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伊斯蘭研究可謂近代以來的新生事物，其坐標軸位於東西交流之間。對於日本學者來說，他們大都是在研究西學的道路上突然轉向。只是這種突然轉向，其背後是整個時代的潮流變化。
承前
往期回顧：天皇與伊斯蘭：大川周明之道、天皇與伊斯蘭：大川周明之道（中）、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大川周明為何要做伊斯蘭研究？
說起日本的伊斯蘭研究，就不得不提及其學問的奠基人——大川周明。因其本人與軍界交際較深，大川周明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論家，亦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了甲級戰犯。大川本是梵學與印度的研究者，由於研究殖民地而對西方列強深惡痛絕，轉而關注另一個被西方壓迫的群體——穆斯林。也正是如此，他對伊斯蘭研究的投入，為後世的日本學者打下了基礎。
大川周明
這種基礎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文獻基礎：大川在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時期，專設「基金」以搜集伊斯蘭的相關文獻。
二是語言基礎：在當時的日本，除了關西的大阪外國語大學之外，關東地區並無教授阿拉伯語的場所。於是，同為滿鐵系的大日本回教協會自1939年起，在東京的神田生活會館開辦阿拉伯語講座，教授阿拉伯語，對日本人的伊斯蘭啟蒙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培養了一批精通阿語的人才，為日後對伊斯蘭的研究打下了語言基礎。戰後，翻譯《一千零一夜》的作者前嶋信次，便是在神田完成了阿拉伯語的訓練。
事實上，無論是文獻搜集還是語言培訓，大川周明都為戰敗後的日本伊斯蘭研究培養了人才。
啟後
而說起日本戰敗後的伊斯蘭研究，就不得不提及井筒俊彥。筆者第一次聽聞井筒俊彥是在一次北京的學術會議上，一位西方學者談到了Izutsu，當時僅是一時好奇，記在本上罷了。後經了解，才知此人是日本戰後伊斯蘭研究的巨匠，其影響力是世界性的。
井筒俊彥，1914年5月4日出生於日本東京。幼時隨父專研禪學，練其定力。成人後，考入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系，因其對語言的理解遠強於數理，特別是在語言學上的天賦，精通多國語言，最為關鍵的是，他在語言學之上更深入其背後的思想，對哲學與宗教都有異於常人的理解。後轉入慶應大學英語系，繼續在語言與哲學上深造。於1937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之後，井筒俊彥的興趣點逐漸從學生時代的基督教思想轉為對伊斯蘭思想的研究。
時值中日戰爭爆發，時局之變，亦影響人之學問。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需要學者的為其「粉飾」。大川周明是其中翹楚，而井筒俊彥亦因其精通阿語，而被大川聘請，負責整合阿語材料，以協同研究伊斯蘭文化。
井筒俊彥曾談到在東亞經濟研究所的經歷：「大川周明在擔任所長之時，從荷蘭購入了《伊斯蘭》《阿拉伯》這樣的大部頭。總之他將所有阿拉伯語的基礎資料和所能搜集到的伊斯蘭研究的文獻全部買了回來，這是花了大價錢的。大川把這些資料都存入了經濟調查局的圖書館，然而當時確無人能夠整理這些以阿語為基礎的資料，大川便拜託我進行整理。於是我便能以『整理』為名，每天去圖書館的倉庫中閱讀這些材料。」這段時間的專研為井筒俊彥日後的伊斯蘭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戰後，繼大川周明首次翻譯《古蘭經》後，井筒俊彥憑藉其精湛的阿語能力與更為深刻的伊斯蘭理解，完成了自己譯本的《古蘭經》。井筒版本的《古蘭經》被認為是完成度最高、翻譯品質最好的《古蘭經》，亦是日本目前市面上最為常見的版本。可以說，井筒俊彥之於日本，就似馬堅之於中國。
至於井筒俊彥的國際影響力，則多歸功於日本身處西方陣營，且他自身在日本戰敗後便長期在海外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1959年，井筒俊彥赴埃及與黎巴嫩進行比較語言學方面的研究。1969年，被聘為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
自1974起，又赴伊朗研究伊斯蘭神秘主義，在伊朗哲學研究所工作，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才回到日本。自1981年起，任慶應義塾大學返聘其為名譽教授，1982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院士。至其93年亡故，留下著作、論文數十篇，多為哲學與伊斯蘭思想之探討，影響深遠，其著作《伊斯蘭思想歷程》亦為中國學術界所接納，有中文譯本問世。
另闢
當然，日本的伊斯蘭研究並非只有井筒俊彥一人苦苦支撐，起到承前啟後之作用。其他的日本學人亦在伊斯蘭研究領域做著自己的貢獻。
如果說《古蘭經》是伊斯蘭的經典，那麼《一千零一夜》則是伊斯蘭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對於《一千零一夜》的解讀，亦是日本學界不可忽視的問題。這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位日本伊斯蘭學者——前嶋信次。
與大川周明、井筒俊彥類似，前嶋信次亦是半路出家，中途對伊斯蘭產生了興趣。前嶋原為東京大學東洋史系的畢業生，先以中國史為中心，後拓展至中國周邊史學的研究。在此期間，涉及中國的回族問題，開始學習阿拉伯語，將興趣點逐漸轉向了伊斯蘭文化交流史。
前嶋認為，「封閉且孤立的歷史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文化圈的相互交流，構成了東西交流的主要部分，其中伊斯蘭地區作為東西交流的重要中間結點，需引起高度重視。
1928年，他在畢業歡送會上就向眾人表示了希望翻譯《一千零一夜》的願望。在前嶋看來，一千零一夜並不是單純的童話故事，而是「集伊斯蘭民俗、生活等文化現象的集大成者，是研究伊斯蘭文化重要資料，從文獻價值來看是值得尊敬的。」
直到1960年，他前往芝加哥大學訪學時，才利用當地的圖書館所保存的879年版的《一千零一夜》原典進行翻譯。6年後，也就是1966年7月，日本平凡社出版了他所譯的《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卷，其後分別在1967年、1968年、1972年……直到1981年，才將整版《一千零一夜》，分12卷翻譯完成。
其所著的《一千零一夜》不僅是通俗讀物，更啟蒙了一大批日本中東學人。
總結
無論是井筒俊彥、抑或是前嶋信次，兩者研究都始於日本昭和初年，侵華最盛之時，當時日本軍部所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需要理論支撐，他們都基於此開始自己的研究。他們也都是隸屬於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後經大川周明介紹進入的回教圈研究所，正式開啟伊斯蘭的研究生涯。
對於戰時的日本來說，伊斯蘭研究得以幫助他們了解東南亞與中亞的穆斯林，亦可幫助他們策反中國境內的穆斯林，利用東南亞的穆斯林維繫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對當時的日本伊斯蘭研究者亦是幸運之時，國家的支持與理解能給予其支持，亦帶來了研究的「啟蒙」。
而對於戰後的日本來說，撇開政治，僅從學術上來講，伊斯蘭研究幫助他們從中文文獻的儒家正統視角中脫離出來，重新考量東洋的歷史構建。其次，亦可跳出西方的文獻，重新思考東西交流的歷史。他們得以站在中國的域外來思考何為東方，何為東西方文化交流。這對於日本人自身重新反思自身，重新認知世界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井筒俊彥們研究的都是大問題，宏理論，但對下一代學者來說，他們所要完成的任務則艱巨的多，要將中層理論不斷補齊。如果說第一代人的研究是思想性的，構建了概念；那麼下一代人的研究則是工程性的，要在前人的地基之上添磚加瓦。至於如何施工，具體方式，自是另一種挑戰。無論是存粹的伊斯蘭學者中田考，奧田敦，還是立足於東西方交流史的杉田英明等學者，都在前人所開闢的道路上不斷探索。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籤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