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俊華
(外交學院 科研處，北京 100037)
摘 要：在參加侵越戰爭的美國盟國中，以韓國捲入最早、最深。韓國以出兵為契機，力圖避免對日本的過度依附，與此同時，韓國的對北戰略由「勝共統一」替代武力統一，表明韓國政府開始把工作重心從意識形態鬥爭轉向務實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面。通過越南戰爭，韓國擺脫了單方面的對美依附和在經濟上附屬日本的狀態，基本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夢想，但並未實現政治自由化和半島統一。而且，越戰並未使美韓同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關鍵詞：越南戰爭；美韓同盟；朝韓關係；韓日關係
為了將共產主義勢力徹底清除出越南，美國不斷加大對越南的幹預力度。1964—1965年間，詹森政府實施的擴大特種戰爭的「詹森—麥克納馬拉計劃」失靈，美國政府決定將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1964年8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東京灣建議案》授權總統出兵越南。1965年3月8日，首批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峴港登陸，美國地面部隊大舉侵入越南。為使越南戰爭國際化，同年4月，美國在西貢成立國際軍事援助局，要求韓國、泰國、紐西蘭、澳大利亞、菲律賓及臺灣當局參戰，旨在東南亞構築對抗共產主義的聯合戰線。在參加侵越戰爭的美國盟國中，以韓國捲入最早、最深。[1]292
韓國派駐越南的軍隊分為非戰鬥人員和戰鬥人員，韓國首先派出的是非戰鬥人員，1964年9月，韓國派出了140人的第一批援越軍隊，其中戰地野戰醫院130人，跆拳道教官團10人。1965年3月26日，韓國政府組建的工兵支援團(鴿子部隊)抵達西貢。但隨著越南戰局的惡化，美國要求韓國派遣作戰部隊赴越。1965年，韓國改編了首都師和海軍第2旅，分別命名為猛虎部隊、青龍部隊，於1965年10月、11月派駐越南。至此，韓國野戰軍開始正式執行戰鬥任務。到1973年3月白馬師團遣散，韓國共計派出5批部隊總計47874人，如果加上輪換部隊，總兵力達312853人。派兵人數僅次於美國，是其他所有盟國派兵總和的4倍。
圖1 1965-1972年間韓國在越南兵力部署情況[2]117
一、韓國出兵越南的動因分析學術界對韓國出兵越南動機的探討，大致分為「道義論」、「美國撤退論」和「經濟利益驅動論」。
樸正熙在公開場合宣稱韓國出兵越南是對友邦承擔道義責任，是對美國和其他「自由世界」國家的投桃報李，「拯救落水的朋友」是人之常情，即出兵的「道義論」。
「美國撤退論」是韓國政府出兵越南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對越南戰事介入程度的不斷加深，美國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美國透露：「如果自由世界的友邦不派兵的話，得考慮從駐韓美軍中抽調兩個師支援越南戰爭。」 [3]151在此情況下，樸正熙企圖利用美國在越南的困境，以接受派兵要求為資本，使美國對其在韓國的駐軍和對韓的「安全義務」做出明確許諾。[1]293
「經濟利益驅動論」認為經濟利益是驅使韓國出兵越南的最直接動力。韓國人對於日本利用韓戰軍事「特需」而迅速發展經濟的經歷記憶猶新。樸正熙企圖借出兵越南提高對美交涉的發言權，從美國得到大量「參戰補助金」，以支持韓國產業和軍隊的現代化。[1]292
上述三種論斷基本概括了韓國出兵越南深刻的戰略和經濟動因，但並未深入剖析韓國出兵越南背後所隱含的日本和朝鮮因素。
1.以出兵越南為契機，避免對日本的過度依附總體而言，美國的亞太地區政策一直徘徊於理想主義(支持亞洲地區民族自決)和現實主義需要(遏止共產主義擴張)之間。從理想主義觀念出發，美國並不希望看到老舊殖民勢力在亞洲捲土重來，但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考量迫使其不得不採取支持原來殖民國家的現實政策。[4]128
從二戰結束到韓戰的爆發，美國早期對韓國的政策頗具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協調委員會(SWNCC)描述了美國最初的對韓政策構想：「美國在韓國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建立一個可以成為國際大家庭中負責任的、和平的、自由和獨立的國家創造條件。要達到上述目標，需要逐步清除日本統治韓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痕跡，取而代之的是韓國獨立的政府、經濟和社會制度。」 [2]4由此可見，美國早期對韓國的政策規劃是使韓國擺脫日本的殖民影響，在韓國實現政治民主化、國家統一和國力復興。而且，「為了與民族自決思想一致，和最大程度的實現開羅宣言中有關朝鮮獨立的承諾，韓國的復甦、發展與日本的復甦及改革是並行不悖的」[2]41。
但韓戰的爆發徹底改變了美國對韓的政策構想。由於韓戰的爆發，加之日本經濟的復甦緩慢，美國轉而採取更加有效的、以日本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希望建立以日本為首的亞洲自由國家的「合作體制」。這項政策由NSC 61號文件[2]41勾勒出來，文件初步描繪了優先發展日本經濟的日本—東南亞—美國模式，美國預期這項戰略將發揮協同作用，使美國的經濟援助更加有效。「這種以日本為中心的重建戰略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也標誌著美國早期重建一個獨立韓國的理想主義承諾徹底逆轉。」 [2]4
1961年5月16日，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為了維護政權的法統，全力發展經濟、提高國家經濟實力是其政權面臨的第一要務，但此時美國對韓經濟援助日益減少(詳見下表)，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將目光轉向經濟高速發展的近鄰日本。為了尋求日本的援助，樸正熙積極促成了日韓關係正常化。但經濟形勢惡化、失業、通貨膨脹、工業凋敝等一系列問題困擾著韓國，韓國面臨重新依附日本的危險。
圖2 美國國際開發署及其前身對韓國的資助1957-1964[2]100
從1965年到1981年，韓國從日本共獲貸款245.194億美元，對韓國現代化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日本在締結日韓條約時，約定以十年為期，向韓國贈款三億美元，提供貸款二億美元。民間商業貸款三億美元以上，但是，規定動用這些贈款與貸款時，必須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這裡就蘊藏著用來作為直接幹涉韓國財政手段的危險性；同時，由於這些贈款和貸款是用日本的產品和勞役來提供，這就成了日本商品輸出的突破口，為日本壟斷資本獲得巨額利潤提供了保證，其背面則具有壓抑韓國民族企業的危險。而且貸款的利息也很高，歐美各國貸款的利率一般為3%，而日本則是3.75%至4.75%」 [5]878。韓國對日本資金的依賴使「日本政府、企業在韓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日益舉足輕重，以致不經日本的許可和援助，韓國無法建廠，或即使建廠也無法投產」 [6]305-306。
同時，這種情況導致韓國對日巨額貿易逆差。1965—1975年，韓國對日貿易赤字達62.8億美元，1966年到1984年19年之間，日本通過雙邊貿易「從韓國拿到300億美元」，相當於同期韓國外貿赤字的75%，外債總額的3/4。[7]40-411969年9月13日，日本《每日新聞》社論明確表示，日本所推進的日韓關係，只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版本」，[8]15-16有些韓國學者甚至將之稱為「對日從屬論」。
為了尋求資金、技術來源的多元化，避免淪為日本的經濟附庸，在南北三角嚴重對立的形勢下，韓國更加需要借重美國的資源，以越戰為契機大力發展經濟。誠如曾擔任韓國國防部長的金聖恩所指出的，韓國參戰只是為了使本國收益最大化。「越戰伊始，韓國的決策者就不關心誰會贏得戰爭的勝利。在韓國領導人看來，越南戰爭是唯一的黃金市場，韓國政府可以向越南派遣失業人員、出口產品，從而使韓國的老百姓和士兵獲得經濟上的好處，而美國政府的戰爭採購項目也將促進韓國新生工業的發展。戰爭拖得越久，對韓國的經濟發展就越有好處。」[2]85
2.改變了對北戰略，由武力統一到「勝共統一」李承晚政權一直宣稱韓國擁有武力恢復對北方行使主權的權力，主張「武力北進統一」政策，樸正熙上臺後提出「先建設、後統一」的口號，並用「培養實力」、「勝共統一」的新方針取代「武力北進統一」政策。1966年1月8日，樸正熙總統在給國會的國情諮文中強調國家富強發達的重要性。他說：「我們追求的祖國現代化才是南北統一的大前提和中間目標。如果統一在於現代化，而現代化的道路在於經濟的自立，那麼自立就是統一的第一階段。」[9]491967年1月17日，樸正熙在總統國情諮文中還強調：「統一之路要靠我們的經濟建設和民主力量的培養，當我們的民主主義充分發展並能夠戰勝北韓時就能實現統一。」[9]49
樸正熙統一戰略的轉變表明韓國政府開始把工作重心從意識形態鬥爭轉向務實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面。樸正熙的戰略意圖是將韓國建成一個獨立、富強的工業國，通過經濟的發展、國力的積聚，最終實現半島的統一。
以出兵越南為契機，美韓同盟從韓國單純依賴美國開始向美韓相互依賴和互利的雙邊關係轉變，但是美韓的戰略目標不同，詹森主要是為了推進越南戰爭，而樸正熙旨在攫取「最大化的戰爭紅利」，擺脫對日依附狀態，增強國力，最終實現「勝共統一」。
二、越南戰爭對韓國的積極影響通過越戰，韓國一方面基本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夢想，另一方面，越南戰爭也塑造了當代韓國政治、經濟的基本特徵，如大財閥主導的經濟，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以及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強化。[2]272與此同時，隨著韓國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韓國士兵在越南的暴行也逐漸被揭露出來。
1.越南戰爭對韓國經濟的整體影響美韓通過越戰相互借重，各有所圖。韓國試圖以犧牲韓國民眾的代價攫取戰爭紅利，而詹森政府試圖使美國的傷亡最小化，並通過盟國的參戰使戰爭國際化。正因為如此，韓國出兵的價碼不斷提高，得到的好處也越來越多。
韓國通過美國的直接、間接支援和越南戰爭特需物資的供應獲得了推進韓國工業化所急需的財源和外匯收入。僅1967年一年，與戰爭相關的收入就達到韓國當年GNP的4%，以及外匯收入的20%。[10]533從1965-1973年，美國向韓國提供了總值為8.144億美元的援助和特許權，其中至少有4.264億美元是美國為了爭取韓國出兵越南而做出的妥協。韓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取得的經濟成果，如果用美元粗略計算的話，至少有50億美元。[3]153曾任韓國外長的李東元在其回憶錄中寫到：「(韓國軍隊)是在越南叢林中掘金。」[2]84
韓國以三角貿易的形式加入了對越南的出口，從而為韓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開闢了道路。1964年，韓國變「進口替代」戰略為「出口導向」戰略，急需開拓海外市場，但是對於剛剛興起的韓國來說，根本沒有開闢海外市場的經驗，而參與越戰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有利時機。在越戰「特需」的促進之下，韓國對越出口收入猛增。1964年，韓國對越出口僅為600萬美元，1965年增加到1678萬美元，1968年達到3798萬美元，佔當年韓國總出口額的7.6%，越南成為韓國繼美國、日本之後的第三大出口國。[11]64韓國以越戰為契機，積極拓展海外市場，避免了淪為日本經濟附庸的命運。
此外，與越戰有關的軍事訂貨和勞務輸出是後來韓國向中東進行大規模勞務輸出與建築承包的起點。[1]294韓國企業利用越戰提供的特殊經濟環境迅速發展起來，邁出了向國外市場進軍的步伐。韓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同樣遭受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但是韓國建築業通過20世紀70年代在中東獲得的數十億美元的合同挽救了韓國的經濟。[2]161當代韓國著名的公司如現代、大宇、韓進通過承包美軍在越南的大批機場、營房、交通、港口等軍事工程的建設，賺取了巨額資金，從戰前的二流水平發展為知名的大企業財團，為日後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1]65而且，也為當代韓國大財閥主導經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韓國出兵越南的十年裡，經濟每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長率，居當時世界第一位。韓國通過出兵越南，保證了經濟開發所需的資金，成功完成了第一和第二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初步實現了富國的夢想。
2.促進了韓國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首先，樸正熙以出兵越南為籌碼，扭轉了美國對韓援助急劇減少的趨勢。如前所述，1961—1964年間，美國對韓軍事和經濟援助下降到15億美元。而1966—1973年間，美國對韓經濟、軍事援助呈上升趨勢，在美國和韓國軍隊從越南撤退期間(1974—1977年)，美國對韓援助降至11億美元(詳見下表)。由此可見，韓國出兵越南是決定美國對韓援助多寡的主要變量。
圖3 1956-1977年美國對韓國經濟和軍事援助趨勢圖[2]125
其次，韓國通過越戰贏得了美國對韓國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支持。越戰期間，美國為韓軍提供了裝備、訓練、交通運輸及後勤方面的保障，負擔了所有駐越韓軍的費用(其中有日本支付的8億美元)。美國為韓國17個陸軍師和1個海軍師的裝備現代化、3個鄉土預備軍師的正規化、全體越南參戰部隊的新型武器裝備、各種國防產業的技術轉讓、M-16步槍的國產化提供了支援和幫助，為韓國的國防產業奠定了基礎。[3]153而且，韓國通過向越南派兵獲得了大量的軍需訂貨，直接促進了韓國國內軍需產業的發展，促進了軍工複合體在韓國的建立。
韓國軍隊通過最新的軍事裝備、訓練和戰鬥經驗實現了現代化，韓國多年來所追求的強兵夢想得到初步實現。
3.韓國在韓美同盟關係中的發言權增大，拓展了外交空間韓國以出兵越南為契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韓國單純依賴美國的關係，使韓美同盟關係發展到了相互依存的新階段。韓國在出兵越南的過程中，並非消極地應對美國的壓力，而是能動地克服當時所處的政治、經濟危機，積極與美國交涉，通過出兵提高了對美交涉能力。而且，有學者指出，並非是美國將韓國拖入越戰，而是樸正熙政府利用出兵越南，巧妙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韓國是一個附庸國通過「艱難的討價還價」利用其保護國達到自身目的經典案例。[2]20
韓國政府通過出兵越南，提高了國家地位，增強了在對外事務中的自主性。韓國在越南戰場上的「表現」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韓國的國際活動空間隨之得到擴大。但由於韓國參加越南戰爭，受到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歐洲國家的批判，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不結盟外交中受到很大挫折。[3]153
三、越戰對韓國的負面影響1.美國對韓國的軍事援助導致南北軍備競賽加劇，強化了半島的分裂態勢。韓國以出兵越南為籌碼，通過最大化的攫取「戰爭紅利」，使韓國在經濟實力、軍事力量、國際社會認同等方面迅速超過朝鮮。1960年，韓國的出口僅是朝鮮的五分之一。到了1970年，形勢急劇變化，韓國的出口總量是1960年出口量的26倍，是同期朝鮮出口總量的2倍。[2]137
在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朝鮮的軍事力量相對而言佔優勢。而到了1968年，韓國的軍事力量就超過朝鮮，*而且此後加速超越朝鮮。韓國大肆增加軍費開支也刺激了朝鮮，導致朝鮮半島的軍備競賽。1959年，朝鮮的軍費開支佔國家預算不到4%，1960—1966年間，軍費開支佔國家預算年平均值的20%，而1967—1971年間，軍費開支佔國家預算年平均值的30%。[2]136儘管朝鮮試圖通過此舉贏得半島的軍備競賽，但到了1969年，韓國在軍事、經濟領域內的幾乎所有指標都是朝鮮的2倍。[2]136
圖4 1961—1980年韓朝軍費支出情況(單位：百萬美元)[12]65
在半島軍備競賽的過程中，南北雙方都日漸倚重外部勢力，固化了南北三角對立的冷戰格局。「如果韓國不是通過越南戰爭，在60年代末期和整個70年代得以迅速發展，半島的力量均衡將不會如此嚴重扭曲。兩國也許會在中美關係緩和的大背景下跨出邁向統一的步伐。」 [2]257
2.韓國企圖利用越戰修改美韓《共同安全防衛條約》的努力失敗美日同盟、美韓同盟是美國主導的東北亞防衛體系的兩塊堅固基石，但日本是美國遠東同盟體系的支柱與核心。因此，美國對日本做出的是「北約式」的安全承諾，即對一國的襲擊，將被看作是對美國自身的攻擊。而1953年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第三款規定「當締約國一方在太平洋地區遭到武力進攻時，締約國另一方應視為本國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並為此依照本國憲法程序採取行動」的內容，沒有像《北大西洋公約》那樣規定美國「自動」介入的措辭。而另一方面，朝鮮卻與蘇、中簽訂了北約式的雙邊安全條約。
李承晚和樸正熙都試圖將美韓間的共同安全防衛條約變成北約式、自動介入式的，但最終都未成功。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對韓政策模糊不清，以及偏重日本的一個典型例子；[2]131另一方面是防止韓國藉此有恃無恐，積極北犯，從而將美國拖入戰爭泥沼。
3.越戰對韓國社會、韓國人心理影響深遠「東亞增長奇蹟」，尤其是韓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需要在戰爭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和研究。「越南戰爭對於韓國，猶如韓戰之於日本，對兩國的經濟發展進程都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但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的所得包含著許多年輕人在遙遠的前哨陣地的犧牲。」 [2]268但越戰結束很長時間一段以來，由於樸正熙政權以來的韓國政府和媒體的查禁，韓國大部分民眾對本國參與越戰的程度知之甚少或受到政府輿論宣傳的誤導。戰爭的傷亡人數，參與越戰的戰鬥人員所遭受的心靈創傷，被拋棄的越韓混血兒、尤其是韓軍在越南的暴行等一系列問題諱莫如深。根據越南文化和通訊部的初步統計，韓國士兵共殺死41,400名北越士兵和5000平民，並且遺留了大量韓越混血兒。[13]
由於受到冷戰結束的鼓舞及韓國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激勵，當年的英雄正在受到拷問，新一代韓國人試圖探究韓國士兵針對越南平民的暴行。[14]在一項調查中，韓國公眾認為屠殺真相應該被公開(66.3%)；有必要派遣真相調查團(66.9%)；韓國政府應該向越南的受害者公開道歉並做出賠償(77.9%)。[15] 2001年8月23日，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與來訪的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會談時，就越南戰爭時「韓國派兵參戰無意中給越南人民帶來痛苦」表示謝罪，而且承諾繼續支持越南的發展。[16]
結 語 樸正熙通過越戰，使韓國擺脫單方面的對美依附和在經濟上附屬日本的狀態，基本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夢想，但並未實現政治自由化和半島統一。而且，越戰並未使美韓同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韓國在外部安全、內部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方面依舊全面依賴美國。
越戰促進了韓國經濟在60年代的騰飛。樸正熙以國力為基礎，在統一政策方面轉守為攻，提出「先和平，後統一」的政策，使韓國在統一政策方面開始取得主導權。此後，「先和平，後統一」成為以後韓國政府統一政策的主基調。[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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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eorge Wehrfritz and Ron Moreau, South Korea’s Vietnam[DB/OL](2011-07-18)http://www.newsweek.com/2000/04/09/south-korea-s-vietnam.html.
[15]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outh Korea: Exposed South Korean Soldiers Massacred Vietnamese during Vietnam War[DB/OL](2011-07-20).http://www.humanrights.asia/news/urgent-appeals/UA0700.
[16] Kim Dae-jung Holds Talks With Vietnam Leader August 24, 2001.People's Daily[DB/O](2011-07-18)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eans_in_Vietnam#Vietnam_War.
作者簡介：孫俊華(1976-)，女,遼寧遼陽人，外交學院科研處助理研究員，從事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ZY2011QC07)。
中圖分類號：K31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063(2013)02-0141-05
收稿日期：201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