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德魯 · 蘭伯特
轉自：友朋說（ID：youpengshuo）
海洋國家與海外帝國：一個角度問題
Sea States and OverseasEmpires:A Problem of Perspective
文章摘自《海洋與權力》
博集天卷出品
文 | 安德魯 · 蘭伯特
譯 | 龔昊
與海洋有密切聯繫或是擁有海外帝國並不能使一個國家成為海權。有些國家太小，只能成為海洋國家，不能奢望成為大國，而另一些大陸國家則只把海外領土視為對其核心關注的有益補充。雖然海洋國家具備海權身份的大部分特徵，但它們太小，不可能成為大國，而大陸國家想要獲得海洋帝國的話，根本無須改變其文化或是成為一個海權。若要完善海權的定義，並且說明國際環境的變化怎樣影響著各國採納和發展海洋身份的能力，古代的羅得斯、近代早期的熱那亞和葡萄牙帝國提供了極好的例證。羅得斯和熱那亞找到了獨特的方式來開發海洋，增加他們的財富和安全，同時又不會對大國造成威脅。相比之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經常因為佔有廣大海外帝國而被視為海權，但它們其實無意成為海洋國家，更不用說成為海權了。伊比利亞帝國延續了幾個世紀，但其文化核心仍然不受海洋的影響。君主專制、羅馬教會、對土地的野心、貴族特權、壟斷性的經濟模式，再加上對航海者、海洋和新思想的持續蔑視，使它們一直深深紮根於大陸。在一個短時期內，伊比利亞人在海上的統治地位沒有受到任何挑戰，他們讓熱那亞和荷蘭的承包商來管理、運輸和資助自己的貿易。當競爭者出現，威脅到他們對海洋的控制時，他們就退回陸地上進行防禦，並且跟海權和海洋國家結盟，以保護自己的商業活動。他們的殖民地逐漸演變成新的國家，由軍國主義、威權政治、羅馬教會和農民賦稅糅合而成的文化同樣主宰著這些新國家，它們的母國就是因為這種文化而陷入停滯的。伊比利亞海洋帝國的根基始終都是「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以及羅馬式的權力象徵。
雖然雅典和迦太基從海洋國家演變成了海權大國，激起了大陸競爭對手的敵意，但其他海洋國家會通過承認自己的弱點和抑制野心來迴避這種命運。這些海洋國家保留了海權模式的核心要素，它們依賴商業、艦隊以及由商業精英主導的相對包容的寡頭集團，同時避免與陸地大國起衝突。它們採取了克制、讓步和建立聯盟的現實政治手段，它們的主要武裝力量是巡洋艦隊而非戰鬥艦隊，以此用來保護它們的貿易。
羅得斯是古代眾多海洋國家之一，它是個面積小、國力弱、對自身狀況有著清楚認知的貿易城市。在多德卡尼斯群島（Dodecanese Islands）中，它是最大的一個島嶼，位於小亞細亞海岸附近，正好可以控制南邊的埃及和腓尼基與北邊的達達尼爾海峽和愛琴海之間的貿易路線。島民們雖然講希臘語，但卻是波斯帝國的臣民，在薩拉米斯為薛西斯而戰，直到雅典把他們從波斯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島上的寡頭們眼看著波斯又要控制這座島了，趕忙投靠了斯巴達。公元前409年至公元前408年，該島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三個小型貿易港口將它們的資源匯聚起來，把經濟和政治權力轉移到了羅得斯北端一個新的港口城市裡。[1]在經歷過一些內部紛爭之後，此舉為羅得斯創造了一個更為牢固的海洋身份。海洋國家的文化帶來了經濟資源，讓羅得斯人建造了希臘世界裡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防禦工事，把它那當時最先進的港口設施圍在當中。它的共和政制被廣泛地認為是古典世界裡最優秀的政制之一，這種政制使寡頭政治和民粹主義不至於走向極端，為發展海上貿易提供了必要的穩定。通過分享貿易利益，社會和諧得以加強，國家向貧困人口發放食物，富有的公民也常常斥巨資舉行宗教儀式。它與同時代的雅典之間的相似之處並非巧合，羅得斯是當時最為國際化的城市之一，擁有引人注目的公共和私人建築，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收藏。
海軍保護這個島嶼及其轉口貿易，它有出色的航海技術，又正好處在利凡特和愛琴海之間航線的中心位置，這使它可以通過轉口貿易來獲取資金以進口糧食和造船用的木材。羅得斯塑造了這一地區的商業，並控制著至關重要的埃及穀物貿易，海軍船塢被嚴密地把守著，建造和駕駛軍艦的都是羅得斯人。大多數男性公民有海軍經驗，很多人從事貿易。地位顯赫的羅得斯人以當過普通水手為榮，但曾在陸軍中服過役卻不被看作值得誇耀的事情。部署在大陸領地上的陸軍基本上都是僱傭兵，除非他們的城市遭到圍攻，否則沒有幾個羅得斯人會願意放棄貿易去服兵役。艦隊司令——被稱為nauarch——既有指揮海軍的權力，又是高級政務官，還擁有締結條約的權力。海軍集中力量打擊海盜，羅得斯的海洋法得到了廣泛的遵守。
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323年去世後，他的帝國分裂為三個相互競爭的大陸帝國：馬其頓、塞琉古和埃及。這個小而富裕的島國得到了獨立的機會，它悄悄地趕走馬其頓駐軍，停止支付貢賦，並專注貿易。這種「自由」與後來熱那亞和荷蘭的政治模式驚人地相似，羅得斯成了銀行業與金融業的中心，一個國際商業中心，這是希臘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徵。壟斷埃及穀物的羅得斯在一個以糧食為主要商品的貿易網絡中處於核心地位，這個網絡橫跨包括尼羅河、黑海和第勒尼安海在內的整個希臘語世界，從本都一直延伸到迦太基。為了向本都運輸穀物，羅得斯不得不密切關注黑海貿易的瓶頸達達尼爾海峽。能夠控制古代世界中最重要的大宗貿易意味著它採取了積極的行動，這使這座島嶼富裕起來，但也使它變得更為脆弱，任何對主糧貿易的威脅都可能破壞它的經濟，使商人破產，動搖其政治體系。羅得斯太小，無法與大國競爭，只能依靠外交手段和大國之間的相互敵視來維持它的貿易。這個島嶼對希臘貿易體系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當它在公元前228年被地震摧毀時，所有大國都向它伸出了援手。
羅得斯越來越富有，它以金錢來獲取戰略優勢，用現金、武器和物資支援盟友，並收買敵對國家。在一個以大規模陸地戰爭為主導的時代，羅得斯的財富具有重要的戰略槓桿作用，它用錢來維持力量平衡和保護經濟活動。與海盜的戰爭是「毫不鬆懈的」，而作為羅得斯財富之鑰的埃及，在任何戰略考量中都佔據特殊地位。[2]只要希臘化世界一直保持平衡，羅得斯就會安全、繁榮。
羅得斯極力避免締結有約束力的同盟，儘管託勒密埃及作為它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得到了它的另眼相看。然而，羅得斯對雄心勃勃的大國來說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目標，它們急於控制地區貿易並確保其海軍的統治地位。公元前315年，馬其頓統治者「獨眼」安提柯（Antigonus 『the One Eyed』） 需要一支海軍來攻擊埃及，他強迫羅得斯人為他提供部分船隻。公元前306年，不知飽足的安提柯又派遣他的兒子「徵服城市者」德米特裡（Demetrius 『the besieger』）大舉進攻羅得斯。由於有羅得斯海軍、堅固的城牆和埃及的援助，這次進攻被打退了。不過，在這場戰爭中，馬其頓保護了遍布希臘世界的羅得斯商人，並與羅得斯達成了妥協性和約，這表明安提柯希望與島民們保持良好關係。為了紀念這次勝利，羅得斯人賣掉了德米特裡製造的那些壯觀的攻城器械，用這筆錢建造了「巨像」，這是一座高達100英尺的太陽神赫裡阿斯（Hēlios）的青銅像，它既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財富聲明，又是一座宏偉的導航燈塔。[3]只要亞歷山大的繼承者們還在爭奪他的遺產，羅得斯就能一直保持獨立和繁榮。
當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利用埃及陷入衰落的機會，破壞了希臘化世界的穩定時，這種有利的局面結束了。羅得斯不顧一切地想要恢復平衡，並控制被馬其頓鼓動起來的海盜活動，它把目光轉向了羅馬，希望它能制衡馬其頓。羅馬抓住這個機會，強迫腓力接受粗暴的、實際上是不合法的條件。通過小心翼翼地幾面下注，羅得斯人在沒有做出任何約束性承諾的情況下成為羅馬的朋友。正如波利比烏斯所言，儘管與羅馬合作了140年，但羅得斯從未與之結盟。「他們不想讓任何統治者或國王覺得無法得到他們的援助或與之結盟，他們不希望與任何人捆綁在一起，也不希望與任何人訂立誓言和條約，而是希望不受阻礙地從任何人、所有人那裡獲取利益。」[4]這句話清楚地說明了海權和海洋國家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正如人們所料，羅得斯迫切希望第二次羅馬—馬其頓戰爭早日結束，以保護它在大陸上的領土，還有更重要的，結束由腓力鼓動起來的海盜活動，這是腓力所做的戰爭努力的重要一環。羅得斯人希望這個地區仍然由一群國家組成，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其中發揮足夠的影響力，以保護商業並抵制腓力和帕加馬國王阿塔羅斯（Attalus）的野心。他們參與戰爭的首要目標是保護「亞洲所有市場和港口的自由」。島民並不想損害馬其頓，只想恢復往日的力量平衡，只要有這種平衡，亞歷山大帝國的繼承者們就無法對他們的貿易施加限制性、大陸化的影響。
在羅馬進行的以大規模陸地作戰為主的戰爭中，羅得斯貢獻甚微，只執行了幾次海洋控制任務和小規模登陸。它把力量集中在對腓力的克裡特「盟友」進行反海盜作戰上，因此，只對海軍進行了部分動員。羅馬和帕加馬在海上不需要多少援助，而羅得斯的陸軍士兵數量很少，大陸強國並不怎麼信任自利的海洋國家所提供的援助。
當羅馬與塞琉古開戰時，羅得斯巧妙地攫取了更多的大陸港口。儘管羅得斯的戰略作用有限，但它擁有了更多的領土，並控制了基克拉迪群島，只有被羅馬人積極利用起來的提洛島除外。埃及的持續衰弱意味著昔日希臘化世界裡三強並立的局面已經被羅馬和塞琉古所主導的兩極體系取代了，如果這兩個大陸大國為了領土開戰，島民可以保持中立，但前提是它們不會損害羅得斯的貿易。然而，「如果有一方徹底打垮了另一方，地中海東部會再度落入單一國家的控制之下」。到那時「羅得斯可能會發現，它在外交上又一次無路可走了」。[5]對羅得斯來說，不幸的是，在缺乏第三方力量制衡這兩個「大國」的情況下，它們極有可能走向殊死一戰。
當塞琉古的安條克三世入侵希臘而羅馬進行反擊時，羅得斯保持中立，直到羅馬艦隊抵達提洛島，此時塞琉古的軍隊已經被擊敗了。這個時候，羅得斯人還以為，從來沒有在東方停留的羅馬只會懲罰安條克，然後撤軍。公元前191年到公元前190年，羅得斯精強的海軍分別在錫德（Side）和邁昂尼蘇斯（Myonessus）取得了兩場重大勝利。在第一場戰役中，他們打敗了漢尼拔的腓尼基艦隊，在第二場戰役中，他們把羅馬人從自己的無能中解救出來。
在塞琉古戰敗並被解除武裝後，羅得斯和帕加馬就所佔領港口的控制權爭吵不休。羅馬實施了一個聰明的折中方案：它把小亞細亞沿岸和鄰近的海域交給羅得斯，但把達達尼爾海峽交給帕加馬，從而讓它控制了羅得斯在黑海的穀物貿易。現在羅馬已經成了地中海地區的超級大國，「羅得斯在東方的獨立和強大全靠羅馬特許。如果元老院改變態度，羅得斯將會沒有任何強大的盟友」。[6]海洋國家羅得斯的存在取決於一個大陸霸權帝國的心血來潮，這個帝國既不關心海洋問題，也不重視其獨特的技術。雖然它與帕加馬之間的爭議仍然處在羅馬的關注之下，羅得斯還是採取行動打破了帕加馬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封鎖，但這也破壞了它與帕加馬的關係。
當羅得斯的軍艦護送馬其頓國王珀爾修斯（Perseus）從塞琉古王國迎娶新娘前來完婚時，這條如履薄冰的道路終於告一段落，此舉是羅得斯對這兩個希臘化君主國釋放的善意，馬其頓則以造船用的木材和黃金作為回報。羅馬被觸怒了，它開始支持呂基亞（Lycia）地區的獨立運動，這個省份本是它最近授予羅得斯的。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公眾意見打亂了羅得斯在外交上的正常算計。羅得斯民眾對羅馬人的傲慢深感不滿，同時又對「希臘同胞」抱有同情之心，因此，他們支持珀爾修斯，珀爾修斯帶著敬意與他們結交，而羅馬人既無禮又專橫。羅得斯的領袖們明白，在與羅馬的戰爭中珀爾修斯將會失敗，他們不想受牽連，然而民粹主義煽動者卻在竭力推動親馬其頓的政治議程。最終，雙方力量不相上下，羅得斯沒有往珀爾修斯這座火坑裡跳，但也沒有向羅馬提供援助。
像以往一樣，在第三次羅馬—馬其頓戰爭中，羅得斯的外交政策將會受到經濟利益的左右。戰爭中斷了穀物貿易，迫使羅得斯乞求羅馬準許他們進入西西里市場。隨著經濟損失的加劇，羅得斯向羅馬和出徵希臘的羅馬軍隊派去了調停者，但當調停者抵達時，珀爾修斯已經在皮德納（Pydna）被徹底擊敗了，羅馬人以輕蔑的態度接待了這些使者。羅得斯人不顧一切地想要討好羅馬，一個暗示就讓他們屠殺了親馬其頓的派系。在羅馬，野心勃勃的元老們想要更多的戰利品，他們要求開戰。這個提議沒有被採納，但之後幾年，元老院一直在施壓，不論島民如何懇求，都不允許羅得斯成為羅馬的盟友。經歷了一個世紀的中立和超然之後，羅得斯已經別無選擇：它要麼成為羅馬的衛星國，要麼被摧毀。羅得斯的中立依賴地區權力的平衡，而不是它自身的力量：「使這種中立得以實現的那個世界最終在皮德納戰場上消逝了。」它成了羅馬的被保護國。[7]一旦羅馬於公元前146年摧毀迦太基和科林斯，建立起普世君主國，羅得斯就沒有其他路可走。
羅馬對提洛島進行了開發，使之成為羅得斯的商業競爭對手，並收回了以前授予它的大陸領地，然而，這些明顯帶有敵意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擁有絕對權力者的漫不經心之舉。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Mithridates）在整個希臘世界中發起對義大利商人的大屠殺時，羅得斯為他們提供了庇護。由於其經濟模式和有限的規模，羅得斯對羅馬的力量深有體會，它是羅馬最忠實的臣民。
實際上，羅得斯被輕易地放過了，因為這個海洋國家太小，不足以構成威脅。公元前164年，羅馬同意與它聯盟，它沒有被佔領或掠奪，它被允許保留穀物貿易和一支龐大的商船隊，並且在地區事務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一個羅馬普世君主國穩步將整個地中海世界納入其版圖的時代，為了保持經濟繁榮，羅得斯選擇了臣服。這個決定是理性的，對一個由商人、銀行家和中間商管理的島國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羅馬治下的和平比戰爭更有利於商業，戰爭總是會讓海盜活動劇增。
儘管羅得斯的歷史實際上在公元前164年就結束了，但它在名義上又獨立了兩個世紀：羅馬帝國的規模太龐大，待在其首都的人完全注意不到邊境上的一個小小定居點。只有在對付克裡特海盜時，羅得斯參與了龐培那姍姍來遲的行動。公元44年，這座島嶼被歸入亞洲行省的管轄之下，只是簡單地維持著貿易。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貿易一直在下降，但這座城市仍然很富裕，其哲學和藝術對求學者和遊客來說極有吸引力，是一座活生生的希臘文化博物館。也許，羅得斯最偉大的藝術作品——雕塑《拉奧孔》（Laocoön）——體現出了文化的衝突、神的審判和繁榮的海洋國家走向毀滅，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就所有海洋國家而言，在帝國統治和民族國家時代，羅得斯的命運——被併入一個羅馬行省——很具有代表性。在同質化的大陸文化模式中，阿馬爾菲（Amalfi）、熱那亞，甚至是威尼斯都將失去它們的自由和身份，這些模式憎恨、害怕海洋國家、海洋貿易商及其包容性的政治體系。羅得斯的經歷將會在其他海洋國家身上重複上演。沒有幾個海洋國家能擺脫這樣的桎梏，做到了這一點的就會成為真正的海權，而當海權的力量衰退時，它們又會做出跟羅得斯一樣的選擇。退讓和順從總比毀滅要好。
1653年，熱那亞共和國議會提議，四個海權共和國——威尼斯、聯省、英格蘭和熱那亞應該結為同盟。[8]儘管這個提議沒有得到回應，因為當時英國和聯省正處於戰爭狀態，但它表明，寡頭共和政治與海洋國家之間是有聯繫的。共和國即受法律約束的公共政府，它不一定是民主國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認為共和國可以由貴族或寡頭來統治，這種模式適用於所有真正的海權。他承認英國在1688年成為一個「共和國」，當時政治權力從國王手裡轉移到議會手裡，使君主淪為世襲的虛君。
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歐洲的共和國大多是商業城邦，其中就包括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斯，它們利用古典文本對自己的選擇做了解釋。漢薩和佛蘭德斯的港口城市也採用了類似的政府形式，但它們對古代歷史的興趣較低。這些以自身利益和特定形式的經濟活動為主導的貴族共和國容易受到更大的君主制陸上強國的攻擊，後者希望對它們的貿易徵稅。它們也容易被那些不能從政權那裡得到多少好處的人的暴動所傷害，這些人試圖重新分配財富。當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帝國出現時，這些共和國的命運就如同風中殘燭一般了。
有五個共和國——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蘭共和國和英國——成為海權國家。其他共和國則因為太小，或是直接處於更大的陸上強國的威脅下而做出了另外的選擇。中世紀的熱那亞被群山環繞，沒有一條大河將其與內陸地區連接起來，也沒有足夠的肥沃土地來養活它的人口，於是它出海去尋找食物和利益，並開闢了通往義大利北部和法國的陸上通路。在羅馬的道路系統崩潰後，這個地點變得非常重要。雖然只是短暫地受到拜佔庭的控制，但熱那亞一直保持著和它的經濟聯繫，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熱那亞人通過海盜活動獲得了經商用的資金，由於沒有一個地區性的海權，他們建立了一個橫跨地中海，一直延伸到攸剋星，與西班牙、北歐和大西洋相連的貿易帝國。熱那亞的人口基數只有威尼斯的一半，因為太小而不能取得海權地位。即使熱那亞能夠在海上擊敗威尼斯，它也缺乏內部穩定和收入來源來維持對海洋的控制。威尼斯完成了從海洋國家到海權的過渡，在拜佔庭帝國的殘軀上建起了一個島嶼帝國，而熱那亞缺乏內部凝聚力和本國資源，實現不了這個過程。它為了貿易與比薩和威尼斯作鬥爭，奪取科西嘉島以控制鄰近海域，並向利古裡亞擴張，在那裡購買土地，把當地的精英併到自己國家來。
在熱那亞，「自由」意味著貿易自由以及免於納稅，徵稅在中央集權國家裡是不可避免的。[9]這種小國家的政治意圖使熱那亞成了派系衝突的犧牲品，它缺乏威尼斯那種強大的中央集權機構。當聖喬治國家銀行於1444年停止交易時，它繼續管理著這座城市的債務、徵稅、給投資者分紅並掌管臣服於熱那亞的城市和殖民地。這個國家是由一家銀行的股東來運營的。熱那亞人小心翼翼地向外國統治者隱瞞了這一事實，他們經常把統治權拱手讓給這些外國統治者，同時利用這家銀行來把真正的權力保留在寡頭集團手裡。熱那亞差不多是個反國家（anti-state），它依靠的是私人財富、私人海軍和僱傭兵。
1435年至1528年間，相互敵對的派系不斷爭奪國家的控制權，引起了頻繁、暴烈、破壞穩定的變化。只有一樣東西穩定不變，那就是混亂。法國和米蘭派來的行政官員總是滿足不了熱那亞人的經濟需求，他們是群很有經濟頭腦的臣民，而本土的總督則屢屢被敵對派系趕下臺。難怪威尼斯的秩序和穩定享譽整個義大利。[10]在1500年之前的半個世紀裡，這兩座城市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威尼斯的貿易額增長到每年75萬杜卡特[11]，而熱那亞的貿易額則下降到只有12.5萬杜卡特了。這種衰落始於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佔君士坦丁堡，熱那亞因此失去了它的黑海帝國，而威尼斯於1474年收復了賽普勒斯。重新把貿易重心移回西地中海和北非的嘗試遇上了伊比利亞、英國和法國商人的激烈競爭。這一貿易大多是在國家沒有直接幹預的情況下，用私人投資建造的大型卡拉克帆船來進行的。[12]缺乏政治凝聚力使熱那亞的商業聯繫不斷遭到海盜的破壞。相反，威尼斯則以外交手段和賠償金保住了重要市場，其中就包括地中海的香料貿易，這種狀況導致的後果之一是熱那亞的造船業急劇衰退，從事海運及其相關工作的人口比例也大幅下降。正如史蒂芬·愛潑斯坦（Steven Epstein）所言：「威尼斯找到了維持城市和平的方法，而熱那亞卻沒有。」[13]由於國內的貿易不景氣，熱那亞銀行家們開始向外國事業投資，其中包括葡萄牙對亞洲的探索，他們利用熱那亞在裡斯本、塞維亞和加的斯的重要地位來尋找新機遇。熱那亞航海家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發現美洲轉移了這座城市的焦點，正如奧斯曼帝國重組了地中海東部的貿易一樣，美洲的黃金改變了熱那亞的經濟。伊比利亞的貿易保護主義迫使熱那亞商人在他們的體系內工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熱那亞本身。[14]
1482年，阿拉貢的費爾南多（Ferdinand of Aragon）承認了他對熱那亞銀行業和商業網絡的依賴，就在卡斯提爾王國動員軍事力量以完成收復失地運動時，他的中央集權軍事國家粉碎了阿拉貢和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地區主要的經濟行動者。他利用熱那亞的海軍和商業力量來確保貿易聯繫、資源流動和貸款。這些職能中的絕大部分被交給了外國承包商，費爾南多不容許西班牙的任何準獨立地區作為一個海洋國家來運作——運營海洋國家的是商人和銀行家，不是土地所有者和軍閥，而正是後者管理著中央集權的西班牙國家。熱那亞是外國，相對較遠，而且政治上很軟弱，如果它成了問題，也只需斷絕與它的往來即可。[15]這種關係反映出了西班牙的發展。佔領塞維亞後，卡斯提爾人想要控制直布羅陀海峽，起初，「這些海軍行動中所使用的軍官和人員在早期主要是義大利僱傭兵，而許多年來，塞維亞的傳統海運貿易也還是掌握在穆斯林、比薩人或熱那亞人的手中」。[16]
在熱那亞保持海洋國家身份、以基本的海洋共和國模式來管理國家的同時，威尼斯創造了一種文化，以維持恩裡科·丹多洛總督表現出來的海權野心。由於熱那亞仍然是一個海洋國家，所以它沒有把財富用在建設富麗堂皇的城市或進行公開展示上。熱那亞沒有成為一個大國的野心，因此也就不需要通過藝術來展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它沒有發展出一個當地的藝術流派來體現海權文化。熱那亞的藝術贊助人會僱用佛蘭德斯以及義大利其他地區的人來製作一些平庸的藝術品。雅各布·布克哈特強調了熱那亞對高等文化那種眾所周知的輕蔑態度。「熱那亞的例子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不安全的財富與龐大的貿易、內部的混亂與擁有遙遠的殖民地是並存的。」[17]布克哈特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威尼斯擁有比熱那亞大得多的海洋帝國，但它仍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他沒有認識到海洋的重要性，也沒有認識到成為一個像熱那亞那樣的海洋國家會招致怎樣的後果。熱那亞精英們寧願在狹窄的街道上為了家族的地盤而爭鬥不休，也不願意通過展示文化而在政治世界裡與其他國家競爭，他們沒能創造出自己的形象來。
儘管佛蘭德斯和荷蘭藝術家中有一部分人——包括魯本斯在內——在熱那亞工作過，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為北歐的贊助人服務的。利古裡亞的巖石海岸和熱那亞的港口為許多荷蘭海洋畫作提供了一種平淡無奇的背景。[18]精英們所進行的公開展示是家族性的，並不是為了國家。共和國的聖喬治宮只有一個大房間，在壁墓中陳列著一些社會名流，一個世紀後，荷蘭人也採用了這種模式。
當海洋國家熱那亞依靠私人的主動精神而不是國家控制來製造影響時，海權大國威尼斯卻被捲入了與比它更大的陸地強國的衝突中，它本可以迴避這些無法取勝的衝突。隨著地中海被少數幾個強大政權瓜分，威尼斯開始轉向陸地，這引起了大國的警惕，而熱那亞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法國和西班牙的被保護領地。1522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洗劫了這座城市，「沒有任何事件能比這更有力地說明外國統治和放棄自由的真正代價」[19]。熱那亞在陸上大國的爭鬥中只是一個馬前卒，它缺少金錢和人力來維持獨立地位和貿易自由。它必須投靠一個陣營，並建立一個穩固的政府。1528年，熱那亞與當時的霸主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反目，因為他把薩沃納港（Savona）建成了一個足以與熱那亞競爭的經濟中心，威脅到了熱那亞存在的理由，此舉與羅馬開發提洛島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然而，熱那亞與羅得斯不同，它還有選擇的餘地，因為它是在一個多極國家體系中運作的。
貴族出身的熱那亞金融家和軍事承包商安德烈亞·多裡亞推翻了由法國撐腰的政府，並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國王卡爾五世結為同盟。多裡亞在不尋求國家幹預也不增稅的情況下確保了熱那亞的貿易自由和利潤。法國的統治使熱那亞商人被卡爾五世蒸蒸日上的帝國拒之門外，隨著美洲黃金的湧入，這個帝國的力量正與日俱增，新同盟符合商業精英的利益。卡爾同意尊重熱那亞的政制和經濟利益，僱用多裡亞的槳帆船隊，任命多裡亞來指揮他的地中海艦隊，並且從熱那亞銀行借錢來支付艦隊的費用。[20]這個約定使多裡亞發了大財，並確保了他在熱那亞的影響力。熱那亞戰艦使西班牙有能力應對法國和穆斯林的威脅，同時，熱那亞在航海和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也有助於新大陸的開發。多裡亞通過制定新憲法來維持國內秩序，這部憲法使政治權力牢牢地掌握在僅由貴族和富商組成的寡頭集團手裡，剝奪了其他人的政治權利，並降低了外國勢力的影響力。任期為兩年的總督只是個有名無實的首腦：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由商業階層做出的。最終，熱那亞通過成為一個寡頭制共和國實現了穩定，這是海洋國家典型的政治模式。多裡亞以「自由」的名義——所謂自由，指的是貿易自由和儘可能少交稅——重建了共和國，但他仍然留在幕後，主持著最高法院，以便維護支撐這個體制的法律。多裡亞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定位為人民的公僕，避免擔任要職。
多裡亞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金融家和海軍承包商，熱那亞則是它的被保護領地，不是一個國家。由於土耳其人從熱那亞手裡奪走了希俄斯島（1566年），它的經濟重心被迫西移，但西班牙的黃金流入了熱那亞，使它的銀行業獲利甚豐。[21]熱那亞在西屬美洲的貿易和金融中佔有很大份額。正如羅伯特·洛佩茲（Robert Lopez）所說的，「到費利佩二世時，這個驕傲的日不落帝國幾乎成了熱那亞的經濟殖民地」。1638年，西班牙制定法規，把外國人排除在西屬美洲之外，卻獨獨忽略了熱那亞人，三百年後，他們仍然活躍在帝國體系之中。[22]
熱那亞不同尋常的政治結構，以及安德烈亞·多裡亞所指揮的艦隊由他自己的船隻——這是他重要的私人資本資產——組成的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在戰爭中總是表現得猶豫不決。他用個人聲望支撐起了一個缺乏實權的熱那亞政權。國家是多裡亞的生意，槳帆船是他的資本資產。威尼斯和荷蘭共和國在公共儀式空間裡讚美國家，多裡亞卻在一座為款待卡爾五世而建造的宮殿中頌揚自己的個人地位，並強調他對哈布斯堡帝國的貢獻。多裡亞以尼普頓的形象出現，他讓大海風平浪靜，身邊有一條畫有其英勇祖先的走廊，卡爾則被表現為朱庇特的形象。一個代表金羊毛的標誌把皇帝和他的海軍上將連接起來，多裡亞在1531年獲得了這枚頒發給哈布斯堡帝國精英的勳章。[23]
多裡亞的決定被證明是明智和及時的。在一個大國爭亂的時代，獨立的海洋國家沒有生存空間，與最具經濟吸引力的大國締結長期關係維持了熱那亞的經濟活力。迫於無奈，它接受了帝國/西班牙的保護，以換取金融聯繫和進入新市場的機會。熱那亞不再以戰爭和海軍力量為實行國策的工具，它制定了更為廣泛的海洋政策，以保全城市的經濟和完整性。[24]為了避免被外國佔領，它做了一個陸上大國的被保護領地和代理商。它有選擇的自由，因為它是在一個多極世界中運作的。如果有普世君主國出現，熱那亞會被迫採取順從的態度，就像羅得斯一樣。熱那亞沒有國家海軍，也沒有國家主義的領土野心，它不會對馬德裡那種以陸地為中心的世界觀造成威脅。熱那亞的意識形態對西班牙沒有威脅，因為它是一個弱小的被保護領地，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海權國家。雖然熱那亞和古代羅得斯一樣，擁有一支小型巡洋艦隊來保護貿易和打擊海盜，但真正保護這座城市，使它免於遭受存在性威脅的是諸多大國從它身上感受到的共同利益。[25]
熱那亞的經濟重心從海上貿易轉向了銀行業和金融服務。[26]雖說共和國沒有錢，但熱那亞卻很富有，能夠輕鬆地資助港口工程、城市防禦甚至是戰爭。熱那亞精英刻意決定在沒有國家海軍的情況下採取行動，他們利用其他手段來發揮國際影響。17世紀初，它與西班牙的聯盟開始動搖，當時，西班牙王室暫停支付貸款利息，而且馬德裡還駁回了熱那亞對海上主權的要求。只把熱那亞共和國當作僱傭兵的承包商意味著西班牙帝國不再關心高效的船隻和長期貸款。與此同時，更加廉價、高效的荷蘭和英國航運及護航船隊迅速取代了義大利船隻的地位。[27]這些變化加速了熱那亞從航運業向銀行業的轉變，儘管它保留了少量國有船隻在西班牙和熱那亞之間運送錢幣，再經陸路運往佛蘭德斯。熱那亞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轉口港，用優惠的關稅制度把貿易吸引到這個港口來，從而取代了本地的航運。這座城市在沒有海軍或商業航運的情況下取得了國際影響力。很快，它的港口裡就擠滿了荷蘭船隻，而英國人則利用了位於裡窩那（Livorno）附近的另一個自由港。
隨著西班牙的衰落，熱那亞的地位也開始動搖。銀行家們紛紛把資金撤出西班牙，1635年，議會拒絕與西班牙締結同盟。就在威尼斯衰落為一個海洋國家的同時，熱那亞通過完全放棄海洋而倖存下來。它太小太脆弱，做不出其他選擇。由於沒有共同的敵人——一個比商業競爭更為緊要的普世君主國，熱那亞於1653年提出的共和國結盟計劃失敗了。英國和荷蘭的戰艦就在裡窩那門口為了貿易大打出手，而讓熱那亞人為控制海洋而戰也是難以想像的。熱那亞沒有足夠的收入和資源來跟不斷崛起的民族國家競爭，它只好逐步發展為一個自由港，以擺脫日益衰落的西班牙帝國的統治，寄希望於更廣泛的經濟體系能夠保護自己不被大國接管。
西班牙的衰落使熱那亞暴露在波旁王朝的力量之下，法國的軍隊、艦隊和法國想要建立一個普世君主國的野心令大大小小的海洋共和國無處容身。它們的存在就冒犯了路易十四的尊嚴。如果熱那亞想繼續進行貿易和銀行業務，它就必須承認自己的弱小。1684年，由於熱那亞把它的幾艘槳帆船賣給了西班牙，法國與它起了爭執，法國艦隊炮轟了這座城市。路易十四逼迫熱那亞總督前往凡爾賽，就這座城市竟敢無禮得像一個獨立國家一樣行事而公開道歉。熱那亞馬上把它殘餘的一點海軍處理掉了。[28]路易把總督受辱的場面製成掛毯，並把它送往羅馬，以提醒教宗，天主教的歐洲大權在握者究竟是誰。當法國大使公開慶祝一位王子的誕生時，威尼斯共和國也收到了類似的飽含敵意的信息。[29]路易的高壓手段反映出了他對共和國發自內心的仇恨和對海權的深刻厭惡。義大利的各個海洋國家都被警告不得阻擋法國霸業的推進。
儘管熱那亞蒙受了屈辱，但它還是保持了獨立的地位，因為法國和羅馬不一樣，它沒有掌握海洋霸權。「英國、荷蘭和西班牙艦隊在地中海的活躍」限制了路易的勢力，「共和國的力量並不在於它那支小小的槳帆船艦隊——它可以輕易地同意解除其武裝——而在於它的港口所能產生的利益」。[30]路易將會被「海權們」擊敗，再加上熱那亞明顯的「不設防」策略，這些因素保證了它的中立還能再延續一個世紀。法蘭西共和國作為普世君主國羅馬共和國真正的繼承者，直接把熱那亞併入了一個大陸超級大國。熱那亞沒能在1815年恢復它的獨立地位，因為此時各共和國都處於被忽視的地位上，而且英國急於從法國手裡奪走一個有用的海軍基地。
雖說熱那亞的經歷強調了海洋國家的局限性，但它的生存時間和威尼斯海權國家一樣長。這些寡頭共和國激發了歐洲各地政治思想家的靈感——尤其是荷蘭人，同時還對北歐海權國家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響。
人們往往會把葡萄牙當成一個海權，這種看法把擁有一個全球性的海洋帝國與取得海權這種文化身份弄混了。葡萄牙就像它那個更大的伊比利亞鄰國西班牙一樣，一直是個非常大陸化的國家，它缺乏包容性的政治、經濟活力和對海洋的關注，無法構建海權身份。伊比利亞國家所佔有的海洋帝國由王室獨裁者來統治，他們重視宗教信仰勝於商業成功，強調大陸擴張高於海洋控制，並強制推行壟斷性經濟模式，破壞了人們的主動性和進取心。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君主們強迫所有經濟行動者在一個以大陸事務為主導的體系中工作。
葡萄牙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動力來自宗教狂熱，這種狂熱與重新徵服北非有關，糧食不足和現金短缺也在鼓勵它對外擴張。葡萄牙帝國的建立始於1415年它對休達（Ceuta）的佔領，這是一座至今仍然掌握在伊比利亞人手裡的摩洛哥城市。「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大力推動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以尋找砂糖、奴隸和黃金的活動，他為休達以及其他沿海飛地的擴張提供了資助。[31]當葡萄牙獲得了亞洲香料貿易的控制權後，它那中央集權的指令性經濟無情地利用這個機會充實了王室金庫，使王室有錢在國內和北非實行各種事業。王室的壟斷使香料的價格居高不下，交易量也沒有增加，並把私營企業排除在香料貿易之外。
圖 | 葡萄牙航海紀念碑，為首的是「亨利王子」
王室的控制扼殺了人們的主動性，減緩了決策的速度，並且用強大的宗教意圖使帝國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摧毀了新生的海權文化。1511年，葡萄牙佔領了馬六甲，這是亞洲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但宗教偏見——葡萄牙人趕走了穆斯林商人——和王室的壟斷很快就使這個港口變得毫無用處。[32]葡萄牙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領土野心和宗教意圖，利用海外貿易收益來資助他們在北非發動的十字軍戰爭。宗教意圖導致他們把對帝國及其殖民地上稀少的人口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了教會。這種可以追溯到1319年的王室/宗教夥伴關係沒有給商人留下任何空間，而傳教工作和商業貿易的格格不入影響了葡萄牙與穆斯林的貿易。[33]亨利王子通過基督騎士團（Order of Christ）來資助那些具有開拓性的遠航，他是該騎士團的司庫。葡萄牙帝國主義事業的終極標誌是無處不在的紅色十字架，在貝倫塔的牆壁和葡萄牙卡拉克帆船的船帆上，最顯眼的就是它們。紅色十字架是基督騎士團的徽章，這個騎士團是個具有強烈陸地意圖的十字軍組織，他們的意圖在摩洛哥造成了血腥的結局。由於缺乏其他資金來源，葡萄牙的海上貿易被各宗教修會控制了。耶穌會士通過私人貿易來維持他們的海外前哨站，這些貿易，連同他們從王室手裡獲得的特權，必然會使普通商人處於不利地位。王室與教會的夥伴關係使葡萄牙發展不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來利用國家對海洋的探索和開發。國王把葡萄牙商人排除在政治權力和經濟機會之外，而神職人員則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而對商人提供援助。
由於沒有政治上有權勢的商人，葡萄牙要依靠熱那亞的銀行家、商人和航運來為它的海外貿易出資並把進口商品從裡斯本運到安特衛普，安特衛普的市場也處在熱那亞銀行的把持之下。[34]葡萄牙在亞洲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終結於真正的海權國家荷蘭之手，這絕非巧合，一個由相對包容的政治和開放的經濟所塑造的共和國必須維持海洋帝國主義。
從亨利王子到唐·塞巴斯蒂昂（Dom Sebastian），葡萄牙國王和王子們的精神世界總是被騎士對戰場榮耀的追求所主宰。阿維什王朝痴迷於榮譽、反異教徒的十字軍以及葡萄牙勢力的擴張。國王若昂二世（John Ⅱ）大力推動海上擴張，因為他認識到此舉能夠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當他於1496年去世之後，「幸運兒」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Ⅰ『the fortunate』）把海外貿易的收入用於在國內提升自己的聲望上，想以此來提高他在歐洲的地位。曼努埃爾「夢想成為所有基督徒的國王」，因此，他迎娶了費爾南多和伊莎貝爾的長女。這樣，他們兩人的兒子將繼承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王國，實現阿維什王朝的野心。[35]但他的夢想隨著妻兒的去世而破滅，之後，曼努埃爾利用亞洲的財富在國內推行中央集權，提升王室權力，並攻擊摩洛哥。為了討好西班牙，他驅逐了猶太人。許多猶太人移居到低地國家，這顯示出了原生海權國家與大陸國家之間根本性的文化差異。曼努埃爾犧牲了海洋資本、航海科學、企業和活力的一個重要來源，集中精力去追求大陸性目標，這使得葡萄牙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專注於海外貿易和海洋帝國的海權。
亞洲的財富創造了一種為了提高威望而修建的建築：位於貝倫（Belem）的塔和修道院，還有位於辛特拉（Sintra）的宮殿。「曼努埃爾式」風格最主要的特徵就是索具和渾天儀，它們象徵著葡萄牙對海洋的掌控。雖然曼努埃爾在貝倫修建的壯觀塔樓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葡萄牙海洋活動的代表，但它其實是座到處裝飾著十字架的基督教堡壘，保護著裡斯本不受穆斯林襲擊，塔古斯河對岸的一座神聖堡壘與它互為犄角。曼努埃爾式建築的主要標誌仍然是十字架，這象徵著王室與教會專制主義的緊密合作。葡萄牙歌頌海權，卻無法理解它。曼努埃爾的政權是宗教性的、專制主義的、大陸式的。[36]
問題的核心，正如約翰·艾略特（John Elliott）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身上觀察到的，是一種充斥著「十字軍理想」的文化，「由於收復失地運動和徵服美洲的影響，這種文化習慣追求榮耀和戰利品，而且還受到教會和貴族的支配，這使那些最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理想得以延續」。[37]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在商業航運的歷史中找到了更多證據：
雖說葡萄牙帝國確實是個海運帝國，但它的母國並不總是有足夠的水手和船隻來應付自己的殖民貿易，有時候，部分商品是用外國（主要是英國）船隻來運輸的。[38]
儘管葡萄牙跨越重洋在亞洲和美洲建立了帝國，但它仍然保留著貴族式的陸地文化，在這種文化裡，流血和土地遠比不體面的航海貿易來得重要。
由於葡萄牙充當了舊知識和新觀念的載體，而這些知識和觀念又塑造了最後的兩個海權國家，所以，它與海權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了。葡萄牙航海家精通希臘、猶太和阿拉伯的航海科學，把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連接了起來，塑造了15世紀末歐洲的全球視野。[39]葡萄牙在建造遠洋帆船方面是先驅者，為了與亞洲進行貿易，它建造了許多大型船隻，但到16世紀末，它的設計和生產能力已經落後於與它競爭的那些強國了。葡萄牙無法建造很多船隻，它的商業損失很大，對造船業和貿易的投資瀕臨枯竭。1555年，葡萄牙還出版了它在海戰方面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多明我會修士費爾南多·奧利維拉（FernandoOliviera）寫的《新海上作戰技術》（New Art of War at Sea）。儘管奧利維拉有航海經歷，還拜訪過亨利八世的宮廷，但他的作品深受天主教會正統觀念的締造者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影響，認為大海是一個「放蕩」或令人腐敗的處所，即便能夠通過它來傳播神的話語也是如此。[40]就像他在王室和教會的主子們一樣，奧利維拉認為令異教徒皈依才是航海探險的主要目標。他的書只有一本留存下來了，這表明他的著作印刷量很小。[41]難怪殖民主義的戰利品越來越多地落入更為世俗的國家手中。奧利維拉訪問倫敦的那段時間可能開啟了一種聯繫，這種聯繫將在都鐸王朝末年戲劇性的海洋轉向中獲得蓬勃發展，在這一轉向中，英國人利用了葡萄牙的海員、著作、海圖和經驗。這些資源中有許多是在1580年以後，通過「覬覦王位者」唐·安東尼奧（Dom Antonio）的流亡宮廷獲得的。英國人從葡萄牙航海家那裡得到了很多幫助，並且通過劫掠葡萄牙的卡拉克帆船獲得了航海和商業方面的情報，之後又仔細地掩蓋了葡萄牙知識輸入的痕跡。奧利維拉與跟葡萄牙海員有過密切合作的沃爾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在方法上有著深刻的不同，這一點頗具啟發性。葡萄牙修士害怕令人腐敗的大海，而雄心勃勃的英國人卻預見到了國家依靠海洋獲得繁榮的未來。
在雷利開始寫作的時候，葡萄牙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578年，國王塞巴斯蒂昂用亞洲貿易的收益徵召軍隊，入侵了摩洛哥，這是一場陸地/意識形態性質的十字軍戰爭，最後招致了災難性的結果。塞巴斯蒂昂和許多葡萄牙貴族在阿爾卡塞爾—吉比爾（Alcacer-el-Kebir）戰役中被摩洛哥軍隊殺死，摩洛哥軍隊同樣也是靠信仰團結起來的。1580年，由於在人力、金錢和聲望上蒙受了巨大損失，葡萄牙被費利佩二世的哈布斯堡世界帝國吞併了。一旦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葡萄牙帝國馬上遭到了荷蘭人的攻擊。[42]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從美洲和亞洲榨取財富，以供其在歐洲進行戰爭。來自荷蘭共和國和英國的武裝商人富有活力，他們對伊比利亞人發起了挑戰，伊比利亞人因而放棄了海洋，退回陸上固守其領土和堡壘。
葡萄牙的亞洲帝國被荷蘭東印度公司這家股份公司打垮了，這凸顯出了葡萄牙的軟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資金來源一是搶劫葡萄牙船，二是阿姆斯特丹的股市，它得到了寡頭制共和政府和前葡萄牙猶太人共同體的支持，正是這些猶太人把葡萄牙的專業知識傳播開來。儘管遭受了這樣的損失，葡萄牙文化仍然將領土控制和宗教問題置於海洋貿易之上。因為缺少資金、木材和熟練技工，它的造船業陷於停滯。由於船隻和水手的供應有限，葡萄牙被迫放棄了通往北歐和地中海的重要貿易航線，把力量集中在亞洲、非洲和巴西的壟斷市場上，即便在這些地區，大部分航運業務也是由外國人承包的。葡萄牙的獨立戰爭進一步從海上抽走了本來就稀缺的資金和人力，使得葡萄牙的商業航運奄奄一息。這門生意落到了正同時與伊比利亞雙雄交戰的荷蘭人手裡，他們既搶劫葡萄牙貨物，也受僱運輸葡萄牙貨物，巧妙地以這樣的方式來獲利。
西班牙統治葡萄牙的時期從1580年持續到1640年，在這一時期，葡萄牙重視的是通過殖民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佔領土地和獲取資源，同時通過王室壟斷來限制和控制貿易。卡斯提爾人對航海的蔑視，以及對十字軍榮耀和紳士行為的痴迷，使葡萄牙人的態度變得更為僵化。1640年重新獨立之後，葡萄牙急需獲得保護，以免遭到西班牙和荷蘭的攻擊。英國通過王室聯姻與它締結了不平等的同盟關係，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在英國的調停之下，西班牙及荷蘭共和國與葡萄牙實現了和平，作為回報，英國獲得了丹吉爾、孟買和進入葡萄牙市場的機會。[43]葡萄牙把海洋經濟的實際控制權交給了英國，它最終成了一個海權帝國的一部分。裡斯本被英國人當作了海軍基地，英國軍艦在這座城市裡成了常見的風景，它從海上保衛著英國不斷擴張的海洋帝國的側翼。英國海軍的物資和裝備被存放在曼努埃爾國王在貝倫修建的大修道院的地下室裡，那裡還有一個空壁龕，靜靜地等候著塞巴斯蒂昂國王的歸來。
1640年後，巴西的糖、菸草和黃金令帝國復興了，王室壟斷了這些商品的交易。1690年後，巴西的黃金在葡萄牙經濟中佔據了主導地位，但大部分黃金流向了英國，用於購買葡萄牙無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並換取英國保護葡萄牙的歐洲部分及其帝國。葡萄牙沒能建立起充足的海軍力量或商業航運來滿足其帝國需求，而它的繁榮卻依賴於這個帝國。它的商業是靠外國人來進行的，而「在葡萄牙，參加海軍不會給人增添任何聲望」[44]。有了英國的制海權做後盾，即使其亞洲帝國在荷蘭和英國的壓力之下崩潰了，葡萄牙也得以繼續剝削其殖民地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到1740年，果阿成了昔日它在印度貿易中所佔地位的最後一抹回憶。1700年之後，葡萄牙帝國的重心轉移到了巴西——它在陸地上的權力基礎，以及西非的奴隸貿易站，這些貿易站為巴西的種植園經濟提供了勞動力。葡萄牙把它開發殖民地的大部分努力放在了巴西，直到19世紀20年代巴西的獨立使帝國本身變得無足輕重為止。
1640年以後，耶穌會對葡萄牙帝國造成了重大影響，他們在王室的支持下，以貿易來資助他們的宗教工作。[45]蓬巴爾侯爵（Marquis Pombal）在18世紀60年代趕走了他們，嚴重削弱了這個缺乏世俗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帝國。效率低下的王室貿易壟斷失敗了，這個垂死帝國最主要的經濟出口變成了走私和非法貿易。利潤不可避免地流向了英國，而不是葡萄牙。最後，連作為殖民地的巴西都在經濟上超過了作為母國的葡萄牙。1792年，英國皇家特使和行政官員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斷定，葡萄牙只有把首都遷往裡約熱內盧才有未來。對充滿活力的殖民地而言，葡萄牙反而成了一個弱小的附屬物。當時馬戛爾尼正在出使中國的路上，想要打開那裡的市場，他預測，嚴厲的「商業法規和限制」將迫使巴西人起來革命。這些壟斷工具是為葡萄牙的大陸議程服務的。咄咄逼人的英國貿易和拿破崙戰爭加速了葡萄牙帝國的解體，而葡萄牙人缺乏維持這個帝國所必需的思維模式和人力。[46]
海洋帝國的衰落僅僅強調了一個事實，即葡萄牙從未將海洋置於國家政策或國家身份的中心。19世紀末，海洋終於在葡萄牙文化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作為重新編寫的歷史的一部分，英勇的航海家和殖民統治者被添加了進去。當薩拉查（Salazar）在曼努埃爾國王的貝倫塔旁修起一座法西斯紀念碑時，海洋地位的上升達到了高潮，這座建築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下至1580年，葡萄牙一直在利用從帝國中獲取的利益來資助它在歐洲和北非實施的陸上行動，這反映出一種極為保守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土地和農業比貿易更有聲望：就連經營奴隸種植園都比航海更「紳士」。只有與一個海權大國結成不平等的聯盟，才能確保葡萄牙帝國的安全，這個大國可以保護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及其歐洲邊境。作為回報，英國從葡萄牙手裡獲得了商業特權，以及葡萄牙無力捍衛的丹吉爾和孟買這兩個重要的海上樞紐。葡萄牙海外帝國的特徵將由農民出身的殖民者來塑造，他們樂於拋棄伊比利亞那僵化的社會秩序，來換取南美的開放空間。與四海為家的商人不同，他們定居下來，融入地方並發展出了一種本土的、大陸性的身份，使葡萄牙能夠在失去海洋控制的情況下保住巴西。[47]
葡萄牙從來就不是一個海洋國家，更別說是一個海權了。它一直實行中央集權的指令性經濟，為獨裁君主和專制的普世教會服務。貿易的收益被用來鞏固王室的專制統治和提升作為國家臂膀的教會的權力。它全然無意與商人階級分享政治權力，在這個階級裡有許多外國人，這確保了葡萄牙首要的軍事力量仍然是陸軍，它保衛著與西班牙的陸地邊界，並在北非徵戰。貴族式、陸地性的關注比參與海洋事務更重要。儘管葡萄牙保住了它的農業殖民地，但大部分貿易轉口港落入了那些真正的海權手裡，正是它們控制著貿易。
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政治上，伊比利亞人都缺乏能力來利用海外擴張所創造的機會，他們仍然熱衷於王室壟斷、傳教工作和大陸性的法律控制，這些做法封閉了海洋，限制了他們的海洋帝國的發展，他們的航運業和銀行業被佛蘭德斯、荷蘭和熱那亞的承包商掌控了。就像聖奧古斯丁一樣，他們也認為海洋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需要跨越它來從礦業和農業中獲取利益。他們的亞洲和美洲帝國是他們渴望的歐洲和北非領土的替代品。總而言之，伊比利亞海洋帝國的核心是土地，而不是貿易，是信仰，而不是商業。這兩個國家在本質上都是大陸國家。
雖然人們常常把海洋國家以及海洋帝國與海權混為一談，但它們的基本現實是完全不同的。除了迦太基、威尼斯和曇花一現的荷蘭共和國，大多數海洋國家並不渴望成為海權大國。相反，在多極的政治體系中，它們藏身於大陸大國的夾縫中成功地運轉著。它們太小、太聰明或太四分五裂，因而無法成為大國，只能一直受海洋的支配——海洋是它們在經濟上的存在理由，也是它們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的來源。與海權國家一樣，它們也嘗盡了普世君主國的苦頭，但它們沒有海權國家那種抵抗普世君主國的能力。
更為關鍵的是，無論是海洋國家還是海洋帝國，都沒有構建起海權身份：它們對海洋所做的文化反應體現了地理位置、信仰和陸地文化的古老現實。雖然如今海外帝國——例如，葡萄牙曾經擁有過的那個——已經不復存在，但海洋國家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當代海洋國家共同維護著使海權變得偉大的願景——在經濟、政治和知識上不斷取得進步的意圖。如果沒有海洋國家，世界會變得更加灰暗，會喪失維持創造力的文化多樣性和交流。路易十四痛恨它們，拿破崙消滅了它們，但我們應該慶幸它們仍然存在著。海洋國家身份仍然很活躍，尤其是在關於歐洲的性質和未來的辯論中。海洋國家拒斥集權化的、大陸式的限制性經濟、政治模式，因為這些模式與它們的核心價值觀相互衝突。
注釋：
[1] R.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該書的論述被學界普遍接受，除非另有說明，本章均遵循該書的說法，見該書第21—22頁。
[2] Berthold, Rhodes in theHellenistic Age,pp.42-58.
[3] Naish, Seamarks, pp.15-24.
[4] Polybius 30.5.6-8,轉引自Berthold, Rhodes inthe Hellenistic Age,p.233.
[5] Berthold, Rhodes inthe Hellenistic Age,p.146.
[6] Berthold, Rhodes inthe Hellenistic Age,p.166.
[7] Berthold, Rhodes inthe Hellenistic Age,p.199.
[8] Kirk, Genoa andthe Sea, p.141.
[9] M. Salonia, Genoa’sFreedom: Entrepreneurship, Republicanism and the Spanish Atlantic,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7.
[10] S. A. Epstein, Genoa andthe Genoese: 958–1528,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pp.266-271,276—279.
[11] 威尼斯鑄造的一種金幣，成色接近於足金，每枚重3.56克。——譯者注
[12] Epstein, Genoa and the Genoese,p.272,此處引用了E.Ashtor, The Levant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1983, pp.32-33.
[13] Epstein, Genoa andthe Genoese,pp.274-275, 280-281.
[14] Kirk, Genoa andthe Sea, pp.3-15.
[15] Salonia, Genoa’sFreedom,pp.92-97,125.
[16] J. H. Parry, The SpanishSeaborne Empire,London:Hutchinson, 1966, pp.39,43.
[17] J.Burckhardt, TheCivilisation of Italy in the Renaissance, London: Penguin, 1990, p.73.布克哈特承認，這種情況在安德烈亞·多裡亞掌權之後發生了變化。
[18] Epstein, Genoa andthe Genoese,pp.296-297; Kirk, Genoa and the Sea, p.101.
[19] Epstein, Genoa andthe Genoese, p.314.
[20] Salonia, Genoa’sFreedom, p.122.
[21] Epstein, Genoa andthe Genoese,pp.315-318, 329-330.
[22]轉引自Salonia, Genoa’sFreedom, pp.139,141.
[23] L. Stagno, Palazzo delPrincipe: The Villa of Andrea Doria, Genoa: Sagep, 2005, pp.1-54.
[24] Salonia, Genoa’sFreedom, p.25;Kirk, Genoa and the Sea, pp.x-xi.
[25] Kirk, Genoa andthe Sea,pp.100-101, 202.
[26] Kirk, Genoa andthe Sea, p.xii.
[27] C. Cipolla,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Italy』, in C.Cipolla,ed.,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London: Methuen, 1970, pp.196-215,at p.215.
[28] Kirk, Genoa andthe Sea, p.x.
[29] Burke, The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p.97-101,162;Baxter, William III and the Defense ofEuropean Liberty 1650–1702, p.212; Kirk, Genoa and the Sea, p.202.
[30] Burke, The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162.通過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評價我們可以充分理解這些手段的意義，他認為，撤銷《南特敕令》是一種政治手段，目的是強行使國家統一。正如編輯戈特弗裡德·迪茨（GottfriedDietz）所觀察到的那樣，布克哈特認為路易統治下的法國是「第一個完美的現代國家的典範，它對幾乎所有的文化分支都施加了最高的強制力」，他引用了布克哈特的論點，即路易的國家是一個「獨立存在並只為自己存在的偽有機體」。J.Burckhardt, Reflectionson History.Indianapolis, IN: Liberty Classics, 1979, pp.17, 136.
[31] P. Russell, Prince Henry『the Navigator』,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拉塞爾強調了亨利的生涯中那屬於中世紀的、富於十字軍騎士精神的一面，推翻了許多關於這位「航海家」的神話，包括那些關於他在薩格裡什建立的航海學校的傳說，見該書第6—7頁。關於休達見該書第70頁。
[32] Ng Chin-keong, Boundaries and Beyond: China’sMaritime Southeast in Late Imperial Times,Singapore: National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6, P.18.
[33] R. Mathee, 『The Portuguese in the Persian Gulf: An Overview』, in J. R. Marcris and S. Kelly, eds., ImperialCrossroads: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Persian Gulf, Annapolis, MD: USNIP, 2012, p.7.
[34] Kirk, Genoa andthe Sea, pp.12, 14,46.
[35] E. Sanceau, The Reign ofthe Fortunate King 1495–1521. NewYork: Archon Book, 1969.
[36] P. Pereira, Torre deBelém, London:Scala, 2005, pp.17-22, 探討了這座標誌性建築的目的和意義，它將繩索、繩結和導航儀器與鮮明的基督教符號結合在一起，修建在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充當了裡斯本的外圍防禦。
[37] J. V. Vivens, 『The Decline of Spai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C.Cipolla, ed.,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London:Methuen,1970, pp.8 and 128.
[38] C. R.Boxer, Four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p.89.
[39] Boxer, Four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p.10.
[40] L. Th. Lehmann, 『The Polyeric Quest: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Theories about Ancient Menof War』, Ph.D thesis, Rotterdam, 1995,pp.59-60.
[41] F. Oliviere, Arte de Guerra do Mar: Estrategia e Guerranaval no Tempo dos Descombrimentos, (Lisbon: Ediçöes 70 Lda，2008), 可以見到這本書留存下來的一本副本以及經過現代排版的文本。其導言由A.S. 裡貝羅（A. S. Ribeiro）撰寫。
[42] Boxe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pp.47-48.
[43] Boxer, Four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pp.49-53.
[44]對葡萄牙作為英國的被保護國這段關係的經典研究請見：A. D. Francis, The Methuens and Portugal, 1691–17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66, p.268.
[45] Boxer, Four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pp.65-68.
[46] Boxer, Four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pp.81-82, 87-88.
[47] Boxer, Four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