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周明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亞薩拉菲恐怖極端勢力的關係及其對新疆安全的影響研究」與楊恕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涉疆反恐形勢、機制與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論文還得到「上海政法學院創新性學科團隊」的資助感謝《外交評論》編輯部與匿名評審專家以及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楊恕教授提出的中肯建議.此外.陳亞州、楊雙梅同學也為完善本文作出不少貢獻.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文中錯漏之處由作者負責
「基地」與「伊斯蘭國」的分庭抗禮之勢由來已久。自２０１４年２月２日「基地」組織發表聲明
宣布「基地」與「伊斯蘭國」不存在組織上的隸屬關係後，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式破裂。
此後，雙方在爭奪人心、下屬組織、對「聖戰」的詮釋等方面展開了激烈的戰略競爭。
「伊斯蘭國」曾在其電子刊物«達比克»上發表一名「基地」叛逃者的長篇自述，批評「基地」領導人艾曼扎瓦赫裡遲遲不建立「哈裡發國家」
拒絕嚴格執行沙裡亞法，甚至還直陳「基地」採取的「聖戰」模式偏離了先知的道路。
不僅如此，該叛逃者還指責扎瓦赫裡高高在上、戰略拙劣，可見雙方在人員上的競爭已趨白熱化。
在巴黎恐怖襲擊之後，「伊斯蘭國」針對「基地」展開魅力攻勢，發布視頻號召「基地」阿拉伯半島分支的成員轉而效忠「伊斯蘭國」
而該分支實際上是「基地」最為倚重的分支機構。在領導人層面，「伊斯蘭國」也對「基地」展現出明顯的敵意
其發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納尼曾從四個方面對「基地」組織展開系統的批判，以此說明只有「伊斯蘭國」的「聖戰」路徑才是正確的。
「基地」與「伊斯蘭國」之間激烈的戰略競爭，不僅影響它們之間的關係及發展演變，而且將對國際反恐形勢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
對於「基地」與「伊斯蘭國」這兩個在國際社會中影響和破壞力最大的恐怖組織，國內外研究成果的關注面分布不均
而且較為系統地剖析兩者之間差異的研究更不多見。具體而言，有關「基地」的成果相當豐富
但對「伊斯蘭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其演變歷程、行動戰略與策略、意識形態的源流與特徵、國際社會的應對等問題上。
至於就二者展開比較研究的成果更是鳳毛麟角。而本文擬集中對兩者在戰略層面上的差異和競爭進行研究
這種競爭，主要涉及雙方在「工具性邏輯」或「後果性邏輯」方面的比較，即兩者通過各自的政治—軍事行動戰略來追求自身的戰略目標，以擴大影響並希望在與對方的競爭中勝出。
由於「基地」與「伊斯蘭國」追求的戰略目標有明顯差異，兩個恐怖組織在實際行動中採取的政治—軍事戰略也迥然有別。
本文將就兩者對於佔領領土、獲得大眾(普通穆斯林)支持、對待其他「聖戰」組織或下屬機構這三個主要方面的差異進行比較
以展示它們在工具性邏輯上的具體差異和競爭態勢，進而簡要討論它們的走勢以及國際社會更加有效的應對策略。
恐怖組織往往有明確的戰略指導自身的恐怖活動，而且對戰略的選擇符合工具理性的行為邏輯。
在恐怖組織與其針對的目標國政府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若戰略運用得當，無疑將增強其影響力和破壞力
這也符合工具理性有關成本—收益對比最大化的邏輯。恐怖組織不僅要在對象國或普通民眾中引起恐慌情緒
而且還希望激發對象國政府以恐怖組織希望看到的方式作出反應，促進其政策和戰略目標的實現。
具體而言，恐怖組織追求的戰略目標主要有五種:政權更迭、領土變遷、政策改變、社會控制、維持現狀。
所謂政權更迭是指推翻一個既定的政府，代之以恐怖分子領導的政府，如秘魯的光輝道路黨就屬於這一類型。
領土變遷是指將部分領土從一個主權國分離出去，或者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如斯裡蘭卡的泰米爾猛虎組織、土耳其的庫德工人黨，或者是加入另一個國家，如巴控克什米爾的「虔誠軍」。
政策改變的目標涵蓋了一系列廣泛的要求，如「基地」要求美國改變對巴以問題的立場、不再支持沙特等腐敗的阿拉伯國家。
維持現狀是指通過恐怖手段要求政府維持既有的政策，以反對順應那些尋求政策改變的團體的要求
拉美一些右翼民兵組織如哥倫比亞的聯合自衛軍、北愛爾蘭的新教民兵組織就屬於這一類型。恐怖組織可以採取多種戰略以實現自身的目標。
根據基德和瓦爾特的研究，恐怖主義為實現其所追求的戰略目標，往往會採取五種戰略:消耗、脅迫、破壞挑釁、競爭。
其中，消耗戰略主要針對的是減弱目標國政府承受打擊的能力，旨在讓敵人相信，恐怖組織有實力和決心採取成本高昂的行動。
脅迫戰略旨在通過恐怖襲擊向政府支持者或恐怖分子希望爭取的民眾發出信號:如果與政府合作，那麼他們將面臨打擊。
恐怖分子實施挑釁戰略的主要目標，在於誘發敵對政府不明智尤其是過分的行動反應，從而削弱敵對勢力的合法性。
破壞戰略主要是恐怖分子希望通過攻擊行動破壞溫和派與敵對勢力達成和解的可能性，並且藉以顯示溫和分子是無能力和不值得信任的。
競爭戰略主要是針對與該組織存在競爭關係的其他組織，通過展示自身的能力和決心，避免其他組織壟斷為此事業奮鬥的合法性
在削弱對手支持基礎的同時，擴大自身的支持基礎。在追求政權更迭、領土變遷、政策改變、社會控制、維持現狀等目標的過程中
一個恐怖組織往往同時採用多種戰略，如「基地」對美國的攻擊，同時採用了消耗與挑釁戰略
而車臣分子在俄羅斯則採取了消耗、脅迫、挑釁與破壞等戰略。「基地」與「伊斯蘭國」所追求的戰略目標具有明顯差異。
「基地」的戰略目標旨在迫使被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稱為「遠敵」的國家如美國、歐洲等改變其針對阿拉伯世界的政策
以維護和鞏固伊斯蘭信仰共同體(「烏瑪」)的榮光。而「伊斯蘭國」的戰略目標則是開疆拓土
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主義國家締結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所劃分的中東國家邊界，重建「哈裡發國家」。
換言之，「基地」追求政策改變，而「伊斯蘭國」追求領土擴張。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基地」的終極目標同樣是建立「哈裡發國家」
只不過就當前的戰略目標而言，它強調進攻「遠敵」而非立即建立「哈裡發國家」。根據「基地」領導人扎瓦赫裡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間提出的全球「聖戰」戰略規劃
作為「聖戰」先鋒的「基地」將通過執行包含七個階段的行動，在２０２０年建立一個全球「哈裡發國家」。
不過，由于堅持認為並無必要立即建立「哈裡發國家」，所以當「伊斯蘭國」於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９日宣布成立所謂的「哈裡發國家」時
「基地」組織對此大加抨擊。大體而言，戰略目標的不同是導致「基地」與「伊斯蘭國」分道揚鑣的重要原因。
「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追求的戰略目標不同，也影響了它們優先採用的政治—軍事戰略。
在行動過程中，「基地」與「伊斯蘭國」綜合運用了上述消耗、脅迫、破壞、挑釁、競爭五種戰略，但是兩者偏好的戰略迥然有異。
諾韋納裡奧借用基德和瓦爾特提出的恐怖組織五種行動戰略這一分析框架，對「基地」及其分支機構和「伊斯蘭國」公開發行的電子刊物進行全面的內容分析後發現
「基地」偏愛消耗戰略，而「伊斯蘭國」所採取的主導行動戰略是脅迫和競爭。「基地」與「伊斯蘭國」所採取的主導戰略的差異
反映了兩者所追求的戰略目標不同，因為「基地」希望最大限度地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造成打擊和破壞
迫使「遠敵」改變對烏瑪世界的政策，所以消耗戰略被視為優先戰略。而「伊斯蘭國」的戰略目標在於鞏固和擴大其建立的「哈裡發國家」，所以它傾向於採取脅迫和競爭戰略。
迄今，諾韋納裡奧對「基地」和「伊斯蘭國」的戰略差異做出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不過，她主要通過文本分析探討「基地」與「伊斯蘭國」偏好戰略的差異
幾乎沒有涉及它們的具體戰略，故而本文將更多從這一角度予以研究。本文將在汲取既有成果洞見的基礎上
就「基地」和「伊斯蘭國」對於佔領領土、獲取大眾(普通穆斯林)支持、對待其他「聖戰」組織或下屬機構這三個主要方面的差異展開比較分析。
之所以選擇這三個方面，而不是採納基德和瓦爾特的戰略類型分析框架，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其一，五種戰略之間存在明顯的重疊，如消耗與挑釁、破壞與競爭之間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
其二，難以對「基地」與「伊斯蘭國」複雜的戰略行動進行如此清晰的歸類。而如何對待領土、對待大眾、對待可能的盟友和下屬
則是恐怖組織均需面對的問題。從這三個維度入手，或許有助於揭示不同恐怖組織在戰略問題上的獨特特徵。
當然，「基地」與「伊斯蘭國」在行動戰略上的競爭，也體現在組織機構、人員招募和管理、攻擊戰術、資金籌集、信息行動等方面。
「基地」與「伊斯蘭國」在行動戰略上的差別，較為明顯地體現在兩者對於佔領和控制領土的不同立場和行動上。
「基地」將自身定位為捍衛烏瑪世界的「聖戰先鋒」，希望通過自身的恐襲活動激發普通穆斯林的抗爭意識，從而使該組織具有明顯的「去領土化」特徵。
而「伊斯蘭國」將建立和鞏固「哈裡發國家」視為戰略目標，故而攻城略地、控制領土就成為其極為倚重的戰略。
(一)「基地」的「去領土化」戰略
「基地」自視為一個跨國或全球性的「聖戰」組織，對於領土控制並不是特別熱衷，這與「基地」領導人的「聖戰」經歷有密切的關係。
迄今，「基地」並未長期控制和佔有一片相對穩定的領土。正因如此，賓拉登、扎瓦赫裡等人在開展「聖戰」運動的過程中，始終在尋找避難所。
「基地」起家於阿富汗，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後，賓拉登等「穆賈西丁」(MujaＧhideen，即穆斯林抵抗者)返回原籍國(主要是阿拉伯半島國家)。
隨著與母國關係的惡化，賓拉登不得不前往蘇丹尋求庇護，而隨著蘇丹統治者與西方關係的改善以及塔利班控制阿富汗
賓拉登最終在阿富汗找到了一個相對安全和穩定的庇護所。不過，「９１１」事件後美國對阿富汗的入侵
導致「基地」的據點被壓縮，其勢力和發動恐怖襲擊的能力也遭到嚴重削弱。惶惶如喪家之犬，使「基地」領導人意識到
只要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力量未遭嚴重削弱，它們就有能力對「聖戰組織」尋求佔有和控制領土、啟動建國嘗試的努力予以毀滅性打擊。
基於這種認識，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後期以來，「基地」所追求的戰略目標就是打擊美國等遠敵
希望以此消耗遠敵的力量，從而為恢復烏瑪世界的榮光和以後建立「哈裡發國家」奠定基礎。
流竄的經歷塑造了「基地」對其戰略目標的規劃，進而影響到其採取的主要戰略，即通過發動恐怖襲擊活動以消耗遠敵。
由於「基地」著眼於整個伊斯蘭信仰共同體———烏瑪，因此其賦予自身的使命首先是跨國性或全球性的
而不局限於特定的民族國家，也不受某國民眾的具體需要所驅動。這構成了「基地」行動的一個重要特徵，即「去領土化」。
由於不熱衷也未能有效佔領和控制領土，「基地」發展出地方化、分散化的組織結構。
儘管學術界對於如何更為貼切地稱謂「基地」組織機構這一問題眾說紛紜，但大家形成的基本共識是:
「基地」並不具備等級制、集中化、科層制的組織機構，「基地」中央與分支機構之間只存在有限的、鬆散的聯繫，這種聯繫具有地方化、扁平化、網絡化等特徵。
這種結構特徵的劣勢顯而易見，如始終缺乏自己的根據地，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尋求庇護所。未佔領和控制領土，也嚴重製約了「基地」軍事能力的發展。
此外，由於分支機構並不直接接受「基地」中央的指揮與控制，分支機構成員開展恐怖活動的專業化水平大受影響，行動能力受限。
分支機構可以自行設定自己的行動戰略、策略乃至戰略目標，也導致「基地」缺乏凝聚力。
不過，避免攻佔和據有領土，雖然給「基地」帶來了諸多困擾，但也正是其優勢所在。
由於缺乏明確的據點，「基地」成員不得不躲藏，這給「遠敵」攻擊「基地」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其一，遠敵難以準確對「基地」組織成員進行精確打擊，須耗費大量資源進行情報搜集
其二，一旦在攻擊過程中出現定位失誤，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將給「基地」提供口實，通過話語削弱遠敵的合法性，煽動平民對遠敵的不滿。
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為，相對於「伊斯蘭國」佔據領土後建立「哈裡發國家」，「基地」鬆散的組織結構和不佔據領土的戰略
從長期來看，可能更有助於維持「基地」的存續和進一步擴大影響力。雖然與其分支機構之間的聯繫鬆散
但「基地」中央依舊給各分支機構提供了「品牌」、意識形態與戰略上的指導。事實上，「基地」領導核心目前主要作為一種行動模式、一種「品牌」
一種意識形態力量而存在，這也是「基地」領導人尤其是扎瓦赫裡刻意加以強調和推動的。尤其是在「伊斯蘭國」崛起後
「基地」領導人開始有意識地強化自身不佔領領土、僅向分支機構提供意識形態或戰略指導這一特徵。
此前，對於外界有關「基地」與其分支機構之間是一種地方化、分散化的實體關係之類的話語和觀點，「基地」領導人都不置可否，甚至加以抵制
但在「伊斯蘭國」建立「哈裡發國家」後，「基地」領導人已經開始主動接受並宣傳這類觀點，以應對「伊斯蘭國」的崛起。
鑑於對佔領領土持懷疑立場，「基地」領導人對其分支機構的攻城略地和建國嘗試，往往持一種非常謹慎、有時甚至是反對的態度。
如賓拉登在世時，就多次對其分支機構攻擊當地政府或建國嘗試提出批評，規勸它們不要急於建立國家，因為這會招致美國等遠敵的攻擊而敗亡。
「基地」消極對待領土擴張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基地」並不主張建立「哈裡發國家」上面。
「基地」領導人很少討論建立「哈裡發國家」的問題，對此除了擔心遭到打擊，至少還有三點顧慮:
其一，意識到即使嘗試建國，也很難提供穩定、有效的公共服務，無法確保民眾的持久支持並保證領土的存續
其二，刻意保持模糊，以吸引「聖戰者」將攻擊美國等遠敵作為第一要務;其三，意識到恢復「哈裡發國家」是一個重大問題
此舉可能在伊斯蘭世界內部引發巨大爭議。由此可見，「基地」採取的「去領土化」戰略是為其戰略目標服務的。
「基地」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因此避免控制領土以儘可能規避敵人的攻擊，同時以進攻作為主要的防禦手段。
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基地」優先倚重的是消耗戰略。儘管「基地」缺乏穩定的控制地域始終是其面臨的一種存在性挑戰
但缺乏領土也賦予其靈活、機動等優勢，加大了國際社會對其進行有效打擊的難度。
(二)「伊斯蘭國」的攻城略地戰略
與「基地」截然不同，「伊斯蘭國」熱衷於攻城略地。這種行動戰略是由「伊斯蘭國」企圖建立並鞏固「哈裡發國家」所決定的。
早在阿布穆薩布扎卡維２０００年開創「認主獨一與聖戰」時期，該組織就將建立「哈裡發國家」視為一項戰略目標。
「伊斯蘭國」熱衷於恢復「哈裡發國家」，主要是利用了許多穆斯林對於自一戰後「哈裡發國家」便不復存在的失落，以及渴望恢復這一制度的期盼心理。
在建立「哈裡發國家」之前，「伊斯蘭國」首先需要控制一定範圍的領土，因為「要樹立其在支持者眼中的權威
控制領土就是伊斯蘭國必須滿足的一種實質性條件」。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伊斯蘭國」在其孳生壯大時期不斷攻城略地，擴充自己的地盤。「
領土控制是『伊斯蘭國』整體戰略的一個基本面向，這讓其能擴大伊斯蘭式的統治，並能獲得更多的收入。
後者對於前者而言至關重要，因為『伊斯蘭國』有賴於各種收入來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事實上，「伊斯蘭國」建立「哈裡發國家」的歷程，是大致按照其規劃的五個戰略階段進行的。
這五個階段分別為「遷徙」(希吉拉)、「集合」、「摧毀非法統治者」、「鞏固」、「建立哈裡發」。其重點戰略任務為「摧毀非法統治者」和「鞏固」。
第三階段的主要目的在於向統稱為「卡菲爾」的「叛教者」和異教徒發動暴力攻擊，以儘可能製造嚴重的無政府狀態。
而第四個階段則力圖填補暴恐活動留下的權力和秩序真空，鞏固其治下的領土、拓展支持基礎。
製造並鞏固無政府狀態，是「伊斯蘭國」能否建立「哈裡發國家」、進而能否有效維持的關鍵。
這種將攻城略地作為優先戰略任務的行動戰略，實則受到伊斯蘭學者阿布巴克爾納吉«野性管理»一書的重要啟發。
«野性管理»與「伊斯蘭國」的行動戰略至少有兩點密切相關:
其一，該書主張，「聖戰者」應竭力對諸如石油管線、旅遊勝地等敵人的敏感和脆弱目標發起攻擊
以牽制敵人主要的安全和軍事力量，這為「聖戰者」在國家的邊緣地帶打開更多的安全缺口或「野性區域」提供了條件。
其二，納吉宣揚，為了開疆拓土，「聖戰者」應該毫不停歇、毫不妥協地使用暴力
因為「聖戰」的性質本來就「不是小孩子過家家，而是暴力的、殘酷的、恐怖的，是與他人搏殺以及屠殺」。
從這種主張來看，「聖戰」的性質和戰略非常類似於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中國家之間的互動
無論「伊斯蘭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納吉«野性管理»一書的影響，其行動戰略和策略與前者相契合，並無太多疑問。
事實證明，熱衷於開疆拓土、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的「伊斯蘭國」，是伊拉克和敘利亞混亂局勢中極富戰鬥力的勢力。
儘管活躍於這一區域的反叛組織眾多，但「伊斯蘭國」的攻擊能力和所控制的地域一度是最大的，這得益於其殘暴的統治方式和開疆拓土的戰略。
「伊斯蘭國」佔領和控制領土的激進戰略與其大張旗鼓地建立「哈裡發國家」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一種相互構成的關係。
這種有別於「基地」的行動戰略，給「伊斯蘭國」帶來的效果是好壞參半的。短期看來，通過建立所謂的「哈裡發國家」，「伊斯蘭國」收穫了諸多好處
尤其是極大地擴大了其動員能力。無論是在中東地區還是世界其他地區，眾多穆斯林之所以奔赴「伊斯蘭國」參與作戰
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哈裡發國家」得以恢復的激勵，他們認為這是恢復穆斯林世界榮光的前奏，也有助於實現自己身為穆斯林的榮耀與尊嚴。
然而，從長期來看，「伊斯蘭國」由於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也就為遠敵和近敵對其展開攻擊提供了一個顯而易見的標靶。
由於「伊斯蘭國」的吸引力來自於不斷獲取新的領土，因此，一旦「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域縮小，那麼其吸引力也會隨之下降。
正如伍德所言:「如果伊斯蘭國喪失了其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領土，那麼它將不再是一個哈裡發國家。
哈裡發國家不能以一個地下運動的形式而存在，因為領土權威是其基本要求，剝奪其對領土的控制，那麼所有對伊斯蘭國的效忠也將煙消雲散。」
原本將優先打擊目標對準近敵的「伊斯蘭國」之所以先後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等地發動恐怖襲擊
也與國際社會對其實施了更為有效的打擊密切相關，因為「哈裡發國家」承受著敵人越來越大的壓力，不得不在遠敵的領土內發動更多襲擊
藉此緩解壓力。從戰略層面上考慮，「伊斯蘭國」這種攻擊方向的轉變，依舊是為建立和鞏固「哈裡發國家」這一戰略目標服務的。
3
「基地」與「伊斯蘭國」:挑起教派衝突還是獲取穆斯林支持?「基地」與「伊斯蘭國」所追求的戰略目標不同，也影響到它們對待普通穆斯林的態度以及治理所屬地域的方式。
由於面對強大的敵人，故而「基地」試圖儘量團結普通穆斯林，並在實施伊斯蘭教法或沙裡亞法問題上較為靈活
而且在針對所謂的異教徒或叛教者實施「塔克菲爾」原則時較為謹慎。而「伊斯蘭國」以建立和鞏固「哈裡發國家」為首要戰略任務
因此處心積慮地利用並挑起伊斯蘭世界的教派衝突，以擴大自己的領地並對治下民眾實施激進的伊斯蘭教法或沙裡亞法，大肆貫徹「塔克菲爾」原則。
兩者對待和治理民眾的方式截然有別，以致「基地」與「伊斯蘭國」分屬極端宗教勢力譜系上的兩端。
大致可以認為，「基地」屬於「左派」，而「伊斯蘭國」屬於「右派」。在行動戰略上，「基地」雖然在攻擊敵人時非常殘暴
但至少會有意識地避免造成大量普通穆斯林的傷亡;而「伊斯蘭國」在開展攻擊時則無所顧忌，不僅手段殘暴，而且會刻意選擇傷害什葉派、雅茲迪人等群體。
(一)「基地」強調贏得大眾支持
「基地」信守的是一個二元對立的世界，即以「卡菲爾」組成的世界以及與之對立的烏瑪世界
主張竭力打擊非伊斯蘭世界，恢復並捍衛烏瑪世界的完整和純潔。鑑於迫使遠敵和「腐敗的」伊斯蘭叛教者政權改變政策非常困難
「基地」自視為捍衛烏瑪世界的先鋒，而非「聖戰」「主力」，真正的主力是伊斯蘭世界虔誠的穆斯林。
為了增加勝算，「基地」在話語上屢屢呼籲伊斯蘭世界的團結，在行動上則儘可能避免傷害普通穆斯林，如針對伊斯蘭世界內部錯綜複雜的教派衝突，「基地」往往會對其進行淡化處理。
雖然「基地」成員屬於遜尼派，但它並不刻意渲染與什葉派之間的差異，更不會對後者肆意攻擊。
顯然，「基地」淡化伊斯蘭世界內部教派衝突的立場，符合其優先攻擊遠敵的戰略目標。「基地」在需要贏得大眾支持的問題上有著明確的意識。
相對於宗教素養有限的賓拉登，扎瓦赫裡作為「基地」意識形態和公開敘事的主要提煉者和整合者，對此有諸多論述。
他曾明確表示，如果沒有「大眾支持的動員」，「聖戰者」將一事無成，因此，贏得普通穆斯林對於穆賈西丁的支持，是「聖戰者」的首要任務。
而對普通穆斯林過度使用暴力，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因為穆斯林將無法認同「聖戰者」想要傳遞給烏瑪世界的信息，最終徒勞無功。
他認識到，「我們必須贏得人民的信任、尊重與情感。除非讓他們感覺到我們愛他們、關心他們、準備保衛他們，他們才會愛我們。」
２００５年他規勸扎卡維不要針對什葉派開展攻擊，同樣強調大眾支持對於「聖戰」事業的重要性:「如果聖戰運動必須遵循其他的路徑
如人民聖戰或大眾抵抗運動，那麼，它們的成敗繫於大眾的支持。若缺乏大眾支持，伊斯蘭聖戰穆賈西丁運動將會偃旗息鼓。」
正因為在話語上如此重視大眾，「基地」往往會將其發動襲擊行動的成功歸因於大眾的支持。正因如此，「基地」不願意在其治下激進地執行沙裡亞法。
基於這種實用主義的考慮，「基地」規勸其佔領部分領土的分支機構，不要貿然貫徹沙裡亞法，不能對普通穆斯林動輒實施嚴厲的哈杜德(hdud)懲罰
以免疏遠普通穆斯林。「基地」馬格里布分支在其治下曾出現了部分激進「聖戰」分子急切地實施沙裡亞法的例子
如對抽菸的穆斯林、未披戴穆斯林頭巾走出家門的婦女、小偷、搗毀聖地或神廟的行為進行嚴厲懲罰
為了避免此類行為弱化當地人對「聖戰」事業的支持，該分支領導人阿布杜瓦杜德予以勸阻
要求嚴懲實施沙裡亞法的偏激行為:「因為你們迅速實施沙裡亞法，並未考慮到具體的環境，而在這種環境下民眾對宗教無知
而且人們數世紀以來都沒有適用過沙裡亞法，因此，只能漸進地實施。」如與此背道而行，難免「會招致人們對穆賈西丁的怨恨」。
「努斯拉陣線」在敘利亞的實踐同樣體現了這種策略。受「基地」知名意識形態吹鼓手、敘利亞裔「聖戰」理論家阿布穆薩卜蘇裡與阿布杜瓦杜德的影響
「努斯拉陣線」一開始在其所轄地域並未激進貫徹沙裡亞法。在爭奪敘利亞阿勒頗的戰鬥中
「努斯拉陣線」設法維持麵包店的營業、補貼麵包價格、有限度地實施沙裡亞法，獲得了不少阿勒頗民眾的支持。
不過後來，「伊斯蘭國」嚴苛實施沙裡亞法並在敘利亞戰場進展順利，「努斯拉陣線」在其控制的敘利亞伊德利卜省也實施了更為激進的沙裡亞法。
此外，雖然也強調需實施「塔克菲爾」原則，但「基地」在此問題上相對謹慎。塔克菲爾是指將某人或某個群體判定為異教徒或叛教者。
不過，在薩拉菲主義思想中，塔克菲爾是個頗具爭議的概念。有人指出:「塔克菲爾是一個惡魔
主流薩拉菲主義想方設法將其關入牢籠，而其他派別則千方百計使其脫離囚牢。」對「基地」而言塔克菲爾原則是一個很好的工具，為其攻擊與遠敵進行合作的穆斯林近敵賦予了學理和教義依據。
大體而言，在適用塔克菲爾原則時，「基地」的立場經歷了一個從相對謹慎到相對寬鬆的轉變過程。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基地」對叛教者的定位主要是支持遠敵的伊斯蘭政權(主要是沙特政府)及支持政府的精英人士
(包括部分士兵、烏裡瑪、教師、律師、記者等)。「９１１」事件後，「基地」話語中所涵蓋的叛教者群體明顯擴大
而且用詞變得更為寬泛、模糊。這一變化與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遭遇的鬥爭形勢密切相關
反映了「基地」對喪失避難所和支持基礎的焦慮，及由此產生的對部分普通穆斯林的怨恨。
不過，在實踐中，「基地」似乎並未顯著擴大適用塔克菲爾原則的範圍，這符合「基地」渴望得到大眾支持的戰略考慮，因為一旦大規模適用塔克菲爾原則，其結果只能導致普通穆斯林對其疏遠甚至抵抗。
事實上，據統計，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在賓拉登和扎瓦赫裡所發表的２６０份聲明中
有１/６的聲明在於說明針對平民過分使用暴力的局限和風險。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
作為恐怖組織的「基地」對疏遠普通穆斯林的警惕和擔心，以及對塑造自身行為合法性的重視。
(二)「伊斯蘭國」挑起並利用教派衝突
相較於「基地」，「伊斯蘭國」在意識形態上更為頑固、更不具妥協性，在行動戰略上則更為極端、更為殘暴。
「伊斯蘭國」也構建了一個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不過，與「基地」不同，「伊斯蘭國」世界觀中的自群體是虔誠的遜尼派穆斯林
而他群體則包括遠敵、什葉派穆斯林及受到「玷汙」的遜尼派穆斯林。換言之，「基地」試圖淡化伊斯蘭世界內部的教派衝突
「伊斯蘭國」則反其道而行之，即突出並利用這種教派衝突。至於「基地」視為首要鬥爭對象的美國、歐洲國家等遠敵，則被「伊斯蘭國」視為次要的敵人。
在建立和鞏固「哈裡發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引導下，「伊斯蘭國」自然將近敵尤其是什葉派穆斯林作為優先攻擊對象。
無論是伊拉克此前的努裡馬利基政府或當前的海德爾阿巴迪政府，還是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政府，都是什葉派主導的政權。
通過凸顯兩國的遜尼派穆斯林遭到迫害並調唆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矛盾，「伊斯蘭國」將自身塑造為「恢復哈裡發的遜尼派衛士」
以遜尼派穆斯林的保護者自居，藉機贏得遜尼派部落和穆斯林的支持，進而為其攻城略地、擴充實力奠定基礎。
利用並挑撥教派衝突和優先攻擊近敵，並不意味著「伊斯蘭國」完全無視大眾支持。
只不過在其戰略視野中，所謂的「大眾」主要是指那些承認其權威、接受其統治的遜尼派穆斯林，其涵蓋範圍比「基地」界定的大眾狹窄得多。
為追求獲得領土和鞏固哈裡發國家這一戰略目標，「伊斯蘭國」首先將進攻的矛頭指向近敵，即那些妨礙「伊斯蘭國」拓展疆域的力量
如什葉派、庫德人、雅茲迪人、猶太人、基督徒等。「伊斯蘭國」宣稱他們是叛教者，對他們展開殘酷攻擊，以擴大自身地盤。
與此同時，由於攻擊「叛教者」進而導致遜尼派面臨什葉派的報復，「伊斯蘭國」再以「遜尼派穆斯林保護者」的面貌出現，以期獲得遜尼派的支持。
「伊斯蘭國」的這種行動戰略，繼承了扎卡維處心積慮地激發和挑撥遜尼派—什葉派矛盾以推進「聖戰」事業的思路。
按照扎卡維的設想，通過攻擊什葉派並引發它們的報復，終究會使溫和遜尼派穆斯林和遜尼派部落意識到「認主獨一與聖戰」組織是他們的保護者
並認同和接受該組織的意識形態和戰略戰術。與「基地」在攻擊穆斯林時較為謹慎、並以贏得普通穆斯林的支持為第一要務截然不同
「伊斯蘭國」將激進實施沙裡亞法、不加區分地使用暴力作為主要動員手段和行動策略。
事實上，「伊斯蘭國」與激進實施沙裡亞法之間業已存在一種相互建構的關係。「伊斯蘭國」建立了「哈裡發國家」，自然需要激進實施沙裡亞法。
而只有斷然貫徹沙裡亞法，「伊斯蘭國」才能宣稱自身已是真正的「哈裡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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