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抗日戰爭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獲得巨大的成績。但是，至今還有很多問題困擾著大家，限制或影響了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和說服力。在這裡，我想就抗日戰爭的性質、地位及有關的一些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視。
一、關於抗日戰爭的性質與研究角度
對於抗日戰爭的性質，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例如從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史的角度，可以把它看作是其中的一個歷史階段。在現有的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史中，大部分就是把它作為其中的一個歷史階段來寫的。在這樣的抗日戰爭史著作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第一，在內容上不是集中寫日本如何侵略中國，給中國造成哪些嚴重破壞和中國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是用大量篇幅來寫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或共產黨如何正確，國民黨如何錯誤，使人覺得抗日戰爭好像不是中日兩國的戰爭，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之間「兩國三方」之間的戰爭；第二，對於中國的抗戰，主要以反映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戰場為主，對於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正面戰場，以及其他黨派團體的抗戰，則寫得比較簡略，甚至有意地貶低和否定，致使他們的許多重要抗戰事跡沒有能夠如實地反映出來。這就使人覺得不夠全面和客觀。
有的學者還為這種做法尋找政治根據，認為中國共產黨寫的抗日戰爭史，當然應該以反映自己領導的抗戰為主，主要歌頌自己的功績。為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那就必須寫出國民黨的錯誤。國民黨寫的抗日戰爭史也沒有寫我們的功績，我們為什麼要替他們做宣傳呢？這實際上把自己降到了國民黨的水平。他們沒有看到，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在同國民黨作鬥爭的非法政黨或在野黨，而是中國的執政黨，是代表全中國人民利益和全體中華民族利益的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寫出的抗日戰爭史著作，就不能只從一個黨的角度，不能仍然囿於以往那種國共鬥爭的模式，而應該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角度來撰寫。
從抗日戰爭本身來說，它毫無疑問是一場中華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反侵略戰爭，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民族戰爭。既然是民族戰爭、對外戰爭，就應該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對它進行研究，站在國家對國家的角度進行研究。這樣寫出的抗日戰爭史，就不應該只著重反映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戰場的抗戰，而應該全面反映包括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正面戰場的全體中國人的抗戰，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戰；對於國共兩黨和兩個戰場，就不應該突出它們之間的摩擦和鬥爭，而應集中反映它們之間的團結抗戰，在比例上也不能畸輕畸重，應該按照實際情況來寫，在抗戰初期，正面戰場所佔的比例毫無疑問應該更大一些。
我這樣說，並不是否認國共兩黨之間的差別和鬥爭。國共兩黨雖然都是堅持抗戰的，但在如何抗戰的問題上主張是不同的，共產黨的主張確實比國民黨高明，國民黨的主張確實存在很多錯誤。也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此消彼長，並導致了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但國共兩黨之間的差別和鬥爭是中國內部的事情，是中華民族自己家裡的事情，在抗日戰爭史裡邊不應寫得過多，而應集中反映各個民族、階級、階層、黨派、團體英勇抗戰的事跡。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內部的差別和鬥爭無論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來侵略才是最重要的。
胡喬木在談到怎麼寫中共黨史的時候曾說：「黨史是要給人民看的，不要光講怎麼反『圍剿』。……不要有宗派觀念，只看到我們自己，還要講到全國的抗日運動」，要使讀者感到共產黨寫的歷史「是尊重人民的，並不是眼睛只看著自己，就像照鏡子，只看到自己」[1]（pp．308、315）。寫中共黨史都要如此，寫抗日戰爭史就更不能有宗派觀念，眼睛只看著自己。
總之，對於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和宣傳，應該儘快地從中共黨史的研究模式中跳出來，從以往那種國共兩黨鬥爭的模式中跳出來，真正把抗日戰爭史作為一場民族戰爭來寫，使各方面的人都覺得我們寫出的抗日戰爭史著作是客觀的、科學的，是能夠接受的。
二、關於抗日戰爭的起點、時限和歷史階段的劃分
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和時限，現在國家已經明確從九一八事變算起，中國的抗戰是14年，而不是8年。這是非常正確的。因為日本大規模地侵略中國，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在侵佔了中國的東北以後，日本侵略者又不斷地侵犯上海、華北等地，佔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東北人民、上海人民、華北人民及駐守這些地方的軍隊，從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華北事變等時候起，就舉起了抗日的大旗。這個時期的抗戰從全國來說雖然還是局部的，但中國人民的抗戰毫無疑問已經開始了。如果不承認中國的抗戰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是14年，就會給人一種日本從七七事變才開始侵略中國的印象，有意無意地淡化日本侵華的罪行；就會給人一種中國是從七七事變才開始抗戰的印象，認為在七七事變以前的6年中國並沒有抗戰，這對於宣傳中國的抗戰是很不利的。另外，如果不承認中國的抗戰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是14年，就實際上把七七事變以前東北、華北、上海人民的抗戰，以及十九路軍的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綏遠抗戰等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都排除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之外，這既不符合歷史實際，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現在有的學者仍然堅持七七事變是抗日戰爭的起點，認為抗日戰爭是8年，而不是14年。為什麼呢？因為習慣上把七七事變以前說成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如果抗日戰爭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原來對歷史階段的劃分就成問題了。其實，歷史階段的劃分是人為的，是可以隨著認識的變化而變化的。既然抗日戰爭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是14年而不是8年，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歷史階段就應該重新劃分。仍然把局部抗戰的6年放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顯然是不恰當的。我認為在中國現代史中，應該把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變的4年多時間劃為一個歷史階段，把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劃為一個歷史階段。在中共黨史中，可以把1927年7月15日到九一八事變的4年多時間劃為一個歷史階段，把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劃為一個歷史階段。至於每個歷史階段叫什麼名字，可以進行研究。但不管怎麼叫，在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中都應該突出局部抗戰的內容。例如在中共黨史中，可以把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叫做「土地革命與局部抗戰時期」。
這樣劃分歷史階段，是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中，國民黨雖然也進行了一些抗戰的準備，但總的是「攘外安內」，不抵抗；而中國共產黨雖然主要是進行反「圍剿」戰爭，但仍然派了很多人到東北抗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是那個時期抗日的主力。因此，這樣劃分歷史階段，更能突出中國共產黨在局部抗戰中的作用。
三、關於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評價歷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標準
與抗日戰爭起點是七七事變相聯繫，學術界長期以來也認為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階級鬥爭，直到1935年華北事變以後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直到七七事變後民族矛盾才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所以會形成這種觀點，一是因為毛澤東等人當時就是這麼說的；二是也受了中共黨史研究模式的影響。因為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產黨雖然發表過抗日的聲明，但主要任務並不是抗日，而是進行反對國民黨「圍剿」的戰爭，如果明確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就很難解釋。
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抗日救亡就「成了全國政治生活的主流」，當時「雖然在江西中央蘇區發生過『圍剿』與反『圍剿』的兩次鬥爭，但是與全國人民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抗日洪流比起來畢竟不是主流」。當時「某些地區『剿共』戰爭的激化，並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歷史的一種表象。它並不像有人認識的那樣，這是國內階級矛盾為主的自然發展，而是悖國情違民意的倒行逆施」。有的學者還指出，那種認為九一八之後民族矛盾還是不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點，「有意無意地把東北地區和華北地區割裂開來了」，「在我國30年代的歷史上就把『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視為一體的，而且特別明確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來對待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我認為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從九一八事變起，就開始了日本企圖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歷史階段，中華民族就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中日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制約著中國的階級動向和歷史發展的進程。
事實上，認為九一八事變以後民族矛盾即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以九一八事變作為抗日戰爭的起點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互為依據的。既然承認九一八事變是抗日戰爭的起點，又怎麼能說在這之後中日民族矛盾還不是主要矛盾呢？當時東北四省都丟掉了，日本又步步向關內進逼，怎麼能說中日民族矛盾還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假如現在我國的東北被日本侵佔了，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能不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嗎？當時紅軍進行的「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雖然激烈，但並不能改變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狀況。
既然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那麼對於這個時期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就應該以這個主要矛盾為標準來衡量，看他（它）是不是有助於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而不能再主要以國共鬥爭、階級鬥爭的標準來衡量。這又對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務。
四、關於抗日戰爭的領導者
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我們的抗日戰爭史著作都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後來覺得這樣說不能令人信服，於是就不明確提抗日戰爭的領導者，只是說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這麼說並不是不可以，但抗日戰爭作為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獲得全面勝利的反侵略戰爭，作為中國從衰敗走向振興的重要轉折點，沒有領導者是說不過去的，對現在團結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不利的。
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我曾經比較傾向於胡繩提出的關於著重分析爭奪領導權的過程說[2]。但現在看來，這種觀點也不一定恰當，因為它主要是強調國共兩黨爭奪領導權的過程和領導權的轉移，並沒有說明抗日戰爭到底是誰領導的。
從形式上來看，抗日戰爭無疑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國民政府領導的。因為國民黨是當時的執政黨，國民政府是當時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直接領導和組織了全國的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的抗日根據地陝甘寧邊區，是經過國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國民政府行政區劃中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主要的軍事力量八路軍和新四軍，也是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准建立的，是國民黨、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即使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在七七事變以前就已經做出重大調整，「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3]（p．158）。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很多方面和1938年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是一致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也多次說過，「鹹願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3]（pp．278、606）。從實際領導作用來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則共同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例如在政治領導方面，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全國各個民族、各個階級階層、各個黨派團體團結到了一起，為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拒不投降，也對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起了重要的政治領導作用。1938年春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就是一個對全國抗戰起了政治領導作用的重要文件。後來雖然由於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政策的錯誤和自身的腐敗，這種政治領導作用明顯下降，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越來越大，但誰也不能否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自始至終對它領導的地區具有政治領導作用。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就曾說，國民黨的影響現在「還相當大」[4]（p．314）。在組織領導和行政領導方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主要限於敵後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而對國民黨領導的廣大地區，主要是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領導的。因此，應該承認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這也是中共中央的很多文件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公開承認並多次說過的。例如1937年12月24日，毛澤東在《在友軍區域內應堅持統一戰線原則》中說：「為達到擴大統一戰線的目的，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口號下，與各統一戰線的地方工作當局協商，群眾工作的進行，必須注意儘量取得他們的同意與合作，從抗戰利益出發，說服他們採納我們的意見與建議。萬一不能同意時，不應勉強，而應暫時讓步。」[3]（p．408）直到1947年2月1日，他在《對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說明》中還說：革命高潮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戰爭，第三次是抗日戰爭，「第二次、第三次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領導的」[5]（p．219）。
當然，國共兩黨在實際上誰也管不了誰，而是各自領導自己的黨、區域和軍隊進行抗戰。實際上是國共兩黨分別領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但從抗日戰爭中國是戰爭的一方來說，或者從中國戰場是一個統一的戰場來說，抗日戰爭毫無疑問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領導的。
有的人可能擔心，如果說國民黨也領導了抗日戰爭，會抬高國民黨的歷史地位，降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第一，國民黨也領導了抗戰是歷史事實，不是隨便可以抹殺的。與其迴避，還不如按照歷史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這不僅可以表明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寬大胸懷，也易於為更多的人所接受。第二，明確說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日戰爭，就旗幟鮮明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也領導了抗戰，總比含糊其辭不說誰領導更好。這不僅沒有降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相反還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
五、關於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開始，很多學者認為明確提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不大能說服人，於是就改成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細細推究起來，這個提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因為「中流砥柱」是一個文學語言，並不是含義明確的科學界定。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那麼國民黨是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個還是兩個或多個？如果認為中流砥柱只有一個，只有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會垮掉，抗戰就不會勝利，那就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即使沒有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也會領導中國抗戰的，最後也會取得勝利的。因此，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也應該承認國民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因為它在抗日戰爭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如果只講一個，而不講另外一個，就顯得不夠客觀，不容易讓人信服。 1995年，我也曾宣傳過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6]，但總覺得有些理由並不怎麼能說服人。今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所列舉的6條理由，有的也不怎麼能說服人。例如第一條說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體現在它吹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舉起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第一面旗幟，擔當了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確實在九一八事變後就發表了抗日宣言，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正處在「左」傾錯誤統治時期，主要是在革命根據地進行反「圍剿」戰爭，首先起來抗日的並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是東北民眾自發組織的抗日義勇軍。因此，說中國共產黨「舉起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第一面旗幟，擔當了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先鋒隊」，理由就不是很充分。第二條理由說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體現在它倡導建立並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實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但很難說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為國民黨並沒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第三條理由說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體現在它對整個抗日戰爭實施了正確的戰略指導，為堅持抗戰和奪取勝利提供了基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對敵後戰場的戰略指導確實是正確的，但不能說「對整個抗日戰爭實施了正確的戰略指導」，因為國民黨並沒有接受共產黨的戰略指導。如果真的接受了共產黨的戰略指導，就不會損失那麼慘重。別的幾條就不一一說了。文章中的一些話，也說得太絕對，因而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在網上招來了無數的帖子，有的甚至諷刺挖苦、嘲笑謾罵。例如有的說什麼「你相信嗎？反正我不信」，「愛吹就吹吧」；「誰掌權誰就是中流砥柱。」「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百姓心中自己有數！何苦標榜自己！標榜了，百姓就承認了？」「時間都（回）到了21世紀，怎麼還在騙人！實事求是？實事球事也。」[7]從這些帖子可以看出，並不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功績說的越大越好，作用說的越重要越好，關鍵是實事求是，客觀公正，讓人信服。如果人們不信服，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連整個抗日戰爭史都不相信了。
六、關於抗日戰爭的主戰場
長期以來，很多抗日戰爭史著作都說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敵後戰場就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敵後軍民成為抗戰的主力軍。但有的學者如北京大學的羅榮渠等認為，正面戰場一直是抗日戰爭主戰場。
說敵後戰場從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就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主要是根據當時公布的國共兩黨分別抗擊日軍的比例數字。但我認為，當時公布的那些比例數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據延安總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數字，八路軍、新四軍在1938年就已經抗擊了日軍的58．5％，國民黨軍隊只抗擊了日軍的41．2％[8]（p．313），就很難令人信服。因為這一年八路軍、新四軍雖然已經發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隊並沒有開到前線，真正在前線同日軍作戰的還沒有這麼多人。而國民黨軍隊在這一年接連進行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及廣州作戰等重大戰役。其中徐州會戰涉及山東、江蘇、安徽、河南四省，中國參戰的部隊45萬人，僅臺兒莊戰鬥就殲滅日軍1萬多人；武漢會戰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國參戰的部隊多達上百萬人，日軍投入的兵力也約有30萬人，被殲滅2萬多人。正面戰場這麼多的大戰役僅抗擊日軍的41．2％，而十多萬八路軍、新四軍卻抗擊了日軍的58．5％，無論如何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其他年份的統計同樣是值得推敲的。例如說1941年共產黨軍隊抗擊日軍的75％，國民黨軍隊只抗擊25％；1945年共產黨軍隊抗擊日軍69％，國民黨軍隊只抗擊31％，很難令人信服。
說正面戰場一直是抗日戰爭主戰場的根據，是日軍的主要進攻方向始終是對著正面戰場的。在1940、1941年前後，日軍雖然加強了對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清剿」，但其主要軍事目標還是為了摧毀國民政府。到1943年發動豫湘桂戰役以後，日軍運用於正面戰場的兵力就更成為主要的了。
我認為，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中國戰場，都是中國戰場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統計以前，如實地反映出兩個戰場的貢獻就可以了，並不一定非要將兩個戰場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個主次，那就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統計材料。
七、關於國民黨的「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方針
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抗日戰爭史著作，都說從1938年10月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國民黨就採取了「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方針，甚至還認為它積極反共就是為了對日投降作準備。這種說法來源於國共兩黨鬥爭的時期，在當時的情況下強調國民黨反共的方面，貶低它抗日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說法給人造成一種國民黨只反共、不抗日的印象，實際上把它反共的方面誇大了，把它抗日的方面貶低了，並不完全符合歷史的實際。
從1939年開始，國民黨雖然加強了其反共的方面，接連發動了晉西事變、皖南事變等一系列嚴重的摩擦事件，但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沒有破裂。這就說明，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還是主要的，國民黨的反共是有限度的。如果國民黨真的全力「積極反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能不破裂嗎？另一方面，在1939年開始，國民黨雖然加強了反共的方面，但抗日還是比較積極的。有的學者就指出，在1938年—1940年底這段時間裡，正面戰場先後進行的大的戰役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年冬季攻勢、桂南會戰、綏西作戰和棗宜會戰等。這七次戰役的規模都相當大，地域涵蓋華東、華北、華中和西南廣大地區，每次戰役日軍投入的兵力均在8萬—10萬人左右，中國軍隊投入的兵力至少則在20萬以上。特別是1939年「冬季攻勢」和綏西作戰，都是國民黨軍隊主動對日軍發起的進攻，先後有10個戰區132個師、9個獨立旅，共100多萬人投入對日作戰；僅棗宜會戰，先後參戰的就有第5戰區55個師40萬人，抗擊了日軍第11集團軍8個師團10萬餘人的進攻，接近戰略防禦階段四次大會戰的規模。兩年間，國民黨軍隊共斃俘日軍263，251人，同時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傷亡，與1937至1938兩年的傷亡人數大體相等，這也是國民黨在這一階段抗戰較為積極的一個表現[9]。1941年，國民黨軍隊進行的大的戰役還有上高會戰、中條山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棗宜戰役等，其中上高會戰給日軍第34師團造成重大傷亡，被稱為「上高大捷」。據有的材料統計，日軍從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在華斃命的少將以上將領共98人，其中在1937－1938年被擊斃的只有11人，1939－1941年被擊斃的卻有34人，而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師級以上將領共73人，其中從1937年7月至1938年犧牲25人，1939－1941年也犧牲24人。如果說這個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抗戰是消極的，就不會擊斃把多麼的日軍將領，自己也不會犧牲那麼多的高級將領。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雖然進一步依賴外援，但並沒有停止對日作戰，在這之後的很多戰役仍然是打得很堅決的。這個時期先後進行的大的戰役有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國遠徵軍入緬作戰、浙贛戰役、鄂西會戰、常德會戰、中國駐印軍反攻緬北作戰和滇西作戰、豫湘桂戰役阻擊戰、老河口地區作戰（豫西、鄂北會戰）、芷江地區作戰等。其中第三次長沙會戰大敗日軍精銳第11軍，日軍自己也承認傷亡6003人（其中軍官349人）。中國遠徵軍的入緬作戰，「歷時近半年，轉戰1500公裡，在許多局部戰鬥中，曾多次挫敗日軍，使日軍遭到自南進以來少有的打擊，給英軍以及時、有效的支援，並創造了東籲防禦戰、仁安羌解圍戰以及斯瓦河沿岸阻擊戰等出色的戰例，獲得了中外人士的讚譽和欽敬，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0]（p．1139）。在常德會戰中，第57師固守孤城12晝夜，全師8000餘人，除極少數人突出重圍外，絕大多數官兵寧死不屈，全部犧牲。中國駐印軍的反攻緬北作戰和滇西作戰，解放了緬北大小城鎮50餘座，收復了雲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裡，基本上殲滅了日軍第33軍的第18、第56兩師團，打死其官兵41142人，並給緬甸方面軍直屬的第2、第53、第49師團以沉重的打擊。「這是抗戰以來正面戰場唯一的一次獲得徹底勝利的大規模進攻作戰，也是自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援助盟國進入異邦國土作戰並獲得勝利的一次大規模作戰」[10]（p．1308）。在芷江地區作戰中，國民黨軍隊取得徹底勝利，日軍第20軍當時說自己共死、傷、病29019人。即使在被稱為「大潰退」的豫湘桂戰役中，有的地區的作戰仍然是很堅決的，如第10軍進行的衡陽保衛戰，就至為慘烈，重創日軍。日軍在華斃命的98名少將以上將領中，有53人是1942年以後在正面戰場被擊斃的。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73名師級以上將領，也有24人是在1942年以後犧牲的。如果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正面戰場就完全消極了，怎麼還會擊斃那麼多的日軍將領，而自己犧牲那麼多的高級將領呢？
至於說國民黨積極反共就是為了對日投降作準備，更沒有事實根據。反共和抗日是國民黨同時奉行的兩大方針，但如果國民黨真的要投降日本，還要作什麼反共準備？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嗎？如果說國民黨在進入相持階段後消極抗日是為了保存實力，共產黨同樣也在考慮怎麼保存實力並發展自己。在平型關戰鬥之後，毛澤東就一方面加以表揚，一方面接連發出指示，說這樣的戰鬥不能再打了，因為損失太大。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之後，毛澤東也一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多次批評，在後來的華北座談會上，發動百團大戰甚至成為彭德懷被批評的主要問題之一。所以在一個很長時期內，百團大戰是被否定的，理由就是暴露了八路軍的力量，引來日軍的大掃蕩，造成了根據地的嚴重困難。在對日作戰的方針上，毛澤東和軍隊將領們發生過多次爭論，一直反對軍隊將領們希望打大仗的主張。其實，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清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遲早的事，但抗戰勝利之後必然是國共兩黨的決戰，因此都在為最後的決戰保存力量。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不必互相指責，如果只指責一方，就顯得不公平。
八、關於「三次反共高潮」
與「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相聯繫，還有個「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過去，一般把國民黨發起的三次大規模軍事摩擦，稱為「三次反共高潮」。這種說法，也容易使人過分看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而忽視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另外，這種提法把造成摩擦的責任完全歸於國民黨一方，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事實上，有的摩擦的發生，共產黨一方也是有責任的。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變的發生，共產黨一方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1940年10月，新四軍在蘇北發動黃橋戰役，殲滅國民黨軍韓德勤部11000餘人。11月底至12月，又發動曹甸戰役，殲滅韓德勤部8000餘人。國民黨軍隊遭到這麼大的損失，肯定要加以報復，而報復的最佳對象，就是這時仍然滯留在皖南的新四軍。於是，在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軍北撤途中，就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攻，9000多人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被殲，從而造成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因此，皖南事變的發生固然是由蔣介石的反共本性決定的，但與黃橋戰役、曹甸戰役的進行也有一定的關係。據說在曹甸戰役進行之前，項英曾致電中共中央，建議等皖南部隊過江以後再進行，以免造成被動，但中央認為可以打。曹甸戰役一打，皖南新四軍部隊的處境當然就更加困難了。
另外，在皖南新四軍北撤的時機上，中共中央也是有責任的，不能完全歸罪於項英。毛澤東等雖然多次要項英等儘快過江，但又一再說不必著急，主張再拖一兩個月，對蔣介石的報復估計不足。例如1940年11月2l日，毛澤東表示：「我除在文上『佳電』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實際上我要北移，但現偏要再拖—兩個月），其他是寸步不讓。」同日，毛澤東又指示葉、項：「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難備北移。我們決心以皖南的讓步換得對中間派的政治影響。」[11]（pp．99～100）11月30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項英等電報中又說：「他（指蔣介石——引者）只有嚇人一法，對日本是嚇，對我們也是嚇，除了這個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籌莫展的。」[12]（p．586）12月16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陳毅並告葉挺、項英的電報中，雖然說「局部進攻是必然的」，但又說「依大局看，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12]（p．591）。這必然會放鬆皖南新四軍領導人對蔣介石報復的警惕性。實際上，當時中共中央是以皖南新四軍的北撤作為同國民黨當局談判的條件，以換取湯恩伯、李品仙20萬大軍停止向東進攻蘇北新四軍，減輕蘇北新四軍的壓力，所以在要求皖南新四軍做好北撤準備的同時，又一「拖」再「拖」，從而喪失了撤離皖南的有利時機。如果能早下決心北撤過江，蔣介石就是想報復也沒有機會了。
因此，不應該再繼續沿用「三次反共高潮」這種提法，而應該直接將前兩次摩擦稱為晉西事變、皖南事變。至於「第三次反共高潮」，本來就沒有形成，更不應該作為一次高潮。
九、關於抗日戰爭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地位
對於抗日戰爭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在這方面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對於抗日戰爭地位和作用的重視往往只是口頭上、理論上的，實際上並沒有把它放在那麼重要的地位上。對於這一點，只要看一看有關的紀念設施和影視作品就很清楚了。全國唯一的一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現在經過整修、擴建好多了，原來的規模據說還不如僅僅各進行了幾個月的三大戰役中某個戰役的紀念館；抗日戰爭紀念設施的數量，可能也遠遠不如紅軍長徵紀念設施的數量。即使在著名的接洽日本投降的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和審判日本戰犯的南京等地，也沒有像樣的紀念設施。在影視作品中，紅軍長徵和三大戰役都拍出了長篇巨製，可是對於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卻沒有拍出這樣的影視作品，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影視作品至今只有一部《血戰臺兒莊》。臺灣還拍了一部42集的電視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可是我們至今沒有拍出一部這樣的片子，這與抗日戰爭的重要地位相比太不相稱了。
在抗日戰爭著作編纂方面，中國不僅比蘇聯等國相差甚遠，即使與日本和臺灣地區相比，也顯得遜色。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在戰後集中力量編纂出了多卷本的《戰史叢書》《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等書，臺灣也曾編寫出多卷本的《抗日戰史》（100冊）、《抗日禦侮》等著作。但是，大陸出版的關於抗日戰爭史的著作，有影響、有分量的只有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撰寫的《中國抗日戰爭史》三卷本，張憲文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一卷本等，其分量都無法與上述著作相比。
第二，在觀念上，也往往認為解放戰爭特別是三大戰役比抗日戰爭更為重要。這從上面所說的紀念設施和影視作品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來說，解放戰爭特別是三大戰役當然更為直接，更為重要。但解放戰爭終歸是一場國內戰爭。國內戰爭與對外戰爭相比，當然應該是對外戰爭更為重要。抗日戰爭史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反侵略戰爭，它的地位無論如何都應該比任何一場國內戰爭的地位更高。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來說，抗日戰爭時期也是一個關鍵時期，它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熟起來的，沒有抗日戰爭時期的大發展，也沒有解放戰爭的勝利。
因此，應該對抗日戰爭給予更多的重視，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國家和政府應該組織力量，把基本的史實調查研究清楚，把應該修建或恢復的紀念設施儘快地興建和恢復起來，並建成能代表中國的紀念館和紀念設施，編寫出能代表中國的權威著作，拍攝出能代表中國的影視作品。
十、關於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
對於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大家也是一直充分肯定的。但是，在這方面也存在問題：
第一，是一方面努力肯定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國共兩黨之間互相貶低，只肯定自己一方的抗戰。國民黨一直說共產黨是「遊而不擊」，只知道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共產黨則說國民黨從進入相持階段後就「積極反共，消極抗日」。這就給人一種印象，國共兩黨誰都沒有抗日。無怪乎有的外國學者說，你們自己都說對方沒有抗日，還說什麼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提高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必須改變觀念，全面地、客觀地反映出全民族的英勇抗戰，而不能再互相貶低。如果繼續互相貶低，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永遠提不高。
第二，是有的提法不確切，不能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如有的著作為了突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地位和作用，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亞太戰場的「主戰場」，甚至是東方的「主要戰場」。強調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是完全應該的，但要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主戰場，就要看在哪個意義上加以使用，才比較確切。
如果把主戰場看作不是一個，只是表示它是主要的戰場之一，那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雖然形成了太平洋戰場，但中國的抗日戰爭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地方的主要戰場之一，牽制了大量的日軍，為最後戰勝日本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如果認為主戰場只有一個，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最重要的戰場，太平洋戰場只是次要戰場，那就值得斟酌了。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中國是唯一一個反擊日本法西斯的國家。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用大量的兵力特別是海軍的主力同美國等開戰，中國就變成了反擊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國家之一，其重要性實際上已經下降了。特別是從1943年開始，美國等在太平洋戰場開始反攻，殲滅了大量的日軍，最後把戰火燒到日本本土，對促使日本投降起了重要的作用。據有關資料統計，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共傷亡1864710人，其中僅瓜島等八大戰役就傷亡737105人（僅菲律賓戰役就被打死、俘虜484476人）[8]（pp．367、369），而中國戰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共殲滅日軍150多萬人[13]（p．624），按最新的統計，也只有1611048人[14]（p．395），還沒有太平洋戰場殲滅的日軍多。如果說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最重要的戰場，太平洋戰場只是次要戰場，那就很難令人信服。
另外，有學者提出，說中國的抗日戰爭對於打敗日本侵略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說法也值得斟酌。上面已經說過，美國在太平洋戰場殲滅的日軍遠遠比中國多，而且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如果說對於打敗日本侵略者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話，美國更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日本只承認敗於美國，而不承認敗於中國，其原因也在這裡。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地位不重要，只是說要說得恰如其分。因為反法西斯戰爭是世界上很多國家參加並一直在研究的一場戰爭，只有說得恰如其分，才能為世界各國所承認。否則，就只能是自說自道，那就沒有多大意義。
十一、關於抗日戰爭史的話語系統
長期以來，我們的抗日戰爭史著作都沿用了過去的很多提法，但細細推敲起來這些提法是不科學的。
其一，沿用了日本的一些提法。例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以及「天皇」等等。有的學者已經指出，將日本的侵略行為稱為「事變」，是來源於日本。按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出版的《廣辭林》（金澤莊三郎編纂、三省堂出版）的解釋，「事變」的含義有二；（一）不測的非常的變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動警察進行鎮壓的意外騷動和暴亂。日本將它對中國的侵略行動稱為「事變」，其中隱諱著二層禍心：一是將日本的侵略戰爭與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含糊地稱為「紛爭」、「事變」，以「不適用戰爭法規」為由，抵賴侵略罪名，妄圖逃避國際戰爭法的制裁；二是將日本發起對我國的侵略的原因，歸罪於中國人民不承認日本的「領導地位」，「拒絕與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國人民不願俯首稱臣，所以日本「為懲罪中國人民而作戰」。顯而易見，「事變」一詞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強盜邏輯，充滿著對中國人民的侮辱，有損我中華民族的尊嚴。但是，中國卻一直沿用了這種抹殺日本侵略本質、侮辱中國人民的提法[15]。至於「天皇」，本來是日本對他們的皇帝的尊稱，中國使用這種稱呼就很不應該了。特別是裕仁「天皇」是發動侵華戰爭的最大的罪魁禍首，本來應該對他進行審判並處以極刑，我們卻一直在尊稱他為「天皇」，就更不應該了，應該改為「日皇裕仁」或別的什麼。
其二，沿用了國共鬥爭時期的很多用語，例如「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軍」、「國民黨軍隊」等等。「統治」一詞的本身雖然沒有褒貶，但從習慣的用法來說，卻是貶義的。因此，「國民黨統治區」的稱呼，實質上就是貶義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始終是堅持了抗戰的，而且是當時領導中國抗戰的最大的政黨。當時因為中國共產黨和它存在鬥爭，使用這種稱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國共兩黨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特別是現在正在努力改善國共關係和兩岸關係的今天，仍然沿用這種含有貶義的稱呼，就不應該了。因此，不如把「國民黨統治區」改為「國民黨區域」、「國民黨地區」或「國民黨控制區」，更為客觀和恰當。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是使用「國民黨區域」的稱呼的。例如他在1945年論及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地區的區別時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汙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鬥，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汙，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16]（p．1048）連毛澤東都稱為「國民黨區域」，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改為「國民黨統治區」呢？
至於「國民黨軍」、「國民黨軍隊」等提法，胡喬木早就提出應該加以改變。他說：「我們說慣了國民黨軍隊，但是，這些軍隊歷來不是國民黨直接指揮的。所以，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國民黨政府軍。」[1]（p．259）按照胡喬木的意見改為國民黨政府軍也可以，但我認為還是叫它的正式名稱國民革命軍更好，最好不要再籠統地稱為「國民黨軍」、「國民黨軍隊」。
在今年7月7日於北京大學召開的紀念抗戰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我在談了上述意見之後，徐勇在總結中提出，抗日戰爭史研究應該更新過去的話語系統。我認為他講得比我更明確。為了使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更加客觀和科學，對於那些來源於日本或受日本影響的、來源於國共兩黨鬥爭時期的稱呼和提法，應該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觀、不科學的都應該儘快地改過來。
十二、關於抗日戰爭中的統計數字
關於抗日戰爭史中的很多統計數字，說法也很不一致。有的雖然說法比較一致，但有很多重要史實還沒有完全弄清楚，或者還沒有提供出令國內外信服的詳細統計數據。這裡僅僅列舉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日軍在中國的掠奪和暴行的數字。其中爭論最大的，莫過於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了。現在我們都說日軍在南京屠殺了30多萬人，但日本一些人就一直在狡辯沒有殺那麼多。到底日軍在南京屠殺了多少人？應該儘快地拿出詳細的統計數字與無可辯駁的證據。
第二，關於中國經濟損失和人口傷亡的數字。1991年國務院發表的《中國人權狀況》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1937—1945年），中國有930餘座城市被佔領，直接經濟損失達62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過5000億美元」，「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犤17犦1995年5月，江澤民在莫斯科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中國死傷3500萬人。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數字就有這麼大的變化，不知確鑿的根據是什麼，應該進一步地研究清楚。由國家或領導人宣布的重大數字，不應該輕易地改動，要改動就必須拿出確鑿的根據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就會令外國人不相信。
第三，關於殲敵人數及自身傷亡數字。在戰爭中，各方一般都會誇大殲敵的人數，縮小自己傷亡的人數。特別是殲敵數字，是很難精確統計的。但相差太大，就很難令人相信。現在很多戰役戰鬥的傷亡數字，大陸、臺灣、日本的統計數字就相差太大。例如平型關戰鬥，原來一直說殲滅日軍坂垣師團精銳部隊3000多人，後來改為殲滅日軍坂垣師團二十一旅團輜重部隊及後衛隊1000多人。而國民黨寫的戰史，根據當時的戰報或密報，說只殲滅日軍一個大隊或一二百人。有的學者經過考證，認為實際上殲滅日軍四五百人犤18犦。這次戰鬥到底殲滅了多少日軍，還值得進一步研究。又例如現在廣泛引用的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及東北抗日聯軍分別殲滅的日軍的數字，即正面戰場殲敵859626人，敵後戰場527422人，東北抗日聯軍17．2萬餘人，也值得進一步研究。一是把日軍在東北被殲滅的人數全說成是東北抗日聯軍殲滅的，這就不準確，因為這是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整個東北被殲滅的數字，其中包括原東北軍、義勇軍等殲滅的人數。如果說成全是被東北抗日聯軍殲滅的，那原東北軍、義勇軍等殲滅的日軍到哪裡去了呢？二是正面戰場進行了那麼多大戰只殲滅日軍859626人，而敵後戰場卻殲滅日軍527422人，是不是準確，也值得進一步研究。
十三、關於抗戰人物的評價
與抗日戰爭的性質、地位以及領導者相聯繫的，還有人物的評價問題。即對於那些在抗日戰爭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人物，是主要以他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為標準？還是主要以他們別的時期的行為？例如解放戰爭時期是否以參加內戰等為標準，來評價他們的功過是非呢？例如公認的國民革命軍十大抗日名將張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嶽、衛立煌、傅作義、戴安瀾、張靈甫、王耀武，除了張自忠、戴安瀾因壯烈犧牲，傅作義因起義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後來成了「戰犯」，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跡。特別是張靈甫，因為《紅日》《南徵北戰》的小說和電影，成為眾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沒有人知道他還是抗日名將。對於無數的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民革命軍基層官兵，就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事跡了。我認為，讓他們最後落得這種結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說過，抗日戰爭既然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反侵略戰爭，其地位應該比國內的任何一場內戰都更為重要。因此，對於那些抗戰人物的評價，應該主要根據他們在抗戰中的表現，而不應該主要以他們在別的時期的表現為標準。凡是在抗日戰爭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歷史人物，不管他們在其他時期做了什麼，都應該得到肯定和讚揚，使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跡彪炳史冊，激勵後人。
即使對於蔣介石，也應該做出公正的評價。蔣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後，曾大批地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多次組織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圍剿」；在解放戰爭時期，曾發動大規模內戰，組織對解放區的軍事進攻，是長期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是，他也是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北伐戰爭的領導者，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他也是中國抗戰的領袖，領導了全國的抗戰，特別是領導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正面戰場的抗戰。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戰勝利以後，很多人都是把他作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時期犯下什麼罪行，對於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功績，應該客觀地加以評價和肯定。
也就是說，對於那些抗戰人物應該功過分明，即功是功，過是過，既不能以功掩過，更不能以過掩功。這不僅會使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更加客觀和科學，對於團結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有利的。
十四、關於進一步加強研究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幾點建議
鑑於上面所說的問題，我在2005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曾提出5點建議：
第一，更新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話語系統，凡是來自於日本沒有表明侵略性質的用語，或來自國共鬥爭時期而不利於團結各方面人士不利於改善兩岸關係的用語，都應該加以更新，換成更加確切、客觀的用語。
第二，更新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觀念。即不應該再囿於過去那種國共鬥爭的觀念，「揚共（產黨）貶國（民黨）」、「揚後（敵後戰場）貶正（面戰場）」，而是應該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全面、客觀地充分反映出全民族包括國民黨、國民政府、正面戰場以及民主黨派、中間勢力的英勇抗戰。否則，就不利於團結各方面人士，緩和兩岸關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希望海峽兩岸的學者能夠聯起手來，求同存異，共同撰寫一部海峽兩岸以至國外學者都能接受的，比較客觀、公正、有說服力的中國抗日戰爭史。
第三，更新那些不準確的材料和數字，對重大史實應該進一步做出準確的統計分析。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應下工夫搜集有關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應加強實地調查研究。例如關於日本侵華的罪行和給中國造成的慘重損失，就應該組織力量進一步加強調查研究，以便能夠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第四，把學術研究和宣傳區分開，不能把學術研究看成宣傳，以宣傳的要求和口徑來限制學術研究。例如在宣傳中，可以主要講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後戰場的功績，但在學術研究中，就必須客觀地反映國民黨、國民政府及正面戰場的抗戰。又例如現在廣泛宣傳的一些重要提法，在學術研究中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不能因為看法不同就不讓發表和出版。即使是宣傳，也應該實事求是，客觀公正，講究科學性。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宣傳的效果，否則別人就會不相信，甚至會對整個的抗日戰爭史內容產生懷疑，結果適得其反。
第五，把學術研究和處理中日關係的方針政策區分開來，不能讓學術研究完全服從於現實的對日方針政策。因為處理中日關係的方針政策是從現實需要出發的，而現實需要是隨著形勢的變化不斷變化的。如果擔心對有些問題的研究會妨礙現實的中日關係就不讓研究，當形勢發生變化、需要立即對這些問題拿出研究成果的時候，就會無法應付。在這方面，過去已經留下深刻的教訓，例如對日索賠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讓研究，結果到可以進行索賠的時候，因為缺乏研究而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以後，應該吸取這方面的教訓。對於有關抗日戰爭史的一切問題，都應該放手讓學者們進行研究，而不應該加以限制。
現在，我仍然認為這些建議是正確的，應該努力加以解決。當然，也歡迎提出不同意見，對一些重大問題展開討論和爭鳴。因為只有展開討論和爭鳴，才能促進抗日戰爭史研究的進展，才能使抗日戰爭史研究更加科學、客觀、公正，更有說服力。
十五、關於對抗日戰爭的紀念和反思
今年對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紀念比較隆重，很多論著和影視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華的暴行及對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歌頌了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事跡，倡導繼承和發揚抗戰精神，這都是很好的。但我覺得有一個缺陷，即對日本為什麼大規模侵華，中國為什麼一次次失敗，抗日戰爭有什麼教訓，反思不夠。
中國從近代以來在遭受日本侵略時之所以一次次失敗，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和武器的落後。日本雖然是一個小國，但經濟實力和軍隊的武器裝備遠勝於中國。中國雖然是一個大國，軍隊的數量遠遠超過日本，但經濟實力和軍隊的武器裝備卻遠遠落後於日本。在現代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坦克、汽車、飛機、大炮、艦艇等武器裝備，中國一樣也不能製造。因此，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與日軍相比差得很遠。有的材料甚至說，據日本方面估算，日軍一個大隊（相當於營）的戰力相當於國民黨軍隊一個師犤19犦。在七七事變以後，中國雖然形成了全民族抗戰，但在強大的日軍進攻面前，仍然丟失了大片國土，就是由於兩國、兩軍的實力相差太遠的緣故。正因為如此，日本才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如果中國不是那麼落後，日本就不敢那麼肆無忌憚地大規模侵略中國。
其次，是因為中國政治的腐敗。日本原來和中國一樣，也是一個落後的封建國家，曾經被迫與西方列強籤訂不平等條約。但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國的慈禧太后統治的年代，明治天皇大膽地進行資產階級改革，在政治上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努力實現工業化，迅速地變成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在中國，卻殘酷地扼殺了康有為等人發動的「戊戌變法」，極力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甲午戰爭發生時，北洋艦隊的裝備雖然不比日本艦隊差，但政治和軍隊的腐敗，卻使北洋艦隊一敗塗地。後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時期中國在與日本衝突中的失敗，也是與當時政治和軍隊的腐敗分不開的。
再次，是因為中國政府的軟弱。現在我們說日本從明治維新後就逐步變成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國家，侵佔中國是其既定國策，但在如何侵略中國的問題上，日本統治集團內部並不是沒有矛盾和分歧的。正因為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矛盾和分歧，侵略成性的軍人才不斷地在中國各地進行挑釁，製造事端，以作為擴大侵略的藉口。而由於中國政府的軟弱，使他們的這種手段屢屢輕易地得手。因而，使他們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勢力越來越強大，越來越佔主導地位。如果中國在日本軍人製造事端、進行挑釁時給予迎頭痛擊，使他們的陰謀不能得逞，他們的侵略氣焰就不會那麼囂張，他們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就不容易佔據主導地位。
複次，是因為中國政治和軍隊的不統一。在清朝末年，中國已經是派系林立，形不成全國統一的力量。北洋政府時期，更是軍閥遍地，混戰不一。南京政權建立後，中國雖然在形式上統一了，但各地方實力派仍然是各自為政。在蔣介石企圖削弱地方派系的政策下，他們在同日軍的較量中不能不力圖保存實力，從而為日本各個擊破，一步步蠶食中國提供了條件。例如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軍在東北的數量並不多，東北軍在關外的10萬人如果奮起抵抗，東北就不會那麼輕易丟掉。又例如七七事變時，日軍在華北的數量也不多，第29軍的10萬人如果全力抵抗，平津地區也不會那麼輕易丟掉。但他們為了保存實力，都沒有全力反擊，東北軍甚至根本就沒有反擊，而中央軍又不全力支援，日軍當然就會輕易得手了。
痛定思痛，中國值得總結的教訓實在太多。日本的侵華戰爭雖然已經過去了60多年，但很多教訓我們並沒有進行深刻的總結。當年導致中國一次次失敗的原因現在還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應該怎麼克服和解決？怎樣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和騰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我國在對日關係的處理上有沒有失誤之處？怎樣才能處理好中日兩國的關係？這都是應該進行深刻思考和總結的，而且應該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時的重點所在。
【作者簡介】郭德宏（1942年－），男，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