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客兒」微信公號：skdyh8
王國權，1911年12月24日出生於河南省鞏縣（今鞏義），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35年入黨。他早年參加革命，曾任熱河省委書記兼省長、省軍區政委。1956年調到外交部，開始了為期22年的外交生涯，先後出任中國駐東德、波蘭、澳大利亞、義大利四國大使，並在任駐波蘭大使期間，兼任中美華沙會談中方代表。1970年至1973年，擔任中國對外友協會長，並作為周恩來的特使，赴日本參加松村謙三的葬禮。1978年調民政部任副部長，後又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民委和外委會工作。1988年離休。1996年12月24日，時值王國權85歲壽誕，我去看望並向他表示祝賀。王國權揮毫送給我一條幅——「忘年之交」。我手捧條幅，感動不已。27年前，在長白山下的荒原上和洣江邊的茶園裡共同勞動、生活的往事，一齊湧上心頭。於是，我寫下了下面這段文字，算是對王國權在幹校生活的佐證。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同時發表了毛澤東的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此後，外交部立即響應和行動起來。1969年3月21日，毛澤東批示同意外交部在黑龍江五常建立幹校。5月6日，外交部幾百人扛著「外交部321五七幹校」的校旗，搭上列車。姬鵬飛副部長和軍代表韓立業等人到北京車站送行，並反覆告誡幹校籌備小組的年輕同志：「一定要注意同志們的人身安全，特別是老同志。要踏踏實實幹，攤子不要鋪得太大，先按5０0人安排……」我們把部領導的囑咐牢記在心，浩浩蕩蕩向東北進發。籌備小組成員中，就有王國權，但因行前太匆忙，大家沒來得及碰頭。我雖然不認識王國權，但對他的事跡已早有耳聞。可萬萬沒有想到，一位有名望的老人竟是那樣平易和善，一副學者風度。在列車上，我小心地試著與他搭訕，他顯得很拘謹，問一句答一句。我知道，作為「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第一批下放的大使之一，他尚不知道此次下放會對自己產生怎樣的影響。但我對他投筆從戎，在晉察冀抗戰8年，做過熱河省委書記兼省長，後調外交部，曾出任駐波蘭大使兼中美華沙談判代表等傳奇往事，還是敬重不已。通過交談，我知道那時他已58歲，比我的年齡大一倍。我深知照顧好這些老同志的意義，也更感到自己身上擔子的分量。外交部「五七」幹校的校部設在五常縣太平村林場場部。與其說是場部，不如說是大車店。原林場伐木工人早出晚歸，人和牲畜都在那兒歇腳，一排簡易房就是他們的住處。我們把西屋改做倉庫，東屋住人，中間是廚房。我們把東屋原來的對面炕作了點小改動，用秫秸抹上泥做牆，將南炕一分為二。裡面的小間做醫務室，我和兩位女醫生同住。南北大炕能睡20多人，司機、廚師、會計、保管員和校部的同志都擠在那兒。炕上面鋪稻草，再鋪上炕席，離鍋臺近的一頭炕很熱，離得越遠溫度越低，所以裡屋的女同志比較「涼快」。廚師二愣子（大家都這麼叫他，現在已記不清他的名字了）是從釣魚臺國賓館來的，是先遣組成員之一。我陪王國權等同志後到。二愣子很「熱情」，主動將他的中間鋪位讓給王國權。王國權很高興，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感謝。但睡了兩天，老人總摸後腰。我們問他怎麼了，他也說不清，好像稻草裡有什麼東西在咬自己。我們掀開稻草一看，原來炕上的一塊土坯塌了，熱氣從縫隙裡躥上來，烘烤著老人的後腰。我們問二愣子怎麼回事，他不好意思地承認，是他使壞，想考驗考驗「當權派」。「不打不成交」，從此，這一老一小成了好朋友。我當時在幹校籌備小組負責政工、宣傳方面的工作。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搞了不少脫離實際和形式主義的東西，如「向貧下中農學習，不睡懶覺」，要求校部同志早晨四五點鐘起床，除學習《毛澤東選集》外，輪流為食堂挑水。當時幹校裡有相當一部分工勤同志，其中少數人想不通，就說：「小心你們要犯路線錯誤。為什麼髒活累活都讓我們幹？我們來自農村，從小就幹農活，用不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你們當官的、知識分子、夫人們才最需要鍛鍊。」面對這些言論，我不加分析地提出了上述要求。有一天早晨，我們照例去挑水，但廚師說王國權已把水桶挑走了。我們趕快攆出去，在井臺阻住了他，但他說：「你們天天挑水，讓我看熱鬧？！我也要挑水，鍛鍊鍛鍊嘛！」我們怎麼說他也不聽，無奈，只好每桶裝一半水，讓他試試。快60歲的人了，作為高級領導幹部且長期在國外工作，哪裡會挑水？走了一段，險些摔倒，我們立即搶過來。從此，幹校立了規矩：50歲以上的人不挑水，可以掃院子。找到了新工作，王國權才安心了。1969年7月27日，雨天，校部成員借鄰居一間空房開會。徐晃夾著小板凳，端著水杯，還拿著一個筆記本，搖搖晃晃地走在田埂上。一不小心，摔倒了。大家聞訊趕過去，七手八腳將他送往當地醫院，後又轉送北京。一年多以後，方能下地走動。就在徐晃摔傷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校部的同志在政工組開會，至23時方散，回到住處時燈都熄了。王國權雖然格外小心，但還是被地上的鞋子絆了一跤，所幸未摔傷。校部的幾個年輕人慌了。想到部裡一再囑咐注意同志們的安全，結果還是摔傷了徐晃，可不能再出第二個徐晃了。於是，便新立了一條規矩：不許老同志幹累活、危險的活。可是，當時在東北幹校不是開荒，就是挑水、劈柴、養豬、種菜，哪有輕活？後來，想了個辦法，讓老同志下連隊，幫連裡出主意，想點子。校部離連隊都不近，6個連隊分布在距校部一二十裡的6個自然屯：一連下轄地區業務司，二連下轄世界知識出版社和國際問題研究所，三連下轄釣魚臺國賓館，四連下轄外交人員服務局，五連下轄駐外使領館回國人員，六連下轄外交學院。王國權是快60歲的人，沒有車，走那麼遠的路，也太辛苦了，怕他路上出危險，便派年輕同志陪他下去。為此，王國權總覺得幹校對他照顧太多，過意不去。那時，我們都到離幹校不遠的小河溝裡洗衣服，但坡陡路滑，年歲大一些的同志去那裡很不方便，我便偷偷地幫王國權洗過兩次衣服。想不到，這件小事竟讓他終生不忘。1997年9月我去探望王國權時，他送給我一本《王國權回憶錄》，其中有一章寫「五七」幹校的生活，文中提到了這件小事：「……後來才知道是一位叫張兵的女同志洗的，她那時還是幹校的負責人之一。從這件事情，我開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狂熱，並不是所有人都一味響應的，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在內。惡勢力終將一天天地被覺醒了的人民識破和掃除。」到幹校不久，我們先是發現了可耕地面積大大縮水，無法機耕，勞動強度過大。接著，又是中蘇邊境吃緊，經常有敵特的槍聲和信號彈，同志們的人身安全和外交部特有的保密問題顯現出來。還有一點，那就是個別同志出現了關節腫大，疼痛難忍。經分析，可能是水有問題。於是，將飲用水標本送回北京化驗，結果發現許多化學指標不合格，且嚴重缺碘，極易患甲狀腺腫。部裡得知上述情況後，經認真研究，決定撤銷東北321幹校，全校遷到湖南。消息剛傳出時，各連隊反應不一。有的附屬單位連隊擔心將他們甩在東北不管，怕只撤外交部本部的人，要求回京向外交部和本單位面陳。為了做好連隊的穩定工作，我們又「搬出」了德高望重的王國權，陪他到幾個連隊耐心細緻地做思想工作。王國權以自己在戰爭年代的親身經歷，談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治軍中的重要性，並以籌備小組的名義擔保，外交部絕不會丟下附屬單位的同志不管。但仍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偷偷跑回北京告狀。後來情況明朗了，外交部決定，除外交人員服務局和外交學院連隊暫回北京，另考慮幹校地點外，餘者都轉到湖南幹校，根本沒有甩下不管之說。一場撤校風波才算平息。從東北五常幹校撤回北京的途中，大家還去了一趟柳河「五七」幹校考察、學習。王國權是學習考察團的團長。因為當時黑龍江省已建立了革委會，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是王國權的老部下。在那個年代，能去柳河取經，也是一種榮耀。1969年11月11日，一趟北京至長沙的專列載著外交部1200多名幹部及其家屬，從北京出發，於次日抵達長沙，幾乎租用了長沙全部省級招待所及其車輛。我於大隊人馬抵達前一周，陪同王國權等先期到那裡。其實更早的先遣組早已在那兒忙碌起來。一天早晨，我們幾個聽說，湖南有一種特色小吃——炸臭豆腐，便邀王國權一塊去品嘗，當然是要他請客。但找了好幾家，都說現在不炸了，無奈只好去吃油條，這使大家很掃興。一直到幾年後離開湖南，始終沒嘗過這種特色小吃。在長沙必須小住幾日，一是螞蟻搬家似的速度不能快，更何況拖家帶口；二是為那朝思暮想的韶山沖，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最好時機豈能錯過。校部領導去拜訪湖南省革委會的負責人，請他們盡力相助，他們可是全國第一批建立省級「三結合」領導班子的。總算沒出什麼大問題，但還是有一輛從車站開往某招待所的大客車翻了，幸好沒有人員傷亡，算是有驚無險。我丈夫帶著4歲的兒子被臨時安排在駐外使領館連，長途的奔波，孩子極度疲憊。幸好有幾位身強力壯的小夥子輪流背著他，才沒有掉隊。接著，便是從長沙轉醴陵，從醴陵經攸縣到虎踞山「五七」幹校。在湖南時，王國權已被正式「三結合」到幹校領導小組中，我們通常叫他王副校長（校長是年輕一點的屠孝順）。有一次，王國權語重心長地對我們幾個校部的年輕同志說，湖南幹校不同於東北幹校：一、它是帶著清查「516」的政治任務下去的，搞得好與不好事關全局。二、它的前身是一所勞改農場，經營著1200畝茶園，勞動的技術含量頗高。接管後，如果生產上不去，會被人恥笑為不如勞改犯，政治後果不堪設想。三、幹校所有成員都是去安家落戶的，大部分家屬隨行，安排好他們的生活也非易事。一輛專列可以把1200人拉到湖南，但一輛專列載不動這三副重擔啊！聽後，我們都感到此行非同一般，擔子確實不輕！但又想，這回有老同志站出來撐腰，總比我們一幫年輕人瞎折騰心裡更有底。1970年三伏天，幹校所在地一直不下雨。白天，高溫烘烤著茶樹，茶樹的葉子由綠變黃，進而轉為像燒焦了的紅色，一碰就掉。大家的心也像被灼烤著一樣難受。同志們望著乾枯的茶樹，實在看不下去，便甩開膀子挑水，用臉盆細心地澆灌那些幼小的茶樹，再用草帽、雨衣為它們遮陽，反正，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然而，這對偌大的茶園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這樣持續了一周左右，終於下雨了。同志們哪裡還坐得住。每天都跑進茶園觀察。見一片片綠芽冒出來，且越長越胖，心裡甭提多高興了。到第三天，仍不放晴。大家便向校部生產組提出冒雨採茶。按校部分工，當時我管生產組，但對生產一竅不通。幸有兩位專家幫我出謀劃策：一位是董學林，進入外交部以前是湖南省主管工業的領導；另一位是馮玉秋，進入外交部以前在湖南農學院工作。我們研究後，同意了連隊的要求。於是，在千畝茶園的各個山丘上，飄起了一面面鮮豔的連旗，一場冒雨採茶的大會戰就這樣打響了。也許是人和茶一樣渴望雨水，許多人甩掉了雨衣，男同志連上衣也不穿，任憑雨水從臉上、脖子上往下流淌。王國權在校部坐不住了，他把校部專案組同志們的雨衣搜羅了五六件，自己撐一把雨傘，趔趄著來到茶園。看誰沒穿雨衣，就塞給誰一件。雨衣發完了，他還不肯走，非要和大家一塊採茶不可。大家怎麼勸也沒有用，忽然有人說：「王大使，您去和食堂說說，給我們燒點兒薑湯吧！」這個提議果然奏效。中午，大家到食堂時，老人家正守在薑湯桶邊，親手為大家盛薑湯。1970年7月22日，校部炊事員焦其利因病去世，好幾個連隊也有重病號出現。對此，校部很擔心，便派王國權和營連幹部一塊去看望病號，同時走訪了幾個連隊食堂，要求炊事班想方設法讓大家吃飽吃好。王國權還特別提醒，注意食堂衛生，決不能出現食物中毒。這一警鐘敲得及時，湖南幹校辦校三年，十多個食堂未出現過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幹校生產特別忙，司機、廚師原來都穿自己帶來的衣服，但很快就又髒又破，其他人員的衣服破損也非常嚴重，自己又無暇縫補。有人建議校部買幾臺縫紉機，讓女同志幫助做點圍裙、套袖之類的東西，發給司機和廚師，還可幫大家縫縫「窮」。主意有了，但幹校無法開支。王國權便主動拿出自己的錢，買了三臺縫紉機。事後才知道，「文革」初期，王國權夫婦在波蘭使館時，已額外交了1萬元黨費。回國後，造反派抄家，又沒收了1萬元，名曰「交黨費」。就這樣，兩人在國外辛辛苦苦攢下的2萬多元幾乎被掃光，他們手頭並不寬裕。王國權還時不時地接濟一些家庭困難的工勤同志。1972年，王國權去澳大利亞赴任途經香港時，手上戴的表還是抗戰時期的戰利品，同志們勸他買一塊新的，但手裡沒有錢，只好向亞貿公司賒帳。王國權和常玉林雖然都去了湖南幹校，但並不住在一塊。王國權住在校部，常玉林住在五連，相距兩三裡路。原來馬毓真是五連指導員，華光是五連副指導員，後因華光同張海峰一起出國，五連副指導員就由常玉林接任。她常去校部開會、辦事，一個人沿著茶園的小路走。當校部的二層小樓出現在面前時，她好像見到親人一樣快活。王國權也經常下連隊，校部也常常讓他去五連了解情況，剛好公私兼顧。他們夫婦與幹校的領導和廣大學員相處得很好，不管這些人過去是「當權派」還是造反派。這麼一來，夫妻兩人的精神也振奮多了，常常有說有笑，感到很滿足，很幸運。但不管怎麼說，還是一對老牛郎織女。後來，校部考慮到王國權年紀大了，身邊最好有人照顧，便把常玉林從五連調到校部，同楊清華一起查領導幹部的一些案子。當然，校部也為他們安排了一間房，一對老夫老妻終於可以朝夕相聚了。記得有一天，雨下得特別大，王國權去醴陵辦事，常玉林一人在家。雨水倒灌進屋，臉盆、鞋等都漂了起來。我和劉靜茹聞訊趕緊去「救災」，先將門口用磚壘高了，再用泥糊上，然後才將屋內的水一盆一盆地淘出去，常玉林當晚只好睡在隔壁女同志宿舍裡。第二天王國權回來，才知道家裡「遭災」了，他不但不著急，還跑來找我開玩笑說：「小張啊，你們昨天『英雄』了一回，我來謝謝你們。」看到老夫老妻恩恩愛愛，幸福的樣子，大家的心頭也都暖洋洋的。幹校整風前後，許多年輕人要求入黨。當時在校部的孫振華、肖玉華和我五六位同志都想入黨。王國權對我們這些年輕人非常關心。1970年9月下旬，王國權就與我長談過一次，主要是端正我的入黨動機和正確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當時，按毛澤東「吐故納新」的指示，已開始在幹校發展新黨員。可我怕人家說入黨是為了當官，而遲遲不敢遞交入黨申請書。談話後不久，王國權就接到調令，是周恩來點名要他回京。校部為他舉行了歡送會，大家都捨不得他走。9月底，常玉林和校部的劉華秋等幾位同志一起送王國權到長沙。在王國權走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常常給他寫信，匯報我的思想和工作情況。他每次都給我覆信，囑咐我認真學習，踏實工作，不驕不躁，要經得起黨的考驗。我像上了發條一樣，增加了信心和力量。想想自己的入黨經歷，每一步都滲透著一個老黨員的心血，這使我終生難忘。1970年初夏，外交部設在湖南、江西、湖北和山西四所幹校的部分負責人回京開會。一天下午，他們去車站接從湖北幹校歸來的曾濤，並想請他出面，組織大家一起聚一聚。但曾濤太累了，沒有去。於是，在京的幾位同志同從幹校回來的劉華秋、王建章、張志學等一起去烤鴨店吃烤鴨。朋友間的聚會本來是很平常的事，萬萬沒有想到，竟惹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來。他們十幾個人要了一個包間，點菜吃了起來。剛從幹校回來，嘴饞是情理之中的事。大家也顧不得禮儀，沾滿灰塵的帽子未摘，高卷的褲腳未放，衣襟上的泥點清晰可見。這樣一群狼吞虎咽的人，怎麼還自稱是外交部的幹部，外交官哪會是這副模樣？烤鴨店的保衛人員產生了懷疑，便一個電話打到外交部保衛處。為慎重起見，外交部保衛處派了一位同志，親自到烤鴨店察看。這位同志弄明情況後，告訴烤鴨店的工作人員，他們確是外交部幹部，是幾位幹校的負責人回北京開會的。事情清楚了，原來是一場誤會。1971年5月，幾個幹校的部分成員又回北京開會，大概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訓，誰也不想去吃烤鴨了。偏偏有一天，王國權的夫人常玉林打來電話，說老王要請從湖南幹校回來的劉華秋夫婦、張兵夫婦等幾位同志吃烤鴨。大家聽了，心有餘悸，紛紛說免了吧。但常玉林堅持說，老王已請他的好友翟蔭堂（釣魚臺國賓館負責人）在王府井烤鴨店作了安排。王國權當時是對外友協會長，常在那家烤鴨店請客，不會有問題。這樣，我們才放心地去了。這次我們都比較注意，儘量穿得乾淨、整潔。我們被安排在一個雅間，服務也是一流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吃北京烤鴨。這次沒有人懷疑我們是騙子了，因為有王國權等領導在場。看來，吃烤鴨的風波只能說是歷史的誤會吧。註：本公號所推送的圖文如侵犯到原作者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繫（qq：2434476002聯繫我們），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內刪除。所推送的文章並不代表本公號觀點，請和諧留言。投稿請至：historymook@sina.com
《冬至夜》
唐·白居易
老去襟懷常濩落，病來須鬢轉蒼浪。
心灰不及爐中火，鬢雪多於砌下霜。
三峽南賓城最遠，一年冬至夜偏長。
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託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