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美國《國家利益》雜誌近來刊文，聲稱視中國為美國的戰略「對頭」(rival)已成為美國朝野共識。因此，對華強硬將成為美國的長期政策，中美之間由此進入「第二次冷戰」。無獨有偶，一些中國專家學者也認為中美之間「新冷戰」已經開始。筆者認為，其實不然。因為中美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利益衝突；中美之間早已形成難以逆轉的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中國不同美國搞對抗；美國主導的安全同盟體系想主導世界安全事務是力有不逮。
本文由大國策智庫高級研究員黃靖發表於2018年5月10日的《環球時報》。
黃靖
黃靖，大國策智庫高級研究員，德國羅伯特·博世(Bosch)基金會Richard von Weizsaker 院士。曾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特聘客座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所任資深研究員，史丹福大學雪倫斯頓研究員，美國猶他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和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講師。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是在四個基本條件下發生的。其一，意識形態的有你無我是雙方對立的根本原因，驅動並主導雙方的相互政策，雙方都將打敗以至消滅對方作為戰略目標；其二，雙方經濟各自獨立，互不往來；其三，整個世界格局劃分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陣營；其四，雙方各自組成以對抗為目的的軍事同盟。
顯然，以上四個條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間並不存在。首先，中美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利益衝突。習近平主席反覆強調，中國決不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而是要積極謀求與外部世界的合作發展，打造包容開放的命運共同體。一些專家學者倡導的 「中國方案」，其目的也是推動發展，絕非「顏色革命」。
在中美關係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始終致力於在合作的基礎上發展中美關係。另一方面，自尼克森訪華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主要是利益驅動，意識形態並非主流。目前，儘管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認為「北京模式」的成功對「華盛頓模式」形成重大挑戰，中國也因此成為美國的戰略「對頭」，但川普政府並沒有像其前任那樣刻意地在意識形態上妖魔化中國。
其次，中美之間早已形成難以逆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而且，雙方的經濟早已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經濟連為一體，幾無可能再度恢復兩個相互獨立的經濟體。
再次，要想在今日世界打造勢不兩立的兩派陣營，無異於痴人說夢。中國不同美國搞對抗，更無意打造一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川普政府也很難聚集一個圍堵遏制中國的國際陣營。即便是在亞太地區，與美國結盟的日韓澳等國在對華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異(甚至衝突)而各有不同；而美國與其歐洲盟友在對華政策上的差異更為明顯。
最後，儘管世界上依然存在著美國主導的安全同盟體系，但要以此主導世界安全事務卻力有不逮。畢竟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磚五國都不在美國安全同盟體系之內。而中國並不想要打造一個針對美國的同盟體。中國對外交往的原則是「結伴不結盟」，夥伴與盟友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利益驅動的，在組織上開放包容且關係平等，其目的是合作共贏；後者是意識形態驅動的，在組織上封閉排他且關係不平等，其目的是對抗。
工業革命以來，崛起的世界性大國有兩個鮮明特點：一，具備在全球範圍內作戰的軍事力量；二，挑戰守成大國(霸主國)建立的國際秩序(英國挑戰西班牙的國際秩序，德日挑戰盎格魯·撒克遜的國際秩序，蘇聯挑戰美國的國際秩序)。
然而，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並不具備全球作戰的軍事力量。近年來中國發展迅猛的軍力是為了加強國防，而不是到世界各地去打仗。更重要的是，引領中國崛起的改革開放政策，並不挑戰長期由美國及西方世界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要與世界接軌，積極融入到現行國際秩序中去。正是「融入」式的發展模式，決定並造就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成功。
其結果，是中美兩個大國共存於同一個國際體系之中，成為現行國際秩序中的「利益攸關者」。這一現實決定了中美關係已經遠遠超出了雙邊關係的範疇：中美之間的任何問題，都具有世界意義。反之，世界上任何重大問題和挑戰，如果沒有中美之間的溝通與合作，都難以管控。川普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發動對華「冷戰」，不僅傷害中美關係，也必將對整個世界局勢帶來負面影響。
中美兩國共存於同一個國際體系中並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的另一結果，是兩國的利益都高度多元化。雙方不論是制定對外或對內政策，都將出現一個(些)利益集團擁護、另一個(些)利益集團必然反對的複雜局面。因此，兩國關係穩定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利益衝突，而是雙方領導人對內政的管控能力。管控能力強，政策的協調性就好，有前後一致的連貫性，因而有利於雙邊關係的穩定。反之，則是政策雜亂無章、朝令夕改，雙邊關係也隨之顛簸起伏。
歷史表明，儘管中國的國力弱於美國，但體制的優勢使得中國領導人對國內局勢的掌控比美國領導人強，因此中國往往是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的主動方。另一現象是美國總統一旦贏得連任，中美關係便趨向穩定。畢竟，連任的總統要比第一任期間強勢得多。
而川普政府恰恰是二戰以來最為弱勢的政府，反對的勢力強大。對外則面臨 「美國第一」正成為「美國孤立」的尷尬局面。內外交困的結果，是對華強硬不僅成為美國各派力量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也是川普政府在雙邊關係以至整個國際事務中保持主動的必要手段。但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巨大分野和利益衝突，使得川普政府在制定任何具體政策中都將深陷泥潭。在此形勢下，中國自應保持冷靜，決不盲目地跟著川普政府的節拍走。這樣，即便美國朝野似乎達成了遏制中國的共識並出臺相應的「戰略」，但巨大的內部矛盾使得將這一「戰略」轉變成前後一致的具體政策十分困難，更難有效地加以實施。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筆者曾在《環球時報》撰文，推動這一變局的，是由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引領的第三次現代化浪潮，40億人口捲入其中。這次現代化浪潮引發了兩個難以逆轉的大勢：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基於多邊機制之上的現行國際體系則為這兩個大潮提供了制度保證。
顯而易見，川普政府強調「美國第一」，搞單邊主義退群、鬧群，建立關稅壁壘，利用美國在產業鏈的上遊「鏈位」來訛詐下遊「鏈位」的廠家甚至斬斷產業鏈，踩踏中國核心利益底線等種種針對中國的「冷戰」舉措，都是與世界發展大勢相悖的。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一系列順應世界潮流的舉措。習近平主席自2017達沃斯會議到今年4月博鰲論壇的一系列講話反覆強調，中國要堅決捍衛市場機制下的自由貿易體系；要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發展並完善基於多邊機制之上的國際秩序；要積極發展同各國的合作共贏的夥伴關係，打造共同發展的命運共同體。在一個多極的世界中推動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
中國的順勢而為，得道多助。川普政府對華強硬的「第二次冷戰」，看似來勢洶洶，但倒行逆施的舉措連自己的盟友都難以接受，結果必然是失道寡助。
文章內容不代表研究會、大國策智庫觀點。
責編 | 安俊、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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