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2月4日，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也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
對於本次試驗，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傷害不高，侮辱性極強。其國際政治意義遠遠大於軍事意義。因為目前技術條件下，在戰略核武器領域，矛的威懾力還遠遠大於盾，尤其是對美俄這樣的核超級大國來說更是如此。（下面編譯的這篇文章，來自一位美國軍控領域專家。他對美國的飛彈防禦計劃及其核軍控策略進行了專業和詳盡的分析。總體而言，中國目前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已經基本與美俄處於同一階段，因此這也可以成為我們側面了解中國飛彈防禦問題的一面鏡子）
回顧拜登政府上臺幾周來的情況，我們會發現，他對中國採取了冷處理加「適度敲打」的策略。一方面，他與全球幾乎所有重要國家領導人都通了氣，每次談話都提及防備與遏制中國，一副藍星大統領的氣勢；另一方面，他故意不直接與「對等對手」中國公開溝通，擺出一副無視的樣子，這在國際政治上就是一種侮辱。
更令人氣憤的是，中方幾次向美方喊話，釋放出善意，等來的卻是航母戰鬥群進南海、軍機闖臺灣和軍艦穿越臺灣海峽。就在前極天，美國戰略司令部的司令官還倒打一耙，發出了核戰爭威脅。在這種局勢下，中國軍方進行此次試驗，正如之前蓋茲訪華期間試飛殲20，都是十分精準的軍事外交手段。
有意思的是，就在試驗成功不久之後，拜登發表了他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講，談到「要在保障美國經濟利益和智慧財產權基礎上加強與中國合作」。國內大部分媒體的具體報導口徑如此，但事實上拜登講話原文絕非如此溫和。美國的對華政策歸根結底還是遏制，主要訴求也無非是讓中國繼續當肥豬被割肉（保障美國經濟利益），不要長出鱗與爪（智慧財產權問題，實質是要鎖死中國的高新技術發展）。
中國趕在他演講之前進行試驗，本身就是一個姿態，有理有利有節，釋放的信號也十分清晰：談，大門敞開，打，隨時奉陪。
既然你假裝聽不懂聽不見「人話」，那麼，
且聽龍吟！
原文編譯：
華盛頓已經達成共識，下一次與莫斯科的核軍控談判應該以限制美國和俄羅斯的所有核武器為目標，而不僅僅是已經部署的戰略核武器。
這將引發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莫斯科可能會堅持認為，只有華盛頓首先解決俄羅斯關心的問題，特別是飛彈防禦問題，它才會把非戰略核武器問題擺上談判桌。如果真是這樣，拜登政府就應該考慮，限制包括非戰略核武器在內的所有核武器帶給美國及其盟國的安全利益，是否足以成為接受對美國飛彈防禦計劃進行一些限制的理由。
華盛頓完全有理由考慮進行這樣的權衡。拒絕討論飛彈防禦問題，可能意味著放棄對非戰略核武器的限制，並為其他國家增加戰略進攻力量提供動力。
一、應該讓條約覆蓋美國和俄羅斯的全部核彈頭
新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規定，美國和俄羅斯在已部署洲際彈道飛彈（ICBM）和潛射彈道飛彈（SLBM）上裝載的核彈頭數量不得超過1550枚。每架已部署的具有攜帶核武器能力的轟炸機都被列為一枚已部署核彈頭。
條約對未部署的戰略武器上的核彈頭或任何非戰略武器上的核彈頭（不管是已部署或未部署）沒有加以限制。這些彈頭合計佔美國和俄羅斯現有核彈頭庫存的60%至65%。
歐巴馬總統在2010年4月籤署該條約時提議，美俄下一次談判應該涵蓋兩國所有核彈頭。參議院批准《條約》的決議呼籲美國談判代表尋求在下一次談判中加入非戰略核武器。十年後，川普政府又重新提出了這個想法。
二、飛彈防禦問題和限制非戰略核武器的關係
從1972年到2002年，《限制反彈道飛彈系統條約》限制了美國和蘇聯（後來的俄羅斯）防禦洲際彈道飛彈和潛射彈道飛彈的攻擊。
根據1974年的一項修正協議，《反導條約》允許雙方在一個部署區內發射不超過100枚反導攔截彈。這樣的限制意味著雙方都有信心，即使在遭到對方的首輪核打擊之後，其報復性核打擊也能壓倒對方有限的反導系統並摧毀對方。這是確保相互毀滅戰略（恐怖核平衡）的基石。
美國總統對此是有意見的。隆納·雷根在1983年發起了戰略防禦計劃，試圖為美國提供幾乎完全的保護，以抵禦任何規模的彈道飛彈攻擊。隨著技術發展遇到瓶頸、成本快速增長以及國會支持的動搖，美國的雄心壯志變得不那麼全面。小布希政府採取的目標是防禦朝鮮等不友好國家可能發動的有限彈道飛彈攻擊。
2002年，小布希政府退出了《反導條約》，並發展了地面中段防禦系統（GMD）。第一批陸基攔截器（GBI）部署於2004年，比任何不友好國家對美國形成核威脅都要早十多年。如今，有44個GBI部署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亞州，並且計劃在十年內再部署20個GBI。
俄羅斯擁有一個龐大而多樣化的非戰略核武器庫，但對談判限制這些武器的問題興趣不大。另一方面，俄羅斯官員對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表示了極大的擔憂。
2020年10月，川普政府成功讓俄羅斯人討論能不能對所有級別的核武器進行為期一年的不加限定的凍結。然而，美俄之間未能達成交易。美國官員希望能夠對凍結情況進行核查，而俄羅斯拒絕同意這一要求。
如果莫斯科願意接受凍結所有核武器，預示著願意談判一項涵蓋所有核武器的可核查協議，期限為10至15年，那將是一個積極的事態發展。但俄羅斯官員沒有這樣說。一些專家認為，俄羅斯已經開發出一系列系統來擊敗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不再擔心美國的飛彈防禦能力，因此可能會同意這樣的談判。然而，大多數人認為，如果就限制所有核武器進行談判，莫斯科將堅持限制美國的飛彈防禦能力。
如果後一種觀點是正確的，那麼不限制飛彈防禦的一個潛在代價就是俄羅斯將繼續拒絕就非戰略核武器進行談判。這將事實上使俄羅斯（和美國）的大部分核武器不受限制。
三、飛彈防禦計劃的其他影響
美國的飛彈防禦計劃可能會產生其他影響。為了對美國進行充分的核威懾（嚇阻），俄羅斯和中國始終尋求保持將美國境內目標置於危險境地的能力，特別是力求在遭受到美國首輪核打擊之後繼續保持足夠的核反擊能力。儘管目前的GBI可能並沒有那麼有效，但潛在的對手必須假設美國未來的飛彈攔截系統可能更有效，數量也更多。
五角大樓一再表示，它將主要依靠核威懾來阻止俄羅斯或中國攻擊美國，同時將飛彈防禦重點放在對付朝鮮等不友好國家上。但莫斯科和北京肯定已經注意到，美國的政策發生了變化。美國不僅退出了反導條約，而且在國會立法中表達與這些表態不一致的政策。1999年的《飛彈防禦法案》確立了「防禦美國領土免受有限彈道飛彈攻擊」的目標，而2017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則表示，美國將尋求「維持和改進一個能夠防禦美國本土及其盟國的有效、強大的分層飛彈防禦系統，以應對不斷發展和日益複雜的彈道飛彈威脅。」國會隨後放棄了這一措辭，以與川普政府在飛彈防禦問題上的觀點保持一致。該觀點指出，飛彈防禦旨在保護祖國「免受不友好國家的進攻性飛彈威脅」。這一改變似乎並未緩解莫斯科和北京的擔憂。
俄羅斯軍方已經對美國部署GMD進行了反擊。除了蘇聯和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研製的誘餌彈頭外，俄羅斯還開發了Avangaard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在被送入太空後，Avangaard俯衝下來，沿著高層大氣「滑行」，使得跟蹤變得更加困難。這種武器已經開始部署，儘管數量還很少。2018年，弗拉基米爾·普京還公布了其他旨在擊破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武器系統。
中國近年來實現了戰略核力量的現代化，並適度擴大了戰略核力量。國家情報總監在2019年的評估中指出，中國實施戰略力量現代化計劃的動機是「通過提供第二次打擊能力和克服飛彈防禦的方法，確保中國戰略威懾的可行性」
不同意限制飛彈防禦可能意味著俄羅斯對非戰略核武器沒有限制，也會推動其他國家擴大其戰略核武庫的規模，以壓倒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中國部署的戰略武器和核彈頭數量比俄羅斯少得多。在最壞的情況下，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與中國（以及俄羅斯，如果它離開《條約》）的關係類似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美蘇對峙。當時，美國和蘇聯在持續擴大洲際彈道飛彈和潛射彈道飛彈部隊的同時繼續推進飛彈防禦，部分是為了克服對方的飛彈防禦。這種行動-反應—反「反應」的軍備邏輯，使這些國家走上了一條在戰略攻防上花費越來越多而在安全方面卻沒有實際收穫的道路。他們通過締結《反導條約》離開了這條危險的軌道。
美國目前的飛彈防禦計劃設想到2030年部署不超過64個GBI。美俄之間的一項協議規定，雙方只能部署100以內的GBI或類似攔截設施以防禦洲際彈道飛彈和潛射彈道飛彈。這使得美國可以保持一些對部分不友好國家的飛彈防禦能力。這一限制將使美國的飛彈防禦能力低到足以保證俄羅斯和中國不會為此而進行針對性的戰略核力量提升。當然，《反導協議》是有時效性的，這一點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類似。
四、目前防禦一方處於下風
考慮限制飛彈防禦的另一個原因是，目前這些防禦手段似乎沒有預想中那麼有效。攔截來襲的洲際彈道飛彈或潛射彈道飛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相對較小的彈頭以每秒6到8公裡的速度飛行。GBI試圖通過發射一枚使用紅外導引頭的大氣層外殺傷彈與目標相撞來摧毀它。到目前為止，GBI針對單個目標的「高度腳本化」測試（意為一切都按照劇本表演的非實戰化測試）中實現了55%的成功率。2019年，美國飛彈防禦局（Missile Defense Agency）在斷定不符合要求後，取消了一項重新設計殺傷彈的計劃。2020年，國家飛彈防禦局重新提出建造下一代飛彈攔截系統的建議。十年之內，新的攔截系統都不可能投入使用。
目前的44個GBI提供了一些防範不友好國家核攻擊的保護，但考慮一下以下場景，即某國向西雅圖發射了一枚單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假設GBI的性能和試驗一樣好，也就是說單個GBI成功摧毀彈頭的機率為55%（有人認為，鑑於GBI試驗的腳本性質，這是一個極為樂觀的假設）。根據常識，美國政府肯定不會對僅有55%的機會去挽救一座美國大城市免遭核襲擊感到滿意。如果對每個來襲彈頭髮射三枚GBI，假設每個GBI成功攔截的機率為55%，則摧毀彈頭的機率為91%。GMD有能力通過「射擊-校準-射擊」功能攔截洲際彈道飛彈彈頭。它可以發射一枚GBI，看看是否成功攔截了彈頭。如果沒有命中，那就再發射一次。如果第一枚GBI成功，遊戲結束，西雅圖獲救。如果第一枚GBI失敗了，GMD大概會再發射三枚GBI來達到91%的摧毀率。（注意，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假設GBI的命中率不存在系統性問題。但如果第一枚GBI是由於存在設計缺陷或組件老化等問題而未摧毀目標，那麼隨後GBI齊發的命中概率可能會低於91%。）
如果敵對國家開發誘餌彈頭，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區分核彈頭和誘餌彈頭是GMD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迄今為止的測試表明，攔截使用了誘餌彈技術的彈道飛彈非常困難。如果敵對國家除了真的核彈頭外，還用5個誘餌彈頭裝備瞄準西雅圖的洲際彈道飛彈，而美國的天基和地基傳感器無法分辨真假，那麼GMD就必須全部視為真彈頭，對6個目標中的每一個發射GBI進行攔截。
如果第一次齊射做得非常好，每一個GBI都攔截並摧毀了自己的目標，那麼真彈頭就被摧毀了（這種可能性極其低）。另一方面，如果6枚GBI都沒有成功（這種可能性也不高），那麼就必須再發射18枚GBI，這樣就有91%的機會把西雅圖從糟糕的一天拯救出來。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大概率是第一批GBI中的一些將擊中他們的目標，一些將錯過。如果有一半擊中了目標，那麼在第二次齊射中，只需再向其餘三個目標發射9枚GBI。所有三個目標都必須成為目標，因為不知道第一次齊射攔截的三個目標是否包括真正的彈頭。（如上所述，這裡假設這些GBI沒有系統性問題。）
在上述最壞的情況下，面對一枚真核彈頭和五枚誘餌彈將耗盡目前GBI庫存的一半以上。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必須發射6枚攔截彈。一枚GBI大約價值6500萬美元。因此，在最好的情況下，摧毀一枚核彈頭將花費3.9億美元的美國軍事資產。在最壞的情況下（所有6枚GBI在第一次齊射中都沒有摧毀目標），總共24枚GBI將花費15.6億美元，而且西雅圖仍有可能被焚毀。
誠然，花費15.6億美元來拯救西雅圖將非常值得，但問題是敵對國家可以用3.9億美元製造相當多的核彈頭和誘餌彈，更不用說15.6億美元了。
這就是為什麼飛彈防禦一方目前在攻防競爭中處於下風。國防部可能不會永遠輸掉這場比賽。例如，能夠快速、準確和反覆發射的地面定向能武器可能會改變這個等式。然而，這種武器是在未來許多年裡都不可能投入實戰。
我並不是在爭論要不要建立飛彈防禦系統。為了不讓敵對國家的洲際彈道飛彈「搭便車」，有一些保護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如果我們試圖建立能夠攔截更多攜帶彈頭和誘餌彈的洲際彈道飛彈防禦能力，成本可能會高得讓人望而卻步，尤其是在國防預算緊縮的時代。
五、新的較量
除了GBI外，美軍還有其他飛彈攔截器，用於攻擊和摧毀中短程彈道飛彈。飛彈防禦局最近試圖為美國發展一種分層防禦，其中GBI可以得到宙斯盾艦上的SM-3（標準3防空飛彈） Block IIA和THAAD（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薩德）攔截彈的支持。SM-3和THAAD最初是為防禦低於戰略射程的彈道飛彈而研製的。然而在2020年11月，飛彈防禦局針對洲際彈道飛彈級別的目標成功測試了SM-3 Block IIA。單次試驗並不能建立可靠的能力，但它引起了莫斯科和北京的注意。
美國海軍目前擁有大約50艘配備宙斯盾系統並具有彈道飛彈防禦能力的軍艦，不過這些軍艦負擔著其他多種任務，其中一些駐紮在外國港口。然而，如果SM-3 IIA能夠可靠地攔截洲際彈道飛彈彈頭，那麼在美國東西海岸和墨西哥灣沿岸永久部署三四艘裝備有SM-3 IIA攔截彈的宙斯盾戰艦，或者在美國境內部署SM-3 IIA攔截彈，就可以為本土48州提供額外的防禦能力。至少在莫斯科和北京看來是這樣。
如果進一步的試驗證明SM-3 Block IIA和/或THAAD具有攔截洲際彈道飛彈彈頭的可靠能力，這將大大增加可用的攔截彈數量。與計劃在十年內部署完成的64枚GBI相比，美國海軍打算部署更多的SM-3IIA。從2024財年開始，美國海軍預計每年採購50枚SM-3 IIA攔截彈。據估計，SM-3 IIA的單位成本為1840萬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認為單位成本為3000萬美元。其中任何一種估計都認為SM-3 IIA比GBI便宜。但SM-3 IIA的價格仍可能遠遠超過潛在對手在其洲際彈道飛彈中添加核彈頭或誘餌彈的成本，使得防禦一方仍然處於壓倒性劣勢。
如果拜登政府認為，值得用對美國飛彈防禦計劃加以限制來換取對俄羅斯所有核彈頭加以限制，那麼他應該考慮到，賦予SM-3 IIA和THAADs攔截洲際彈道飛彈和潛射彈道飛彈的能力，將使得美俄雙方更加難以達成一項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協議。即使SM-3 IIA和THAAD在未來沒有針對洲際彈道飛彈級別的彈頭目標進行測試，美國官員也可能面臨重新遵循1997年《反導條約議定書》的要求。該議定書規定了戰略和非戰略飛彈防禦攔截彈之間的區別，並對GBI進行了限制。
六、限制發展飛彈防禦系統的不利因素
首先，這將限制美國抵禦敵對國家洲際彈道飛彈攻擊的能力。敵對國家的洲際彈道飛彈彈頭被美國飛彈防禦系統攔截的可能性會成為其不對美國進行核攻擊的理由之一。但是我們必須記住，威懾敵對國家的最大因素肯定來自這樣一種確定性：如果敵對國家用核武器攻擊美國或美國盟友，那麼其政權將在幾天甚至幾小時內被消滅。
其次，同意限制飛彈防禦，很可能會削弱美國在這一領域未來的技術優勢地位，包括動能攔截和定向能。這些技術未來也許不僅效果良好，而且費效比會大大提高。這樣的飛彈防禦可以改變攻防雙方的實力計算，使防禦一方遠比目前更有競爭力，甚至可能可以對抗核大國的大規模戰略彈道飛彈攻擊。
最後，如果拜登政府選擇接受對飛彈防禦加以限制，它將不得不努力向國會解釋自己的這一決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和黨人似乎是出於意識形態考慮而致力於加強飛彈防禦，而不顧該系統在測試時的成敗。
七、值得考慮的問題
上世紀60年代末，美軍為其洲際彈道飛彈和潛射彈道飛彈研製了分飛彈頭，使其能夠瞄準3至14個獨立目標。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時人們對這樣做會帶來什麼後果有過認真考慮。然而，其後果之一是上世紀70年代蘇聯軍方也為其大型洲際彈道飛彈研製了分飛彈頭。在接下來的20年裡，美國核戰略專家的噩夢是蘇聯首先用這些裝備了分飛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進行打擊，從而摧毀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部隊。
拜登政府不應讓美國的飛彈防禦計劃繼續「自動駕駛」下去，而應在做出決策時考慮以下問題：
1、未來十到十五年，GBI和其他飛彈攔截器是否有望顯著提高對抗洲際彈道飛彈級目標的能力？發展真彈頭和誘餌彈區分能力的技術前景如何？
2、限制和削減所有俄羅斯核武器，包括非戰略核武器，對美國和盟國的安全利益有多重要？為了換取這些利益，是否有理由考慮同意對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施加一些限制？
3、如果俄羅斯認為美國尋求建立大規模的飛彈防禦能力以保衛美國國土，它會採取什麼針對性措施？這對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後續條約意味著什麼？對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擔憂是否會導致莫斯科得出結論，其戰略進攻部隊不應再受到任何條約限制的約束？
4、如果中國認為美國尋求建立大規模的飛彈防禦來保衛美國的家園，它會採取什麼措施？如果中國決定大幅擴大其戰略力量的規模，這將如何影響美國關於自身安全的計算？
5、如果美國確實無意將宙斯盾艦調整為飛彈防禦模式，也不計劃在美國領土上部署SM-3 Block IIA或THAAD攔截器，那麼確定這些攔截器有能力與洲際彈道飛彈交戰的利弊是什麼？
歸根結底，拜登政府可能會得出結論，認為自己從川普政府繼承的飛彈防禦計劃是有道理的，不應被與俄羅斯達成的協議所改變或限制。然而，在得出這一結論之前，拜登政府應充分考慮其安全和軍控議程其他部分可能面臨的風險。
（本文作者史蒂文·皮弗是柏林羅伯特·博世學院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