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自己掌握的武裝力量積極抗擊日軍侵略，同時還通過傳單、口號、喊話等方式開展針對日軍的宣傳瓦解工作。為有效開展宣傳瓦解工作，中國共產黨在八路軍內普遍進行日語學習培訓，接受日語培訓後，敵軍工作幹部有較高的日語素養，普通八路軍士兵大都能喊幾句日語口號。這是中國共產黨將外語教育應用到軍事鬥爭、輿論鬥爭中的偉大實踐。
（本文刊登於《軍事歷史研究》雜誌2018年第5期）日本侵華時期，日偽的奴化教育和日語教育問題一直受學界關注，相關成果也很多。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通過軍事手段積極抗擊日軍侵略，同時還通過傳單、口號、喊話等方式開展針對日軍的宣傳瓦解工作。為有效開展宣傳瓦解工作，中國共產黨也曾在八路軍中普遍推行日語學習培訓，將日語教育應用到對日軍事鬥爭和輿論鬥爭中。接受日語培訓的八路軍敵軍工作幹部有較高的日語素養，而普通士兵大都能喊幾句日語口號。這段歷史並不廣為人知，也未見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將通過大量歷史資料和文獻，考察八路軍日語培訓，包括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概況、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日語學習培訓，以及前線八路軍部隊的日語學習培訓，以推進這個方面的學術研究。
全國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產黨根據前線的實際情況逐漸認識到需要讓八路軍官兵學說日語，以便有效開展對日宣傳，遂通過通知、指示等方式明確學習日語的計劃任務，並在延安成立敵軍工作訓練隊，開展系統的日語學習培訓。
(一) 日語學習培訓的目的
全國抗戰的早期，經過戰鬥包圍日軍後，八路軍戰士用中文喊話無法讓殘餘日軍聽懂、投降。1937年9月平型關大捷之後，朱德在接受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 James Bertram)採訪時，曾強調針對八路軍士兵開展日語學習培訓的必要性: 「我們的兵士不會說日語，因此當日軍不肯降順的時候，我們不能以宣傳感動他們。我們對這一點很感不快。」[1]
1944 年到 1945 年間，美國軍事觀察團訪問延安，深入考察了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並向美國國內發回系列《延安報告》。《延安報告》的第 60 號也有這方面的記錄: 「抗戰初期，八路軍在前線接受過日語教育的幹部很缺乏，因此敵軍工作組織並未有活動。但是，著名的平型關戰鬥( 1937 年 9 月)讓八路軍認識到了敵軍工作的必要性。對於捕獲俘虜的重要性和方法，林彪將軍曾對第115師做過重要指示，但由於關鍵敵人並未理解中文口號『士兵們，放下武器』的意思，一個俘虜都沒俘獲。所以，林彪命令 115 師的士兵都要記住三句日語口號。」 [2]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軍工作部於 1937 年 10 月成立後，立即發布通告，令各部隊從師到連，建立敵軍工作組織，進行日語口號的教育，配備會日語的幹部，注意收集敵人文件等工作。[3]
這種痛感日語教育不足的情況，很快在八路軍政治部的文件中得到體現。1937 年 10 月 6 日，八路軍政治部發出《八路軍政治部關於開展日軍政治工作的指示》，強調了培養日語宣傳人才的必要性。指示規定: 「宣傳隊應學會寫主要敵［日］文標語和叫敵［日］人口號及幾句需要的簡單日文問答，亦須培養幾個在接近敵人時，組織他們呼叫敵［日］文口號。」 [4]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也曾刊文呼籲開展針對八路軍士兵的日語培訓。1939 年 1 月 15 日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誌》創刊號刊登了毛澤東的發刊詞，指出: 「爭取敵偽軍的工作，久已成為八路軍政治工作三個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許多成績，但對戰士與幹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語的教授，並研究各種方法使之善於向敵軍士兵與下級官長進行反侵略統一戰線的宣傳，還非常不足。」[5]
日語學習培訓的必要性得到較為統一的認識之後，出現了如何開展日語學習培訓和日語宣傳方面的討論。1939 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第 2 期《八路軍軍政雜誌》刊文列舉了具體的對敵宣傳工作手段，強調了八路軍戰士掌握日語口號的必要性。該文指出: 「火線上的喊話，是對敵宣傳的一種方式，而且這也是我們宣傳敵軍的最好機會。因為敵我語言不同，我們也不可能做到戰士中都能用日語向敵軍宣傳，因此應編擬由七句到十句最重要的，而且又要能包括一切的( 如上面所提出對敵軍宣傳的中心內容，及當敵動搖時叫他們不要怕，歡迎他們過來) 口號，使人人學會，個個熟習，在作戰時對敵呼喊。」[6]
(二) 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成立
在痛感日語教育不足、日語宣傳力量不夠的背景下，1938 年 11 月，八路軍政治部在延安設立了敵軍工作訓練隊，開展日語培訓和政治訓練。從抗日軍政大學 8 個大隊中，把曾留學過日本的人集中起來，再選調一批學員，組成了敵軍工作訓練隊。訓練隊在行政管理上歸抗大 5 大隊，由鄧飛擔任隊長兼政治指導員。[7]
中國共產黨一向重視敵軍工作，在全國抗戰開始前，就曾設立過敵軍工作部。1931 年，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委員會總政治部[8]在其下設立了敵軍工作部，之後改名為「白軍工作部」。其主要職責就是瓦解國民黨軍隊。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之後，與之前面向國民黨軍隊的「白軍工作」不同，面向日軍的「敵軍工作」最大的困難是語言的隔閡。敵軍工作訓練隊的主要任務是日語學習培訓，因此也被稱作「日文訓練隊」。據敵軍工作訓練隊第一期學生劉國霖回憶: 「黨組織賦予我的任務，是學好做敵軍的工作必需的手段———日語。在延安的環境下，日語加上勞動生產、政治學習是三大任務。」 [9]徐則浩考證指出，在敵軍工作訓練隊的科目中，有 70% 是日語的專門訓練，30% 是政治訓練。[10]《八路軍軍政雜誌》的記錄顯示: 「日文課與政治課的比例以四比二較為適合。」[11] 由此可見，敵軍工作訓練隊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日語學習培訓上。
日語人才培養受到高度重視。1939 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誌》上，這樣描述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意義: 「敵軍工作訓練隊:集中懂日語的，和志願作敵軍工作的青年，組成了敵軍工作訓練隊，專門訓練作敵軍工作的人材。因為爭取敵偽軍的工作，是我們整個戰略上的重要部份。」[12]在第一期敵軍工作訓練隊結束後，日語人才培養問題依然受到高度重視。1940 年 6 月 25 日，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發表《對敵工作的當前任務》一文，指出，「加強對敵的工作部門，保證每個敵軍工作幹部有日文素養，懂得日本國情，肯於虛心研究，艱苦的進行工作」; 「要求日本文字之精通熟練就不能僅依靠全軍人員十句二十句的日文口號上，而必須培養專門的日文人材，必須舉辦專門的訓練班，學習時間應有一年」。[13]
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成立後，便開始選拔學員、選任教員，正式開展日語學習培訓。訓練隊編寫了多種日語教材，推行「生活日語化」的教育手段，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一) 學員的選拔
敵軍工作訓練隊的主要學員，是從抗日軍政大學中選拔出來的。徐則浩在《從俘虜到戰友》一書中梳理了敵軍工作訓練隊選拔學員的 4 個條件: (1)中共黨員或中共的發展對象; (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3)年齡為 20—25 歲; (4)願意學習日語並熱愛對敵軍的宣傳工作。[14]曾經擔任訓練隊教員的江右書於 1940 年 6 月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題為《敵軍工作訓練隊日文教育的一些經驗》的文章，列舉了敵軍工作訓練隊選調學員的條件: 「選調學員時，應當有一個極仔細的考察，就是說每個學生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文化程度要初中以上的; 對日文要有興趣的; 天資要聰明的;性情要活潑的;口齒要清楚的;身體健康的。」 [15]上述兩項對學員選拔條件的記錄略有出入，但都強調了學員要有一定的學歷以及學習語言的能力。
學員的來源除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外，從前線各部隊選拔出來的士兵也進入了敵軍工作訓練隊。1940年7月，總政治部對120師發出了一封《給一二零師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信》，其中提到: 「我們還準備在三個月後再開辦日文訓練隊，希望你們迅速地派學生來。」 [16]這是加強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和前線八路軍部隊互動的一個嘗試。
第一期敵軍工作訓練隊的學生一共有150名，分為高級班和初級班。有日本留學經歷等一些日語能力較高的學生，一共20到40人，被分到了高級班。其他人被分到了初級班，由假名開始學習日語。同時，有的高級班學員也會擔任初級班的教員。[17]據劉國霖回憶，他自己所在的初級班被分為12個組，一組大概有10個學生。[18]可見，初級班有 120 人左右，由此推斷敵軍工作訓練隊的高級班有30人左右。
(二) 教員的選任
敵軍工作訓練隊的主要任務是日語學習培訓，要求教員首先要有很高的日文水平。實際擔任教員的有兩類人，一類是日文水平較高的留日歸國人員; 另一類是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八路軍軍政雜誌》曾經刊登的《敵軍工作訓練隊日文教育的一些經驗》一文列舉了選拔教員的條件: 「第一，應當是盡忠於教育工作而有相當教育工作經驗的。第二，不但對日文應有相當的修養，對政治方面也應有相當修養的。第三，性情應當溫和而且細心的。只有這樣的教員，才能得到學生的信仰，才能對學生有大的幫助。」[19]
擔任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教員，除了有日本留學經歷的中國人之外還有日本俘虜。《八路軍軍政雜誌》記載了如何對已經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進行充分利用。「利用已覺悟的日本俘虜來輔助教育工作，不但對學生，即是對教員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他們可以教學生正確的發音，好的會話，並能講日本的風俗和軍隊生活情形等等。同時還可以解決一些教員所不能了解的問題(如日本的土話等)。」[20]
根據徐則浩的考察，「日語教員開始時是朝鮮人徐輝，兩位日本俘虜吉積清(後改名為高山進)和春田好夫教日語發音和會話。」之後，從前線派遣江右書到延安擔任主任教員，他在日本留學多年，對日語教育造詣較深，教學方法好，深得學員的讚揚。[21]1941 年 10 月 2 日《解放日報》刊載了題為《日人森建，當選邊區參議員候選人》的報導: 「森建，日本九州人，27 歲，鐵道工人出身，1938 年加入八路軍，同年來延安，擔任敵訓隊日文教員。」[22] 可見森建曾在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擔任日文教員。而森健與吉積清實際上為同一個人;徐則浩著作中「吉積清(後改名為高山進) 」是錯誤的，吉積清和高山進為兩人。[23]
據劉國霖回憶: 日語教員開始時是朝鮮人徐輝，不久來了一位日本人吉積清，他是日軍俘虜。1939 年 3 月，又從八路軍第 120 師送來一名日軍俘虜，叫做春田好夫，比吉積清年輕，他的口音和吉積清不大一樣，他的話比較標準。過了春節之後從前方調來了主任教員江右書。[24]
根據目前資料可以確認的日文教員主要有徐輝(朝鮮人) 、吉積清(日本人，又名森健) 、春田好夫(日本人，又名高山進、川田好長) 、江右書(中國人) 。
(三) 日文教材
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日語教材包括基本課文(讀本) 教材、文法教材、會話教材三種，另外包括一些輔助教材。主要日語教材包括《日語速成教材》《爭取俘虜會話》《抗戰日語讀本》等。教材的編輯遵循由淺入深、由短到長的原則，每篇文中的單語也逐步增加。開始用的單語與單句，應是實用的，與日常生活及環境有關的。這樣可以引起學員們的學習興趣，因為他們可以馬上把這些單語單句用到日常生活裡。各種教材應有密切的聯繫及很好的配合，這樣易於了解而印象深刻。基本課文(讀本)類教材的要求如下: (1)文藝與理論文應有很好的調和，不可偏向某一方面。並要選擇關於日本問題及與敵軍工作有關係的材料。(2)文章要流利好讀的，中國人寫的日文不適合，由外國文譯的日文也不大適合。(3)要多樣性，以免枯燥，就是說，只要內容好，論文、小說、詩歌、信札、遊記、日記、劇本、敵軍文件、新聞……都可編入。[25]
圖1: 八路軍政治部編印的《抗戰日語讀本》[26]
除基本課文(讀本) 外，文法和會話也配有教材。文法教材要求先口語(白話文) 文法，後文語(文言文) 文法; 不可過於繁雜，目前可以不學的，或開始時還沒有能力了解的部分，應儘量避免編入; 例句要活潑新鮮實用; 主語與述語、助詞等部分，應儘量詳細一些。
會話教材，在開始時因為學生所記的生字還不多，文法的了解還不夠，可偏重「記憶的」句子，但當學生所記的生字多了，口語文法已教完時，即應轉入「公式」，就是說，應當使學生自己能利用公式及生字，創造更多的新的語句。其次還應多編入日本的習慣句，否則會形成所說的話多是「中國式」的。
(四) 學期安排
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日語學習培訓分為3個學期進行。學習日語的過程中，翻譯比較容易，會話則比較困難。所以日語學習培訓過程中，首先開展翻譯培訓，經常注意會話，對寫作則沒有過高的要求。開始時使用「注入式」，後進入「啟發式」，最後則應用「自修式」，教員站在幫助的立場上，以逐漸養成畢業後能獨立學習的能力。[27]3個學期連貫進行，不可有較長的假期或間斷。
第一學期是入門學習階段。主要內容包括發音、日文字母的寫法、單語、短句等。但這個學期不需過長，只要一個月左右。上述《八路軍軍政雜誌》的《敵軍工作訓練隊日文教育的一些經驗》一文總結了中國人學日語的常見錯誤，就是在形容詞「イ」之後加「ノ」，如「美シイノ花」「悪イノ人」 (分別意為「美麗的花」「壞人」，其中「ノ」是多餘的。這是中國人學日語時的常見錯誤。———本文作者注)都是常見的錯誤。還有一些文法上沒有問題但實際上日本人不這麼說的，如「有らない」，這些經常犯的錯誤需要不斷進行說明和糾正。當學生在短句中發生文法的疑問時，如關於日語動詞的活用變形問題，為什麼一個動詞有好幾種變化: 「行かない」(不去)、「行きます」(去)、「行く」(去)、「行く人」(去的人)、「行けば」(如果去)等，他們就應當轉入第二學期，進行下一階段學習。
第二學期是打基礎階段，學習的主要內容為文法、短文、日常會話、聯字、造句等。朗讀很重要，訓練隊要求學員每天早起後朗讀一個小時左右。這個過程特別注重讓學員養成使用「普通敬語」的習慣，學生經常說半句話或帶有命令口氣的語句，這樣說慣了則不容易改過來，如果在工作中說給剛來的俘虜聽，會引起反感的。這個學期需要 5 個月左右。
第三學期是深入與發展階段。學習的主要內容為較長的文章及文藝作品，閱讀理論書籍，翻譯敵軍文件、信件、報紙，作短文，用日語來舉行講演會及討論會等。翻譯的順序，先翻譯敵軍文件，這類文件語句結構簡單，比較程式化; 其次翻譯信件和敵兵日記，這類是口語，往往有文法錯誤，所述事情較為瑣碎; 再次是翻譯日本報紙、雜誌等，這類文章都是現代文，但句子較長，句式複雜。小說、詩歌是最難翻譯的，所以放在最後。這個學期需要4個月至5個月左右。[28]
在具體教學過程中，儘量用日語授課。但日語授課也不可做得太早，在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前半階段根本不可能，第二學期後半階段可以中日語雜用。第三學期可全部用日語作時事報告，以及學習講評等，至於解釋課本，還應中日語雜用。[29]
(五) 「生活日語化」的教育手段
在實施日語培訓時，生活日語化成為重要手段。教員江右書在論文中記載了生活日語化的實施: 「學習外國語，環境是很重要的，比如到日本去學日文要比在國內學快得多，因為環境逼得你不能不說，那麼我們，就用生活日語化這個辦法來造成那樣一個環境。就是發動全體教職員及學生，除了特別事故外，不論是各種號令(如起床，集會，開會等) 或隨時的談話，皆應一律使用日語。不過實行時要注意下列諸點: 一、不可提得過早，最好是在可說些簡單日常會話時。二、開始時要多少帶些強迫性。三、應進行各方面動員工作。四、應防止有些學生因此整日不說一句話的現象。」[30]
在俘虜小林清的回憶錄中，生活日語化這種教育手段也得到了確認。抗日軍政大學組織了日語訓練隊，從日本工農學校中選拔學識較高的兩名學生，擔當訓練隊的教員，由這兩位同志嚴格地實施日語教育。為了使中國同志更快掌握日語，除了上課之外他們還實施了生活日語化。他們儘可能地與中國同志待在一起，支持中國同志的日語學習。這方面的效果顯著，完全不懂日文的中國同志也能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掌握基礎日語。這些同志後來還用日語表演了自己編的現代劇，得到了很高的評價。[31]
劉國霖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到了生活日語化這種教育手段。他說: 在學了基礎語法之後，訓練隊還舉行過幾次「生活日語化周」。所有學員在一定時間內禁止互相用中國話交談，不管你幹什麼都得用日語。不會說就找老師或看書或找日本人吉積清和春田好夫去問去學，「一有空我們就去找他倆練習日語會話」。[32]
除此之外，用日語講故事、舉辦日語演講比賽和討論會、唱日文歌曲、製作日文板報、捉俘虜演習，都與日語學習培訓和敵軍工作教育有著很大的聯繫。
(六) 日語學習培訓的成果
敵軍工作訓練隊於 1938 年 11 月成立，第一期敵軍工作訓練隊學員於 1938 年 12 月正式入學，於1940 年 4 月畢業。[33]這 150 名學生一共接受了一年零四個月的培訓。
150名學員和數名教員通過日常會話、日語辯論大會、日語歌曲的形式進行了日語學習和日語培訓。經過學習，150人中有65人(43. 3%)達到了可翻譯理論文章、敵軍文件信件及報紙且錯誤不多的水平; 63人(42%)達到了可翻譯一般敵軍文件而錯誤較多的水平; 22人(14. 7%)達到了僅能翻譯極簡單文章的水平(如圖2)。在會話方面，有31人(20. 7%)達到了能自由運用尋常語句可說簡單理論會話、可教育俘虜的水平; 57 人(38%)達到了可說日常應酬話、詢問俘虜的水平;僅能說簡單會話的人有52人(34. 7%) ;說話感覺困難的有10人(6. 6%) (如圖3)。在寫作方面，除了極少數可以寫短文之外，大部分是不能寫的。[34]
圖2：學員翻譯水平統計 圖3：學員會話水平統計綜上，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選拔 150 名有語言天賦的學員，又從懂日文的朝鮮人、日本人以及有留學經歷的中國人中選拔教員，開展了積極有效的日語培訓。除日語培訓之外，政治教育也受到重視。政治訓練分為政治報告和政治教學。訓練隊經常召集學生，參加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延安的演講會或報告會和相關學者開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講座。例如，聘請毛澤東的秘書和培元講授哲學課程，請吳允講授中國現代革命史、蘇聯共產黨史等內容，曾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科留學的王學文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劉型在訓練隊開設了對敵宣傳工作和敵軍工作紀律等方面的講座。訓練隊的政治教育所用的必讀書籍包括《論持久戰》《論新階級》《矛盾論》《實踐論》《聯共黨史》《論列寧主義問題》《政治經濟學》《哲學通俗講話》等。[35]經過日語培訓和政治教育後，學員成長為敵軍工作幹部，他們畢業後有一些留在延安開展日本俘虜的教育等工作，有一些被派往前線，在前方部隊開展日語培訓工作。敵軍工作訓練隊在 1941 年停辦，新設敵軍工作幹部學校，日語培訓和敵軍工作訓練得以繼續。[36]
接受日語培訓和政治教育後，敵軍工作訓練隊的部分學員被派往前線部隊，向各級官兵開展日語培訓，八路軍的日語培訓像毛細血管一樣延伸到前線。前線部隊的日語培訓注重實效，除由中方幹部開展外，還積極藉助日本人的力量。
(一) 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學員被派往前線部隊
全國抗戰時期，延安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工廠和人才熔爐。美國記者白修德在延安採訪後在其著作中指出: 「延安根據地不給前方輸送任何東西。所有的戰區多是自給自足的。延安向外輸送的是人———是能夠傳播思想的『幹部』。」 [37]政治、軍事、財政、經濟、宣傳等各方面的主要工作，都是採用這種模式，在延安培養幹部，然後派到前方工作。敵軍工作訓練隊亦是如此。據 1941 年 3 月出版的《敵我在宣傳戰線上》的記載: 「總政於六中全會後，成立敵軍工作訓練隊，造就了一百五十名能翻譯敵人文件及訊問俘虜的幹部，其中少數還能訓練俘虜寫宣傳品，這些幹部，有一半分配到前線工作。」 [38]據徐則浩的考證，1940 年 5 月，總政治部敵軍工作訓練隊約 150 名學員，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學習和訓練，順利畢業。這是一批經過強化日語訓練，掌握了日語的口語和文字表達能力，具有馬列主義素養和政策水平的人才，非常之寶貴。畢業學員中，50 多人留在延安的軍委二局、軍政學院、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工作;其餘 100 人則被分配到華中、華北各前方部隊。晉西北、晉察冀、晉東南、冀魯豫、晉綏等抗日根據地都分配去了畢業學員，少則幾人，多則幾十人。[39]上述兩份資料的記錄存在一定差異，但共同說明，敵軍工作訓練隊的大批學員被送往前線部隊開展工作。
劉國霖回憶，1941 年 5 月，「前方要培養更多的敵軍工作幹部，開辦日語訓練班，把我調到前方野戰政治部做日語教學工作」。[40]新四軍第 4 師敵軍工作部部長劉貫一在回憶錄中指出: 「1940 年冬，我任(新四軍)第 4 師的敵工部長，當時 4 師敵工部和所屬部隊就有 6 人是從延安敵工訓練班畢業分配來任敵工幹部的。他們是張文華、劉滔、趙彤、呂鳳翔、吳振中、史克。他們是新四軍第 4 師的敵軍工作的骨幹，對 4 師的敵軍工作有很大貢獻。」[41]
(二) 中方幹部開展的日語培訓
前線部隊日語口號的教育，開始於 1937 年 9 月平型關戰鬥以後，在廣陽戰鬥中，由於「幹部喊日語口號，竟能把數名日兵喊過來，這一事實，掀起了學習日語口號的熱潮」。[42]這是各前線部隊開展日語培訓的基礎。1940 年後，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畢業學員更進一步助力各部隊日語培訓。
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培養的敵軍工作幹部被派到各個前線部隊，開展日語培訓和敵軍工作。八路軍政治部發出的《給一二零師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信》指出: 「我們已經派了一部分敵訓隊畢業生到你們那裡去，關於幹部的教育訓練，我們正在起草工作大綱、工作手冊和日語教材等，限期完成。」[43]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畢業學員為前線部隊來帶了較為專業的日語知識，八路軍、新四軍從旅、師到軍區都辦了短期日語訓練班，每期 1 至 3 個月，訓練出了大批初級的對日軍宣傳幹部。總政治部還專門發布命令，號召前方部隊普遍學習日語，開展日語喊話訓練，部隊中形成了學習日語的熱潮，一般戰士都能普遍喊三四句日語口號，連隊敵工組能喊七八句，並會唱一些日文歌曲。許多主力部隊的成績還更好些。[44]在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畢業學員陸續抵達後，各前線部隊紛紛開始開辦敵工訓練隊，開展日語培訓。首先開辦敵工人員訓練班的是八路軍第 129 師政治部。之後，115 師、120 師、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以及晉察冀軍區，都陸續開辦了訓練班。這些訓練班的課程，一般是日語、敵軍工作、部隊政治工作、軍事常識等，而以日語為主。[45]
八路軍各部隊面向各級幹部和普通戰士的日語培訓流程各有特色。115 師採用的辦法是先召集連的文化教員來訓練，教以日語口號，再由他們回去教戰士。第 120 師採取另一種辦法，即每班一人到營連學習日語，每學好一二句即歸班，再派另一人前去學，如此反覆輪流，並讓已學會的教未學會的。這樣一個戰士也能學會好幾句日語。有些部隊則利用俘虜教日語口號和日文歌。此外，在行軍中利用大休息時，在宿營中利用早晚點名時，由敵工組員或教員領導複習日語口號，也是普遍採用的辦法。還有在遊戲時，大家齊喊，或分成兩隊，站在山上山下對喊，以此來練習日語口號的。[46]經過這些教育，一般戰士普遍能喊 3 句口號，連隊敵軍工作組能喊七八句口號和唱 3 個日文歌曲。部隊中日語培訓制度，以第 115 師第 6 團最好，介紹如下。
115師6團的日語培訓制度:
(A)對一般戰士的教育———規定每禮拜六的文化課時間，由文化教員教日語口號。
(B)對工作組的教育———每周到營部上三次課，兩次日語，一次敵軍工作，利用休息時間，由見習幹事上課。
(C)對連的文化教員和副指導員的教育———每周到營上兩次課，教材是《日語速成教材》，由見習幹事教他們。
(D)對連排幹部的教育———每周到營上一次日文課，由見習幹事教他們。
(E)對營見習幹事的教育———每周到團上一次日文課，教材是《爭取俘虜會話》，由團敵工股日語幹事教他們。
(F)對團政治處各股幹事的教育———每晨到敵軍工作股上日語課，由敵軍工股日語幹事教。[47]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八路軍團一級部隊政治處敵軍工作股設有專門的日語幹事，他們受過專業的日語訓練，要對團政治處各股幹事和各營見習幹事開展日語培訓; 接受日語培訓後的營見習幹事則針對各連排幹部、連文化教員、工作組開展日語培訓; 連文化教員具體實施針對一般戰士的日語培訓，如圖4。
第 129 師的日語培訓與上述的第 115 師較為相似。根據八路軍第 129 師政治部敵軍工作科科長盧耀武和劉國霖的回憶，用漢語向日軍喊話失敗後，第 129 師開始向八路軍士兵開展日語喊話的訓練。口號有「武器を差し出したら殺さない( 繳槍不殺) 」「捕虜を優待する( 優待俘虜) 」「日本軍閥を打倒する( 打倒日本軍閥) 」等。具體的日語培訓工作如下:首先，從每個戰鬥連隊抽出 3至5 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聰明的、口齒伶俐的年輕戰士，到團政治處集訓一周左右。集訓的內容是，明確爭取瓦解敵軍工作的意義、政策和開展各項工作的方法，學習日語喊話。學習結束後，回連隊組成敵工小組，在連幹部的領導下，教全連學會用日語對敵人喊話，並具體組織平時和戰場上瓦解敵軍的工作。其次，是敵工幹部親自到連隊檢查喊話情況，並直接進行補課，這種喊話訓練一直堅持到抗戰結束。「事隔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遇到當年的連隊幹部(今天多是從高級領導崗位上離休的老幹部)，他們還能熟練地喊出當時的那些日語喊話。」[48]
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第一期學員劉國霖，從延安畢業後被派到前線野戰政治部駐紮地麻田村，向八路軍幹部和士兵開展日語培訓。他經常和覺醒聯盟的成員一起去主力部隊第 129 師第 358 旅進行日語口號培訓。口號包括「日本の兵隊さん(日本士兵們)，捕虜を殺さない(不殺俘虜) ，捕虜を優待する(優待俘虜) ，武器を棄てろ(放下武器) ，止まれ(站住) ，手をあげよう(舉起手來) 」等，八路軍幹部以及部分普通士兵都學會了這些口號。[49]
1941 年 6 月 30 日《解放日報》介紹了晉察冀軍區的日語培訓的情況: 「到過軍區部隊的任何人，都能聽到戰鬥員們發著伊伊嗚嗚的聲音，在熱烈的歡迎會上，他們唱著熟練的日文歌。雖然，被歡迎的人，不一定是敵軍的俘虜，但他們卻認真和莊重的唱著。這些人在三個月以前，還是一個『不懂事』的誠樸的農民，現在到部隊裡來了不久，很快的學會了幾門東西。他們除了變成不做中國文盲，而且學會了『彆扭的』日本文字母，而且學了日文的喊話和唱歌。」[50]
(三) 通過日本人開展的日語教育
前方八路軍部隊的日語教育，除了依靠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畢業學員外，還積極尋求日本俘虜或日本友人的協助。日本人原清志(日本名為「原清子」)並非日本俘虜，她早年受中國留日學生影響，後來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在 1937 年末，原清志赴山西省晉城華北幹部訓練班擔任日語教員，教了兩個月日語。華北幹部訓練班之後改名為華北軍政幹部學校，訓練班的畢業生都被分配到八路軍。[51]1938 年 3 月，原清志擔任八路軍晉豫邊抗日遊擊隊的敵軍工作科科長。根據原清志的回憶，當時她的主要工作是教授士兵們簡單的日語會話，使他們能在前線與日本士兵交流。比如，晉豫邊抗日遊擊隊司令員唐天際寫出「俘虜優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由原清志教授日語讀法，並按照她的發音標上與之相似的漢語發音，之後再分發給前線士兵。全國抗戰初期主要由中國士兵們用生硬的日語同日本士兵交流，隨著俘虜的增加，同日本士兵的交流工作逐漸由日本人來負責。[52]用漢語發音來標註日語，這種做法在中國人初學日語時頗為常見。長期擔任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的王學文在回憶其留日生活時指出，剛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連「タマゴ」 (雞蛋)這樣的單詞都不懂，日語「タマゴ」的發音與漢語的「他罵我」發音相似，於是他就用「他罵我」來記憶「タマゴ」。[53]
在前線部隊中的部分日本俘虜，也參與到了日語教育中。日本俘虜水野靖夫在回憶錄中講述了為中國士兵教授日語的經歷。他接到教授日語的任務後，便與中國同事花費大概一個月時間一起制訂日語教育的計劃。製作了二三十個日語口號，加上 50 音圖，編印了大概五到六頁的小冊子。第二天就借用小學的教室開始了授課。水野在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分校教授八路軍士兵日語。據他回憶: 「軍政大學的學員大都是從全國各地誌願而來的二十幾歲的青年。他們在這裡的一年半期間，專門學習軍事和行政。然後被委任任務並分配到各地。」「我在這裡，教授他們片假名、平假名的 50 音和簡單的日常會話、前線的喊話用語、寫在牆上的口號等。也把我所知道的日本人生活習慣、生活形態介紹給他們。他們與農民兵不同，畢竟都是非常優秀的學生。他們對我教授的知識像砂子吸水一樣吸收學習。我的課每周有一次，三小時，授課持續了三個月。在這裡我教過500名青年男女，我不知道他們之後的情況。但我相信，他們在戰中和戰後，一定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貢獻。」[54]
本文根據大量歷史文獻資料和當事人回憶錄，考察了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概況、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日語學習培訓，以及前線八路軍部隊的日語學習培訓情況，這是中國共產黨將外語應用到軍事鬥爭、輿論鬥爭中的偉大實踐。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將八路軍日語學習培訓的特點總結如下。
第一，八路軍日語學習培訓直接服務對日軍事鬥爭和輿論鬥爭。瓦解敵軍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敵軍工作的目的是瓦解日軍，日語學習培訓的目的則是為了更好開展針對日軍的軍事鬥爭和輿論鬥爭。在陝西省檔案館發現的《抗戰日語讀本》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為了捕獲日軍俘虜所用的日語。日語學習培訓的目的正是為了捕獲日本俘虜、增長日本士兵的厭戰情緒、瓦解日軍。中國共產黨一向重視宣傳輿論工作，在通過軍事手段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時，還積極通過傳單、口號、喊話等方式開展針對日軍的宣傳瓦解工作。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的日語培訓為敵軍工作培養了大量日語人才，是對敵宣傳不可缺少的準備工作; 前線八路軍部隊的日語學習培訓則提升了中共軍隊的對日宣傳水平，成為中國共產黨將外語應用到軍事鬥爭、輿論鬥爭中的偉大實踐。
第二，八路軍日語學習培訓有很強的組織性和系統性。全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敵軍工作訓練在延安以及前線各地開展的日語學習培訓有很強的組織性和系統性。第一期敵軍工作訓練隊於 1938 年 12 月至 1940 年 4 月在延安開展，訓練內容以日語教育為主，政治訓練為輔。畢業的150人中，少數人被派往八路軍軍政學院，接受更高水平的政治訓練;部分留在延安工作;大多數人被分配到前方部隊，負責各部隊的敵軍工作訓練，特別是日語培訓。在延安敵軍工作訓練隊接受訓練的敵軍工作幹部被派往前線各個部隊，培養部隊敵軍工作組織的日語幹事，之後逐級開展日語培訓。前線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利用日本俘虜，開展軍官和一般士兵的日語培訓。日語學習培訓流程完備，環環相扣，覆蓋面廣，如圖 5。
第三，八路軍日語教育注重實效、講求科學性。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物質上和人才上都極其貧乏，但八路軍的日語教育卻得以科學有效的開展。日語學習培訓注重實效，教員力量不充裕，但積極藉助朝鮮人、日本人的力量，甚至讓高級班學員教初級班學員; 同時，日語學習培訓也講求科學性，學員選拔、教材建設、教學過程、筆譯與會話的關係等方面都處理得十分科學。通過全日文授課、生活日語化等教育手段，超過四成的學員可以翻譯理論文章、翻譯敵軍文件且錯誤不多，達到較高水平; 有兩成學員可以進行簡單的理論會話，並可以教育日本俘虜。八路軍戰士大都會喊 3 句左右的日語口號，連隊敵軍工作組成員會七到八句日語口號和 3 首日語歌曲。日語學習培訓的這些效果對八路軍的敵軍工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是因為普遍開展了針對八路軍普通士兵的日語培訓，使得中國共產黨對日軍的瓦解工作卓有成效。
作者 | 趙新利：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對日宣傳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17BXW002）的研究成果
[1]［英］詹姆斯·貝特蘭:《華北前線》，林淡秋等譯，北京: 新華出版社，1986 :168[2]山本武利編訳『延安リポート: アメリカ戦時情報局の対日軍事工作』、巖波書店、2006 :641
[3][42][45][46][47文化教育研究會:《敵我在宣傳戰線上》，文化教育研究會出版，1941 年: 211,214,211-212,214,215
[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八路軍政治部關於開展日軍政治工作的指示》，《八路軍文獻》，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4 : 61—62
[5]毛澤東:《發刊辭》，《八路軍軍政雜誌》第 1 卷創刊號，1939 年 1 月。
[6]蕭向榮:《部隊中的宣傳鼓動工作》，《八路軍軍政雜誌》第 1 卷第 2 期，1939 年 2 月。
[7][10][14][17][21][35][39]徐則浩:《從俘虜到戰友———記八路軍新四軍的敵軍工作》，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36,37,36,37,37,38,35
[8]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於 1931 年成立，1932 年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1937 年 8 月改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對外稱八路軍政治部，同時在前方的八路軍政治部改稱八路軍前方野戰政治部。
[9][18][24][32][33][40][49]劉國霖、鈴木傳三郎:《日本俘虜在延安》，北京: 學苑出版社，2000: 21,18,17-18,22,18-23,26,56
[11][15][19][20][25][27][28][29][30][34]江右書:《敵軍工作訓練隊日文教育的一些經驗》，《八路軍軍政雜誌》第 2 卷第 6 期，1940 年 6 月。
[12]許光達:《抗大最近的動向》，《八路軍軍政雜誌》第 1 卷第 2 期。
[13]譚政:《對敵工作的當前任務》，《八路軍軍政雜誌》第 2 卷第 6 期。
[16][43]《給一二零師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信》，《八路軍軍政雜誌》第 2 卷第 7 期，1940 年 7 月。
[22]《日人森建，當選邊區參議員候選人》，《解放日報》1941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26]八路軍政治部:《抗戰日語讀本》，陝西省檔案館藏: 2291 － 8 － 14 － 105。
[31]小林清:《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85 : 105 。
[36]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爭下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東京、青木書店、1999 :247 。
[37]［美］白修德:《探索歷史》，馬清槐、方生譯，北京: 三聯書店，1987 :168 。
[38]文化教育研究會:《敵我在宣傳戰線上》，第 222 頁。
[41]劉貫一:《敵軍工作談片》《新四軍回憶資料》( 1)，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0 :79。
[44]姜思毅:《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2)，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1 : 239 。
[48]盧耀武、劉國霖:《一二九師的敵軍工作》，《八路軍回憶史料》(3)，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1: 93—94 。
[50]《敵軍工作在晉察冀》，《解放日報》1941 年 6 月 30 日，第 2 版。
[51][52]水谷尚子『反日以前: 中國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東京、文芸春秋、2006 :28—29 ,30.
[53]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京、東方書店、1982 :126 。
[54]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 一反戦兵士の手記』、福岡、白石書店、1974 :9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