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1962年的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引起了英國和美國的高度關注。為了阻止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英國麥克米倫政府和美國甘迺迪政府試圖以財政援助的方式向印度出售英制「閃電」戰鬥機，最後沒有成功。在此過程中，與美國的冷戰思維不同，英國主要致力於維護它在印度保留的以軍事和商業為核心的帝國利益以及鞏固英美關係，並且充分利用美國的冷戰意識為其帝國利益服務。英國麥克米倫政府之所以甘願冒著巨大的政治、財政與防務風險，同意優先向印度交付「閃電」戰鬥機，主要是為了避免破壞英美關係。然而，當美國的要求觸及英國的底線，即可能在經濟上危及它對外軍售的商業利益、政治上動搖其大英國協領導地位時，英國麥克米倫政府的反應表明，英美關係固然重要，但以大英國協為核心的帝國利益才是英國外交政策之基石。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及其引發的多國外交互動並不是簡單的東西方對抗事件，而是有著不局限於冷戰的更為複雜的歷史面相。其過程與結果表明，在南亞冷戰態勢升級的背景下，英國殘存的帝國影響力日漸式微。
關鍵詞 英國麥克米倫政府 蘇印關係 英印關係 米格-21戰鬥機1962年5月2日，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披露一則重要消息：印度將從蘇聯購買米格－21(MIG－21)噴氣式戰鬥機，並在蘇聯援助下批量生產。此消息一出，不僅在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而且引起英國與美國政府的密切關注。為了阻止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從1962年5月至7月，英國與美國試圖以財政援助的方式向印度出售英制「閃電」(Lightning)戰鬥機，最後沒有成功。一次看似尋常的軍購活動，為何逐漸發展為重大的外交和政治事件，其中的緣由值得深思。
關於美國和英國對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反應，學術界目前只有個別學者予以關注，而且基本側重於從南亞冷戰的視角考察美國的政策，對英國的討論相對薄弱。大衛·恩格曼(David Engerman)指出，米格－21戰鬥機交易和印度的國內政治密切相關，其背後是以國防部長克裡希納·梅農(Krishna Menon)為首的「親蘇派」與以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Morarji Desai)為首的「親西方派」的政治角力；美國的政策主要是從其南亞冷戰戰略出發，同時又與印度的國內政治緊密交織。保羅·麥加爾(Paul McGarr)比較全面地梳理了美英試圖阻止蘇印米格－21 戰鬥機交易的歷史過程，認為麥克米倫政府表面上答應甘迺迪向印度出售「閃電」戰鬥機，但「有意製造障礙」，提出要求美國增加財政援助和公開政治支持的條件，這種謹慎且保守的政策觸怒了美國。麥加爾的著述是目前僅有的探討英國對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反應的成果，但他主要著眼於英美關係，沒有擺脫冷戰的敘述框架，尤其是對一些核心問題缺乏深入討論：麥克米倫政府為何對以財政援助方式出售戰鬥機如此牴觸? 帝國利益、英美關係與南亞冷戰，英國政策背後的種種動機孰主孰次，彼此之間又是什麼關係？事實上，從英國角度來看，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並不是簡單的東西方冷戰問題，而是對它在南亞次大陸殘存的帝國利益的衝擊。從1947年南亞撤退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英國通過軍售、軍事訓練和技術援助，對印度的國防建設仍然保留著帝國時期的巨大影響力。與美國從冷戰角度看待米格交易不同，英國的反應卻是著眼於如何維護它在印度的軍事和商業利益以及鞏固英美關係。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利用英國、美國與印度的解密檔案及已刊文獻，嘗試將1962年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及其引發的英、美、印多邊外交互動，置於後殖民時代英印關係史和英國對印軍售史的視野下加以審視，以期深化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1957 年1月10日，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接替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出任英國首相。上臺後，麥克米倫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是，修復因蘇伊士運河危機而跌入谷底的英美關係，並藉此恢復英國的世界大國地位和影響力。在英美圍繞中東事務、核戰略等問題牴牾不斷、雙邊關係出現裂痕的情況下，麥克米倫政府致力於在其他國際事務上緩和與美國的關係，尤其是憑藉其大英國協領導國的身份和影響力，向美國證明它是可靠的冷戰盟友。
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是英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地區，尤其是到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後，麥克米倫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對在南亞與美國合作的重視。甘迺迪執政後，提升了印度在美國冷戰戰略中的地位，開始向它提供大規模的經濟援助，希望將它扶植為在亞洲遏制中國的主要國家。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和分擔巴基斯坦方面的政治壓力，甘迺迪非常看重與英國進行合作。英國聯邦關係部官員觀察說：「美國人似乎對我們在印度的影響力相當重視。」基於此，麥克米倫政府確立了在印度加強英美合作、聯手遏制共產主義的戰略目標。1960年初，外交部在題為《英美關係的將來》的報告中提出，充分利用英國在大英國協內的領導角色以及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進一步鞏固英美關係；從這個目標出發，要支持印度成為在亞洲「對抗中國的力量」。縱觀整個麥克米倫與甘迺迪時期，兩個案例最能說明維護英美關係在英國對印政策中的重要性：1962年10月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很大程度上是為響應美國之要求，麥克米倫政府先後向印度承諾了價值近3000萬英鎊的軍事援助；1963年11月，同樣是迫於美國的壓力，英國冒著巨大的軍事和政治風險出動戰鬥機中隊，聯合美國與印度舉行空軍演習，以達到威懾中國的目的。
那麼，英國在南亞與美國合作的資本是什麼呢? 由於1954年美巴建立軍事同盟後，巴基斯坦逐漸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向美國靠攏，英國的影響力主要集中於印度。除了政治上是印度所屬之大英國協領袖以外，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經濟方面。從印巴分治到60年代初，英國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尤其是它私營經濟最大的投資國，印度的茶業、礦業、石油加工業等主要是英國投資和控股。在1955—1956年印度進口與出口總額中，英國分別佔27%與28%，是位列第二的美國的兩倍。至1960—1961年，英國對印度的出口額雖被美國超過(英國佔比20%，美國佔比27%)，但進口額仍遠高於美國(英國佔比27%，美國佔比16%)。其次是國防領域。獨立以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國防力量直接承襲英印帝國時期的軍隊。在巴基斯坦於1954年逐步改換美制裝備後，印度的國防裝備仍然以英制為主，其陸海空三軍的軍備建設基本依靠從英國的軍購。具體而言是：陸軍主戰坦克為英制「百夫長」(Centurion)坦克；空軍主力戰鬥機「獵人」(Hunter)、「坎培拉」(Canberra)與「蚊蚋」(Gnat)等皆是英式戰鬥機；海軍則是清一色的英制軍艦。不僅如此，印度軍隊的編制、訓練、情報以及裝備維護等，都離不開英國的指導和幫助，英印海軍關係更是被印度學者形容為「同志般的感情」。概言之，英國憑藉的是它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帝國影響力。
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冷戰蔓延至南亞以來，美國與蘇聯在印度次大陸的角逐日益升級，使英國殘存的帝國影響力受到較為強烈的衝擊。就蘇聯而言，1955 年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與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互訪後，蘇印關係尤其是經濟援助和商貿往來迅速升溫。從1956年到1959年，蘇聯與印度的貿易額從每年2000萬英鎊增加至6700萬英鎊；截至1960年，蘇聯向印度提供了1.09億英鎊的經濟援助，主要集中在國營工業領域，以比萊鋼鐵廠(Bhilai Steel Plant)最具象徵意義。經濟關係的加強繼而帶動了蘇印政治、軍事與文化關係的全面發展。作為對蘇聯攻勢的回應，從第二屆艾森豪政府開始，美國逐漸加大對印度的經濟援助力度。在印度前兩個五年經濟計劃期間(1951—1961年)，美國承諾的經濟援助高達約7.5億英鎊，外加價值4.55億英鎊的糧食援助，其規模遠遠超過英國(只有0.75億英鎊) 。美國的援助主要側重於農業，它在印度製造業等私營工業中的投資亦顯著增加。
美蘇影響力的上升引起了英國的擔憂。對於美國，英國認為，美印關係加強對它的商業利益雖有好處，但要對這種趨勢保持警惕。對於蘇聯，英國則主要從兩個角度看待：一方面，在全球冷戰的總態勢下，英國亦謀求在南亞遏制共產主義，決意採取措施予以抵制，「盡一切所能維持並加強印度與西方的聯繫」；另一方面，與美國具有濃厚冷戰對抗色彩的外交不同，英國政府認為，美國人誇大了共產主義對南亞的「威脅」。在英國決策者眼中，蘇聯影響力的上升，不僅僅意味著「鐵幕」另一方的挑戰，更是對其帝國利益的威脅。
英國尤其介意的是印度在國防領域與蘇聯接近。20世紀50年代中期，由於巴基斯坦的國防力量在美國的援助下增強，尼赫魯政府決定加大軍購力度，確保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優勢。出於減輕財政負擔等考慮，印度本打算從蘇聯購買價格更便宜、交付更快的伊爾－28(IL－28)轟炸機。此舉引起英國的高度重視。經艾登政府干預和施壓，英國在飛機價格、交付時間等方面做出巨大讓步，最終換來尼赫魯放棄伊爾－28，選擇了英制「坎培拉」轟炸機。60年代初，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作為對中印邊界領土爭端升級的回應，印度政府著手鞏固北部邊境的防務，舉措之一便是從蘇聯購買米－4(MI－4)直升機與安－12(AN－12)運輸機。麥克米倫政府也曾考慮以英制飛機予以阻止，由於無法在價格和交付進度上同蘇聯競爭，加之直升機與運輸機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並不突出，英國最後採取了容忍的態度。與蘇聯的兩次軍購接觸表明，印度在國防領域已有和英國拉開距離的苗頭。隨著美國和蘇聯影響力上升，尼赫魯等印度領導人對英國「心理上的依賴逐漸下降」，致使印度的軍購更多著眼於自身政治、防務與經濟等更為現實的需求，而不再完全執念於與英國特殊的歷史聯繫。
英國對印度離心趨向的反應則表明，它顯然不甘心任其發展。在英國領導人眼中，印度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尤其是戰鬥機，具有戰略、軍事和經濟等多方面的意義：首先，蘇聯可藉此向印度國防「滲透」，繼而全面擴大其影響力。這當中既有遏制蘇聯的冷戰考量，也是為了維護英印空軍的特殊關係。其次，它對英國的商業利益構成衝擊。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印度都是英國飛機出口(包括軍用和民用)「最重要的市場」。1958—1961年，英國對印度軍用飛機出口額高達5600萬英鎊，佔其出口總額的20%。為此，英國官員稱印度為飛機工業的「最佳顧客」。由此來看，具有多重重要意義的軍售，可以說是後殖民時代英國在印度保留的帝國利益的象徵。
綜上所述，及至麥克米倫時期，英國在印度的總體目標雖包含遏制蘇聯的冷戰意識，但它更關心如何維護殖民時期保留下來的以軍事和商業為核心的帝國利益，並以此為依託，保持與美國在南亞事務上的密切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帝國利益與英美關係相輔相成：一方面，英印特殊的歷史聯繫是英國對美國南亞政策施加影響的政治資本，藉此表明它是美國在南亞遏制共產主義的可靠冷戰盟友，進而實現修復和鞏固英美關係的政治目標；另一方面，得益於美國對英國在其南亞冷戰戰略中的重視，英國能利用美國的財政資源，最大程度地維護它在印度的帝國利益。然而，這兩大目標之間並非總是協調一致。迎合美國的冷戰要求，有時意味著英國必須犧牲自身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利益。但是，當美國的要求觸及其底線時，英國的政策選擇表明，以大英國協為核心的帝國利益才是其外交政策之基石。1962年的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以及麥克米倫政府的反應便證明了這點。
從之前印度與蘇聯的兩次接觸可見， 1962年的米格－21戰鬥機交易並非偶發事件，只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印度試圖擺脫英帝國並向兩個超級大國靠攏的延續。問題在於， 20世紀60年代初的印度空軍實際上並不弱小，是「印度洋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何尼赫魯政府要在1962年購買超音速戰鬥機? 又為何選擇蘇聯的米格－21戰鬥機？
已有史料表明，這一決定與印度對威脅和戰略環境的判斷有密切的關係。1961年，美國政府根據軍事援助協定，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兩個中隊的F－104超音速戰鬥機，引起尼赫魯政府的擔憂。它認為，F－104使巴基斯坦空軍獲得對印度的「絕對優勢」，若聽之任之，那便是「愚蠢的」。為此，國防部和軍方要求，印度必須擁有自己的超音速戰鬥機。同一時期，中印邊界爭端從政治爭論升級為軍事衝突，強化了尼赫魯政府的安全焦慮，使它斷定，印度的戰略環境已經發生變化，隨時面臨「來自中國未知的威脅」，故而需要採取措施鞏固北部邊界的防務。20世紀60年代初的世界空軍主要有美國的F－104、法國的「幻影」Ⅲ(Mirage Ⅲ)、蘇聯的米格－21以及英國的「閃電」等幾大超音速戰鬥機型，米格－21戰鬥機之所以受到印度的青睞，既有軍事和財政方面的考慮，同時也有政治原因。在印度領導人心中，購買戰鬥機主要看重的不是制式裝備標準化等技術因素，而是價格、交付進度以及能否仿製。國防部對各型戰鬥機進行比較後認為，米格－21戰鬥機具備兩大優勢：第一，價格便宜，可使用盧比支付，能最大限度減輕軍購帶來的財政壓力；第二，較之西方的尖端戰鬥機，米格－21戰鬥機構造相對簡單，印度更容易仿製，而且蘇聯同意它在國內大批量生產，並供應零配件。國防部長梅農尤其強調發展軍工業和提高武器裝備自給自足能力的重要性，能夠在許可證下仿製的蘇制裝備無疑成為他的首選。基於此，他極力主張購買米格－21戰鬥機並發展同蘇聯的軍事關係。與之針鋒相對的是，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駐美大使B．K．尼赫魯(B．K．Nehru) 等親西方的高層官員則試圖阻止米格交易，要求從美國採購軍事裝備，軍方將領也對米格－21戰鬥機的性能和貿然更換制式裝備提出質疑。然而，憑藉與尼赫魯的親密關係和高壓政治手段，梅農比較順利地主導並推動著米格交易的進行。此外，在中蘇關係破裂以及中印關係因邊界爭端而趨於惡化的背景下，選擇米格－21戰鬥機還有分裂中蘇的政治考量。印度官員強調，購買米格戰鬥機在「政治上有利於和中國對抗」。以上可見，印度與蘇聯的米格－21戰鬥機交易，並不像尼赫魯所言只是「純粹的商業買賣」，而是帶有較為濃厚的政治意味。無論印度出於什麼動機購買米格－21戰鬥機，在全球冷戰的總體態勢下，任何與「鐵幕」另一方的接觸都可能被西方視為有倒向對立陣營的嫌疑，更何況是具有重要政治、軍事與技術意義的超音速戰鬥機。正由於此，尼赫魯沒有料到的是，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談判經媒體披露後，不僅在西方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而且引起英國和美國政府的高度關注，逐漸演變為一起被西方賦予重大政治意義的外交事件。
面對蘇聯的再次挑戰，英國自然不會無動於衷。與1956年的伊爾－28轟炸機交易事件類似，麥克米倫政府對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初始反應雖有冷戰考量，但更關心如何維護它在印度的軍事和政治利益。首先，鑑於印度空軍使用的大部分是英制武器，英國擔心蘇聯利用與印度軍方接觸的機會，竊取其軍事裝備尤其是電子設備的情報，而英國通常「不允許擁有『秘密』(Secret)級別情報權限的人員前往『鐵幕』另一邊」。其次，英國更在意的是，作為大英國協領袖以及印度國防裝備的主要供應國，它理應享有「知情權」。尼赫魯曾在1956年向艾登首相保證，若印度有意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將「和英國商討」。顯然，他並沒有說到做到。獲悉消息後，麥克米倫致信尼赫魯，提醒他注意「1956 年的承諾」。當印度外交部秘書長Ｒ．K．尼赫魯(R．K．Nehru)向英國駐印高級專員戈爾·布思(Paul Gore-Booth)表示，所謂「商討」(consultation)，只是指「解釋印度決定的原因」，後者當即提出異議，強調它意味著「大英國協國家在決定之前應當提醒英國，而不是在決定之後通知」。顯然，在麥克米倫政府眼中，印度從蘇聯購買戰鬥機首先是對英印特殊政治與軍事關係的撼動。只不過，由於所涉米格戰鬥機數量很少(只有6 架)，英國最初的基本態度是先「摸清情況」，而不是「強烈抗議」，更沒有在第一時間研究如何阻止米格交易。
與英國起初相對克制的反應不同，在大西洋彼岸，美國甘迺迪政府率先對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做出強烈反應，並對它賦予了東西方冷戰的政治意義。1962年5月8日，美國駐印大使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向印度外交部遞交照會，對印度有意購買蘇式米格－21戰鬥機表示「嚴重關切」，因為「這看起來是美國支持印度的民用經濟，使得蘇聯加強了軍事地位」。他向國防部長梅農指出，印度以盧比購買戰鬥機，其性質等同於軍事援助；美國不能允許印度既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又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更重要的是，甘迺迪政府是從長遠的戰略和政治影響來看待米格交易，擔心印度整個空軍武器系統轉向蘇聯模式後，政治上亦倒向東方陣營。源於上述擔憂，美國決意阻止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要實現此目標，只有以對等條件向印度出售西方的超音速戰鬥機。為此，加爾布雷斯向國務院提出兩種對策：第一，由美國直接出售F－104戰鬥機；第二，由印度的傳統裝備供應國——英國出售「閃電」戰鬥機。兩種方式都允許印度以優惠價格使用盧比支付，並達成生產許可證協議。
政治顧慮使甘迺迪政府放棄了第一種方式。美國決策者擔心，直接向印度供應F－104戰鬥機不僅將惹怒巴基斯坦，進而影響到它在當地的情報設施，國會也極可能以此為由削減對中立國家的援助計劃。有鑑於此，美國認為第二種方式更為可行。在這個背景下，甘迺迪總統於1962年6月2日致信麥克米倫首相，請英國以「讓印度人滿意的條件」出售「閃電」戰鬥機。甘迺迪在信中強調，他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並且深知麥克米倫政府的財政顧慮，承諾願助英國一臂之力。
甘迺迪的來信與提出的要求，強化了英國對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重視。如前所述，麥克米倫政府在南亞的戰略目標之一是，憑藉它作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和主要武器供應國的帝國影響力，在南亞冷戰事務上保持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即便對美國的許多政策持有異議，但麥克米倫在回應時都極其謹慎，一般不會貿然反對。其實，對於甘迺迪強調的米格－21戰鬥機交易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英國政府不以為然，認為美國人誇大了它對印度「政治傾向」轉變造成的影響，但鑑於甘迺迪對印度賦予的戰略意義及其對米格交易的重視，所以即使存在風險，也要盡全力配合。外交部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要避免給美國人造成我們沒有盡力幫忙的印象……如此可以讓美國人放心，認為我們仍然在努力設法阻止印度購買俄國飛機。」戈爾·布思在給副手貝爾徹(R．H．Belcher)的信中寫道：「……最開始，沒有人對此事特別感興趣，直到甘迺迪總統來信……一旦總統插手，便無法再拒絕。現在有一個『米格委員會』，每個人都被甘迺迪總統的信所觸動，非常想幫忙，雖然後果仍舊令人擔憂。」
除了避免破壞英美關係的政治考慮之外，從維護其帝國利益的立場出發，英國也有充分理由希望能阻止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首先，英國雖不像美國那樣對米格交易本身賦予濃厚的冷戰意味，但部分官員還是擔心，印度可能在國防領域與英國脫離而轉向蘇聯。戈爾·布思向倫敦指出，米格交易的短期後果「雖不等於世界末日」，但從長遠來看，到裝備更新換代之時，印度空軍可能從英制裝備全面轉向蘇制裝備和技術，而且不排除印度的「傾向和行為」因此發生變化。其次，米格－21戰鬥機交易是對英國商業利益的打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對印度的飛機出口或因此減少，航空部積極遊說首相和其他部門支持出售「閃電」；第二，若美國國會削減經濟援助而導致印度經濟狀況惡化，也不利於英國的商業利益。
儘管有諸多響應美國建議的理由，但難以規避的政治障礙和防務困境使英國領導人對出售「閃電」戰鬥機持保留態度。就政治影響而言，麥克米倫政府有些投鼠忌器，對巴基斯坦的反應心存顧慮。於英國而言，巴基斯坦不僅是它在「中央條約組織」(CENTO)與「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內的軍事盟友，而且是大英國協成員，出售「閃電」很可能導致英巴關係「急劇惡化」。英國駐巴基斯坦高級專員莫裡斯·詹姆斯(Morrice James)提醒倫敦說，巴基斯坦將「情緒化地」而不是「理性地」看待西方向印度供應超音速戰鬥機，它對西方「盲目支持印度」由來已久的不滿或因此爆發。
從防務角度考慮，出售「閃電」遭到國防部的強烈抵制。此時英國可出售的「閃電」飛機有兩種。型號：Mk.1型和Mk.2型。Mk.1型為正在皇家空軍服役的裝備，但即將退役，國防部斷定印度不會接受；Mk.2型是下一階段主要戰鬥機型，飛機製造公司原計劃分批交付皇家空軍。問題是，由於產能不足，如果將這批戰鬥機交付印度，皇家空軍就不得不推遲裝備的更新換代，英國自身的防務建設將因此滯後。軍方強調，對前線空軍力量的半點削弱都是「不可接受的」。麥克米倫政府也意識到，就性能和價格而言，「閃電」不具備很強的競爭力。
在研究能否出售「閃電」的過程中，麥克米倫政府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即如何確保印度空軍對英國的戰鬥機形成長期依賴。換句話說，英國的關注焦點不在米格交易本身，而是印度下一代戰鬥機能否繼續採用英制發動機，進而保障它在印度空軍和軍用飛機市場的長遠利益，而即便印度購買了「閃電」，也不足以實現這個目標。英國官員推測，印度之所以購買米格－21戰鬥機，與它陷入瓶頸的「風神」(HF－24)超音速戰鬥機研發項目有關。「風神」項目啟動於1956年，最初使用的是英國布裡斯託公司研發、受美國財政支持的「奧菲斯12(Orpheus 12)」型發動機，後來由於美國取消援助，尼赫魯政府承受不起300萬英鎊的研發費用，致使項目擱置不前。在此背景下，印度嘗試改換蘇聯的ＲD－9F型發動機。在米格交易談判進行的同時，印度也試圖尋求蘇聯對「風神」戰鬥機發動機的研發援助。與購買戰鬥機成品機相比，英國更擔心印度引進並批量生產蘇聯的軍用發動機。若如此，不僅會削弱它對印度軍隊的影響力，而且將使印度飛機工業最核心的技術被蘇聯主導。聯邦關係部認為，這甚至要比巴基斯坦的抗議還要嚴重，即便以英巴關係進一步惡化為代價，也要阻止這種後果。所以，在麥克米倫政府看來，阻遏蘇聯最好的對策不是出售戰鬥機，而是繼續支持印度研發因為財政原因而停產的「奧菲斯12」型發動機，並且由美國提供相應的財政援助。若能如此，即便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那也無關緊要。簡而言之，英國的目標是要釜底抽薪，從源頭上阻止蘇聯對印度國防和工業領域的「滲透」。基於以上考慮，在給甘迺迪的覆信中，麥克米倫以產能和防務等原因為藉口，告知出售「閃電」的種種困難，反而向甘迺迪建議，希望美國為「奧菲斯12」型發動機研發提供75%的財政支持，英國便可與印度達成研發協議，進而阻止蘇聯「在印度的工業和技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關於「奧菲斯12」型發動機的討論表明，與美國從東西方冷戰角度看待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不同，英國的目標則主要是既希望維護英美關係，又想要保護其帝國利益，而且它充分利用了美國的冷戰意識，以最大程度地為其帝國利益服務。
鑑於英國婉拒了美國的要求，甘迺迪政府一度試圖說服法國向印度出售「幻影」戰鬥機。法國軍工業此時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機，並委派代理人在新德裡進行活動。然而，法國政府雖肯定阻止印度購買蘇式戰鬥機的重要性，但只願意以一般性商業交易出售「幻影」，不同意印度以盧比或特惠條件購買。在這種情況下，甘迺迪不得不回過頭再次請求英國的協助。
前文已述，米格－21戰鬥機交易是在國防部長梅農的推動下進行的，而他又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大力支持。以特惠價格出售戰鬥機等武器裝備，是冷戰時期蘇聯向第三世界國家投射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具體到印度，除了與西方競爭的目的之外，蘇聯主要希望藉此鞏固梅農等「親蘇派」官員的地位，進而提升它對印度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為實現此目標，在兜售米格戰鬥機的同時，莫斯科向駐新德裡情報部門發出指示，「採取積極行動鞏固梅農在印度的地位和個人聲望」。
蘇聯的行動以及對梅農由來已久的反感，強化了甘迺迪政府給米格－21戰鬥機交易賦予的冷戰意義。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就懷疑梅農有「共產主義傾向」，再加上他在殖民問題等國際事務上屢次和西方唱反調，加深了美國領導人對他的敵視。這種看法到了甘迺迪時期進一步強化。借用學者保羅·麥加爾的說法，英美決策者經常將梅農的「惡劣影響」認定為印度與西方的矛盾根源。基於以上認識，即便種種跡象顯示，印度接受西方戰鬥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甘迺迪政府仍不願就此作罷，其外交政策與策略逐漸從扼殺米格交易轉向針對以梅農為首的「親蘇集團」，重點宣示西方作為「替代性選擇」的冷戰意義。美國決策者堅信，米格交易是梅農「力量的檢驗」，而且「近乎成功」；英美的目的不是要印度接受「閃電」飛機，而是要給出代表西方同蘇聯競爭的「破壞性機會」(spoiling offer)，加強印度政府內親西方、反對米格交易的政治力量；即便尼赫魯最後執意購買米格，相應的政治後果將會由梅農承擔。為說動英國，甘迺迪一方面答應為「奧菲斯12」型發動機研發提供財政援助，另一方面則指出它不足以實現西方的冷戰目標，反覆強調「能與米格匹敵」的西方超音速戰鬥機所象徵的政治意義。他甚至提出，願意為填補英國的防務缺口提供任何「合理限度內的幫助」。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政治意味因此愈加濃厚。
面對甘迺迪如此堅決的態度，英國不得不再次研究出售「閃電」戰鬥機的可能性。1962年6月12日，在由首相麥克米倫、聯邦關係大臣鄧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與國防大臣哈羅德·沃特金森(Harold Watkinson)召開的會議上，英國領導人最終屈從於甘迺迪的壓力，並接受了美國對米格交易性質的判斷，認為它具有「極其重大的政治意義」。為此，皇家空軍可以推遲列裝「閃電」Mk.2型戰鬥機。可以說，為了配合美國的冷戰目標，英國已是讓步到極致。
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即使英國願意犧牲自身防務，優先向印度交付「閃電」戰鬥機，但要想與蘇聯競爭，必然得通過財政援助等特惠方式，才有可能滿足印度的要求。然而，在財政援助比例問題上，麥克米倫與甘迺迪遲遲沒有形成一致意見：英國估算，出售一個中隊(12架)的「閃電」戰鬥機以及相應輔助裝備的價格大約是1020萬英鎊，它希望美國不僅承擔戰鬥機全部或者至少75%的費用，並且按照之前所商定，為研發「奧菲斯12」型發動機提供75%的財政支持；美國雖然同意後者，但只願擔負戰鬥機中隊一半的財政支出。
麥克米倫政府很清楚，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飛機的性能和價格，而是支付方式。具體而言，英國要麼和蘇聯一樣允許印度以盧比支付，要麼直接將飛機送給印度。但無論哪種方式，都是麥克米倫政府極其牴觸的，因為這不僅不能帶來實際的經濟收益，而且有違英國對大英國協軍售政策的基本原則。
就經濟利益而言，以凍結盧比結算的方式遭到財政部的堅決反對。如果根據甘迺迪的提議，意味著英國必須承擔大約500萬英鎊的財政支出，並且同意印度以凍結盧比支付。麥克米倫政府的基本設想是：鑑於英國每年在印度有大約125萬英鎊的政府支出，主要用於駐印高級專員公署辦公和生活等各類費用；英印可達成政府間協議，印度以凍結盧比購買戰鬥機，並且允許英國使用所獲盧比逐年衝抵這筆政府開支。然而財政部指出，對於印度而言，這種交易等於失去一筆外匯收入，它顯然不會做這種「沒有吸引力」的買賣。因此，以凍結盧比支付無法給英國帶來任何實際收益。
更為重要的顧慮是，以凍結盧比結算將開啟一個「危險的先例」，即通過政府補貼出售或贈送戰鬥機。英國對大英國協和其他國家的武器出口，一直堅持外匯結算，拒絕購買國以當地貨幣支付或提供特惠貸款。在南亞次大陸，英國尤其注重對印度和巴基斯坦武器供應的政策平衡，「一般不借用或贈送裝備給任何一方，但他們可以自由購買」。麥克米倫政府擔心，如果允許印度以盧比購買戰鬥機而拒絕給其他大英國協成員和盟友同等的優惠待遇，其負面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經濟上將打擊英國的武器出口政策；政治上破壞它與大英國協成員尤其是巴基斯坦的關係。財政大臣向首相指出，問題核心不在於英國能否承受「閃電」交易本身的財政支出，而是這種交易將成為「一項危險的、代價巨大的新政策」。
不僅財政部強烈反對，就連麥克米倫首相本人，也對以財政援助的方式出售「閃電」戰鬥機心存疑慮。在與甘迺迪的數次通信中，麥克米倫的想法一度有所倒退，只願討論「奧菲斯12」型發動機的研發，刻意迴避出售「閃電」戰鬥機的問題。他還專門授意聯邦關係大臣桑迪斯，不要和尼赫魯討論財政問題。麥克米倫1962年6月19日的日記充分表明，他從心底反對這筆交易。日記寫道：「難處在於，我們承受不起給印度價值500萬英鎊的戰鬥機，後面還要給更多。他們也付不起，因為他們沒有錢……美國人將支付(或者借)一半。即便如此，我們也真的不能這麼做。此外，給印度這種禮物將會惹怒巴基斯坦人。」
英國的政策至此陷入困境：一方面，阻止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既符合它的冷戰目標，又有鞏固英美關係的政治意義，而且美國承諾援助「奧菲斯」發動機研發的商業利益誘惑亦是不菲；另一方面，就帝國政策而言，通過財政援助出售軍用飛機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這是英國極力想要規避的。再加上甘迺迪只是籠統承諾將增加美國財政援助的比例，沒有告知明確方案，在這種情況下，麥克米倫政府內部的抵制態度更加堅決。
在圍繞出售「閃電」戰鬥機的財政援助問題密切互動的同時，英國與美國還分別通過不同渠道和方式向尼赫魯政府施壓，要求印度延緩米格－21戰鬥機交易，至少給西方一個競爭的機會。
就美國而言，甘迺迪政府採取了「胡蘿蔔加大棒」的兩手策略。美國領導人一方面承諾，以盧比向印度出售9架C－130運輸機，助其加強北部邊境的防務；另一方面又向印度領導人暗示，米格交易將導致國會大規模削減經濟援助。不過，出於對美巴關係的顧慮，美國大多數時候處於「幕後」，將勸阻的任務交給了英國。
與美國不同，英國沒有試圖以經濟援助為籌碼迫使印度就範。這主要是因為，英國的經濟援助規模遠不及美國，無法轉化成政治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英國對它的年均出口額超過1億英鎊，私企投資更是高達數億英鎊。麥克米倫政府擔心，若印度的收支狀況因援助減少而進一步惡化，最終傷及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
英國更多憑藉的是殖民時代建立並延續下來的特殊聯繫來勸阻印度。尼赫魯政府購買米格戰鬥機的消息，引起了曾經的印度總督、此時已是英國國防參謀長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的注意。在1956年的伊爾－28交易事件中，蒙巴頓的介入是促使尼赫魯放棄蘇式轟炸機的原因之一。同樣的歷史再次上演。獲悉米格交易的消息後，蒙巴頓感到相當意外，他在給尼赫魯的妹妹潘迪特夫人(Vijaya Lakshmi Pandit)的信中以驚訝的口吻寫道：「發生了什麼? 這是多麼令人沮喪。」1962年6月14日，蒙巴頓給尼赫魯寫了一封「曉之以情」的信，懇請他三思而行。信中寫道：「如果你現在購買俄國的飛機和發動機，我想這是一件非常令人傷心的事。我個人擔心，我們兩國在國防領域非常珍貴的聯繫將會終結，因為我們怎麼能把最新機密提供給一個必然會有越來越多俄國技術人員的國家呢？」信的最後，蒙巴頓請求說：「但願你現在挽救局勢還不算太晚」。
蒙巴頓去信第二天，英國聯邦關係大臣桑迪斯親赴新德裡，打算當面勸止尼赫魯。會談過程表明，桑迪斯與尼赫魯的談話進行得非常艱難。桑迪斯強調兩點：第一，印度政府在米格交易上「不夠坦白」，英國與印度軍隊之間的特殊關係，使它有權力要求更多的「重視」和「信任」；第二，蘇聯進入印度國防系統將給英印軍事合作蒙上陰影。桑迪斯要求，印度應該給西方一個同蘇聯競爭的機會。會談氣氛一度非常尷尬。他在給首相的電報中如是描述：「尼赫魯顯然不願給予任何保證，沒有答話。我們注視著彼此，很久都沒有說話。」經過漫長的沉默後，尼赫魯終於勉強答應，他願意考慮英國的戰鬥機。桑迪斯據此判斷，這次會談雖不能讓尼赫魯放棄米格，但「至少得到一段短暫的喘息時間」。
與此同時，印度政府內反對米格交易的官員不失時機地配合英美。印度總統拉達克裡希南(Radhakrishnan)建議尼赫魯將米格交易暫時擱置，並得到了財政部長德賽等人的大力支持。國際與國內的聯合壓力似乎起到了效果。據拉達克裡希南向桑迪斯透露，美國和英國的反應「超出了尼赫魯的預期」，使他「很可能找一個不失顏面的臺階下」。從1962年6月底到7月初，印度政府的公開講話傳達出類似的信息。德賽在談話中告知桑迪斯，英國「不會再聽到有關米格的更多消息」。更為明確的信號來自尼赫魯本人。6月30日，尼赫魯致信麥克米倫，表示可以派代表團前往倫敦，研究「閃電」戰鬥機在技術上是否適用於印度以及能否在印度仿製。
英美的勸阻行動看似順利，實則埋藏著許多隱性的矛盾和衝突。從英印關係角度來說，桑迪斯與尼赫魯的對話不僅沒有推動英國和印度達成諒解，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不滿。雖然表面上答應暫緩米格交易，但印度對英美「多管閒事」非常反感，其官員強調，「印度擁有從它認為最合適的任何地方購買國防裝備的自由」。對於英國，尼赫魯則強烈懷疑它的動機，他在議會講話時說：「他們(英國人)是商人，想賣商品，他們賣東西肯定是為了賺錢，很容易理解的是，他們想將這個行為繼續下去，這樣才能把商品處理掉給我們。」更為重要的是，尼赫魯不願意接受英美通過軍事援助贈送的戰鬥機。反過來，桑迪斯也對蘇印接近非常惱火，返回倫敦後即考慮採取強硬措施敲打印度，甚至重新評估英印關係。讓桑迪斯憤怒的是，印度人不僅「帶頭在聯合國和裁軍大會上給英國添堵」，現在又購買米格飛機來討好蘇聯，而且「竟然還繼續在各個方面索要援助」。他在給戈爾·布思的信中寫道：「真的不能讓印度永遠以為我們的善意是理所當然的，同時總是以犧牲我們為代價來討好俄國人和非洲人」。惱羞成怒的桑迪斯一度想要以削減經濟援助來「教訓」印度，最後被其下屬和財政部勸止。
更讓英國人尷尬的是，它能對印度施加的影響力相當有限。首先，雖然尼赫魯曾私下向蒙巴頓表示，他更願意購買英國的武器裝備，但實際上，印度在物色超音速戰鬥機過程中，其政治領導人沒有對英印特殊的軍事關係表現出強烈的認同感，英國的「閃電」戰鬥機由於價格昂貴、交付周期過長而不在考慮之列。除了米格－21戰鬥機之外，部分官員和軍方反倒是更青睞美國的F－104戰鬥機和法國的「幻影」戰鬥機。其次，殘存的帝國影響力無法轉化為強大的政治話語權。儘管英國充當了美國阻止米格交易的「馬前卒」，但真正讓印度忌憚的是「美元的力量」。尼赫魯政府之所以有所猶豫，主要是擔心美國以此為由削減甚至中止它非常依賴的經濟援助，印度內閣為此「討論了很久美國的反應」。尼赫魯在寫給印度駐美大使的信中承認，美國和「部分程度」英國的反應使得購買和製造米格「非常困難」。由此可見，在美蘇圍繞印度國防建設展開激烈爭奪的態勢下，英國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弔詭之處在於，挑戰不僅僅來自「鐵幕」另一方，還有它最重要的冷戰盟友。
1962年7月7日，由空軍少將蘭詹·杜特(Ranjan Dutt)率領的印度軍方五人代表團抵達倫敦，進行了為期大約兩周的考察，其中包括一名試飛員。在此期間，代表團與英國空軍、航空部、聯邦關係部、國防部以及飛機製造商英國電氣公司舉行了數次會談，並且試飛了「閃電」戰機。然而，當印度表現出洽談意向時，麥克米倫政府的反應不冷不熱。如前所述，由於擔心打破大英國協軍售慣例，英國對以財政援助的方式出售「閃電」戰鬥機始終存疑。所以，對於和印度的會談，麥克米倫政府確立的基本原則和策略是：儘可能拖延；只談技術問題，不討論財政問題。自始至終，英國真正關心的都不是戰鬥機交易本身，而是能否確保印度下一代戰鬥機使用英制發動機，從而保證它長遠的軍事和商業利益。麥克米倫首相甚至試圖改變會談的中心議題，從對「閃電」的評估轉向重點討論「奧菲斯」發動機的研發。他指示航空部大臣，鑑於英國已經得到美國支持「奧菲斯12 型」研發「令人滿意的援助」，在會談中要重點強調「風神」戰鬥機採用「奧菲斯12」型發動機的長遠好處。這個指示既讓航空部感到為難，又讓受命只負責考察「閃電」戰鬥機性能等技術問題的印度代表無法接受。對於此次會談，通常被認為「與梅農觀點接近」的印度左翼周刊《聯繫》(Link)批評說：「英國對『閃電』的立場極其模糊」，「考察或許最終將被證明毫無意義，除了拖延米格交易。
代表團回國後，英印互動進入一個短暫的平靜期，麥克米倫政府無法獲悉印度對「閃電」的評估結果。由於試飛員對「閃電」的性能比較滿意，英國決策者根據會談情況猜測，印度對購買和仿製「閃電」以及研發「風神」都有興趣。然而，這個判斷錯了。代表團的報告否定了「閃電」戰鬥機，主要理由是：結構過於複雜，不適合在印度批量生產。隨後，尼赫魯政府即考慮派官員前往蘇聯，系統考察米格－21戰鬥機的性能和仿製條件。更重要的是，隨著與中國的邊界矛盾日趨激化，印度領導人視中國為「長期的威脅」，認為採購戰鬥機一事不能再拖。軍事需要和政治考慮加快了米格交易的談判進程。1962年7月下旬，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已是板上釘釘之事。7月23日，財政部長德賽告訴美國駐印大使，「尼赫魯出於『中國與俄國方面』的考慮，非常傾向於米格」。同一天，鋪天蓋地的媒體報導稱，「印度空軍已經明確決定購買並批量生產米格飛機」。1962年8月，印度與蘇聯正式籤署了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協定：蘇聯承諾分批交付12 架米格－21s型戰鬥機，並提供相應的技術援助、訓練和生產許可證；交易總額約400萬盧布，印度以盧比支付。
確信米格交易塵埃落定後，美國與英國對出售「閃電」戰鬥機的態度也不再積極。7月27日，美國國務院指示駐印大使，要避免過於強烈地反對米格交易，以免美國過深捲入而難以抽身。甘迺迪寫給麥克米倫的信也失去了支持出售「閃電」的熱情，轉而強調增加財政援助的種種難處。對此，英國決策者反而表現出極大的釋然。首相私人秘書德朱略塔(Philip de Zulueta)在報告中指出，美國人已經「開始退縮」，這個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在此背景下，麥克米倫致信甘迺迪表示，已無必要進一步討論「閃電」飛機的財政問題。與對出售「閃電」態度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英國仍然對「奧菲斯12」型發動機念念不忘，認為「要盡一切努力」說服美國提供財政援助，防止印度的飛機工業和空軍被蘇聯主導。至於最後結果如何，印度「風神」戰鬥機研發以及英印空軍關係走向何方，則是後話了。
1962年的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及其引發的英、美、印外交互動，在不同的敘述框架下，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面相。若以東西方冷戰的視野看待，它是美英與蘇聯在印度國防領域角逐的縮影。以往的學術研究基本都遵循此框架。如果我們將目光聚焦於另一個重要參與國——英國，便會發現這種冷戰敘事顯得過於簡單化。
麥克米倫政府對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的反應，雖有遏制蘇聯的冷戰意識，但更關心如何實現它在印度的兩大戰略目標，即維護殖民時期保留下來的帝國利益以及鞏固英美關係。在研究如何以英制「閃電」戰鬥機阻止印度購買米格－21戰鬥機的過程中，與美國的冷戰思維不同，英國主要致力於確保它在印度空軍和軍用飛機市場的長遠軍事和商業利益，並且充分利用美國的冷戰意識為其帝國利益服務。麥克米倫政府之所以甘願冒著巨大的政治、財政與防務風險，同意優先向印度交付「閃電」戰鬥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美國的冷戰目標，避免破壞英美關係。但是，它並不會一味地逢迎美國。當甘迺迪的要求觸及其底線，即可能在經濟上危及它對外軍售的商業利益、政治上動搖其大英國協領導地位時，麥克米倫政府的反應表明，英美關係固然重要，但以大英國協為核心的帝國利益才是英國外交政策之基石。由此觀之， 1962年英美阻止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並不是簡單的東西方冷戰事件，而是有著更為複雜的歷史面相。
從後殖民時代英印關係的視角來看，蘇印米格－21戰鬥機交易及其引發的多國外交互動還表明，在美蘇南亞角逐的背景下，英國殘存的帝國影響力日漸式微。無論尼赫魯政府出於何種動機購買米格－21戰鬥機，它都反映出印度在具有重要意義的超音速戰鬥機領域開始和蘇聯接觸，逐步與英國拉開距離，就連英國最為倚重的冷戰盟友也在無形之中衝擊著它在南亞次大陸的地位。對此，英國官員感慨道：「嚴格就實力和金錢而言，我們現在只是眾多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而且不是最有影響的」；「如果印度想要儘快得到某些重要的東西，最先去的不是英國，而是美國或者俄國。」20世紀60年代南亞冷戰態勢升級以及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動，使上述趨勢進一步明朗化。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受軍事失敗的刺激，尼赫魯政府決心加快國防現代化進程，將國家的戰略重心由經濟向國防轉移，並開始向美國、英國、蘇聯等國家尋求大規模的軍事援助。由於財政實力有限以及大英國協的政治束縛，英國無法在軍援規模上同美蘇競爭，不得不將曾經對印度國防建設的主導性影響力拱手相讓，最終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迎來「第二次帝國撤退」。
本文作者劉恆，雲南大學政治學博士後、國際關係研究院/印度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原文載《世界歷史》2020年第4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公眾號：世界歷史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