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儲下降不會導致宏觀流動性出現淨收縮，市場利率不會大幅上升。由於通脹預期處於較低水平，製造業資本回報率下降，使得實際利率和含有通脹補償的名義利率仍會處於較低的水平。
本文作者彭興韻，系第一創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原文刊發於《中國改革》2015年第11期。
2015年8月，中國外匯儲備減少達939.29億美元，創出月度減少的最高值，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回顧過去，2001年1月至2014年6月的14年中，只有14個月外儲出現淨額減少，而2014年7月到2015年8月的14個月中，有12個月都在下降。可見，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發生趨勢性變化。我們認為，這一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外匯儲備下降做一個全面的分析。
開放經濟中，外匯儲備有以下四個方面的作用：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幹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抵抗金融風險。適當的外匯儲備是調節經濟、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一般說來，外匯儲備增加不僅可以增強宏觀調控的能力，而且有利於維護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有助於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降低國內企業融資成本、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總之，外匯儲備對那些處於國際貨幣體系外圍的國家實現經濟均衡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外匯資金奇缺，無力從國外進口經濟發展必要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因此，改革開放後，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一個現實任務就是不斷積累外匯儲備，在國際收支的安排中，都以有利於國家外匯儲備的積累和集中為目標，甚至把儲備的積累當作目標本身。表面看，這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資本、技術輸入的需求，但根本原因在於，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是國際貨幣體系外圍的貨幣。非國際化的人民幣，既不能用來支付逆差，也不能用來償還外債；企業不能拿人民幣在外國投資設廠，個人不能拿人民幣出國購物、留學、旅遊，等等。一切涉及國際支出的資金流出，均需要以他國貨幣（主要是美元）為依憑。更何況，中國金融體系治理機制不健全、風險識別與管理手段不完善，都加劇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國內資本面對金融脆弱的風吹草動都有外逃的衝動，匯率經常面臨資本外逃的衝擊，尤其可能形成匯率、利率和國內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動蕩或風險。因此，外匯儲備的積累，是國際貨幣外圍國家由匯率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緩衝墊，也成了許多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迫切的現實任務。
只要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就不需要以他國貨幣履行國際支付手段、交易媒介和價值貯藏的職能，自不必積累巨額外匯作為儲備了。眾所周知的例子首推美元。它是全球最大的儲備貨幣，又實行了相對自由的浮動匯率制，因此，即便美國巨額貿易逆差連年，但是，美聯儲並不持有巨額外儲以滿足進口之需；儘管美國有巨額外債，但也無需以他國貨幣來償還。換言之，美元印鈔機的運轉，就是美國巨額外債償債基金的便捷來源。再看不那麼為人所知的德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也是貿易順差；進入新世紀以來，其貿易順差還超過了日本。自1995年以來，德國一直沒有增加外匯儲備，2015年8月末，德國外匯儲備為328億歐元，比1998年末的961億歐元減少了65.9%，堪稱儲備小國。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過去的德國馬克實現了國際化。在1999年歐元啟用前，德國出口和進口用馬克結算的比率分別達到了72.5%和50.7%。歐元啟動後，德國進出口的大部分又用歐元結算，根本沒有積攢美元以備不時之需的需要。何況，德國還是貿易順差大國，銀行、企業和個人手裡都有相當數量的美元，不需要政府為他們的國際支付而擔心。
保持大量外儲既是滿足進口、償付外債之需，也是維護匯率穩定之需。國外的諸多教訓表明，匯率的意外被動大幅貶值，會給國內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極大的傷害，因此，匯率相對穩定，符合各國「穩增長」的宏觀經濟目標。問題恰恰在於，僵化的匯率制度與資本的相對自由流動的制度組合，往往會導致匯率高估，潛藏著匯率不穩定的暗流，因而會對儲備提出更高的要求。亞洲金融危機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亞洲金融危機前，按照傳統的儲備標準（儲備量足以滿足三個月進口需求），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持有的外儲是充足的。但是，固定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出現了嚴重高估，結果，危機爆發後，面對國際資本外流和國內資本外逃的衝擊，它們的儲備很快就被耗光了，最後被迫放棄了原來堅守的固定匯率制。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貨幣投機者也曾試圖攻擊港幣，結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儘管那時中國的外儲才1000億餘美元），投機者無功而返。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徹底改變了全球對外儲規模的傳統認識，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又使許多新興經濟體積累了更大規模的官方資本，因此，全球外儲迭創新高。其中，中國便是儲備規模擴張的「領頭羊」。中國外儲的峰值出現2014年6月，是時，外儲總規模達到了39932億美元。即便在過去一年多裡，中國外儲有所下降，但在2015年8月底依然高達35573億美元，是1999年末的1547億美元的16.5倍，佔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比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日本高2.38萬億美元，比其餘四個「金磚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還要多（2015年8月末，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外儲分別為3663億美元、3490億美元、3682億美元和461億美元）。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極大地提高了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讓中國足以輕鬆應對人民幣匯率的任何意外大幅波動。
因此，中國過去的外匯儲備擴張，乃是根植於中國特定的匯率機制與國際貨幣體系之中的。但是，在儲備的實際管理與應用中，中國外儲的功能和作用，早已超越了傳統儲備的功能，它在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利用外儲為國有金融機構注資，幫助它們實施財務重組，提高其資本充足率和吸收損失和風險的能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外匯儲備越多越好，要一直擴張下去。2014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非洲訪問時就表示：「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實際上是國家的一個沉重負擔。」當儲備積累到一定規模、經濟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之時，中國外儲的下降便是一個新的趨勢。當下，這一趨勢已然形成。
現階段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不怕外匯儲備減少
中國在歷經外儲高速增長且規模達到歷史峰值之後，不僅外儲增長率已然大幅下降，而且絕對值也出現了淨額減少的現象。中國外儲規模在此前14年間，由不到2000億美元增加到了近4萬億美元，增加了20多倍。但是，中國外儲增長的時代已經終結。最近的14個月裡，中國外儲減小了4358億美元，幅度達到10.9%。我們認為，這不是臨時性現象，中國外儲持續下降，當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基本趨勢。
做出這樣的判斷，依據是促使中國外儲不斷增長的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是過去外儲快速增長的直接原因。從經常項目上看，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中國加入WTO後「世界工廠」的地位決定了經常項目下長期順差。這是中國外儲增長、國際產業分工方面的原因。儘管全球經濟放緩，需求不振，但是，近年來中國貿易「衰退型順差」持續上升。隨著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歸戰略的實施、一些過去集中於中國的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東南亞國家的轉移、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國際收支經常帳戶面臨極大變數。我們並不認為，中國將很快從貿易盈餘轉為貿易赤字，但是，在新的國際產業轉移背景下，中國持續巨額順差的基礎正在被削弱。
當然，就近期乃至中期而言，主導中國外儲減少的主要是在金融與資本帳戶。資本項目中，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已大體相當。2014年，中國獲得外國直接投資達1197.1億美元，成為全球吸收外國投資的第一大東道國，表明中國仍是全球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經濟體。但是，中國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由於工資和生產成本上升，部分勞動密集型低端製造業的外資將生產基地遷往其他低收入國家，流入中國高科技產業和高端製造業的外資卻有增無減，這也反映出中國吸收外資質量提升。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快速增長，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1160億美元。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比例從2013年的1.2比1變為2014年的1.1比1，這表明，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意味著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兩者的新平衡關係。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和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對外投資增速有望繼續高於引進外資增速，且對外投資的絕對額也高於國外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這就意味著，我們無法通過FDI淨流入維繫外儲的增長。
正如過去熱錢流入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大量增加一樣，現在，套利資本流出也正在消耗外儲。自2012年以來，對人民幣貶值的市場預期始終沒有消退，央行在今年8月初的主動貶值，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對未來貶值的預期。加之，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率下行，勢所必然，國際資本在華套利的機會受到相對擠壓，而美國現在已步入次貸危機後的復甦道軌，國際金融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日漸濃烈。凡此種種，加劇了近期中國資本外流。為了緩和貶值預期，央行加強了對匯率的市場化幹預，這就直接消耗了大量外儲。雖然當局將近期儲備下降歸因於其他非美元儲備貨幣對美元貶值，導致以美元計值的儲備減少。但是，在非美元儲備中，歐元資產應當佔大部分，但歐元對美元的貶值主要發生2014年6月至2015年3月間（從6.4貶值到6.2，貶值幅度達到3.1%），按20%儲備比例算，由貨幣折算導致的儲備減少總共才240億美元。
相對於現在數千億美元的儲備下降，只是極少的一部分。以熱錢為主體的資本外流才是一年多來中國儲備下降的基本因素。我們以「熱錢＝外匯佔款增量－貨物與貿易順差－FDI淨流入－短期外債淨流入－證券投資淨流入」，計算出熱錢規模。可以看出，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出現了持續的熱錢外流，有時流出的規模甚至高達近1000億美元。
熱錢的流動主要是為博取套匯套利收益，因此，它們的流動對利率、匯率變化高度敏感。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的資本外流與美元走強有著很大的關係，2014年從年初到年底美元（實際匯率）指數從80左右一路走強，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越來越強，從而加劇了一年來中國資本的外流。我們認為，中國對套匯套利資本流入的吸引力已大幅下降。過去，人民幣匯率指數經歷了一個長升值周期過程，由於國內通脹預期和資本回報率相對較高，這也導致名義利率一直處於相對較高的水平。是故，人民幣資產市場對國際熱錢套匯、套利都非常有吸引力。但如今，由於中國製造業進入持續下降通道，巨大的資本存量使得資本的邊際回報率下降，這也相應地降低了中國的實際利率，同時由於通脹及其預期相對較低，利率中含有的通脹補償水平大幅下降，使得中國的名義利率總體呈下降之勢。恰恰在這時，對美國升息的預期愈發強烈。這就擠壓了熱錢流入中國的套利空間。若美國能夠藉助新技術革命成功地實現製造業的回歸，那麼，美元的長升值周期也將極大地擠壓套匯的空間。
如果說，對資本外流導致的儲備減少，政府處於被動應對狀態，那麼，對中國而言，其實還有基於人民幣國際化的主動減少儲備需求的積極因素。我們認為，外儲減少，既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結果。當前，國家間經濟競爭的最高形式就是貨幣競爭，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的一項長期戰略。據統計，人民幣現在已超越日元成為全球第四大貿易計價與結算貨幣，2014年底，非居民（境外機構與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達到4.5萬億元。今年7月，央行對境外央行、國際金融組織和主權財富基金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標誌著人民幣正從計價結算貨幣向儲備貨幣邁進。但是，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資本帳戶開放，會加速人民幣的「去美元影子化」。人民幣的國際化及其取得儲備貨幣的地位，首先也是要促進「去美元影子化」。這就意味著，央行資產結構的調整、貨幣供給機制的變化及其相應地體現為貨幣政策自主性的增強，對提高人民幣國際化和取得儲備貨幣地位至關重要。正因為如此，儘管近幾年中國依然有大量貿易順差、FDI的資本流入，但央行外匯佔款不但沒有相應增加，反而還有所減少。這表明，人民幣正在切實地「去美元影子化」，打造人民幣「硬漢」的新形象。
人民幣國際化固然會增加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資產的需求，但更加開放的環境同樣增加了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在不同幣種之間的大類資產配置的需求。在資本帳戶不開放的背景下，國內居民難以配置外幣資產，所謂「藏匯於民」也不過掛在口頭而已。隨著資本帳戶開放步伐加快，居民就會在本幣與外幣資產之間做出均衡組合，因此，未來一個重大趨勢就是，官方外儲減少的同時，居民和企業會越來越多地擁有外幣計值的資產。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將逐漸成為現實，「一帶一路」等「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企業、個人和金融機構對於外匯資產的配置將更豐富，資產配置的轉換和「藏匯於民」，也使央行手中的外儲減少。因此，與人民幣匯率貶值一樣，中國外匯儲備的減少明顯具有主動調整的因素，並非全部由資本外流引起的被動下降。
外匯儲備下降不會導致宏觀流動性淨緊縮，貨幣政策靈活性增強足以應對儲備下降減少的流動性
外匯佔款導致基礎貨幣和流動性擴張，增加了央行衝銷外匯佔款的壓力。這是2004年以後的數年間中國貨幣操作的邏輯起點。但現在外儲下降為中國貨幣政策調整創造了空間，不僅增強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靈活性，也為央行應對經濟下行時的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創造了條件。我們認為，外儲下降不可避免地使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但這不會導致宏觀流動性的緊縮，央行有多種手段維護宏觀流動性的充裕。
1994年以前，由於外匯儲備量很小，中國90%的基礎貨幣投放來自央行對金融機構的信貸。隨著外匯佔款逐年上升，它與基礎貨幣之比從2001年底的44.8%一直上升到2009年10月的145.7%，外匯佔款成為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並導致貨幣供給與信貸高速增長。這是2003年之後中國經濟過熱的貨幣金融方面的重要原因。但近年來，隨著外匯儲備增長放緩乃至下降，外匯佔款佔比出現了下降趨勢。
例如，截至2015年7月末，央行口徑外匯佔款下降3080億元，至26.4萬億元。外匯佔款大幅減少，不單單出現在今年7月，去年12月、今年1月、3月和6月的下降幅度也接近或者超過千億元，從去年6月到今年7月的14個月內，外匯佔款共減少6313.4億元人民幣。
在這種情況下，外匯佔款不僅不再成為中國貨幣投放的主渠道，而且，外匯佔款下降還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正如外匯佔款劇增時央行需要衝銷或凍結流動性一樣，外匯佔款下降時，央行就需要把「池子」裡的水放出來，因而，外儲減少使中國存款準備金正常化成為可能。進入本世紀以來，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大量投放人民幣買入外匯，導致基礎貨幣被動擴張。為了應對此種局面，央行頻繁地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以來先後32次調升存款準備金率，以至到2014年6月20日大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最高達21.5%，小金融機構達18%。至此，中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達到了全球金融史上都極為罕見的水平。這樣一個不宜經常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居然在中國的貨幣政策中佔據了決定作用。
固然可以說，央行以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鎖定巨額的流動性，才使得中國在不斷擴張的外匯佔款中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脹。不過，須知高額存款準備金也浪費了大量的金融資源，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還扭曲了貨幣政策操作。存款準備金是商業銀行的資產，央行付給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為1.62%，超額準備金利率為0.72%，大大低於銀行吸收存款（包括理財產品）的利率，由此帶來的機會損失只能由更高的貸款利率來彌補，乃至央行在貨幣政策調控中不僅要管信貸規模、貨幣供給量，還要實施「利差管理」，貨幣調控的成本又進一步轉嫁到了實體經濟。
近一年來，外匯儲備下降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及其正常化創造了條件，國內經濟下行又提出了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兩相結合，使中國在經濟的本輪下降周期中準備金率下調的幅度和頻率，都超乎原先市場的預期。
實際上，此輪穩增長的貨幣政策操作中，國內存款準備金經過六次下調，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下降至18%，中小金融機構則下降至14.5%。隨著外匯儲備進一步下降，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深化，我們認為，未來十年（甚至更短）內，中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會下降至5%甚或以下。
外匯儲備下降，讓央行在保持資產總量不變的同時，通過資產結構的調整以實現新的貨幣調控機製成為可能。尤其是，央行創新的種種再貸款工具，不僅引導金融機構信貸投向，還直接管理市場的流動性、調節利率結構和利率水平。如2013年初創設的中期借貸便利工具（MLF）為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體合理適度，結合商業銀行流動性需求，向符合宏觀審慎要求的商業銀行提供資金支持。2015年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展中期借貸便利操作投放1529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到期收回16590億元，淨收回1300億元，期末中期借貸便利餘額5145億元。
為加強中期基礎貨幣供給，發揮中期政策利率作用，6月首次開展6個月期中期借貸便利操作。新形式的再貸款，還包括抵押補充貸款工具（PSL）。所有這些都表明，外儲下降，得以讓央行通過調整資產結構，更大地發揮再貸款在貨幣調控中的作用。
央行不斷創新和使用再貸款、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儲減少提高了央行貨幣政策自主性。過去，外儲增加改變了中國基礎貨幣的投放，使得基礎貨幣投放具有內生性，進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那種情況下，央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實際上淪為對美元政策的對衝，而附帶地調控國內經濟。在理論上，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對於貨幣當局都是有用和有吸引力的，但是，「三元悖論」表明，一國貨幣當局無法同時實現匯率穩定、資本帳戶（或金融市場）開放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隨著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逐漸開放資本帳戶，為避免「三元悖論」的挑戰，中國央行已不斷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最新的舉措便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的改革，讓匯率市場化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在此情況下，中國外儲減少可使央行不必過分在意匯率的短期波動，而為達到國內宏觀調控目標相對獨立地實施貨幣政策。
由於存款準備金還有極大的下降空間，央行通過再貸款創新擴充了再貸款在貨幣調控中的功能，貨幣政策自主性和獨立性增強，使得央行有了足夠的靈活性和操作工具應對外儲下降造成的宏觀流動性收縮效應。因此，我們認為，外匯佔款下降不會對國內金融市場產生明顯的緊縮效應。在資本存量已十分龐大的情況下，資本邊際產出和實際利率都相應地下降了；而較低的通脹預期又降低了名義利率中的通脹補償水平，這使得實際利率和名義利率都會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總體仍保持在較低水平的市場利率，有利於「穩增長」政策效果逐漸顯現。
觀點：國際貨幣體系、外匯儲備與陰謀論關於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國人存在著太多的陰謀論、貨幣戰的說法，有的還非常有震撼力。但實際上很多說法似是而非，甚至存在嚴重錯誤和誤導，以偏概全、以點帶面、本末倒置比比皆是，非常有必要加以澄清、去偽存真。
1、不少人認為，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確立了以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的體系，完全是美國人操縱和強壓的結果，美元成為國際中心貨幣，特別是美元放棄跟黃金掛鈎後，給美國帶來了太多的好處，讓美國成為金融帝國，是美國陰謀和貨幣戰爭的成果。這其實是不尊重歷史。
實際上，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二次大戰期間，世界主要國家紛紛放棄了金（銀）本位制，貨幣體系陷於混亂，嚴重影響了國際投資和貿易的發展，世界亟需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44年國際社會在美國布雷頓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如何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此時，英國的綜合國力及國際影響力早已被美國超過，美元也是當時主要國家貨幣中唯一與黃金掛鈎的貨幣（美金），是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貨幣，自然會成為國際中心貨幣的不二選擇。
可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包括IMF和WB的成立）、美元成為國際中心貨幣，是世界發展的需要，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儘管中間有不同看法，有英國人的不情願乃至抗爭），而且也對戰後世界投資貿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2、美元與黃金脫鉤卻仍能保持國際中心貨幣，這也同樣是有原因的。
1971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遭受重創，使金本位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這其實正是貨幣發展的必然規律。因為黃金（貴金屬）作為自然物質，其儲量和加工的限制，使其很難滿足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和貿易的需要。但即使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仍是當時全世界無可替代的最強貨幣。
其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石油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而美國不僅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同時也是最大的石油投資國，其對石油交易的計價和結算貨幣的選擇就擁有很大話語權。而且在石油成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存在巨額交易的情況下，如果存在多種結算貨幣，其交易成本和套利風險都是非常大的，統一貨幣是最佳選擇，這又自然會落在美元身上，儘管這也會對美國最有利。
可見，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中心貨幣，不是完全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根本上取決於該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
3. 美元與黃金脫鉤不是美國金融霸權的根源。
有人說，20世紀最重要的事，不是一戰、二戰，也不是蘇聯解體、東歐巨變，而是美元與黃金脫鉤。「從此以後，人類真正看到了一個金融帝國的出現，這個金融帝國把整個人類納入到它的金融體系內並從全世界獲利。簡單地說，美國人可以用印刷一張綠紙的成本從全世界獲得實物財富，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
這種說法特別令人震撼，但其實是不成立的。
廢棄金本位之後，紙幣實際上是發行人對持幣人的債務證明或承諾憑證。不僅美元如此，世界各國的貨幣都是如此。問題是，人們為什麼要選擇擁有這樣的紙幣。如果說每個國家的貨幣是由該國法律確定和保護的，屬於該國法定貨幣，國人無法選擇的話，國際貨幣卻沒有那麼強制的法律規定和保護，各國擁有很大的選擇權，但是，選擇不當，可能會產生很大的流動性風險、利率和匯率風險等。因此，要不要跟美國人做交易，要不要用美元計價結算，要不要收取美元作儲備等，並不是美國人可以無條件強制的，而是綜合影響力決定的。
4、美國人為操控美元的投放和流出、回流，成為金融帝國，並幹預世界經濟，這也值得探討。
有人指出：美國人通過印鈔並流向海外，換取實物，再通過壓低利率發債回籠美元，循環往復地以錢生錢，美國由此變成一個金融帝國，並用美元進行隱性的殖民擴張，通過美元流動隱蔽地控制國際經濟，通過美元大量進入，抬高資產價格獲取暴利，催生泡沫，然後再快速撤離，不斷造成拉美、東南亞地區等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後再進入，以極低的價格再次搶奪資源（剪羊毛）。中國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之後，同樣面臨這樣的威脅。
這實際上反映了資本趨利（嗜血成性）的特性，不能寄希望讓資本可以大發善心，見利而不往，或者遇險而不退。
至於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實踐證明，是一個國家融入世界，共享人類文明成果，加快發展的必由之路。問題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選擇好自己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而不能過度依賴外資和資源消耗，否則，必然會遭遇危機（中等收入陷阱）。這不要過多地指責別人，而要更好地做好自己。
另外，在當今社會貨幣清算已不再是現鈔清算，而是記帳清算的情況下，美元所謂流出，僅僅是指美元所有權的流出，而沒有美元的真正流出，外國獲得的美元實際上一開始就只能存放在美國，外國持有的美元儲備越多，美國的外債就會越大，同樣不是可以選擇的。
當然，以上並不是說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問題，其實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全世界整個貨幣體系和貨幣理論都已出現嚴重問題，必須認真反思和切實解決，但這需要科學的態度和客觀的分析。
對「國家外匯儲備」似乎很多人弄不明白，錯誤的說的也很多，有必要說明一下。
在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實際上是「央行外匯儲備」，而不是「財政外匯儲備」。央行外匯儲備是央行用人民幣購買外匯形成的，就如同在國內買黃金等儲備物資形成貨幣儲備物一樣，是流通中貨幣的備抵物，主要用於平抑貨幣幣值，避免大的波動。因此，央行外匯儲備應用主要強調流動性而非盈利性。
央行外匯儲備是央行投放貨幣的重要渠道，其外匯儲備越多，基礎貨幣投放越大，貨幣總量就會更大（這也是中國GDP沒有美國大，但M2卻幾乎為美國2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央行在購買外匯上沒有自主性，或者為抑制人民幣升值而被迫購匯，貨幣政策就會陷於被動。央行為控制貨幣過度擴張，就不得不反向對衝，如發行央行票據，或者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又會增加對衝成本，央行如果向商業銀行轉嫁，銀行又會進一步向借款人轉嫁，從而提高社會融資成本。
至於為什麼央行外匯儲備會存放國外，特別是美國，購買其國債等，是因為在當今跨國清算都是記帳清算，即通過清算銀行以增減資產負債的方式進行，而沒有實際的貨幣清算，這樣，所謂的美元流出，實際上只是美元所有權的流出，真正的貨幣並沒有流出，中國所獲得的美元從一開始就只能存放美國，增加債權，美國則相應增加外債。中國要減少外匯儲備，只能把外匯用出去或賣出去，是不能拿回來的。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外匯流入，央行外匯佔款增加時，會擴大貨幣投放，同樣，當外匯流出或社會上購買外匯增多時，會造成基礎貨幣收縮。如果說應對外匯佔款擴張央行已經積累豐富經驗的話，應對外匯佔款收縮，其難度和挑戰性將大得多，必須要做好充分準備。
（作者王永利，原為中國銀行資深研究員，現為樂視高級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