不能理解公司不恪守職業道德。扎克伯格不得不在其個人Facebook頁面上寫了一篇帖子，解釋為什麼川普的帖子沒有以任何方式被標記；他還通過問答視頻會議向員工致辭，表示儘管自己對川普的語言有內在的負面反應，但他還是覺得不得不將帖子張貼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認為總統的語言沒有違反公司的政策。「我強烈不同意總統的講話方式，但我相信人們應該能夠自己看到這一點。」
實際上，Facebook和Twitter的規則並沒有什麼不同。兩家公司都表示，如果信息涉威脅或煽動暴力，或企圖壓制選民的投票率或公民參加選舉的能力，都可以撤下帖子，包括總統的帖子。但他們在執行時卻大相逕庭。事實上，兩家大型社交媒體公司的分歧，早就存在了。之前最明顯的，就是涉及媒介倫理而登不登政治廣告的問題。
由於虛假信息以及虛假政治廣告可能對公民話語造成的影響，Twitter一度停接政治廣告。Twitter於2019年10月決定：在全球範圍內停止所有在Twitter上的政治廣告。[30]執行長多爾西（Jack Dorsey）說如果科技公司因誤導性的政治內容而接受付費，不利於與在線虛假信息的鬥爭。科技公司正在努力制止虛假錯誤信息，「如果有人付錢給我們，以目標為目標，並強迫人們看到他們的政治廣告，那是不正確的……」[31]他們認為應該贏得政治信息，而不是購買。為什麼？首先，人們做出關注某個帳戶或轉發的決定時，不應受金錢的影響；第二，網際網路廣告儘管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但卻給政治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可以用來影響選票和數百萬人的生活；第三，網際網路政治廣告對公民話語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包括基於機器學習的消息傳播和精準定位、未經檢查的誤導性信息以及大量偽造內容……這與自由表達無關。這是付費抵達、為增加政治言論的影響力，當今的民主基礎可能還沒準備好應對。
但是，Facebook卻繼續接受政治廣告，即使政治廣告內容包含虛假和錯誤的信息。Facebook表示將不核查廣告內容。扎克伯格辯護的理由是：表達自由。他說，從長遠來看，Facebook的政策將得到積極對待：「人們有能力大規模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世界上的一種新型力量，它是與社會其他權力結構並列的第五產業。」他認為，政治廣告的下降會使預算較少、實力較弱的候選人，失去選舉權。[32]Facebook的250位員工於2019年10月給扎克伯格及其高級副手寫信，譴責了公司仍接受政治廣告業務、讓政客在廣告中發布他們想要的任何主張，甚至是虛假的信息。可見該公司內部在處理政治廣告方面面臨阻力。[33]政界和社會的反對聲也此起彼伏。競選候選人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參議員想看看虛假信息可以在網站上走多遠，專門在Facebook上購買投放一則虛假政治廣告，聲稱扎克伯格及其公司支持川普擔任總統。沃倫說，扎克伯格已經將他的Facebook變成了一個「以虛假信息營利的機器」。[34]2019年11月，扎克伯格重申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而不是限制言論自由。他說他計劃繼續在Facebook上投放政治廣告，此決定並非因為貪婪。不過，Facebook於2020年10月27日刪除了川普和拜登的競選廣告，稱他們不是審查政治廣告內容，而是刪除可能誤導選民的不確信息。[35]
拜登在其競選過程中不斷抨擊Facebook的虛假政治廣告和虛假新聞。2019年10月，拜登競選團隊致信Facebook，因為該平臺上傳播一段30秒的視頻廣告錯誤指控拜登任前副總統時勒索烏克蘭官員以阻止其對兒子進行調查，[36]CNN拒絕刊登這則廣告，但是Fox News、MSNBC、NBC、ABC、CBS、Google和Twitter都未禁，Facebook則表示該廣告沒有違反其政治廣告政策。[37]拜登競選團隊在2020年6月中旬還在網上發出致扎克伯格的公開信，要求該公司更改政策以打擊廣告中的錯誤信息、確保公平選舉，並徵集公眾籤名，信中說：過去一年中拜登的總統競選活動呼籲Facebook履行其在2016年之後做出的承諾，運用其平臺改善美國民主、而不成為傳播虛假信息的工具。但是Facebook未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繼續任由川普付費發表任何言論、傳播有關投票的恐懼和誤導性信息。信中呼籲進行事實核查、制定明確的規則禁止包括川普在內的人關於參加選舉的威脅行為和撒謊。[38]2020年1月17日，《紐約時報》刊出編委會一個月前對拜登的專訪，其中說到拜登抨擊扎克伯格和Facebook，因為Facebook傳播其明知是虛假的信息、謊言：「我從來都不是扎克伯格的忠實擁護者。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拜登呼籲廢除被當作Facebook和其他平臺免於因用戶上傳內容而擔責的盾牌的網際網路法律，他專門提及《通訊規範法》第230條。[39]有媒體稱，儘管拜登的態度與其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一致的，但尚沒有其他人像拜登走得這麼遠：要求廢除第230條。[40]2020年6月12日，拜登忍無可忍地在Twitter上發出呼籲：我們已經看到2016年選舉中任由社交平臺上虛假信息泛濫的後果，我們不能讓它在2020年的選舉中重演。
民主黨大力抨擊Facebook，認為它不講職業倫理、見錢眼開、謀取政治利益。共和黨抨擊Twitter不允許刊登政治廣告的行為。民主黨也批評Twitter允許川普發那麼多虛假的、煽動性的帖子。選舉後，共和黨議員們再次呼籲撤銷《通信規範法》第230條，呼籲今後讓這些網際網路公司、社交平臺與其它公司置於同行法律地位。自從2020年5月Twitter開始屏蔽川普的一些違規推文或做標記到11月選舉周，情形愈演愈烈，11月3-5日，川普的推文有38%被打了有問題的標記，[41]主要是一些沒有根據的指責選舉舞弊、選舉中的陰謀、自己贏得了選舉或者已經被事實核查證明是虛假、錯誤的信息。一些川普的擁護者開始另闢戰場，離開Twitter到Parler等受右翼歡迎的社交應用上。在選舉後的2021年1月6日發生川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事件後，川普在Twitter、臉書上號召支持者集會、抗議、鬥爭的推文成為政治、法律和公眾譴責的焦點。Twitter、臉書一度短期凍結他的帳戶。他1月8日仍在Twitter上發文稱其支持者是「愛國者」、稱他不會參加1月20日的拜登就職典禮。Twitter認為這些內容原諒了1月6日衝擊國會的暴力行為、還可能加劇暴力和攻擊，武裝抗議的計劃（包括二次襲擊國會）已經在Twitter上泛濫，最終於1月8日永久禁止川普使用該平臺，以免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川普曾試圖使用另一個帳戶以逃避被禁，但是很快就被Twitter刪除了。
與此同時，1月7日臉書將凍結川普的帳戶至少延期到其總統任期期滿，因為他想破壞總統交接、讓他使用風險太大。同日，扎克伯格批准刪除川普的兩條帖子，在員工的電話會上他批評川普「正在煽動支持者的火焰」。1月15日，Facebook稱他們正在平臺上阻止就職典禮前鼓動在白宮、國會、州議會等附近的相關活動。YouTube於1月7日頒布了更嚴厲的關於選舉期間錯誤信息政策，據此限制總統使用；Snapchat、Twitch和Reddit等平臺也限制川普的帳戶。川普之前曾多次告訴盟友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永遠不會被禁，他在2017年4月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如果沒有Twitter，我就不會在這裡。在1月8日一份聲明中說，他稱正在與其他網站協商，並說他考慮構建「我們自己的平臺」。他指責Twitter違反言論自由、認為是在建立一個激進左派的平臺，是在讓世界上最惡毒的人言論自由。一些批評認為，Twitter如今才禁止川普為時已晚，因為在他擔任總統的幾年裡他在Twitter上散布了許多陰謀論。也有評論指出，封禁川普Twitter確實可以阻隔虛假信息成為主流。[42]
《紐約時報》報導說Facebook的數十名員工說該公司是在民主黨人獲得參議院的控制權後，才凍結了川普的臉書帳戶的。[43]Twitter永久禁止川普使用，也是迫於來自法律界人士、本公司員工、政界人士、米歇爾·歐巴馬等公共人士，以及多位世界領導人、國家首領的質疑和壓力。Twitter同時還永久禁止了在該平臺上持續傳播陰謀論的川普的著名支持者，包括律師、前國家安全顧問等的帳戶。Twitter的CEO多爾西1月7日給員工寫了電郵稱Twitter必須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允許被暫時凍結的用戶回到平臺，不過總統沒有過界的特權。但Twitter有數百名員工快速籤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立即刪除川普的帳戶。[44]
Twitter和Facebook過去標榜本平臺為言論自由和公開討論的捍衛者，聲稱讓公眾能夠看到世界領導人的帖子符合公共利益，即使平臺飽受批評也仍允許錯誤信息和有毒內容暢通傳播。兩大平臺有共同的標準和政策，但是在多件事件中卻選擇了不同的方法和態度。言論自由的邊界按照什麼標準來界定？信息平臺的倫理邊界在哪裡？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邊界如何界定？社交平臺在與政治權力的角力關係中，其自身的利益、規則與道德操守如何平衡？這些問題將會長久被探究。傳播倫理觀念和原則的情境化——其界定和理解、解讀，對於傳播實踐至關重要。法規制度、權力關係、利益考量等多方因素，都會影響到倫理的實踐。
美國強調言論自由至上，《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立法……侵犯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川普及其家人、支持者聲稱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了侵犯，Twitter和Facebook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但是，美國的第一修正案只限制政府行為者，社交媒體公司並不是政府機構，享有第一修正案的權利，如果他們不願意與某些言論發生聯繫，政府不能要求他們改變。也有聲音認為，企業可以自由做出決定，但並不意味著它是正確的決定。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法律訴訟，之前哥倫比亞大學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起訴川普阻止（屏蔽）一些用戶訪問他的Twitter帳戶違反了第一修正案。由於川普是使用該帳戶執行公務的政府官員，他要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約束、禁止基於觀點的歧視，2019年紐約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一個三法官合議庭一致裁定，川普的帳戶是一個公共論壇，川普沒有權力根據人們的觀點將他們排除在外。[45]第一修正案是對國會即立法者的限制，封禁川普的不是權力機構而是私人企業，並不在第一修正案的限制範圍內。美國的主流價值觀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權力的警惕和制約。①
四、難題及可能的治理：規則與行動
選舉領域的信息危機帶來的挑戰，是社交平臺、數字媒體運用於競選帶來的。社交平臺成為競選各方爭奪的陣地。相較於一般的虛假新聞，選舉中的虛假新聞就更加複雜。由誰來判斷什麼是虛假新聞？黨派傾向於以某種方式推理以保護他們預先存在的觀點和利益，甚至可以「確認偏見」。也就是說，不同黨派人士傾向於以「自我核實的方式」評估信息，他們更有可能發現和強調媒體中與其預先存在的觀點相反的偏見，而不是發現那些強化自己信仰和觀點的媒體偏見。根據先前的研究，這種推理方式有助於黨派重申自己的政治身份。正是對什麼是假新聞的判斷和黨派的確認偏見的問題，使得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黨派有可能將對立意識形態的信息，互相貼上虛假新聞的標籤。
社交媒體的選舉廣告也很難規範。一方面，資金來源等信息的透明度很難確定；另一方面，它不僅涉及註冊的政黨，還涉及其他潛在的參與者，如政治顧問和非黨派競選組織，廣告還可以由外部行為者（包括外國政府）購買；[46]此外，公眾難以了解個人如何成為政黨拉攏的目標，有證據表明，雖然人們可能意識到他們的數據被用於允許第三方為他們定製消息，但他們對數據經紀系統和第三方的參與以及數據如何使用或貨幣化了解較少。[47]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2018年的報告《民主破壞》（Democracy Disrupted）中說到，透明度存在「嚴重缺陷」。[48]2018年，英國選舉委員會呼籲提高誰為在線政治廣告付費的透明度、更明確地報告政黨如何花錢，以及有權對違反規則的人徵收更大的稅。[49]
歐洲委員會在2018年制定的一份文件裡討論了網際網路如何改變競選活動，強調如下主題：網絡政治廣告，政治家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他們的觀點和節目，取代傳統媒體、由新興中介機構充當選舉信息的看門人，以及出於政治目的使用來自社交網站的選民個人數據。歐洲委員會概述了基於網際網路選舉中影響選舉過程的七個難題，包括：像過去在廣電時代那樣難以規範網際網路上的廣告；難以確定和控制用於網上廣告的資金限額，以「限制資金在選舉結果中的作用」；廣告定位對個人自主性和考慮的倫理挑戰；選舉進程中出現新的行動者，如搜尋引擎等行為者，為政治信息發揮守門作用，並引起人們對被稱為「搜尋引擎操縱效應」的可能偏見的關切；政治行為者能夠直接向廣大受眾傳播其政治信息，而不通過媒體過濾，從而產生誤導性言論。這些信息不一定基於對真相、事實核查和區分觀點與事實的「元新聞」策略；難以執行關於網上民意調查的現行條例；難以在資金和在線競選傳播來源方面充分實現透明度。[50]
不少機構嘗試尋求解決這些難題的方法，比如在歐洲，歐盟虛假新聞和網上造謠問題高級別專家組、各國政府等，曾發起過許多行動，啟動歐洲數字媒體觀察站（European Digital Media Observatory）、通過《虛假信息行動計劃》（Action Plan on Disinformation）以及若干研究、討論和協商。歐盟委員會2020年發表政策文章討論了歐盟為解決歐洲虛假/造謠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也是從政策角度探討在選舉中使用社交媒體的問題。文章呼籲多利益攸關方採取聯合行動，法律機構和社交媒體平臺以及新聞媒體和個人用戶共同參與，打擊虛假信息、共同治理社交媒體平臺。
倫理道德是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維繫的，要使得使用社交平臺競選的政治行動者及其支持者、社交媒體平臺以及參加的公眾都能守良善、知善惡、講規則，並非易事。一些國家已經實施了適用於一般數據監管的監管框架，它們也適用於選舉期間對社交媒體的監管。歐盟2018年開始實施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國際和跨國組織過去幾年提出了多項人工智慧準則，包括未來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的《阿西洛馬爾人工智慧準則》（Asilomar AI Principles）；歐洲委員會制定的《可信賴人工智慧道德準則》（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經合組織（OECD）《關於人工智慧的原則》（Principles on AI）；以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AI治理：將倫理實施到人工智慧的整體方法》（AI Governanc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Implement Ethics into AI）；等等。
社交平臺也在共同努力。2018年10月，全球主要社交媒體和科技公司，包括Facebook、Twitter、谷歌籤署了第一個全球守則，其中包括反虛假信息的自律標準，稱為《虛假信息實務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2020年TikTok也加入了這個守則。
總部位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的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一個在拉丁美洲、亞洲、太平洋地區和非洲設有辦事處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還制定了一個《制定社交媒體選舉行為守則的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Media Code of Conduct for Elections）。[51]
科恩稱新聞是「關於一個社會規範輪廓的主要信息來源」，[52]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虛假新聞等信息危機問題，不只是信息傳播領域的問題，而且是社會複雜的權力博弈關係的一個折射，是政治、經濟、社會之間交錯關係的一套特有形式與「代理」；作為傳播領域的難題，它在「元新聞」領域帶來的張力關係蘊含著當代新聞業的深層危機感。
➤ 作者簡介 陳昌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北京100084；林嘉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 原文刊載於《新聞界》雜誌 2021年第2期13頁至24頁，參考文獻詳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