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黨攫取德國政權的問題上，有一種由來已久的看法，說納粹黨上臺是民主政治的結果，進而得出結論：民主也可能導致專制——甚至極權。
納粹黨上臺真的是「民主政治的結果」嗎？事實到底是怎樣的呢？
脆弱的魏瑪共和國
魏瑪共和國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間採用共和憲政政體的德國，魏瑪共和是德國歷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嘗試，於德國十一月革命後而生，因希特勒及納粹黨在1933年上臺執政而結束。魏瑪共和國是公認的民主共和國，但共和國是在極為倉促的情況下，幾乎一天之內建立的，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它的建立不能被認為是德國人的共同意願，有大量的極右翼保守勢力和極左翼激進勢力，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個弱小的共和國。儘管德國擁有號稱當時世界上最民主也最細緻的憲法，但德國的政治生態又極為脆弱，社會各階層、各黨派並不齊心協力維護這個脆弱的民主政體，而是為達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去破壞它。
民主政治在當時的德國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一種投機性嘗試——德國人根本不相信民主的原則：「在那些年裡，工商界、軍隊、大地主、負責政府的高級文官、學術界許多知識分子和輿論領袖這些權勢階層，與其說支持共和國，還不如說容忍它罷了。為數不少的權勢集團一直等待時機要把他們厭惡至極的民主制度給清理掉。」
魏瑪憲法的制定也存在嚴重隱患，它基本是由德國法學家普羅伊斯一人擬定，其中漏洞巨大，歷史學家甚至指責，魏瑪憲法被「制定得自己可以廢除自己」。尤其是第48條款，又被稱為「獨裁條款」，它賦予了總統無限權力，雖然普羅伊斯已經認識到該條款的缺陷，曾經提交過修改總統權限說明的議案，但被興登堡總統駁回。
魏瑪共和國在政體上採取議會制，每6萬人一個議會席位，不分選區，因此議員們的政治態度常常不能反映地區選民的態度，一些真正具有政治家品德的候選人往往進入不了議會。議會席位既無上限也無下限，只要得到6萬張選票即可進入，在短短的14年中，進入過議會的黨派多達30個左右。加上總統動輒可以解散議會，公眾就要接著投票選舉新一屆議會，選舉失去了應有的嚴肅性，民主看上去似乎「太多了」。
上述缺陷都給德國政壇造成了不少動蕩，使原本脆弱的民主制更加受到懷疑。但最核心的問題是，在這個民主共和國之上，還有一位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總統，一旦他突破憲法規定，所有人都對他束手無策——在魏瑪，這個共和政體的頭上，高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總統獨裁。一戰失敗後，德國陷入長期動蕩之中，經政治家們竭盡全力的努力，德國經濟逐漸復甦，開始向正常國家過渡，但1929年猝然而至的世界經濟危機，導致脆弱的共和國再度陷入危機之中，納粹運動遂成燎原之勢。
現在我們就對納粹奪取政權的過程進行一番考察。
希特勒：通過民主手段可能無法掌握政權
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前，納粹黨一直處於德國政治活動的邊緣，相當程度上只能算巴伐利亞州的地方性小黨。希特勒出獄後，德國的形勢對納粹黨非常不利，逼迫它只能走合法道路，希特勒也始終是這樣表示的。在經濟危機前的實際政治活動中，納粹黨也取得了一定成績，如在薩克森州獲得過5%的選票，在梅克倫堡獲得過4%的選票，在巴登州則達到了7%，在國會選舉中也有2.6%的選票，擁有12個席位。但這一成績與納粹黨奪取全國政權的目標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經濟危機後，納粹黨的議會席位呈爆發性增長，於1930年9月14日進行的議會選舉，一舉獲得640萬張選票，拿到了107個議會席位，一躍成為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這一結果當然可以視為「民主結果」的一部分。但進入議會並不等於取得政府權力，納粹黨至少要獲得議會半數以上的支持才能得到組閣權，而議會中另外兩個主要大黨——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中央黨，以及長期佔有一定席位的德國共產黨，始終拒絕推選一個由納粹黨領導的內閣。這樣，儘管納粹黨在議會的席位在此後有著更大幅度的增長，卻因為得不到其它黨派支持，無法獲得組閣權。可以說，只要議會民主堅持下去，希特勒就不大可能成為德國總理。
體現德國民主制的另一個重要程序是總統選舉。
魏瑪共和國先後產生過兩位總統，先是艾爾伯特總統，他去世後由興登堡接任。興登堡第一個任期期滿後，德國於1932年2月開始新一輪大選，一共有四位候選人，由柏林市長薩姆為首的無黨派委員會提名現任總統興登堡為候選人，納粹黨提名希特勒為候選人，德共提名臺爾曼為候選人，民族人民黨提名迪斯特貝格為候選人。
希特勒參加總統大選，是在2月22日柏林體育館納粹黨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由戈培爾宣布的，他當時底氣十足，可德國人用選票給了納粹黨迎頭痛擊。
3月13日投票後，興登堡獲得了1860萬張選票，希特勒獲得1140萬張選票，臺爾曼獲得500萬張選票，迪斯特貝格的選票為255萬張。但興登堡所獲得的選票數量離直接當選還差0.4%，大約為15萬張。這樣，在淘汰了迪斯特貝格後，4月10日進行了第二次投票，結果是興登堡獲得1939萬張選票，希特勒獲得1341萬張，臺爾曼的選票則減少了一百萬張。興登堡再度當選德國總統——這時，他已經是85歲的老人了。
在這次選舉中，希特勒花費了不少心機，在選舉前他還不是德國公民，是於1932年2月26日才通過有爭議的手段宣誓效忠魏瑪憲法，從而獲得公民權的。選舉過程中，納粹黨黨徒四處製造事端，在選舉會場鬥毆，製造流血事件。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戰戰敗後棄位逃跑的弗裡德裡希·威廉王儲也將選票投給了希特勒——他是在承諾保證不幹預德國政治生活的情況下，才於1923年被允許回到德國——他違背了自己的諾言，其行為對德國強大的極右勢力起到了惡劣的示範作用。此外，希特勒選票的一個主要來源是一戰後成長起來的德國青年。
當然，這不等於納粹黨在利用民主的問題上一無所獲，在隨後進行的普魯士議會選舉中，納粹黨從9個席位猛增至162席，超過了議會的法定半數，形成了控制普魯士州的局面。
但正是民主制度的存在，在內閣的產生和總統選舉兩個重要選擇中，都拒絕了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上臺的可能，希特勒始終沒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或者說獲利甚微。事實上，希特勒自己也意識到，通過民主手段，他很可能永遠都無法掌握德國政權，正如戈培爾所說的那樣：「我們務必在不久後取得政權。否則我們就難以活到選舉勝利。」希特勒執政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布呂寧政府：總統獨裁的產物
德國政治走向的重大轉折是米勒總理的下臺。社會民主黨自殺性的辭職行為，給德國帶來了無窮後患。
1930年3月27日，由社會民主黨赫爾曼·米勒領導的內閣宣布辭職，歷史學家們認為：「這一天是魏瑪民主制度真正垮臺之日。那時，這不僅僅關係到一個聯合政府的結束和總理的更迭。1930年3月27日這天開始了不具備議會多數的執政時期，更加不幸的是，這天決定了整個政黨國家的命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希特勒和納粹黨還遠離著德國的政治生活中心，納粹黨在議會中僅佔2.6%的席位（12席），是絕對的少數派，但德國實際的獨裁統治已經開始了。
3月30日，興登堡直接任命中央黨國會黨團主席海因裡希·布呂寧為德國總理，這樣，布呂寧成為非議會任命的少數派政府總理。很顯然，一個少數派總理的施政綱領很難得到議會的支持，布呂寧不得不更加依賴於尋求總統的支持，原本對議會負責的內閣總理，就變成了對總統個人負責，一旦失去總統支持，政府便難以為繼了。
布呂寧是一位嚴肅的政治家，他面對的興登堡總統卻是一位頑固不化的老人。布呂寧先後在解散「鋼盔團」和與社會民主黨建立聯合政權的問題上開罪於老總統，而興登堡的眼界「從來就沒有越出19世紀普通的普魯士軍官水平」，這個右翼的老總統因種種原因不願意看到一個有左翼色彩的政府。他漸漸對布呂寧不滿起來。
隨著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經濟衝擊的加重，到1932年3月，德國已有610萬登記失業人口，布呂寧政府左支右絀，竭盡全力也無法扭轉德國的經濟形勢，尤其在當年5月20日頒布的一項墾殖法令，徹底激怒了興登堡。5月29日布呂寧在覲見總統時，總統給了他一張紙：「一、由於政府太不得人心，它已不再享有從我處獲得發布新的緊急法令的許可。二、政府已不再享有從我處獲得作出人事變動的權力。」
歷史學家們認為，憲法第48條款「是憲法制定者們僅僅考慮到在類似內戰的情況下發生威脅到公共秩序與安全的騷亂而制定的，如今卻淪為無妥協能力的政客處理日常政務的廉價處方」。5月30日，布呂寧政府辭職。
巴本內閣：眾叛親離的極右政府
儘管布呂寧是右翼少數黨領袖，中央黨畢竟還擁有議會14.8%的議席。但接下來的弗蘭茨·馮·巴本，不僅沒有黨派，還被視為中央黨的叛徒，他對總統的依賴程度自然也就更甚於布呂寧——事實也是如此。
巴本1879年出生於一個世襲貴族家庭，本人就是一個極端保守且想法古怪的極右翼政治家，在出任總理之前本是中央黨成員，但他堅持反對中央黨與左翼社會民主黨的合作。他在1931年10月2日的一次講話中說，要建立一種「民族基礎上的獨裁」，後來又發表文章表示要「清除社會民主黨在普魯士的優勢」「把納粹分子拉入政府共同擔負責任」，總體說來，是在倡導一種德國各種形式的極右分子大聯合。這些觀點深得興登堡的歡心，巴本作為總統親信得以成為總理人選。中央黨得知巴本將在未經黨的認可情況下出任德國總理，把他視為黨的叛徒，要將他清除出去。在決定清除之前，巴本退出中央黨。
1932年6月1日，巴本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他是在完全失去議會支持情況下就職的，因此，他在就職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就向總統申請解散國會，並於次日發表聲明：議會民主的混亂管理必須結束。結果，巴本的內閣不僅遭到左翼反對，也遭到持自由主義觀念的右翼的一致反對，甚至與巴本過從甚密的納粹黨都對此感到不妙：這將導致納粹黨在新的議會選舉中失去選票。這樣，納粹黨的議員在國會中與巴本也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國會解散後，於7月31日進行了新的選舉，正是在這次議會選舉中納粹黨大獲全勝，得到了全部608個議席中的230席，一舉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但這與納粹黨組閣所需要的絕對多數305席還差75個席位。這樣，內閣總理仍是巴本。
議會選舉後，巴本按照自己的奇思妙想，企圖將議會第一大黨納粹黨拉入自己的內閣，並允諾給希特勒副總理的位置，建立一種「雙頭政治」，但希特勒只想做總理，拒絕了巴本的引誘。隨後，總統召見了希特勒，以考察希特勒執政的可能，希望他加入巴本內閣。希特勒表示，要「為他自己和他的黨取得政府的領導和全部的國家領導」。希特勒提出，在籤署向總統提交的各種指令前提下，要保證總統在憲法第48條下享有絕對權力。但總統顧問意識到這實際上將威脅到總統的地位，拒絕了希特勒的要求。結果不歡而散。
11月24日，興登堡通過國務秘書邁納斯發表聲明，明白無誤地指出：希特勒所希望實現的那種總統內閣，將導致「德意志民族內部矛盾的急劇激化」。這原本是一個十分正確的判斷，但兩個月後興登堡就徹底忘記自己說過的話。
巴本沒有料到的是，不僅拉攏希特勒的願望落空，還導致中央黨與納粹黨在議會內的某種聯合，集體反對他，這更加讓巴本一籌莫展、手足無措。他不得不再次說服總統要解散這個剛剛選舉出的議會。而議會也給了巴本一個下馬威，9月12日議會剛開幕就對巴本提出不信任案，巴本僅僅得到42張支持票。
這樣，德國議會再次解散，並於11月6日舉行大選，這距7月份的議會選舉僅僅過去三個月，納粹黨在這次大選中受到了一定挫折，失去了34個議會席位——離單獨組閣的距離越來越遠。
巴本不僅失去議會支持，更為致命的是他還失去了自己內閣成員的支持，成為孤家寡人。他只好於12月2日辭職。新總理施萊歇爾於12月3日就職。
希特勒被政治反對派抬進了政府
施萊歇爾原本為國防部辦公室主任，他被稱為搞陰謀的「邪惡的奇才」，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陰謀家，布呂寧、巴本出任德國總理和下臺，都與他的陰謀操縱有著直接關聯。但這位長袖善舞的施萊歇爾，在登上總理寶座後，面對赤裸裸的陰謀卻束手無策——現在，輪到下臺的巴本對施萊歇爾玩弄陰謀了。
施萊歇爾是一位公認的右翼保守主義分子，在政治傾向上與出身於地主階層的興登堡是一致的，他對希特勒也沒有什麼好感，但作為臭名昭著的陰謀家，他給德國各黨派都沒留下什麼好印象。在把布呂寧搞下臺後，中央黨對他特別痛恨。為拉攏議會黨團，討好社會民主黨，這個右翼陰謀家推出了一套左翼的施政綱領，激起了德國的工業企業家的反感，特別是在東普魯士的移民問題上，他所採取的措施又侵犯了莊園主們的利益，這些莊園主把興登堡視為自己的利益代表，不斷向興登堡告狀，希望踢走這位總理。
施萊歇爾的執政過程又是和巴本、希特勒的陰謀聯繫在一起的。巴本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還試圖東山再起，他將自己在執政期間提出的那套「雙頭政治」的想法又搬了出來，並與希特勒進行了多次密謀，希特勒仍然拒絕出任「副總理」一職。其中，1933年1月4日巴本與希特勒進行了一次帶有政變性質的秘密會晤，目的就是推翻施萊歇爾政府。戈培爾在會見次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這次政變得逞，那麼我們執政就為期不遠了。」
為了「了解」希特勒的「真實想法」，1933年1月22晚，興登堡派自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和國務秘書邁納斯與希特勒進行了兩小時的秘密會談。希特勒的表態和以往一樣：自己很想幹一屆總理。希特勒說服了興登堡的兒子，而小興登堡在關鍵時刻又說服了他的父親。
此時，巴本、希特勒和極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黨領袖胡根貝格對施萊歇爾形成了圍攻之勢，施萊歇爾也得不到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的支持，但他無論如何還沒有到走投無路的地步——儘管他是一個陰謀家，他的執政綱領仍是以維護國家基礎、緩和社會矛盾為出發點的。然而，施萊歇爾卻完全缺乏作為一個政治家所必備的格局和意志——直到1月27日——這個時間距希特勒上臺僅僅3天的時間，興登堡仍然堅持不會考慮希特勒這位「波西米亞下士」（興登堡將希特勒誤認為波西米亞人）成為德國總理，但施萊歇爾在向總統提出解散議會的動議遭到拒絕之後，於1月28日提出辭職。他在總理位置上幹了60天都不到。
施萊歇爾辭職當晚和次日，巴本、希特勒和胡根貝格三人多次會談，討論建立新內閣的問題。新內閣組建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巴本—胡根貝格的雙頭內閣，另一個是希特勒—巴本的雙頭內閣。但巴本—胡根貝格的內閣實際上就是原來巴本內閣的複製品，在向候任的內閣成員徵求意見時，他們大多數都不願意加入巴本內閣，只願意加入希特勒—巴本內閣。這樣，希特勒內閣就成為新政府的方案。
興登堡總統批准了這一方案，儘管兩天前他還反對希特勒成為他的政府總理——有歷史學家披露，直到任命希特勒就職的儀式舉行前，全德國沒有多少人知道希特勒會成為總理。
1933年1月30日中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納粹政權產生了——這是世界政治史上極為罕見的一幕：希特勒等於被自己的政治反對派抬進了政府：這些能夠決定希特勒命運的人，在當時沒有一個是納粹分子，而且，他們幾乎完全明白希特勒掌握政權的危害性。
希特勒曾於1923年11月9日發動過一次被稱為「啤酒館暴動」的政變，當時共同參與到事件中的一位是國防軍上將埃裡希·魯登道夫。時隔近10年，魯登道夫對希特勒產生了新的認識，在希特勒成為總理的第二天，魯登道夫寫信給總統興登堡：「你將我們神聖的祖國德國拱手交給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煽動分子，我可以莊嚴地預測，這個惡魔會把我們的帝國扔進深淵，給我們的民族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即使你已躺在墳墓，我們的後代也會為你的所作所為而詛咒你。」
民意與民主的關係
在納粹黨上臺前，德國大致有1/3的人是希特勒的積極支持者，有1/3是他的堅定反對者，餘下的1/3則處於中間地帶。就此而言，不能不說納粹黨確實擁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但民意不是民主，如果說民意與民主有所關聯的話，那也屬於最低程度的關聯。民意只是一般性的民眾意見，比如美國辛普森案件中，相當多的美國公眾都認為是辛普森殺害了自己的妻子，但辛普森沒有因為民意洶湧而受到制裁，在經歷了一套複雜完整的法律程序審查後被宣告無罪。而多數民眾也認同審判是公正的，因為它嚴格遵守了程序正義。
從程序上說，德國政府首腦並不直接從選民中產生，德國的議會制固然存在諸多問題，但作為議員，他們多少都具備一些政治家素質，不會簡單地屈從民意。長期作為議會兩個重要政黨的左翼社會民主黨和右翼中央黨都不支持希特勒，德共雖然在議會的席位不多，始終維持10%左右，更是納粹黨的堅決反對者，這導致納粹黨儘管獲得了比其它幾個黨派多得多的民意支持，而一旦進入議會，不論他們如何努力，都無法得到議會所需要的超過半數的支持。
自1930年3月30日布呂寧就任魏瑪共和國總理到希特勒上臺，興登堡先後連續任命了四任總理，這四任總理都不是通過民主程序而是通過獨裁程序產生的，可以說，希特勒獨裁正是興登堡獨裁的繼續。希特勒的獨裁必須要得到總統支持才可能成為現實，總統則依據憲法漏洞實現了自己的獨裁，儘管魏瑪總統是一個象徵性職位——在關鍵時刻卻不受任何制約，他所籤署的法令可以立刻兌換成現實權力。
這不意味著德國人對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冷漠感，從若干次議會選舉中可以看出，德國人的投票率很高，很踴躍，但這同樣不意味著德國人對民主制度有著深沉熱愛——它更加體現出德意志人所具有的強大工具理性和投機性：民主，也許能解決德國面臨的現實問題，那就試試看吧。當這種投機心態破產，德國的民主也隨之破產。
民主政治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體現，其一，它是堅定不移的價值觀；其次，它有著完整而複雜的程序設置（當然完整並不意味著完美），形成可持續運作的規則體系，實現了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它使得任何一個執政者都很難獲得自己所希望的全部權力。或許民主政治的效率不高——這恰恰是政治審慎的必然要求，只有審慎才可能減少犯錯的可能。希特勒統治不過短短的13年，不僅發動了二戰，還對猶太民族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約七百萬猶太人死於屠刀之下，這正是納粹政權反民主、反自由的罪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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