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後，軍政大員都隨蔣介石去往臺灣。其中，陳誠、白崇禧、胡宗南、何應欽這四位一級上將在臺灣度過後半生。
陳誠——臺灣最忙碌的「副總統」
陳誠，字辭修，浙江青田人，1947年2月晉升陸軍一級上將。
抗戰勝利後，陳誠從1947年8月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1948年4月，國民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盛傳陳誠要赴美治病。在一次大會上，白崇禧作軍事報告時，東北代表直起喉嚨喊道：「我們不要聽軍隊的夥食怎樣，我們要聽各戰場打得怎樣！」山東代表趙庸夫大喊：「勝利後不收編山東偽軍，把三十萬遊擊隊逼上梁山，應請政府殺陳誠以謝國人。」東北代表張振鷺說：「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我們要求蔣主席演這齣戲。」還有代表說：「中央『剿匪』採用老鼠戰略，如果東北失掉，華北失掉，華南也不保，難道都像陳誠一樣想逃到美國去嗎？」
白崇禧聽到有人痛罵他的政敵，一個人私下裡竊笑。
當時陳誠正在上海準備出國，聽到這些消息，既無面目出國，又怕真有人到上海來「搗亂」，趕快搬進了聯勤總部上海陸軍醫院，以治十二指腸為名躲藏起來。
這是陳誠在軍政仕途上最暗淡的一段日子。
陳誠1948年5月被免去東北行轅主任，10月就被派到臺灣。在蔣介石心目中，他仍然是民國第一能臣。
1949年1月，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結束後，國民黨的敗局已定，蔣介石在宣布自己下野前，任命早已到臺的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取代已經得罪了臺灣民眾的陳儀，為國民黨敗退做好了準備。
陳誠一邊鎮壓「反憲法、反政府、反美國」的學運，一邊以40萬兩黃金作為儲備，進行臺灣的「幣制改革」。與此同時，他還得收拾殘局，安頓敗兵。從大陸退到臺灣的每一艘運兵船，無論在基隆港，還是高雄港，都會聽到岸上大喇叭大聲呼喊：「來臺的軍人們，請將隨身攜帶的槍枝武器交給上船的憲兵，然後依次下船接受安排。」
港口布滿荷槍實彈的憲兵，登陸上岸的退臺老兵必須先繳械，他們心裡很不舒服，可也奈何不得。陳誠對這些老兵實行集中管訓，一共撤銷了十幾個兵團司令部，三十餘個軍部，並裁了七個軍事單位。當時臺灣交通混亂，不時發生軍車撞死平民的事件，陳誠以臺灣警備總司令的名義下令：凡因不遵守交通規則壓死人者，就地正法。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國民黨200餘萬軍政潰敗人員退到臺灣可能引起的社會動蕩。
從1949年4月起，陳誠就開始在臺灣實行一系列土改實驗，但「三七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政策，直到1953年才大規模貫徹，此舉讓佃農們普遍獲得了土地。而地主們則惴惴不安地用換來的實業股票，慢慢開始適應工商股東的新角色。
1954年，陳誠被蔣介石提名「副總統」後，春風得意，滿面笑容。在記者會上，他在自己的桌前放了一張白紙，上面寫道「追隨總統，善盡職守」，算是他的「競選口號」，以此回報蔣的恩寵，因為蔣介石曾經說過「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
陳誠於1961年底代蔣訪美，與美國總統甘迺迪、副總統詹森會面，可謂風光無限，達到他個人事業的頂峰。
由於陳誠在臺聲望日隆，已成為太子蔣經國繼承大統的最大障礙，蔣氏父子對他深感棘手。然而，老天做了選擇，1965年，陳誠積勞成疾，因肝病在臺北榮軍醫院去世，享年68歲。臺北市殯儀館內花圈、輓聯無數，最突出是蔣介石的輓聯：「辭修同志千古。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
蔣介石的輓聯可謂具實而寫，有感而發。不過「光復」大陸之舉卻素為陳誠反對。他是做實際工作的，他非常清楚，只有3.6萬平方公裡的臺灣，無論財力物力還是人力，都根本無力擔當起這一「重任」。所謂「最後奮鬥關頭」，其實根本沒有一點可能。
太平洋那邊的冷戰盟主美國驚聞陳誠去世，派出副總統尼克森到臺灣出席喪禮。歷史總是給人意外，這位陳誠的老朋友尼克森，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曾兩度訪臺，幾年後卻成為打破中美堅冰，踏上中國大陸的首位美國總統。
時至今日，臺灣農民對陳誠尚心存一份感激之情，稱呼他為「陳誠伯伯」。
白崇禧——臺灣回教的「大家長」
白崇禧，字健生，出生於廣西桂林的一個回族家庭.與桂系頭號人物李宗仁同鄉，關係極為密切，關鍵時刻總是鼎力相助。
白崇禧在保定軍校畢業後，加入桂軍，漸漸顯露出過人的軍事才幹。1927年，桂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在北伐戰爭中，白崇禧指揮了著名的汀泗橋戰役，成為北伐名將。
抗戰時，白崇禧參與指揮了武漢保衛戰。據李宗仁之秘書程思遠回憶，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抗戰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向蔣介石轉述，蔣介石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周恩來的同意，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
白崇禧非黃埔系將領，處處與蔣介石離心離德。他數次支持李宗仁反蔣，最露骨的一次是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前夕，淮海戰役國共兩軍打得難解難分之時，白崇禧正駐防華中，坐鎮武漢，掌控著三四十萬能戰之兵，被李宗仁譽為「華中擎天一柱」，卻不肯在戰爭的天平上朝國民黨軍一方增加砝碼。
但李仁宗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在《李仁宗回憶錄》裡專門對此作了澄清：「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縣以南全軍覆沒的黃維兵團（共十個師），便是自崇禧從華中調去的。……總之，自崇禧不幸因為他以往曾和蔣先生合不來，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責任都加到白氏頭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諭旨，推波助瀾，推卸失敗責任，嫁禍於人。於是什麼『拒命』、『逼宮』一類的讕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誅。」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受蔣介石的委託給在美國的李宗仁發電報，轉告蔣介石對他進退的建議：要麼馬上返臺仍代總統，要麼辭去代總統由蔣介石復職。
結果，李宗仁既不辭職，又不返臺，讓蔣介石很是尷尬。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消息傳到美國，李宗仁馬上在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指責蔣介石「違憲」。弄得蔣介石很不舒服，便遷怒於白崇禧，白崇禧在臺灣的日子更不好過了。
去臺灣之後，白崇禧這位戎馬一生的軍人大權旁落，行動處處受到監視。他只能以「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身份，一心一意從事回教文化交流活動，成為臺灣回族教民的大家長，把大陸的回民文化帶到了臺灣。1960年，臺北清真寺在臺北市新生南路舉行落成典禮，成為了臺灣回民及旅居臺北的中東人士的精神文化中心。然而，坊間卻有傳言，說「白意圖發展客家組織，再造勢力」。
躲脫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1966年12月2日，身體一向強健的白崇禧突然死在臥室地板上，屍體周身發紫，睡衣和床單被撕得稀爛。床頭還有半杯沒有喝完的酒。是死於急病，還是被人暗害，至今仍是一個謎。
對於白崇禧去臺，他的兒子、臺灣著名作家白先勇有一番說法：「他（指白崇禧）其實很清楚自己去臺灣的境遇不會很好，也有很多機會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後他的選擇就是『要向歷史交代』。到了臺灣，蔣介石對他不滿，那是他們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決定的事情。體味他當時的心境，也是一種悲壯。」
何應欽——活得悠然的「證婚人」
1949年何應欽到臺後，雖說老蔣沒有對他採用杯酒釋兵權方式，卻只給了「總統府戰略顧問」等空銜，讓其退出了權力圈。不過，何應欽也樂得其閒，除了借一些在日本的老關係，從事點臺灣對日交流活動外，日子過得悠閒自在。
何應欽，字敬之，生於1890年，貴州興義人。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4年任黃埔軍校戰術總教官。自此，跟隨蔣介石，成為國民黨軍界元老。
何應欽在臺灣常主持一些與國民黨軍政歷史相關的紀念活動，如1954年的中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30周年校慶、1955年的棉湖戰役30周年紀念會等等。
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第一期畢業生編為兩個教導團，何應欽為第一團團長，陳誠、胡宗南、桂永清、杜聿明、黃維等後來的國軍高級將領，當時都是他的下級軍官，有的甚至是普通士兵。1925年黃埔軍東徵，在棉湖戰役中，何應欽率部擊潰數倍於己的陳炯明部隊，黃埔學生軍一戰成名，何應欽立下汗馬功勞。後來，黃埔教導團也成為國民黨中央軍的前身。
何應欽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刻，是作為中國陸軍總司令在南京主持日本中國派遣軍的投降儀式。他與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有師生之緣。不過作為戰敗者，岡村寧次只得面色羞愧雙手顫抖地在自己學生面前籤署了投降書。
晚年的何應欽特別喜歡打獵、攝影，不時也栽花養草。由於他名氣大，說話幽默，風度儒雅，又經常被請去為新人證婚，著正裝結領花出席人家婚宴，打打橋牌。
1977年，何應欽與夫人王文湘60周年「鑽石婚」紀念儀式在臺北舉行，在親友晚輩的祝福和掌聲中，兩人同切一塊六層大蛋糕，還交換了新的結婚戒指。王文湘為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妹妹，夫婦倆一輩子相親相愛，何應欽常在軍務之餘代為操持家務，在南京高層圈子內有「中國第一好丈夫」的佳譽。
1984年，何應欽95歲生日，雖說夫人早走了一步，但還是有眾多舊日門生幫他暖壽。何應欽在兒媳婦的攙扶下，別出心裁地舉起軍用指揮刀切開蛋糕讓大家分享。臺灣當局還成立了「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撥出專款為他出叢書12冊。臺灣軍方也為他冠上「黃埔老師」的尊榮。算是風光一生，晚年安度了。
胡宗南——臺灣最小的「司令官」
胡宗南，字壽山，浙江孝豐人，黃埔一期生。曾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到臺後先任「大陳防衛司令」，後任「澎湖防衛司令」，是彈丸之地的司令官。
去臺之前，痛失三軍的胡宗南對他的校長蔣介石多有埋怨。
1949年8月11日，時任國民黨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秘密飛往漢中與胡宗南會晤。他倆是黃埔一期的同學，兩人商定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緬邊界，憑藉瀾滄江、怒江及高黎貢山繼續抵抗。萬不得已時便退到緬甸去。當時胡宗南集團有幾十萬人，宋希濂集團有十多萬人，佔了國民黨在大陸剩餘軍隊的一大半。抗戰時期，宋希濂曾率第11集團軍遠徵印緬，在滇緬邊境打了四年仗，對那裡的地形、民情、物產十分熟悉。
兩人認為，從軍事的角度看，此時最好的選項是：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西，作為逐步向滇緬地區轉移的基地；第二步，等解放軍開始向西南進軍時，立即將主力轉移至滇西保山、騰衝、龍陵、芒市一線，「憑瀾滄江、怒江及高黎貢山之險，阻止解放軍的進攻」，然後再視情況退到滇緬泰邊境和緬甸境內，與解放軍周旋。
8月中旬，蔣介石率陳立夫、蔣經國、黃少谷、俞濟時等黨國大員從臺灣飛到重慶，進行軍事部署，力圖挽救西南這半壁江山。一天下午，胡宗南和宋希濂一同驅車到官邸去看望蔣介石，同時面呈兩人商定的計劃。
不料，蔣介石一聽此計劃就斷然拒絕：「不行的，這個絕對不行的！你們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半壁江山拱手送給了毛澤東嗎？！」
「不是拱手相送，實在是……是從軍事上考量，四川不比臺灣，也不比海南和舟山，共軍可以四面將我們包圍起來，我們不能不考慮呀！」
「不，不行！絕對不行！你們只曉得軍事，不懂政治！」蔣介石堅決地擺手，末了又說：「你們只要堅持六個月，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爆發，北平、金陵、上海，又是我們的了。」
後來，胡宗南逐漸退入四川，此時他手中還有包括國民黨的精銳之師第一軍在內約30萬人馬。他再次向蔣介石提出退守西昌、雲南，還是被他的校長拒絕了。
此時，潰敗川東的宋希濂手裡只剩下一萬人馬，他終於作出決定，下令關閉所有電臺，停止與國民黨國防部聯絡，然後分兵數路向滇緬方向退卻。結果為時已晚，他率部逃竄至峨邊剛渡過大渡河，就在1949年12月19日被生俘。
1949年12月20日，解放軍二野的先頭部隊沿成渝公路已逼近簡陽、仁壽附近，岷江兩岸的先頭部隊已到達新津河對岸，與胡宗南的第五兵團隔河炮戰；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已解放綿陽，揮戈南下。胡宗南感到成都危在旦夕，決定將長官部撤到西昌。
12月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召開軍以上高級軍官會議，布置羅廣文的第十五兵團和陳克非的第二十兵團向重慶佯攻，然後折向南突圍，再折向貴州畢節，最後向雲南邊境前進，以掩護胡宗南集團主力向西康的突圍行動。
會後約定次日中午電話聯繫，胡宗南卻將指揮權交給第五兵團的李文，於23日早上10時同參謀長羅列等人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飛機起飛後，飛行員報告氣候不好，便改飛海南島，在三亞機場降落。
胡宗南飛海南島，未經蔣介石同意。蔣得知後立即派顧祝同去查辦。顧礙於情面，從中周旋，要胡宗南即飛西昌，收容川西突圍出來的部隊。胡宗南無奈，只好於12月28日，又率親信飛回西昌。
回到西昌，胡宗南得知李文已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率兵投降共軍，心情非常不好，抑鬱症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關在邛海新村的房間裡，點上紅蠟燭，繞室徘徊，時而抱頭痛哭，時而痛心疾首：「完啦！我的40萬人馬，三個兵團全完啦！」時而面壁狂喊：「校長，你害得我好苦哇！部隊讓你整光，還硬要我飛回西昌幹什麼？這西昌是兵家絕地！」
他在西昌苟延到1950年3月26日，人民解放軍突然逼近西昌機場。胡宗南以送秘書長趙文龍去臺北匯報軍情為名，在機場悄悄將西昌的6萬殘兵敗將交給參謀長羅列指揮，自己乘飛機逃到臺灣。
1951年3月，胡宗南被臺灣當局任命為「江浙人民反共遊擊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想起自己當年身為西北王，擁兵40萬眾，在西北地區威風八面，而今龜縮在幾個小島上，領兵不足1萬人，上任時還有什麼臉面？於是他化名秦東昌（意思是當年曾在秦地為西北王，今日我會東山再起），前往大陳島赴任。
1955年8月，蔣介石忽然召見已近60歲的胡宗南，要他去澎湖列島任防守司令。據說，胡宗南在澎湖期間，有一次「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坐飛機到澎湖視察，飛機停穩後，彭正要下飛機，隨行人員報告說澎湖防衛總司令胡宗南親臨機場迎候。彭孟緝是胡宗南的學弟，一聽此話，已經踏出機門的腳又縮了回去。他叫隨從人員勸胡宗南回去，說胡上將回去了，他才敢下飛機。但胡宗南說自己是以澎湖防衛司令長官的身份迎接「國防部」參謀總長，不必客氣謙讓。胡宗南一直等在飛機下，彭沒有辦法，下去後流著淚擁抱胡宗南，感激他的豁達超然。
1956年後，胡宗南退休，成天以寫毛筆字和讀報打發日子。
1962年，66歲的胡宗南因心臟不太正常被送進榮民醫院。蔣介石親臨醫院探視，病危中的胡宗南感激涕零。3月13日，胡宗南心臟停止跳動。病故後被追授為陸軍一級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