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駁考茨基的社會主義「早產論」
餘斌
關於十月革命的發生，考茨基提出了社會主義「早產論」。其實，考茨基所說的「早產」，是指俄國的社會主義早產，並不是社會主義早產。如果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理，對十月革命從醞釀到發生進行總體性的回溯，發現從1917年4月列寧回到俄國到十月革命爆發並取得勝利，列寧按照「多數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民主革命原則，一步步地推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每一步都堅實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國社會主義「早產」的問題，更談不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早產」問題，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關於十月革命的發生，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理論家、第二國際領導人考茨基認為，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做法，就像「一個懷孕婦女，她瘋狂萬分地猛跳，為了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並且引起早產」，「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這種社會主義「早產論」一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20世紀末，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轉入低潮，「早產論」似乎得到了某種「驗證」，因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2]。為進一步闡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回應所謂社會主義「早產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提出的挑戰，本文擬基於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理，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進行一個總體性的回溯，給予社會主義「早產論」以馬克思主義的反駁，以正視聽。
考茨基
一、社會主義並未早產其實，考茨基所說的「早產」，是指俄國社會主義的早產，而並非是指社會主義的早產。社會主義不但未早產，反而有點「過月」了。
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
【「歐洲三個文明大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來改變社會結構的那種急劇的革命，現在已經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論是由上述每個國家各自單獨得出來的。這一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共產主義並不是英國或其他什麼國家的特殊情況造成的結果，而是以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情況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結論」。】[3]
在1844年寫作《現代興起的今日尚存的共產主義移民區記述》一文中，他進一步指出，
【「共產主義，即以財產公有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活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國的許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國的一個地方已經真正實現，我們將在下面看到，它們還頗有成效」。】[4]
這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被深刻地概括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5]43這一論斷被後人稱為「兩個必然」。
但是，馬克思於1859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又指出：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5]592
人們據此得出了「兩個決不會」的結論，似乎資本主義只要還能發揮出一些生產力，社會主義就決不會出現，似乎馬克思放棄了「兩個必然」或把「兩個必然」無限期推後了。但是，這些人忽略了馬克思在這裡緊接著寫下的這句話：「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5]592按照這句話，既然《共產黨宣言》提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任務，那麼解決這個任務的物質條件就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從而也就不存在所謂「決不會」的問題。正是如此，馬克思在後來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中又再次提出同樣的任務：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6]
更進一步地，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93年義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
【「1848年革命雖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畢竟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了道路，為這個革命準備了基礎。……1848年的戰鬥並不是白白進行的。從這個革命時期起直到今日的這45年，也不是白白過去的。這個革命時期的果實已開始成熟，而我的唯一願望是這個義大利文譯本的出版能成為良好的預兆，成為義大利無產階級勝利的預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國際革命的預兆一樣」。】[3]26
因此，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觀點，基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決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早產；反之，就西歐而言，是「過月」了。「過月」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相繼去世後，包括考茨基在內的第二國際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徹底成為馬克思本人所否定的那種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考茨基的背叛，列寧1918年專門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對其進行了清算，此不贅述。
二、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發生的可能性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5]8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發生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事。
事實上，早在19世紀中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計劃在當時相對落後的德國來一場無產階級革命，並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說明了革命的策略。實事求是地講，後來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其實都是有意或無意地按照這個策略來進行的。
簡而言之，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等相對落後國家取得勝利的關鍵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國內就已經有了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從而在資產階級不得不發動資產階級革命、進而不得不武裝無產階級為他們賣命的時候，無產階級在幫助資產階級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同時，也獲得了抗衡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和政治力量。這個時候，只要外界環境有利、工人階級政黨的策略得當，在落後國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完全可能的。[7]
實際上，馬克思曾明確反對別人把自己「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8]466，並明確地指出，
【「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8]464
那麼，為什麼俄國和其他國家可以不必走那條似乎註定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們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只要這些國家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並且不是外國徵服者的獵獲物。對此，馬克思解釋道：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採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裡來呢？」】[8]571
顯然，只有像考茨基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者才會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或不應當在俄國取得勝利。
事實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就已經指出，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因為這個『公式』所預見到的只是階級的對比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對比關係、這種合作的具體政治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由實際生活所實現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9]138
於是，列寧在這裡提出的任務，正是十月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務，
【「已是另一個任務，新的任務：使這個專政內部的無產階級分子（反護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公社派的』即主張過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業主或小資產階級分子（齊赫澤、策列鐵裡、斯切克洛夫、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革命護國派，即反對走向公社，主張『支持』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府的人）實行分裂」。】[9]138
三、列寧的革命策略1917年4月，列寧在《論策略書》一文中針對那些對他的「四月提綱」的質疑曾作出過回應。
列寧首先自問：
【「我們會不會有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想『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尚未失去作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危險呢？」】
然後，他指出，
【「如果我說『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這種危險。但是我說的不是這個，而是別的。我是說，在俄國，除了工人、僱農、士兵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外，不能有別的政府（資產階級政府除開不算）。我是說，目前俄國的政權只能從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裡轉到這些蘇維埃的手裡，而在這些蘇維埃中，佔大多數的恰巧是農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習俗上的、職業上的說法，而用階級的說法，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說，那麼佔大多數的恰巧是小資產階級」】[9]142。
這說明，列寧對俄國的階級關係狀況十分清醒。基於這種狀況，列寧認為，俄國就不能冒險從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跳躍到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還特別指出，
【「在我的提綱中，絕對保險一點也沒有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或整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一點也沒有由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的兒戲，一點也沒有布朗基主義的冒險行動，因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詳細論述過的，這種經驗完全排斥布朗基主義，完全根據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充分保證大多數人實行直接的、絕對的統治和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我在提綱中非常明確地把問題歸結為要在工人、僱農、農民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內部擴大影響。為了避免對這一點產生任何懷疑，我在提綱中兩次著重指出，必須進行耐心的、堅持不懈的、『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的『說明』工作」】[9]142-143。
由此可見，列寧根本就沒有實行早產社會主義的（軍事）冒險主義打算，其策略主要是爭取人民群眾中的大多數人的支持，其依據完全來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革命理論。
恩格斯曾經在《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指出，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裡比較仔細地進行探討。」】[10]538
有人據此歪曲恩格斯的意思，說他晚年放棄了暴力革命。但是，恩格斯在這裡所探討的是：
【「以往的一切革命，結果都是某一階級的統治被另一階級的統治所排擠；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而言，都只是區區少數。……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於：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只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少數人效勞；然而，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於多數人採取消極的不反抗的態度，就造成了一種假象，好像這個少數是代表全體人民的。」】[10]538-539
而歷史的事實則表明，
【「1848年『社會』革命中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到1850年春季，已經使實際統治集中於大資產階級——而且是具有保皇主義傾向的大資產階級——手中，而另一方面則使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農民和小資產者，團結到無產階級周圍，以致在共同勝利時和共同勝利後，應該成為決定因素的已經不是大資產階級，而是已經有了經驗教訓從而變得聰明起來的無產階級。在這些條件下，難道不是完全存在著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的前景嗎？」】[10]540
因此，恩格斯所反思的只是如何克服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去追求多數人的革命；其目的是強調要從表面上的或自稱的民主革命轉向真正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放棄暴力革命。列寧的革命策略正是這樣的：
【「覺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權，必須把大多數群眾爭取過來，因為在沒有對群眾使用暴力的時候，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取得政權。我們不是布朗基主義者，我們不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主張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反對沙文主義—護國主義，反對空談，反對依賴資產階級。」】[9]133
這也正是列寧要求「工人階級的黨決不放棄合法活動，但一分鐘也不對合法活動抱過高的希望，應當像在1912—1914年那樣把合法活動和秘密活動結合起來」[11]5的原因。
四、列寧對七月起義的叫停俄歷1917年7月3—4日（公曆1917年7月16—17日），由於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所組織的一戰前線進攻以慘敗告終，激怒了彼得堡的工人和陸海軍士兵，爆發了群眾性遊行示威。這場自發的遊行示威由第一機槍團帶頭，從維堡區開始，並有發展成為反對臨時政府的武裝起義的趨勢。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先是決定勸阻群眾，然後在無法阻止的情況下，又努力將其引導到和平的有組織的方向上去。列寧本人於1917年7月4日趕回彼得堡，向遊行的水兵發表演說，要求群眾沉著、堅定和警惕。布爾什維克黨於1917年7月5日也發表了停止遊行示威的號召書。這場和平的遊行示威，最後被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支持下鎮壓下去了，臨時政府還以德國間諜罪的名義下令逮捕列寧。於是，政權完全轉入反革命的臨時政府手裡，蘇維埃成了它的附屬品。[12]469這樣，七月革命還沒有發生，就被各方面的力量扼殺了。列寧事後在答覆彼得堡高等法院檢察官發出的受審通告時指出，
【「誰也不否認，7月4日出現在彼得堡街頭的武裝士兵和水兵大多數是站在我們黨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檢察官所說的『組織武裝暴動』的神話愚蠢到什麼程度了。當時我們黨完全有可能著手撤換和逮捕幾百個官員，佔領幾十座國家和政府的大廈和機關等等。但是這類事情並沒有發生」。】[11]37
那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列寧為什麼要叫停七月起義，從而使可能的七月革命流產了呢？
這是因為，當時俄國雖然已經有相當成熟的城市無產階級，雖然也能夠走自己的道路，但是還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數半無產者爭取過來。[12]412而前面我們所闡述的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制定的革命策略意味著，決不能用尋常的方法去推翻當時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
【「因為它依靠第二個政府即工人代表蘇維埃對資產階級的『支持』，而這第二個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數工農的意識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9]133。而且，「一小批人奪取政權是不夠的。俄國革命已更進了一步：除蘇維埃以外，不可能有別的政權。資產階級正是害怕這一點。只要蘇維埃還沒有取得政權，我們就不會把政權拿過來。但是必須由有生力量去推動蘇維埃執掌政權」[9]240。於是，雖然「這個政府可以推翻，而且應當推翻，但要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9]240-241。】
而正是在這場後來被稱為「七月事變」的時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中佔多數，布爾什維克只佔少數。因此，
【「如果布爾什維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權作為自己的任務，那就錯了，因為不僅大多數人民，而且大多數工人當時還沒有實際體會到軍隊裡的將軍、農村裡的地主和城市裡的資本家所實行的反革命政策，這種政策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的妥協造成的，7月5日以後群眾才把它認清了。無論我們黨的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都不僅沒有書面或口頭提出過在7月3—4日奪取政權的口號，而且也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過」。】[11]143
可見，正是基於布爾什維克在當時尚不可能奪取國家政權而起義則會造成無謂犧牲這個原因，列寧作出了叫停七月起義的果斷決策。
列寧叫停七月起義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資產階級二月革命之後到7月4日之間，革命有朝著和平方向發展的可能。這不僅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種較強的力量能夠抗拒和阻礙政權歸蘇維埃，而且還由於蘇維埃內部各階級間和各政黨間的鬥爭在全部國家政權及時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下，能夠最和平、且代價最少地進行。[11]7但是，七月事變之後，「和平發展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已經開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11]8。
不過，「工人的武裝起義，只有同經濟破壞和戰爭延長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的巨大高潮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取得勝利」[11]2。「而開展群眾運動的條件是：不僅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人民群眾，而且要人民群眾離棄已經背叛革命事業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11]9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仍然要實際地爭取到多數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而不是自以為可以代表多數的群眾。
五、列寧對十月革命的堅持1917年9月，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個政權首都的工兵代表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之後，列寧提出，「可以而且應當奪取國家政權」[11]232。他指出，
【「如果說在7月3—5日有錯誤的話，那只是錯在我們沒有奪取政權。我認為，那時並不存在這個錯誤，因為那時我們還不是多數。而現在如果還這樣，那就是致命的錯誤，甚至比錯誤更壞」。】[11]379
列寧還指出，
【「起義要獲得勝利，就不應當依靠密謀，也不是靠一個黨，而是靠先進的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義應當依靠革命發展進程中的轉折點，即人民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堅定的革命朋友隊伍中的動搖表現得最厲害的時機。此其三。在這三個條件下提出起義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和布朗基主義不同的地方。既然這些條件已經具備，那麼不願像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11]235-236
俄歷1917年9月27日，列寧在給芬蘭陸軍、海軍和工人區域委員會主席伊·捷·斯米爾加的信中寫道：「我認為，必須在黨內進行鼓動，讓大家認真對待武裝起義，為此應當把這封信列印出來，分寄給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11]259他還直接給斯米爾加布置了軍事準備任務。俄歷1917年9月29日，列寧又撰寫了《危機成熟了》一文。在該文中，列寧指出，「在俄國，革命的轉折時機顯然已經到來」[11]268。同時，他還批評，
【「在我們中央委員會裡，在黨的上層分子中存在著一種主張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起義的傾向或意見。必須制止這種傾向或意見。否則，布爾什維克就會遺臭萬年，毀滅自己的黨」。】[11]276
在這裡，列寧不僅從六個方面分析了起義的勝利是有保證的，而且
「鑑於中央委員會甚至迄今沒有答覆我自民主會議開幕以來所堅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張，鑑於中央機關報刪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爾什維克作出參加預備議會的可恥決定，把蘇維埃主席團的席位讓給孟什維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錯誤的幾段話」[11]278，甚至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同時保留在黨的下層以及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進行鼓動的自由」[11]278。
這是列寧以極其堅定的革命意志、強勢推動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
俄歷1917年10月1日，列寧在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俄共前身）中央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以及彼得堡、莫斯科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委員的信中又進一步強調：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義的把戲，耍可恥的形式主義的把戲，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義就不能奪得政權，那就應當立即舉行起義。……勝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對革命犯罪。」】[11]333-334
俄歷1917年10月8日，列寧提出了如何把馬克思關於起義這種藝術的主要規則運用於俄國的辦法，並指出，「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敗，都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11]375。然而，列寧的這個預期落空了，他關於起義的指示並沒有得到落實。
俄歷1917年10月10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列寧指出，
【「9月初以來，出現了一種對起義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既然我們認真地提出蘇維埃奪取政權的口號，這種態度就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早就應當注意這個問題的技術方面。現在看來，大量的時間是放過了」。】[11]383
在列寧的推動下，中央委員會作出決議（儘管有兩票反對）：
【「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業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員會建議各級黨組織以此為指針，並從這一觀點出發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區域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發起行動，等等）。」】[11]385
俄歷1917年10月16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另一次會議上，
【「列寧同志同米柳亭和紹特曼發生爭論，列寧同志證明，問題不在於武裝力量，問題不在於同軍隊作戰，而在於一部分軍隊同另一部分軍隊作戰。他不認為這裡所談的有什麼悲觀主義。他證明，資產階級方面的力量並不強大。事實證明，我們有勝過敵人的優勢。為什麼中央不能開始行動呢？從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這種結論」。】[11]388
會議最後形成決議：
【「號召一切組織、全體工人和士兵從各方面加緊準備武裝起義，支持中央委員會為此而成立的總部；會議完全相信中央和蘇維埃會及時指出進攻的有利時機和適當方法。」】[11]389
然而，會後，彼得堡流傳出一份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名義表示反對發起行動的手抄傳單。對此，列寧憤怒地指出：
【「兩個『知名的布爾什維克』在10月20日這一緊要關頭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戰鬥問題，竟在一家非黨的而且正好在這個問題上同資產階級攜手反對工人政黨的報紙上，抨擊黨中央沒有公布的決定！這可是比普列漢諾夫1906—1907年在非黨報刊上發表的那些受到黨痛斥的言論還要卑鄙千倍，有害百萬倍！因為當時涉及的只是選舉的問題，而現在涉及的是舉行起義奪取政權的問題！在這樣的問題上，在中央作出決定之後，在羅將柯和克倫斯基之流面前，在非黨的報紙上反對這項沒有公布的決定，——難道還有比這更卑鄙的叛變活動，更可恥的工賊行為嗎？」】[11]412
正是這種工賊行為，使原定俄歷1917年10月20日發動的十月革命被迫推遲，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得以採取一些對抗革命的有針對性的措施。俄歷1917年10月24日晚上，列寧寫信給中央委員會指出，「情況已經萬分危急。非常清楚，現在拖延起義確實等於自取滅亡」[11]430。在列寧的強勢推動和堅持下、在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正確領導下，經過革命群眾的不懈努力，十月革命終于于俄歷10月25日爆發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六、結語馬克思早就指出，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13]
俄國革命是不是社會主義早產，也同樣是一個實踐問題，即以列寧為核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俄國人民證明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的實踐問題。我們看到，從1917年4月列寧回到俄國，到十月革命爆發並取得勝利，列寧按照「多數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民主革命原則，一步步地推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每一步都堅實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國社會主義早產的問題，更談不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早產問題，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十月革命過去一百多年了，歐美發達國家仍然沒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說明那裡本該發生的社會主義「過月」了，這不僅給那裡的人民帶來了危害，也影響了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1929年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衰敗和戰爭破壞，就是突出的例證。而1990年代蘇聯亡黨亡國也不是驗證了什麼早產論，而是驗證了社會主義實踐如果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會葬送或中斷社會主義和人類社會進步事業這一真理。今天我們紀念十月革命，首先應當像列寧那樣全面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從中找到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正確道路，並在實踐中身體力行。
作者：餘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原載《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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