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10年代初期的日本領導層在四分五裂中趨於細碎化。在這樣的國內局面下，爆發了武藤貞一所預測的「大戰開端」——日中戰爭。昭和10年代初期的日本國民正處於「內政」與「外交」雙重國難的入口處。
無疑，日本國民從這雙重國難中得以解放之際，正是1945年8月15日。只會無窮擴大毫無出路的戰爭的軍人與政治家被逐出局，國民從戰爭中得以解脫。
當論及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大海嘯、核事故「三重苦」時，很多人自然會與當年8月15日之後，日本人從國難中實現的復興相對比。很多人認為，曾經從戰敗後的廢墟中實現復興的日本人，必然也能夠克服這次「3·11」國難。
但是，在分析了本書第六章「危機時代」向後來「崩潰時代」發展的過程後，筆者認為，2011年3月11日，更加接近於日中戰爭爆發之際的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的日本，正處於「崩潰時代」的入口。而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則終結了「崩潰時代」，迎來了「改革時代」。日本國民從愚蠢的領導人與愚蠢的戰爭之下得以解放，在重燃希望後接受了戰後改革，並全力投入復興。
而在遭遇「3·11」三重國難的日本，既沒有對於改革的希望，也沒有對於領導人的信賴。當然，重建和復興東北地方是日本國民的一致心願。但是，本應領導這一事業的日本政治領導層，卻像昭和10年代初期那樣，在四分五裂中趨於細碎化。所謂面對「國難」時，必然發生「明治維新」「戰後改革」的說法，只是一種疏於具體歷史分析的單純樂觀論而已。「明治維新」和「戰後改革」確實給日本帶來了發展，但「昭和維新」卻加劇了危機，最終招致災難。要克服3·11」帶來的國難，日本國民需要新的領導層。在四分五裂的、細碎化的領導層之下，無論是「重建」還是「復興」，都可謂希望渺茫。
然而，「興」「亡」往往在歷史上組合出現。本書始於明治維新之「興」，終於「昭和維新」之「亡」。在本書記述的時代之後，又有了「戰後改革」之「興」。戰爭結束以來66年的歷史以「戰後改革」為開端，似要形成又一個循環。其中，能夠克服「亡」而迎來「興」的下一代領導者們，應該正在政界、官界、財界、勞動界、言論界以及學界中等待出世的機會。
筆者確定寫作本書是在2010年3月。這是築摩新書出版社編輯增田健熱心敦促的結果。筆者從同年8月動筆，經過幾乎整整一年時間，終於在2011年9月完稿。這期間，已經脫離教職近九年的筆者投入了整整一年時間，名副其實的「整整一年」時間。本書原稿大約每頁為兩百字。在此期間，每湊齊一百頁左右的原稿，增田先生就審讀並發來評論。本書原稿超過1200頁，增田先生發來了12次審讀評論。在著書的過程中，並不存在「作者寫作」、「編輯制書」這種單純的分工。
儘管有增田先生的幫助，要以一人之力寫出80年間的日本歷史，難度仍然遠超想像。當然，筆者最初就未打算將此書寫成那種觀點平衡的通史。
這是一本帶有筆者獨斷和偏見的日本近代史。但是，不管如何為獨斷和偏見所驅動著述，從1857年（安政四年）到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歷史仍是過於漫長，過於複雜。也許書中充滿謬誤，但能夠從這一苦差中解脫出來，筆者感到無比欣慰。（本文為《日本近代史》結語，作者坂野潤治）
《日本近代史》
ISBN：978-7-5166-4979-4
[日]坂野潤治 著
新華出版社 2020年1月
定價：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